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最近，余有幸拜读侯振兵先生《唐长安城真的有安福寺吗》一文，获益良多。侯先生对介永强先生《<唐长安佛寺考>补苴》(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辑)一文所补“安福寺”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侯文虽持之有故，但其结论仍容检讨。笔者不揣冒昧，也就“安福寺”和“安福门”问题，略言谈管见，不妥之处，尚冀方家指正。
　　关于唐长安安福寺，介先生一文所引3条史料分别如下：
　　1.《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载：广德二年(764)“十一月乙未，怀恩与蕃军自溃，京师解严。丁未，子仪自泾阳入觐，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上御安福寺待之”。
　　2.《资治通鉴》卷252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载：“春，二月，癸巳，上遣救使诣法门寺迎佛骨，……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
　　3.唐人苏鄂《杜阳杂编》卷下载：“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泰僧赐金帛各有差。……”
　　侯振兵先生认为第1条和第3条史料所载“安福寺”应是“安福门”，理由是繁体字“門”与“寺”二字十分相似，导致史籍误抄“門”为“寺”，并以《唐两京城坊考》和《资治通鉴》等史籍未见“安福寺”为由，断言唐长安只有“安福门”而无“安福寺”。这一论断看似不无道理，但是有失偏颇。
　　《白居易集》卷15《靖安北街赠李二十》一诗赫然有云：“榆荚抛钱柳展眉，两人并马语行迟。还似往年安福寺，共君私试却回时。”众所周知，诗人白居易秉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其诗一贯坚持反映社会民生现实的创作理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这首诗中，作者白居易和李二十(即李绅)两人情深意笃，曾两次经“安福寺”，不禁感慨良多，故以诗志之，其情其景，诗人断然不会将“安福门”误作“安福寺”。再则，“安福寺”在诗中第三句，在七言绝句的押韵问题上，不必刻意追求韵脚，诗人也不会将“安福门”改作“安福寺”。至于诗中的靖安北街，在长安城朱雀门街东第二街靖安坊。可见，白居易此诗所言“安福寺”即为唐长安之安福寺，唐长安确实有安福寺。
　　《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载：广德二年(764)“十一月乙未，怀恩与蕃军自溃，京师解严。丁未，子仪自泾阳入觐，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上御安福寺待之”。此则史料中“安福门”的确也存在谬误。有道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郭子仪凯旋归朝，代宗于(安福)寺院之中接见有功大将，于情于理，皆为不妥。又《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载：“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对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尝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虏寇豳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若近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子仪自泾阳入朝，帝御安福门待之，命子仪楼上行朝见之礼，宴赐隆厚。”这则史料同样是记述了郭子仪抵御仆固怀恩凯旋归朝，代宗“御安福门待之”。《旧唐书·代宗纪》和《旧唐书·郭子仪传》二者抵牾，不言自明。这一抵牾，还需通过其他相关史料来佐证。
　　《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载：会昌四年“八月戊戌，王宰传稹首与大将郭谊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献于京师，上御安福门受俘，百僚楼前称贺。以魏博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何弘敬进封庐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检校司空、兼太子太师、同平章事，进封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宰相李德裕守太尉，进封卫国公，加食邑一千户。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河东节度使陈夷行卒。”
　　《旧唐书》卷20上《昭宗本纪》载：景福二年“九月丙寅朔，以武胜军防御使钱镠为镇海军节度、浙江西道观察处置等使，仍移镇海军额于杭州。乙亥，覃王率扈驾五十四军进攻岐阳，屯于兴平。李茂贞以兵逆战，屯于周至。壬午，岐军进迫兴平，王师自溃。茂贞乘胜逼京师，进屯三桥。甲申，昭宗御安福门，斩观军容使西门君遂、内枢密使李周潼，遣中使赐茂贞诏，令收兵归镇。茂贞陈兵临皋驿，数宰臣杜让能之罪，请诛之。制贬太尉、平章事、晋国公杜让能为雷州司户。”
　　《唐会要》卷14《禘祫下·献俘》载：“会昌四年二月，河东监军吕义忠奏，擒贼杨弁元荣并同谋大将军五十四人，献俘于阙下。其年八月，平泽潞，枭逆贼刘祯，传首京师。十八日，御安福门受献。其日，先告宗庙社稷毕，文武及在京九品官、宗子诸亲、蕃客诸道使客等并在楼前立班称贺。”
　　《新唐书》卷208《刘季述传》载：“刘季述者，本微单，稍显于僖、昭间，擢累枢密使。杨复恭之斥，帝以西门重遂为右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时李茂贞得兴元，愈跋扈不轨，宰相杜让能与内枢密使李周<言童>及重遂谋诛之，乃兴师，以嗣覃王戒丕为京西招讨使，神策大将军李鐬副之。茂贞引兵迎壁盩厔，薄兴平，王师溃。遂逼临皋以阵，暴言让能等罪，京师震恐，帝坐安福门，斩重遂、周<言童>以谢茂贞，更以骆全瓘、刘景宣代为两中尉。”
　　凡此种种，可见兵戎乃朝廷大事，唐代皇帝皆在“安福门”举行，《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所谓“上御安福寺待之”确系谬误。尽管这一谬误显然存在，但是如前所论，目前我们还不能完全断定唐长安没有安福寺。
　　(王逸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