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储君作为皇帝的第一继承人而存在，它一般遵照中国古代宗法制中“立嫡立长”的原则，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也会“立贤立爱”。
　　一方面为了巩固宗法家族的统治，皇帝需要有作为皇储而存在的继承人，但继承人的存在又会对皇帝的权力构成一定的威胁。由于储君拥有极大的权利，所以往往和皇帝发生冲突，从而导致被废或被杀；而力量强大的皇储由于不满皇帝的约束，也会有叛逆现象，乃至弑君。另一方面，由于觊觎储位，皇帝的儿子们往往相互倾轧，甚至兵戎相见，这样的例子就更加平常了。由于以上原因，皇储顺利册立、顺利继位的情况并不多见。随着皇帝权力的不断加强，皇太子的权力越来越被削弱。但是反过来，正是由于皇太子的权力不再对皇帝构成威胁，皇帝有足够的权力来约束他的其他儿子们，所以后期的皇太子顺利继位的反而比较多，这一点通过唐代肃代德三朝的皇位承继可知。
　　根据皇储的地位升降，通常可将唐代的皇储制度分为三个时期来讨论。其中以玄宗以前为第一期(618—712年)，玄宗至宪宗为第二期(713—820年)，穆宗至唐末为第三期(821—907年)。
　　一 第一期的储君制度(818—712年)
　　在第一期中，由于关陇集团中部分投机分子的依附，皇储和主要亲王(如高祖朝可独自开府，并拥有自己势力集团和护卫亲军的秦王世民与齐王元吉；太宗朝的中山王承乾与濮王泰；中宗朝的相王旦)拥有较强的实力，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暴力取得皇位。起初太原起兵时，高祖“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焉；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焉；各置官署”[1]。后来又以元吉“留守太原，封姑臧公”[2]，在定鼎关中之后，高祖诸子开始分化为由关陇宿旧集团所支持的“太子党”，由军功贵族集团所支持的“秦王党”和以太原留守集团所支持的“齐王党”。后来由于太原基地为刘武周所夺，齐王被迫回撤长安并进而与太子联合形成一个反对秦王的集团联盟。在此情况下，处于劣势的秦王只得通过一次突然的袭击扭转局势，是为“玄武门之变”，又称为“六月四日事件”。由于买通和控制了北门禁军(隋文帝上法天象以筑长安城，宫城居京城之正北)，秦王集团轻而易举的取得这次政变的胜利。这一事件对唐朝历史造成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秦王那些血气方刚的子孙在那些昏暗专制之时，总是竭力仿效其先祖，一次次试图地发动改变王朝命运的政变；另一方面，那些胜利者又吸取其“胜利的教训”，想方设法地使包括皇储在内的一切第二人不致再通过此法取得胜利。
　　在“六月四日事件”之后，又出现了三次玄武门事件，这些流血事变一再证明控制北门禁军的重要。故“唐代历次中央政治革命之成败，悉决于玄武门即宫城北门军事之胜负，而北军统治之权实即中央政柄之所寄托也”[3]。但另一方面又恰恰说明了储君及那些拥有储君权利的准储君的地位是极高的。有时在储君与皇帝发生激烈对抗时，大臣们往往鼠首两端，他们既不敢违抗皇命，又不愿得罪储君。这就造成了“皇帝”成了皇室家族中“兵强马壮者”的终极桂冠，有“智与力者”皆可取而为之。太宗朝太子承乾与濮王泰又法其叔伯，终为太宗所双废。高宗朝在王皇后无子的情况下，以“立子以长”的原则，立燕王忠为储君，后来王皇后被废，又依次立武皇后之子孝敬皇帝弘、章怀太子贤和周王显为储君。武周时代以封建宗法制为指导的皇储制度告一段落。然而皇储一经立定，洛阳版的玄武门事变又迫使武周时代走向其历史的终点。中宗复辟，安国相王旦和镇国太平公主又开府置军，韦后与安乐公主又操纵中宗皇帝，节愍太子重润在继位无望的情况下发动了又一次玄武门之变，自宫城南门攻入，最终在随从反戈的情况下兵败被杀。此后，“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立为皇太女，由是与后合谋进鸩。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龙殿”[4]。在相王、太平公主的支持下临淄王隆基及其潞州随从联合一部分禁军中层将领发动了玄武门之变，使得摇摇欲坠的李唐王室得以匡复。
　　二 第二期的储君制度(713—820年)
　　在平定“武韦之乱”后，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这就是所谓的“睿宗时代”。此期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王朝宗法制被恢复，但又与以前有所不同。凭借“圣子之功”登上帝位的睿宗皇帝在朝廷事务中只起一个消极的作用，而皇储隆基则处于实质上国家执政的地位，并牢牢地控制着京都禁军。在睿宗逊位后，凭借着铁与血和慈父的仁让取得帝位的玄宗皇帝对可能影响到其统治的那些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宗室、外戚和宰相的权利被大大限制，皇权得到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加强，任何贵族集团或个体已不再在国家政权中起主导作用。史书记“上素友爱，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5]。这当然只是玄宗皇权政治的一方面，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开元三年(715)次子瑛被立为皇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皇储已不允许出阁，拥有护卫亲军的权利也被剥夺。这一方面使任何皇族不再拥有对抗皇帝的能力，有利于皇族的常保和国家的安定，另一方面，在国家动乱之时，任何试图取得皇位的军事领袖都有可能对聚居的皇族施以大规模屠杀，以达到消亡其气数肇建新朝的目的。“三王之难”后，皇储瑛被废杀。次年玄宗第三子亨被立为皇储，由于宰相和宦官的影响，皇储的地位仍不固定。
　　“安史之乱”的爆发和皇储“灵武僭位”正是对“中央集权和皇帝专权”的两个反动，这种局面一直从此期持续到宪宗时代。玄宗避蜀之后曾有让其诸子分王天下的打算，但是做为储君的肃宗却在灵武即位。并在两年之后收复京城，使得肃宗成为玄宗朝不可易之皇储，故玄宗回銮后只得承认这一即成事实。此后代宗以军功成为肃宗朝不可易之皇储，德宗又以军功成为代宗朝不可易之皇储。顺宗虽然未有军功，但自德宗即位之年即为皇储，已成二十余年不可动摇之势。宪宗之立一是以其长子身份，二则朝中刚正派及宦官的支持。总之，此期的五位皇储都有其不可动摇性，他们可以选择一部分官僚或宦官组成一个通过正当或非正当手段承继或抢夺皇权的皇储集团。官僚或宦官只有选择他们才能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换言之即他们有不可替代性。这与《唐语林》中所载唐后期那种由宦官选定“但是李氏子孙，内大臣定，外大臣即北面事之”[6]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们仍应看到此期的皇储地位还是和唐前期有所不同的。首先这种皇储权利略有恢复的出现只是一种战时的特殊情况，它只是玄宗朝的变异而非高祖朝的再现；其次，自玄宗朝确立的不立正宫的制度在此期得到了较为严格的执行，由是便削弱了皇储从外戚处得到的援助。
　　三 第三期的储君制度(821—907年)
　　在宪宗长子昭惠太子宁于元和六年(811)病逝后，次年三子穆宗被立为皇储。由此开启了唐代皇储史上的新篇章，因为这是建立在一个由宪宗所缔造的相对中央集权的国家之上的皇储制度，自泾源之变德宗南狩至黄巢之乱僖宗南巡的近一个世纪内中央政权渐渐恢复元气。由此皇帝对皇储的不信任又开始加剧，加之宦官对禁军的控制、文官朝廷的党争和近畿藩镇的干预，使得皇储的地位又开始下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唐末昭宗以诸王掌兵为止。根据《旧唐书》记载穆宗的即位很有可能是源自一场由宦官发起的弑君行动，但这个论据似乎又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穆宗已是宪宗的正妻郭贵妃所生的立了九年的皇储，已有一定的不可动摇性；其次，即使宪宗真为宦官所杀也并不能证明这次弑君事件是一个阴谋，可能它仅仅是由于宪宗皇帝服食丹药过度时行为比较残暴罢了；最后，这可能只是宣宗皇帝为了继位而造成的一种政治借口。穆宗在其即位五年后得病而亡，此后他的长子、次子和五子分别在宦官的拥立下成为皇储并登上皇位，后来成为人们所熟知的敬宗、文宗和武宗。但此中又有所不同，敬宗是在长庆二年(822)以长子的身份被立为皇储的，也就是说他仍不是为宦官所拥立。在敬宗被弑后，文宗成为第一个完全由宦官所拥立的皇帝。正是由于这种拥立来自宦官，才导致他对宦官深深的仇恨。最终甘露之变使他变得消沉起来。文宗驾崩后他的异母弟武宗在宦官的拥立下登上帝位，他的一系列改革最终迫使宦官在他驾崩后要将帝位从穆宗这一系转移。
　　武宗的改革几乎是卓有成效的，一方面他削弱了宦官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坚持对藩镇和边疆部族施以武力以巩固自宪宗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此外他还模仿玄宗皇帝与庶族联姻并给其后妃(王美人)以较低的身份，另之他只重用一两个宰相以辅助其处理政务。令人遗憾的是他高估了自己的年龄，没有过早地确立皇储，最后给宦官以可乘之机。宣宗是唐朝后期一位重要的完全由宦官拥立的皇帝，此后的每一位皇帝几乎都是宦官直接干预的结果。然而宣宗对皇储权利的恐惧使其最终丧失了对其进行有利于干预的机会，最终使得宦官凭借“立子以长”的原则选定懿宗为其继承人。紧接懿宗之后继位的是五子僖宗，他亦为宦官所立。当黄巢起义使得唐王朝不可能再对整个国家进行有效统治之时，任何皇储只是作为一个符号而不再具有实际意义。继僖宗而立的异母弟昭宗在风雨飘摇之时，试图一反玄宗之禁锢而给诸皇族以兵权，然而却加速了皇族和整个王朝急速灭亡的步伐。后来在朱温胁迫下迁洛，有唐皇储制度自此告终。
　　储君制度是一个多重命题，对它的探讨必然要涉及到每一位皇帝，因为他们都在一定时期内或某个时间点(在成为储君的同时取得帝位的人)曾做为储君而存在，最终并胜利取得帝位。因此，可以说每一位皇帝都是业已取得帝位的当然的储君。而对这些储君时段或储君点而言，有些虽然没有储君名分但拥有储君实力的人应被考虑在内，而另一些被追赠为储君或只有象征性储君名分的人(如睿宗皇帝第一次在位时的储君成器，“文明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7]。)却可以被忽略。最后，储君制度还可能受到皇帝、后宫、外戚、宦官、朝臣甚或是近畿藩镇的影响。就有唐一朝而言，皇储的地位是与国家政权的稳固性成反比的，在国家动乱期，皇储往往拥有较高的地位，而在稳固期皇储的地位往往会受到皇权执行者的较大压力。
　　注释
　　[1]《资治通鉴》卷184恭帝义宁元年六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739页。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9，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45页。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4]刘昫：《旧唐书》卷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页。
　　[5]《资治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二年五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01页。
　　[6]王谠：《唐语林校证》卷7第953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59页。
　　[7]《旧唐书》卷95，第3009页。
　　(李岩，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