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古人所称的“温汤”，即今人所谓的温泉，指温度高于当地平均气温的泉水。中国古人很早就对温泉有一定认识和利用，到了唐代，温泉洗浴变得极为普遍。人们所熟知的唐代温泉，莫过于因杨贵妃而有名的骊山华清池，但是唐代的温泉并非只有骊山一处，分布较广，利用程度也不一样。而且，唐代的一些著名温泉与皇室关系密切，也折射出唐代的政治变迁。下面，本文将就古人对温泉的认识与利用，唐代“温汤”的分布，以及“温汤”与唐代政治的兴衰等诸问题，作一些考证和论述。
　　一 古人对“温汤”的认识和利用
　　中国史籍中关于温泉的最早记载，是从《山海经》开始的，其称地下的热水源为“汤谷”[1]。到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则详细著录了当时所知道温泉的数量，共有41处，其中河源33泉，冬泉6处，余不确者有2处。就当时温泉所处地域而言，在黄河以北的有11泉，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有13泉，长江以南的有16泉[2]。
　　我国古人很早认识到了温泉的功用，据传西周晚期，周幽王就曾在骊山筑池洗浴，但史无所载，无法定论。最早利用温泉进行沐浴的记载是秦始皇的时候[3]，但古人认识一个事物需要一定过程，故可以论断，至少先秦之时，古人已经用温泉水洗浴。之后，东汉的张衡十八岁时，曾到骊山温泉洗浴，浴后所作的《温泉赋》写道：“六气淫错，有疾厉兮。温泉洎焉，以流秽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哉，保性命兮”，意思是说，洗浴温泉可以治疗疾病，可以洗去污秽的东西，可以祛除烦脑和邪恶的念头，还可以使人们的生命得以保存，延长寿命。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也说：温泉“其性大温，补命门，真火虚寒等症”[4]，可见汉代以来人们对于温泉治愈疾病的作用已经多有了解。
　　温泉除了用于健体、疗疾，也可用于农业生产。南朝梁人刘昭在注《续汉书》时引用佚名所著《荆州记》：“城南六里县西北有温泉，其下流有数十亩田，常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新谷便登，一年三熟。”[5]到了唐代，政府还专门设立温泉监一职，用于管理长安附近的温泉，并将其用于农业，使瓜果早熟，史载：“温泉监：泉在京兆府昭应县之西。监一人，正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上。录事一人，府二人，史二人，掌固四人。温泉监掌汤池宫禁之事。丞为之贰。凡王公已下至于庶人，汤泉馆有差，别其贵贱，而禁其逾越。凡近汤之地，润泽所及，瓜果之属先时而毓者，必苞匦而进之，以荐陵庙”[6]，可见温泉在唐代农业生产中的运用逐渐规模化。
　　当然，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温泉数量都是有限，作为一种比较稀有的珍贵自然资源。唐代之前的人们尽管已经对温泉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在生产中加以利用，但这种利用还是局部的和偶然的，最普遍的还是用于洗浴。唐王朝建立以后，出于帝王的个人喜好，温泉洗浴文化流行，成为贵族的一种娱乐、休闲方式。
　　二 唐代主要“温汤”之分布
　　前面介绍了唐代及其之前人们对温泉的认识和利用，唐代的温泉有哪些呢?《封氏闻见录》说：“海内温汤泉甚多，有新丰骊山汤，蓝田石门汤，岐州凤泉汤，同州北山汤，河南陆浑汤，汝州广成汤，兖州乾封汤，邢州沙汤，凡八处，皆有温泉。”[7]当然这并非唐代温泉的全部，只是当时人们较为熟悉的。这些温泉在所处地域，多集中在当时唐帝国统治的中心地带——关中与洛阳附近。关中附近有四处，为骊山汤、石门汤、凤泉汤与北山汤，处于洛阳地区的则有广成汤与陆浑汤，除此之外，乾封汤则位于山东，沙汤处于河北。
　　从当时唐代著名温泉的分布来看，其多集中于唐王朝的心脏地带，并与皇室关系密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古代的温汤作为一种比较稀有的珍贵自然资源，必然首先用来为统治阶级所服务，因此根据唐代温汤服务对象的不同，又可将唐代温汤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为皇室服务的温汤，即皇家浴场，有骊山汤、凤泉汤和汝州广成汤，另外五泉则非皇家专用浴场。
　　在唐代的皇家温汤浴场中，最为著名的是骊山温汤。《雍录》载：“骊山温汤在临潼县南一百五十步，直骊山之西北。”[8]《十道志》曰：“泉有三所，其一处即皇堂石井，后周宇文护所造。隋文帝又修屋宇，并植松柏千余株。贞观十八年，诏阎立本营建宫殿、御汤，名汤泉宫，是年更名温泉宫而改作之。”[9]到了玄宗时期，“玄宗于骊山置华清宫，每年十月，舆驾自京而出，至春乃还。百官羽卫，并诸方朝集，商贾繁会，里闾阒咽焉”[10]。又“自天宝六载以来，华清宫中益治汤，井池台观，环列山谷。御汤曰九龙殿，亦曰莲花汤”。骊山温汤的内部形制，史书也有记载，《明皇杂录》曰：“宫内除供奉两汤外，内更有汤，十六所长汤，每赐诸嫔御，其修广与诸汤不侔，甃以文瑶密石，中央有玉莲花捧汤，喷以成池。又缝缀锦锈为凫鴈，置于水中，上时于其间泛钑镂小舟，以嬉游焉。次西曰太子汤，又次西宜春汤，又次西长汤十六所。今唯太子、少阳二汤存焉。又有玉女殿汤，今石星痕汤、玉名瓮汤所出也。”[11]可见，唐代的骊山温汤不但规模空前，且奢华无度。
　　其次，要属汝州的广成汤了，广成汤在唐代也称汝州温汤，早在北魏时已被辟为皇家温汤。唐代前期是汝州广成温汤最兴盛的时代，当时洛阳是唐王朝实际的政治中心，因此洛阳附近的广成汤就成为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皇家浴场，如：仪凤元年“二月，天后劝上封中岳。癸未，诏以今冬有事于嵩山。丁亥，上幸汝州之温汤”[12]。到了永隆元年二月，“癸丑，(高宗)幸汝州温汤。丁巳，至少室山……甲子，自温汤还东都”[13]。后来，女皇武则天再次赴汝州广成温汤，“乙巳，太后幸嵩山。春，一月，丁卯，幸汝州之温汤。戊寅，还神都”[14]，这是女皇武则天在76岁时到汝州温汤洗浴的记录。唐玄宗多次率群臣临幸汝州温汤洗浴，如：开元十四年“冬十月，废麟州。庚申，幸汝州广成汤。已巳，还东都”[15]。关于广成汤的形制，史书不载，但今天在洛阳仍有武后池、流杯亭等陈迹，表明了昔日的奢华。
　　在唐代的皇家温汤中，除了以上两汤外，就剩下凤泉汤了。唐代凤泉汤所隶州县多有变化，史载：“(隋)义宁二年置郿城郡，又析置凤泉县。武德元年曰郇州，以凤泉来属。三年州废，以郿隶稷州。七年来属。贞观八年省凤泉。大历五年权隶京兆。有太白山，有凤泉汤。”[16]史载：永徽五年三月“乙丑，(高宗)次凤泉汤”。到了玄宗朝，凤泉汤是除骊山汤以外，皇家第二温汤浴场。开元三年十月“甲子，(玄宗)幸郿县之凤泉汤”。开元十一年“十二月甲午，(玄宗再)幸凤泉汤”。开元十八年“冬十月……庚寅，(玄宗三次)幸岐州之凤泉汤。癸卯，至自凤泉汤”[17]。
　　与唐代皇家浴场的奢华和繁盛场面相比，其他温汤则相对沉寂的多，史料记载极少。在非皇家浴场的五大温汤中，石门汤较为突出。石门汤泉位于蓝田县西南四十里，其发现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史载：“唐时尝大雪，此地落即融，有异僧云必温泉也。掘之果然。”[18]又云：“石门汤泉在县西南四十里，俗名汤峪，有泉五，曰玉女，曰融雪，曰连珠，曰漱玉，曰濯缨。人病风湿者，浴之多愈。”[19]又载：“唐初有沙门空藏者，居蓝田山中，方大雪，山谷中有气上蒸发石而汤泉出其下。开元中，勅给事中杨营缉之增多其室宇。”[20]可见，尽管石门汤并非皇家浴场，但也由官方专门管理。其它四泉虽然湮没无闻，难以稽考，但应与石门汤相类。
　　三 “温汤”与唐代的政治兴衰
　　唐代温汤的兴废，与唐代政治的兴衰相伴。开元盛世时骊山温汤的兴盛与唐末“丧乱以来，(骊山)汤所馆殿，鞠为茂草”[21]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思考，于是唐代的温汤又被赋予了政治和历史的内涵。
　　皇家温泉浴场的出现并非开始于唐代，早在秦始皇时就已出现，北魏以来渐次发展，到了玄宗时期，其则发展到极致，史载：“明皇幸华清宫，新广汤，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以石梁及莲花同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悦，命陈于汤中，仍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纔出于水际。上至其所，解衣欲入，而鱼、龙、凫、鴈皆若奋鳞翼，状欲飞动。上恐，遽命撤去，而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数十间，屋皆周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木香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累瑟瑟及沈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22]而且，玄宗朝，每年冬季临幸温汤几乎成为当时的定制，温汤浴场规模空前并极尽奢华，并把沐浴与养生、娱乐结合起来，昭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繁华盛世。
　　同时，玄宗时期温汤浴场的极度繁荣，亦可看作是玄宗穷奢极欲的极致，也预示着丧乱的开始，这就使得玄宗之后的人对玄宗时的温汤别有看法。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云：“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佩合，万国会同车马奔。金钿照耀石瓮寺，兰麝熏煮温汤源。贵妃宛转侍君侧，体弱不胜珠翠繁。冬雪飘摇锦袍暖，春风荡漾霓裳翻。”[23]而对于玄宗朝以后的唐代君臣来说，作为玄宗朝时最大的皇家浴场——骊山温汤，简直成为不祥之地。如：宝历中，“上欲幸骊山温汤，左仆射李绛、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屡谏不听，拾遗张权舆伏紫宸殿下，叩头谏曰：‘昔周幽王幸骊山，为犬戎所杀；秦始皇葬骊山，国亡；玄宗宫骊山而禄山乱；先帝幸骊山，而享年不长。’上曰：‘骊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验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温汤，即日还宫，谓左右曰：‘彼叩头者之言，安足信哉!’”[24]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唐后期以来人们对骊山温汤的看法。
　　不仅唐代，唐以后人们也将唐代的兴衰和温汤关联起来，宋人曾说：“天下有道，人主以忧勤而忘逸乐；天下无道，人主以逸乐而忘忧勤。自昔国家乂安，四夷宾服，享国日久，侈心渐生，若汉武帝之单于震詟，而有千门万户之观，唐明皇之北边无事，而有骊山温泉之幸。至于隋之帝，陈之后主，危亡日迫，游观无度，不足效也。”[25]
　　注释
　　[1]袁珂校译：《山海经》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2]李仲均：《中国温泉开发利用史》，《中国科技史杂志》1982年第2期。
　　[3]刘庆柱辑注：《三秦记·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4]尚志钧：《本草拾遗辑释》，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
　　[5]《后汉书》卷22《郡国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79页。
　　[6]《旧唐书》卷4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96页。
　　[7]《封氏闻见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9页。
　　[8](宋)程大昌等：《雍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页。
　　[9]《资治通鉴》卷212，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752页。
　　[10](宋)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6页。
　　[11][22](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页。
　　[12]《资治通鉴》卷202，第6379页。
　　[13]《旧唐书》卷4，第78页。
　　[14]《资治通鉴》卷206，第6523页、第6543页。
　　[15][17]《旧唐书》卷8，第190页、第196页。
　　[16]《新唐书》卷3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3页。
　　[18](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32，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19](明)赵廷瑞：《陕西通志》卷9，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20](宋)陈思：《宝刻丛编》卷8，台湾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47页。
　　[21](宋)钱易：《南部新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1页。
　　[23](清)曹寅编：《全唐诗》卷435《江南遇天宝乐叟》，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821页。
　　[24]《资治通鉴》卷243，第7845页。
　　[25](元)脱脱：《宋史》卷405，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246页。
　　(王效锋，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