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介永强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上发表了《<唐长安佛寺考>补苴》一文，该文在孙昌武先生《唐长安佛寺考》的基础上，新增补唐长安及其近郊佛寺28所，并对某些佛寺的建置沿革问题进行了订正。介先生的补正，推动了该课题的研究，嘉惠学林，诚为美事。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其中关于所谓“安福寺”的说法，恐怕不能成立。本文提出参考意见，供介先生和读者定夺。
　　《唐两京城坊考》之类的考证书籍没有出现过安福寺，介先生用了三条史料来论证它：第一条是《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所说：广德二年(764)“十一月乙未，(仆固)怀恩与蕃军自溃，京师解严。丁未，(郭)子仪自泾阳入觐，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上御安福寺待之”。第二条论据是《资治通鉴》卷252“懿宗咸通十四年(873)”所载“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云云。第三条出自唐人苏鹗的《杜阳杂编》卷下：“(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
　　如果以上三条史料都非常可信的话，就完全可以证实安福寺的存在。但它们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其中第二条史料问题最大。细读之，这段出自《资治通鉴》的叙述只提到了安福门，只字未提“安福寺”，所以不能用来作为安福寺的论据。检索《资治通鉴》全文，也没有出现过“安福寺”一词。那么，提供“安福寺”说法的史料就只剩下第一和第三两条史料。下面来辨析一下这两条论据和相关记载。
　　与《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相同，同书卷120《郭子仪传》也记载了郭子仪进京这件事，但它的说法是，广德二年十月，“(郭)子仪自泾阳入朝，帝御安福门待之，命子仪楼上行朝见之礼，宴赐隆厚”。可见在同一史书中，对该事件的记载并不一致。无独有偶，《杜阳杂编》卷下所记载的懿宗迎佛骨事亦出现于其他史料之中。其一便是介先生所引的《资治通鉴》卷252，再有就是《旧唐书》卷19上《懿宗本纪》所说：“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声震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二者均作“安福门”而不作“安福寺”。那么，到底应以哪条史料为准，也就是说代宗是在哪里迎接郭子仪、懿宗是在哪里迎接佛骨的呢?这就需要辨别史料的正误，不能盲从某一孤证。
　　唐代的长安城，不论宫城、皇城还是外郭城，每座城门上都建有城楼。所以，史书中有时将“门”和“楼”连称。如《旧唐书》卷7《睿宗本纪》：景龙四年(710)六月“辛丑，帝挟少帝御安福门楼慰谕百姓，大赦天下”。同书卷99《严挺之传》：“先天二年(713)正月望，……追作先天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酺宴。”又如《资治通鉴》卷248宣宗大中三年(849)：“八月……河、陇老幼千馀人诣阙，己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一些唐代帝王陵墓中的壁画则更加直观地描绘了当时城门楼的形象。苟明于此，我们再来分析以上所引的史料。
　　据《郭子仪传》，“(代宗)御安福门待之，命子仪楼上行朝见之礼”。这是说郭子仪进京时，代宗在安福门上的城楼里等候他，等郭到达安福门下，代宗命其上楼朝见。据《资治通鉴》，懿宗迎佛骨时，“御安福门，降楼膜拜”。这是说懿宗见佛骨仪仗自开远门浩浩荡荡入京，就从安福门上的楼里下来膜拜。这两次上楼与下楼的记载完全符合上述唐长安城的城门建制。所以，“安福”一词的后面只能是“门”而不会是“寺”，这样才更符合史书叙述的原意。
　　那么为什么史料中还会出现“安福寺”一词呢?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安福寺”，应系误抄“安福门”所致。繁体字“門”与“寺”有相似之处，很容易被抄错，这种鲁鱼亥豕的现象在古籍中是屡见不鲜的。《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作“上御安福寺待之”，“待”字很有可能是抄写者将“门”误为“寺”的又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会不会“寺”是正确的，而其他史籍误将其抄作“门”呢?这种几率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上引《旧唐书》卷19上《懿宗本纪》在记载同一事件时两次出现了“安福门”，其可信程度不会低于笔记小说《杜阳杂编》。
　　总之，介先生列举的三条史料都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文本比对和合理推断，《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和《杜阳杂编》卷下中所记载事件发生的地点只能是安福门而不会是安福寺。“安福寺”的说法是有误的，不足以证明安福寺的存在。
　　(侯振兵，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