永徽政治论
孟宪实
永徽，是唐高宗的第一个年号，共6年，即公元650—655年。永徽年号，是在永徽元年元旦当天发布的[1]。永徽年号一直使用到七年正月，正月六日(辛未日)，唐高宗宣布废太子李忠为梁王，立李弘为太子。七日，大赦改元，年号显庆[2]。至此，永徽年号正式完成使命。唐高宗即位之年22岁，在位时间34年。但是，史家似乎更加重视永徽政治，分歧自然如影随至。本文希望在清理相关看法的同时略申己见。不妥之处，尚望方家指教。
一 “永徽政治”问题的提出
如何看待永徽时代的唐朝政治，传世史书，并非口径一致。《旧唐书》在评价唐高宗的时候，并没有专就永徽这个时期做出特有的评价，还没有发明“永徽政治”这样的概念。当然，《旧唐书》是对唐高宗作出否定评价的，在《高宗本纪》之后的“史臣曰”中，表现很充分，其文如下：
史臣曰：大帝往在藩储，见称长者；暨升旒扆，顿异明哉。虚襟似纳于触鳞，下诏无殊于扇暍。既荡情于帷薄，遂忽怠于基扃。惑麦斛之佞言，中宫被毒；听赵师之诬说，元舅衔冤。忠良自是胁肩，奸佞于焉得志。卒致盘维尽戮，宗社为墟。古所谓一国为一人兴，前贤为后愚废，信矣哉![3]
《新唐书》对于高宗的评价同样不高，在《高宗本纪》之后的“赞曰”中，也把武氏之乱很自然地归罪于唐高宗，其辞如下：
赞曰：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棕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棕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棕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遗德余烈在人者未远，而几于遂绝，其为恶岂一褒姒之比邪?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昏童。高宗溺爱衽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呜呼，父子夫妇之间，可谓难哉!可不慎哉?[4]
对于高宗的评价，都是从武则天出发的。《旧唐书》的史臣曰说是高宗荡情于帷薄，于是使得原本还是有贤可称的高宗“顿异明哉”，成为前贤后愚。《新唐书》认为武氏之祸甚于褒姒，不仅唐高宗有责任，甚至确立唐高宗太子地位的唐太宗也有责任，从而导致“毒流天下，贻祸邦家”。
那么，所谓永徽政治，从何而来呢?高宗使用的年号多达15个，为什么只对永徽情有独钟呢?此事肇始于《新唐书》，《资治通鉴》再接再厉，因而形成了一种历史概念。《新唐书》对于永徽政治的评价，放置于长孙无忌传中，其内容如下：
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帝亦宾礼老臣，拱己以听。纲纪设张，此两人维持之也。既二后废立计不合，奸臣阴图，帝暗于听受，卒以屠覆，自是政归武氏，几至亡国。[5]
《新唐书》的长孙无忌传，在介绍长孙无忌死后才有这段评论的。事实上，《新唐书》的这个看法，是把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的失败，看成了唐朝这一时期政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政归武氏，几至亡国”。永徽六年十月，高宗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下一月正式册封。而此前的九月，褚遂良被贬官潭州都督。虽然长孙无忌被治罪“被自杀”是在后来的显庆四年(659)，但比较而言，永徽时期基本上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的辉煌时期，而进入显庆时期他们彻底失败。所以，高度评价永徽时期，其实质意义是从一个角度对显庆此后的政治进行否定。
《资治通鉴》继承了《新唐书》的这种思维和具体说法，但是《通鉴》把他的评价文字放在永徽元年正月，其具体表述如下：
有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上立命斩之。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6]
《新唐书》把对永徽政治的评价放在长孙无忌“被自杀”之后，而《通鉴》把自己的评价放在永徽之初高宗与长孙无忌关系融洽之时，反映了司马光的独特用心。同时，《通鉴》不直接表示对显庆之后政治的否定，仅保留对永徽政治的正面评价。但是，《通鉴》如此安排，并不表明与《新唐书》的用意不同。在显庆四年八月，记录于志宁被贬荣州刺史之后，《通鉴》有一句不太引人注意的评价：“自是政归中宫矣。”[7]《通鉴》的作法，不再像《新唐书》那样大段地使用否定性评价，但是否定的文字依然存在。不仅如此，因为作者用意更隐蔽，显然更容易使读者接受。这就是说，比起《新唐书》的那样态度鲜明的否定性评价，《通鉴》的文字技术性处理，对于实现同样的目标，效果更佳。
所以，永徽政治这样的概念，是《新唐书》首先发明的，其后《通鉴》继承并发扬。那么，这些著作在使用永徽政治这个概念的时候，论证的视角和特有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对此我们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新唐书》：“初，无忌与遂良悉心奉国，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贞观风。”
《通鉴》：“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无论是《新唐书》还是《资治通鉴》，他们在评价永徽政治有贞观之遗风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新唐书》用了两个词汇，一是悉心奉国；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唐高宗在永徽时期政治如何，《新唐书》未提一字。《通鉴》也是先强调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同心辅政”，但提及高宗，说高宗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显然，在《通鉴》的这个描述中，依然是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主，高宗不过是无为听从而已，是一种从属地位。当然，《通鉴》还提到另外一点，即“百姓阜安”，这算是一种社会标准。通过对比，我们发现《通鉴》还是发展了《新唐书》的永徽政治观念，把永徽有贞观遗风论证得更扎实。
讨论永徽政治，百姓的状态当然可以纳入讨论，不过，这里的重点显然是君臣关系。永徽政治之所以受到表扬，是因为唐高宗听从两位大臣的安排。而永徽之后的政治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唐高宗后来放弃了听从安排的习惯。对此，参与《资治通鉴》编写工作的范祖禹表述得十分清楚：
高宗即位之初，日引刺史问民疾苦，尊礼辅臣，恭己以听，故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风。……不数年而悖谬昏惑，忠臣不可谏，骨肉不相保，虽享国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初亲贤，后用佞也。[8]
范祖禹《唐鉴》此论，可以看做是对《通鉴》的注释与发展。在这里，辅臣即忠臣，尊礼辅臣即是尊礼忠臣，后来放弃这种尊礼，所以导致后来的灾难。范祖禹不仅继承了《通鉴》的观点，还有深入论证，即君主亲近什么人直接导致了政治后果的天壤之别。
这样，从《新唐书》到《资治通鉴》把永徽政治的实质定性为君臣关系的良好，具体而言即唐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尊从。对此，赵文润先生早就指出，《通鉴》等肯定“永徽之政”，是为了“颂扬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贞观元老宰相执政的格局”，而“永徽年间确实是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辉煌时代。这主要应是唐高宗的政绩。要说其中有宰相辅政的功劳，那亦在情理之中”[9]。赵文润先生也承认永徽政治的积极价值，但是与《通鉴》等相反，不认为是宰相们的功劳，而是皇帝的功劳。
历史上，把如此短暂的一个时期进行概括评论是很罕见的，一般则是“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开元盛世”、“贞观之治”这类时间较长、特征稳定的一个历史时期才会被集中评论。对于一个时期的历史评价，一定要有比较统一的稳定性，而如永徽政治，从第五年出现废王立武问题，朝廷矛盾激化，真正稳定的永徽政治还不足五年。对于如此暂短的永徽政治提出系统的评价，其实是不妥当的。如上文所论，《新唐书》、《通鉴》的这种做法，不过是一种论述策略，是为了突出唐高宗的错误变化，从而达到否定唐高宗的目的。
总之，唐高宗因为武则天的关系，受到历史的否定性评价，而所谓永徽政治的概念，从属于否定唐高宗这个更重大的论证目标，赞扬永徽这个短时期的政治，是为了全面否定整个唐高宗的政治。所谓“永徽之政”，完全是服务于特定观点的技术性论证策略。然而，这种叙述策略，对于影响读者的历史认识，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认真对待永徽政治的评价，对于正确理解唐高宗不可回避。永徽政治到底应该怎么看，可以有多重分析视角。
二 永徽政治的实相
永徽时期的所有症结，以“废王立武”事件为最终爆发点，深刻的朝廷矛盾由此暴露无遗。而所谓永徽政治叙述，当然不包括废王立武事件本身。《新唐书》、《资治通鉴》强调的永徽政治，就时间上看，就是以废王立武事件为分水岭，此前可以归为永徽之政的论述，而此后则是对永徽之政的怀念。永徽之政的核心问题，《新唐书》重点表彰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忠心奉国，而《资治通鉴》强调长孙无忌、褚遂良与唐高宗之间的合作良好，虽然也有一句“百姓阜安”，但并不是诉求核心。总之，永徽之政概念从发明之时开始，就是围绕君臣关系展开的。所以，永徽之政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君臣关系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大臣集团与唐高宗的关系问题。
赵文润先生撰文《唐高宗再评价》，在基本同意永徽之政概念的同时，列举史实，也证明永徽之政确实良好，但是他的结论则与《新唐书》等不同，认为永徽之政业绩的取得，主要是因为唐高宗而不是长孙无忌、褚遂良。赵先生拟题“唐高宗的永徽之政”，已经标明了初衷，而从纳谏勤政、关心民众、发展生产和保持国家统一等几个方面论证永徽年间的文治武功，指出“永徽年间是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辉煌时代。这主要应是唐高宗的政绩。要说其中有宰相辅助的功劳，那亦在情理之中”[10]。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有力地反驳了《新唐书》、《通鉴》把永徽之政归功于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观点。
永徽时期不论如何风调雨顺，百姓生活如何安定和谐，都不能证明这样的功劳应该属于谁，无论归功于皇帝还是执政大臣，都是有偏颇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君臣没有矛盾冲突的时候，朝廷的事情双方应该都是有所参与、有所贡献的。本文这里强调的是，即使不把废王立武计算在内，永徽之政也绝非一片光明。比如褚遂良置产案件，比如房遗爱案件。其中不乏朝廷黑暗和政治丑陋[11]。
褚遂良置产案最初也不过是一件普通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应该也是有限的。中书令褚遂良利用手中的权力，强行购买中书省译语人史诃耽的房屋，而价格却是根据政府的估价。
对此，《通鉴》的记载比较简略，为：
监察御史阳武韦思谦劾奏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大理少卿张睿册以为准估无罪。思谦奏曰：“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睿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是日，左迁遂良为同州刺史，睿册循州刺史。[12]
褚遂良买地案，以褚遂良贬官同州刺史，维护褚遂良的大理寺少卿张睿册贬官循州刺史而告一段落。根据《旧唐书·高宗本纪》时间是永徽元年十一月己未，即十一月二十五日[13]。褚遂良因为强行低价购买属下译语人的土地，被监察御史告发，虽然大理寺少卿张睿册起而维护，最终还是受到贬官处分，至少证明是犯法行为[14]。
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永徽三年正月己巳(十一日)，“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15]，仅仅一年，褚遂良东山再起。原来担任中书令，现在改为吏部尚书，都是三品，但是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而这就是宰相最明显的标志。这就是说，褚遂良虽然犯法受到并不严重的处分，但这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他的官运不降反升，成了当朝宰相。褚遂良既然再次得势，当初告发他的监察御史韦思谦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韦思谦传写到：“及遂良复用，思谦不得进，出为清水令。”[16]褚遂良的报复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永徽元年褚遂良购地案不是什么大案件，但永徽三年底四年初的房遗爱案，则是名副其实、震惊朝野的大案。房家的祸事至少看上去都是高阳公主引造出来的。最初，为了替丈夫房遗爱争夺房玄龄留下的封爵，诬告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非礼自己，企图以此获得房遗直已经继承的封爵。房遗直也用反告的方式还击。没有想到，房家兄弟的阋墙之争，引来了虎视眈眈的政治敌人。长孙无忌从一个流氓案件入手，深入调查，结果很快发现了一个谋反的集团。荆王元景、将军薛万彻、驸马都尉柴令武等都在其中。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证据存在，从严整治，也不算冤枉。但是，武王恪是被生硬陷害的，虽有房遗爱揭发这个环节，毕竟是对长孙无忌诱惑的呼应。再有，李道宗也因此案牵连而死，原因是李道宗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向来关系不好[17]。所以这个案件具有铲除异己的政治本性就不难证明了。
《旧唐书》作者在写长孙无忌传的时候，还是很认真地承认长孙无忌的忠诚，所以在“史臣曰”中写道：“及黜废中宫，竟不阿旨，报先帝之顾托，为敬宗旨诬构。”[18]但是，在同一部书的《太宗诸子传》的史臣曰中，开篇即言：“太宗诸子，武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疾，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19]同一部书的两个“史臣曰”，竟然如此不同调，至少可以证明一方面李恪之死海内冤之，同时对于主持该案件的长孙无忌也有气愤的一面。如果说，房遗爱案是永徽年间政治黑暗最典型的一幕，应该是没有多少异议的。
在这个案件中，唐高宗的角色很值得重视。长孙无忌与吴王李恪的结怨，史书写得清楚，就是因为唐高宗。太宗已经确立了李治为太子，但是有所不满，认为吴王李恪英武类我，又再次萌发重新选立太子的念头。结果，长孙无忌坚决捍卫李治，反对李恪，李恪的太子之路就此中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长孙无忌对李恪痛下杀手，也可以看作是为了唐高宗的安全。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对于李恪的最后处置，唐高宗究竟是同谋者还是不知情呢?《通鉴》记录了一个情节，在诏书宣布赐荆王元景、吴王恪自尽之后，唐高宗流着泪对侍臣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20]结果，兵部尚书崔敦礼以为不可，皇帝的要求就被否决了。唐高宗真的无能行使赦免之权呢，还是有意作秀呢?对此，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证据，只能认为两者皆有可能。不过，可以说明的一点是，在此之前，唐高宗与长孙无忌虽然也有过一些摩擦，但是公然否定长孙无忌，唐高宗一次也没有做过。要么是唐高宗演技太高，可以在大臣面前流出泪；要么是确实无奈，只能看着亲人死去而不能救助。
言及永徽之政，《新唐书》《资治通鉴》十分强调唐高宗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的信从。不过，史书还是记录了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摩擦事件，这对于理解永徽政局，显然不是可以忽略的问题。
唐太宗对于唐高宗的期望是很清晰的事。唐太宗在高宗为太子的时候不仅谆谆教导，还专门为太子撰写了《帝范》一书。《贞观政要》卷4《教戒太子诸王》记载唐太宗对太子的殷切教导：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21]
观太宗对高宗的教诲，无非是爱惜民力与克己纳谏两项，而这也是唐太宗治国的最重要心得。《资治通鉴》还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帝范》完成之后，太宗对太子说不要以自己为榜样，因为“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等等[22]。
唐高宗即位以后，应该说还是想努力实现太宗的遗愿，所以不仅勤政，而且乐于纳谏。永徽元年正月，唐高宗亲自接见各地朝集使，每天接见十位刺史，问百姓疾苦，了解地方政治[23]。本来，这些作为朝集使的刺史，可以统一接见表示一下皇帝的关心即可，而高宗却要一个个接见，不辞辛苦。史书记录此事，也无非表示皇帝的勤政而已。同年九月高宗外出行猎，谷那律谏议，高宗的表现是立刻接受批评，“上悦，为之罢猎”[24]。永徽二年九月卢文操盗窃，因谏议大夫萧均的谏议而免去卢的死刑，并称赞萧均“此真谏议也”[25]。这些行为，显然都是可圈可点的，唐高宗的勤政努力也是很明显的。
但是，唐高宗的努力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而永徽元年、二年连续几次的晋州地震更让这些新皇帝心存疑虑。晋州在山西，高宗以前就是晋王。所以，晋州的连续地震肯定让他感觉特别不妙。在人们相信天人感应说的时代，年轻的皇帝有点紧张是很正常的。为此，高宗征询了侍中张行成的意见。张行成是贞观老臣，跟高宗私人关系很好。高宗即位的时候，搀扶高宗登上宝座的就是张行成。张行成一定看出了问题所在，所以回答让人十分震惊：
天，阳也；地，阴也。阳，君象；阴，臣象。君宜转动，臣宜安静。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26]
张行成的地震解说，《旧唐书》本传并未标明时间，但《新唐书》本传却接着写道：“帝然之，诏五品以上极言得失。”[27]对此，《新唐书》卷3《高宗纪》写在永徽二年六月“庚辰，晋州地震，诏五品以上言事”[28]。由此可知，地震、张行成建议和诏五品以上言事是相互连续的因果事件。当张行成认为地震与政治相关，或者“女谒用事”或者“大臣阴谋”的时候，高宗采取的对策是让五品以上官员对朝廷提意见，如果这个信息表述为“言事”的话，还是很和缓的语气，而用《张行成传》的说法则是“极言得失”，显然是更加尖锐的表述。那么，高宗诏令言事，究竟是针对“女谒用事”的还是“大臣阴谋”呢?
皇帝下令五品以上官员给朝廷提意见，结果怎么样呢?《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对此有所披露：
永徽二年，监修国史。高宗尝谓公卿：“朕开献书之路，冀有意见可录，将擢用之。比者上疏虽多，而遂无可采者。”无忌对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帝曰：“又闻所在官司，犹自多有颜面。”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时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高宗无不优纳之。[29]
唐高宗对公卿们表示不满和失望，开了献书之路，结果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意见。这里的献书，应该就是上书言事之意。对于皇帝的不满，没有人回应，一贯不太当众表态的长孙无忌只好自己回答，他的看法是因为朝廷做的太好，没有疏漏，上书言事的人抱着侥幸心理，当然不会有什么真知灼见。当然他还大方地表示，开放言路还是必要的。这其实否定了皇帝诏令大家提意见本身。皇帝受到否定，立刻还击。你说朝廷没有问题，我则听说朝廷有情面问题。长孙无忌也毫不客气，说照顾情面是人之常情，相信皇帝也不可避免，但是决没有严重到因为人情而枉法的情况。此事，《资治通鉴》放在永徽二年闰九月[30]，显然与六月诏令五品以上官员言事是联系在一起的。
令人无奈的是，从《旧唐书》的《长孙无忌传》到《通鉴》，在高宗与长孙无忌的这个对话之后，都要讲一通高宗对长孙无忌的信任，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这段对话，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皇帝与长孙无忌的冲突。从贞观末到永徽中，长孙无忌大权独揽，这是人所共知的，给朝廷提意见，岂不就等于给长孙无忌提意见?所以我们看到，皇帝号召官员提意见，但大家反应冷淡，令皇帝大感失望。而从长孙无忌的言谈看，则知官场冷淡的原因了。在长孙无忌和皇帝之间，大家不敢贸然响应皇帝的号召，毕竟比起皇帝的不满来，得罪长孙无忌是更严重的问题。那么皇帝最初令五品以上官员言事，究竟针对的是“女谒用事”还是“大臣阴谋”呢?显然是后者。朝廷上气氛沉闷，似乎是永徽政治的一大特色，到永徽五年秋天，唐高宗还在表达不满，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31]唐高宗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怎么可能贞观时候论事终日不绝，而今天却无事可议。“你们为什么都不说话呢?”面对高宗的责问，这些五品以上的官员除了沉默还能说什么?难道永徽二年长孙无忌所谓的朝廷“固无遗缺”之说，还能继续糊弄皇帝吗?
高宗对朝廷执政的不满一直在持续，而妥协忍让的一方始终是皇帝。永徽三年七月，又一件让高宗不爽的事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皇帝有了太子。对此，《通鉴》的记载比较简略：
秋，七月，丁巳，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王皇后无子，柳奭为后谋，以忠母刘氏微贱，劝后立忠为太子，冀其亲己；外则讽长孙无忌等使请于上。上从之。[32]
立太子当然是朝中大事，但是陈王李忠的确立，却是从稳固王皇后地位的目的出发的。中书令柳奭作为皇后的舅舅发明此谋，而长孙无忌等积极配合，结果唐高宗表示同意。但是，在我们对照新旧《唐书》以后才会发现，立太子之事，原来是有过更复杂的过程。
《旧唐书·燕王忠传》：
时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奭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三年，立忠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为父后者赐勋一级。[33]
《新唐书·燕王忠传》：
王皇后无子，后舅柳奭说后，以忠母微，立之必亲己，后然之，请于帝。又奭与褚遂良、韩瑗、长孙无忌、于志宁等继请，遂立为皇太子。[34]
中书令柳奭的谋划先得到了王皇后的同意，但是王皇后却在高宗那里碰了钉子。《新唐书》只说到王皇后“请于帝”没有讲结果，而《旧唐书》等甚至没有提到这个环节。如果皇后直接说服皇帝同意立李忠为太子，朝廷的众多宰相们就没有必要再废口舌了。此事，皇后首先与皇帝商议也是符合情理的，不能想象皇后没发言宰相们反而先置喙。为什么朝廷中的大人物纷纷出动呢?《新唐书》用“继请”，《旧唐书》用“固请”，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先行前来说服皇帝的人都遭到皇帝的拒绝，所以才有大人物们陆续出场。正是因为皇帝坚持拒绝，所以才有大臣们“继请”和“固请”。这么多人来说服一个人，唐高宗要面对这么多人的喋喋不休，皇帝还要维持朝廷的大局，最后只好妥协，听从安排了事。
在这个事情上，皇帝和皇后到底谁的感情更重要呢?一切被安排的唐高宗虽然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他抵抗不了对方的人多势众。皇帝连自己的接班人也被人安排好了，虽然这违背自己的意愿，但最后却不得不妥协。皇帝希望如贞观时期那样，朝堂之上人人畅所欲言，但是他的热情却遭遇到了沉默甚至冷漠的无情打击，对此，他又无计可施。此时的唐高宗，作为皇帝，徒有其名而已。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永徽执政集团，却远比皇帝更有权威，更能为所欲为。从这个观点观察房遗爱案件，长孙无忌的掌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皇帝哭诉希望保全叔父、哥哥的性命被无情驳回，也是同一政治生态下的必然结果。兵部尚书崔敦礼在永徽四年十一月能够晋升为宰相，应该就是因为协助长孙无忌，亦即回绝了皇帝的请求有关[35]。唐高宗在永徽年中的忍让、妥协、郁郁不申，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而这一切矛盾最终以废王立武事件为爆破点实现总爆发，顺理成章。
总之，高宗在永徽时期，作为一国之君，却基本上处于被安排的位置上。对此《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却给予高度积极的评价，认为是君臣关系良好的时期，甚至说有贞观之风。这种看法，究竟是忽略了事实呢还是认识不清呢?
三 永徽政治的特质
永徽是一个充满政治变数的时期，以长孙无忌大权在握，到废王立武高宗完全收回权力，政治激荡，斗争炽热。伴随着掌权人物的改变，一批朝臣随着起伏。而陈寅恪先生认为，在这些权力斗争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变动，从此掌控中国北方政治的关陇集团退出历史舞台，而代表新的社会阶层的一批人物在政治上崛起。“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之世局也”[36]。
本文不准备对永徽政治进行社会层面的探讨，但就政治而言，讨论其特质所在。所谓政治特质，这里是指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有政治功能，或称特有本质。永徽是唐高宗的第一个年号，是他继承唐太宗的朝廷，继续统治天下的初期。对于唐高宗而言，这个初期的政治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学习、实践和熟悉朝廷的政治生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而更好地完成皇帝的角色。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专门为接班人写作的《帝范》，对于皇帝的角色进行了高度概括，既是唐太宗的政治心得，也是唐太宗对接班人的政治期望。《帝范》第一卷第一章为《君体》，内容很简略：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37]
其中，涉及到帝王的品格特征，即使唐太宗没有逐字逐句解释，唐高宗也一定会认真思索。怎样做好一个皇帝，就是新皇帝面临的最重要一课。从新皇帝的个人立场看，新近登基，合格的皇帝就是最重要的目标。不仅如此，就实际权力的掌控而言，也是一个逐渐学习掌控的过程，直到完全掌控为止。新皇帝的这个成长过程，从主观到客观，从预设到实践，这条道路是别无选择的。
但是，永徽政治，就我们了解的情况而言，这样的一条皇帝成长之路显然不是很顺利的。就皇帝个人的视角而言，唐高宗做出了种种努力，不论是与大臣配合还是勤政，从主观上说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唐高宗却越发感觉到压制的力量，贞观时期的风气不见了，没有积极建言、人人努力的政局，而他自己的努力也泥牛入海。朝廷之上万马齐喑，而党同伐异的流言又不绝于耳。几年下来，唐高宗与最高权力的距离不仅没有越来越近，似乎是越来越远。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执政团队。从永徽政治的特质来说，皇帝的逐渐成长有赖于辅佐大臣的协助，而长孙无忌、褚遂良就是这个团队的代表。以长孙无忌而言，当初既有推立之功，后来又有维护之益，现在辅佐高宗不仅据有太宗遗志，更因为名分职务，无不高高在上。但是，几年之后我们看到，对唐高宗的压制，恰恰来自这个执政团队本身。究竟是因为他们感觉皇帝尚不成熟，认为大政奉还的机会还不成熟；或者认为他们实际掌握实权对于江山社稷更有利，反正皇帝与执政团队的矛盾在不断的积累中。皇上不想立的太子，被他们最终确立了。皇帝不想让叔叔、哥哥死，最后还是死了。
应该说，在永徽政治的特殊时期，皇帝逐渐掌权，执政团队逐渐让出权力，是最合理的政治方向，也是既定的政治方向。长孙无忌等正应该扶上马送一程然后放手让皇帝执政，这既顺理成章，也会减少政治动荡。毕竟，平稳过渡，是永徽政治的绝对主题，“过渡”是本质，“平稳”是条件。执政大臣团队紧抓权力不放，而皇帝掌权又是大势所趋，如此一来，矛盾的产生就不可避免。其实，我们看到的君臣矛盾，不是军国大事，常常是皇帝亲身经历的政事或者皇帝身边的事情。比如，对于边疆问题的处理，就没有见到君臣之争，而在永徽年间，西北边疆问题是很严重的。这大约可以说明，皇帝参与意见的政事应该是有限的，而在他能够参与的政事中，每每出现掣肘、摩擦和不愉快。为了皇后安全而确立太子竟然不顾皇帝的意志，这合适吗?当初李承乾谋反都可以不杀，为什么李恪一定要杀?最后，唐高宗要废王立武，执政大臣团队坚决反对，双方斗争于是全面爆发。永徽作为过渡政治，本来可以不必如此的，但是这场终极性的对决终于还是到来了。
三省制度之下，没有三省官员的配合，皇帝一人只能成为光杆司令，因为皇上发令必须经过中书与门下两省官员的签署才能生效。而当时三省长官除了李勣之外，基本上都是长孙无忌的人。所以，皇帝有需要是必须经过长孙无忌的。有一个镜头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当高宗第一次准备提出废王立武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前往长孙无忌家，希望通过贿赂的办法获得长孙无忌的同意。《通鉴》如此记录此事：
(高宗)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38]
皇帝知道长孙无忌的地位与作用，要废立皇后必须经过这一关，于是与武则天一同前往长孙无忌家来拜访，用官位与财宝讨好长孙无忌。结果，长孙无忌礼物照收就是不办事。皇帝与武则天“不悦而罢”，不悦显然是很正常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朝廷到底谁在掌权。长孙无忌明知道皇帝的来意，而皇帝的这个意图他是不赞同的，但是他依然可以坦然收下重礼。皇帝需要长孙的同意，甚至不惜用重金行贿。行贿与受贿，反映双方之间的关系，谁也不会同意大权在握的人会行贿自己的下级。唐高宗作为皇帝的存在，在长孙无忌这些执政大臣的眼中，不是太过轻视了吗。
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斗争双方的不同叙述。长孙无忌与褚遂良方面，强调王皇后的无过错和武则天的道德缺陷(曾经侍奉过太宗皇帝)。唐高宗最初以王皇后无子为理据，但拥护皇帝一派的后来叙述，则发生了显著变化。第一，李勣的家事说，即认为废王立武一事“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第二，许敬宗的田舍翁比喻：“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安生异议乎!”[39]皇帝一派，虽然如许敬宗的比喻不免粗俗，但是道理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废王立武之事，皇帝有权自己决定，别人无权干预。可是，现在的皇帝却不能自己决定，不相干的人坚持反对，让皇帝都不如田舍翁。李勣的家事说，其实也是一个意思。在李勣的言语中，自己是外人，褚遂良等也是外人，皇帝自己应该说了算。很清楚，执政大臣一派强调道德正当性，而皇帝派强调权力正当性。在同一件废王立武之事上，双方意见针锋相对，但强调的重点是完全不对应的。
尽管双方叙述重点不同，但是对于废王立武事件的看法，一千多年以来应该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影响巨大。从社会意义上说，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深刻独到。仅从政治层面说，废王立武事件标志着当局最高权力的转移，唐高宗从此大权独揽，而此前的执政大臣则彻底告别了政治舞台。原本可以平安的权力转移，最后却闹得大动干戈，惨烈收场。这可以看做是权力悲剧性的再次呈现。
永徽政治以悲剧结束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而唐太宗应该就是其中之一。太宗临死之前，召长孙无忌、褚遂良和太子李治在病榻之前安排后事，首先对两位大臣说：“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又谓太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最后对褚遂良说：“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馋人间之。”[40]胡三省注曰：“武、许之间二臣，玉儿之命犹在高宗之耳，何遽忘之邪!”胡三省认为武则天、许敬宗就是离间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人，是高宗忘记了太宗的临终之命。在太宗的临终命令中，前两番话都是正常之语，希望今后君臣互相信任，而最后一句含义丰富。这里，太宗先肯定无忌的忠诚与功劳，但最后一句令人匪夷所思，为什么唐太宗认为自己死了之后会有人离间长孙无忌。所谓离间，显然是离间长孙无忌与新皇帝的关系，所以才会要褚遂良从中实施保护。
结合长孙无忌的历史，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贞观十八年，唐太宗曾经当面评价“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41]。唐太宗为什么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呢?遍查长孙无忌的个人经历，与此事相关的只有一事，即贞观二年罢相事，《通鉴》记载很清楚：
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42]
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录相似，也是无忌“深以盈满为诫，恳请辞机密，文德皇后又为之陈情，太宗不获已，乃拜开府仪同三司，解尚书右仆射”[43]。据《长孙皇后传》，长孙无忌初任右仆射，皇后就不同意，后来又多次催促无忌“苦求逊职”，[44]但没有提及有人密表之事。密表所称“权宠过盛”，当有事实根据，否则以无忌与皇帝的关系，谁敢无事生非。何况，最初任命长孙无忌为右仆射的时候长孙皇后就是反对的，而太宗根本不理会皇后的意见。现在，皇后依然坚持固有意见，而太宗最终解除了长孙无忌右仆射之职，就不得不承认密表的作用。从太宗召集百官表白的情形看，朝廷中人应该多有了解。权宠过盛，宠，应特指皇帝的特别信任，权，当指揽权过限。长孙无忌后来又几次谦让权位，是可以看做善避嫌疑的。但是，从唐太宗的领导者地位出发分析，对长孙无忌的表扬完全可以看做是正面鼓励之辞，而正面肯定本身就是希望避免长孙无忌走向反面，因为他是有揽权的嫌疑或事实的。
所以，太宗担心自己死后有人离间长孙无忌与唐高宗的关系，其实就是担心长孙无忌揽权的旧病复发，可想而知，如此一来，与当朝皇帝高宗的矛盾必然爆发。但是，唐太宗仍然用正话反说的方式表达这层含义。胡三省只看到了唐太宗语言的表面，没有继续深究，所以把最后唐高宗与长孙无忌的矛盾爆发仅仅视为唐高宗单方面的责任，并没有全面理解唐太宗的用意。
比较而言，唐太宗对于高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一定会更偏重于儿子一方。上文所引《帝范》首章，可以看出太宗对高宗的希望，如山岳，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总之，太宗皇帝绝不会希望高宗成为大臣的傀儡，也曾经担心高宗软弱而难当皇帝大任。可以设想，太宗给高宗留下的大臣班底，太宗一定会耳提面命，反复交代，哪位大臣有什么特点，应该如何应对。只不过，史书没有留下相关资料，让很多读者误以为唐太宗只想保护长孙无忌，而从人性的基本面分析，在长孙无忌和唐高宗两个人之间，唐太宗理所当然会以高宗为重，在太宗心目中，长孙无忌主要是手段，高宗才是目的。
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驾崩，几天之后的六月一日，唐高宗就正式即位，这就是唐朝的第三任皇帝，当时的年龄是21周岁。唐太宗生前，对于身后的政治有多方面的安排，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保证唐高宗接班顺利，稳定唐朝的政治。以长孙无忌为首的辅佐大臣团队，正是唐太宗亲手建立起来的。为了求得稳定，唐太宗让长孙无忌处于十分突出的位置上，贞观二十二年长孙无忌一度以司徒检校中书令，同时“知门下、尚书二省事”，即三省长官皆由长孙无忌一人担任。胡三省为《通鉴》作注，特别标示到“长孙无忌盖总三省之事”[45]。雷家骥先生也特别说到，这是一种“破坏三省权力制衡的方式”[46]。但是，如此突出长孙无忌，肯定是唐太宗的主意。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史书记载很多，而让长孙无忌担任过渡时期的朝廷大总管，在唐太宗看来一定是最合适的。首先，长孙无忌是唐高宗的亲舅舅，这层关系无人能比。其次，在李治担任太子的问题上，长孙无忌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第三，后来唐太宗还一度因为李恪而犹豫，是因为长孙无忌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所以捍卫唐高宗长孙无忌也是居功最高。第四，长孙无忌是同唐太宗一起打天下的老功臣，凌烟阁功臣榜长孙无忌排位第一，因此在官场上威信最高。第五，长孙无忌有才干，也曾被唐太宗表扬过。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总之，长孙无忌有条件被唐太宗选中担任如此重要的使命。长孙无忌在贞观末期的大权独揽，是来自唐太宗的信任，永徽时代，不过是同样状况的继续而已。但是，这种情势本身就容易招致危险，因为君弱臣强向来被认为是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状态。历史上，霍光的故事常被当作这方面的典型，而长孙皇后就经常以霍光为教训。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与唐高宗的关系还十分良好，矛盾爆发距离尚远，但是洛阳人李弘泰在正月里就诬告长孙无忌谋反，结果被杀掉[47]。李弘泰不会有什么证据，他的行为不过是根据朝廷的政治格局认为皇帝与长孙无忌应该发生问题，他便来投机，寄希望矛盾已经爆发，皇帝乘机清除长孙无忌，如此自己就立得大功。结果，他的投机时间不正确而导致牺牲性命。如果到显庆四年(659)再来，李弘泰一定会马到成功，因为后来皇帝和许敬宗为了清除长孙无忌，不得不对没有什么关系的李奉节告发太子洗马韦季方案件加以利用。
总之，从最初唐太宗的安排到君主政治的一般规律，永徽政治应该是一个过渡时期，长孙无忌顺利辅佐唐高宗，最后实现唐高宗完全执政。但是，永徽政治却陷入了“二元政治”结构中难以自拔。所谓二元政治，就是政治出现了两个中心，法理上皇帝唐高宗为最高政治首脑，而事实上长孙无忌是政治首脑。因为长孙无忌没有及时让出权力，并且对皇帝进行了种种的制约与安排，导致两个中心发生冲突，最后以废王立武事件为爆破点，长孙无忌一派彻底失败，以个人悲剧的方式退出政治舞台。
所谓永徽之政有贞观之风的说法，是很荒诞的。永徽政治的结局，《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以他们的学术建树，绝对不可能没有了解，可是他们为什么还是提出了“永徽政治”这个原本就不成立的议题呢?他们没有提供直接证明，但从本文最初提供的资料，即所谓“永徽之政”说的创立，我们今天能够进行合理的判断，症结还是武则天。没有废王立武，就不会有后来的武则天称帝，而武则天毫无疑问是唐朝的破坏者。所以，追踪原始根据，长孙无忌一派反对废王立武，反而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一种有远见的行为。因此，君为臣纲的老原则在“永徽政治”论中只好后退，让我们看到很不习惯的立场，站在长孙无忌一派大臣的立场上批评作为皇帝的唐高宗。
其实，武则天称帝是彻底的偶然事件，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把武则天称帝归罪于唐高宗是不公正的，因为高宗同样无法预料。至于因此而把高宗与长孙无忌的矛盾也颠倒论证，则更是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聪明，有违史学家的客观公正立场。北宋女主政治发达，是否北宋的史学家希望通过武则天的例证阻吓北宋的政治女强人，此意属于北宋政治课题，需要论证。作为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欧阳修、司马光，考虑北宋实际而立论唐朝历史，如果确实存在，我们则不得不努力排除这种行为带来的历史误解。
注释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诏改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7页；(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略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页。
[2]《唐会要》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第75页；《新唐书》卷3《高宗纪》，第57页。
[3]《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112页。
[4]《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第79页。
[5]《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第4022页。
[6][20][23][24][25][30][31][32][38][40][47]《资治通鉴》卷199，中华书局点校本1957年版，第6270—6271页、第6281页、第6272页、第6275—6276页、第6286页、第6278页。
[7]《资治通鉴》卷200，第6317页。
[8]范祖禹：《唐鉴》卷4《高宗》，白林鹏、陆三强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9][10]赵文润：《唐高宗再评价》，原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7辑(1998年)，收入作者《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6—304页、第282页。
[11]雷家骥著《武则天传》第四章有“永徽政局的阴暗面和皇后废立的贿赂关说”一节，虽没有正面批评歌颂永徽政治的旧说，但意图所指确是很清楚的。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资治通鉴》卷199永徽元年十一月己未日，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272—6273页。此事，《唐会要》卷61《御史台中》也有记载，互有异同，《唐会要》记录是买宅而不是地，并且涉及大理寺丞张山寿，而另外一个当事人是译语人史诃耽，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13]《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第68页。
[14]雷家骥先生写到“由此看来，遂良可能真有此事，故长孙无忌快速处理，让遂良外出暂避风头，以免根究之下获罪更深，牵累更多人，是则无忌隐然有纵容贪污、乡愿朋党之意”。见雷家骥：《武则天传》，第107页。
[15][28]《新唐书》卷3《高宗纪》，第54页、第52页。
[16]《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第2861页。
[17]《旧唐书·李道宗传》：“四年，房遗爱伏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素与道宗不协，上言道宗与遗爱交结，配流象州，道病卒，年五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56页。《通鉴》的文字是“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第6281页。
[18]《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之“史臣曰”，第2456页。
[19]《旧唐书》卷76，第2666页。
[21]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13页。
[22][45]《资治通鉴》卷198，第6251页、第6252页。
[26]《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第2705页。
[27]《新唐书》卷104《张行成传》，第4013页。
[29][43]《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54页、第2447页。
[33]《旧唐书》卷86《燕王忠传》，第2824页。
[34]《新唐书》卷81《燕王忠传》，第3586页。
[35]这是雷家骥先生的观点，本文十分认同。参见《武则天传》，第113页。
[36]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原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37]唐太宗：《帝范》，吴云、冀宇《唐太宗全集校注》收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95—596页。
[39]《资治通鉴》卷199，第6291—6292页。有关李勣的特别作用，本文暂且阙如，将以专文的方式进行讨论。
[41]《资治通鉴》卷197，第6210页。
[42]《资治通鉴》卷192，第6046—6047页。
[44]《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第2165页。
[46]雷家骥：《武则天传》，第101页。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