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千秋镜是唐玄宗为庆祝自己的生日，于自己的诞节——千秋节那天颁赐群臣的铜镜。另外，群臣为贺寿也铸造千秋镜作为礼品奉献给玄宗。虽然传世及考古发现的千秋镜很难明确地断定是皇帝赏赐还是群臣所献[1]，但这类铜镜的特征却是十分鲜明的。根据《全唐诗》中千秋节诗作、千秋镜著录和以往学者的研究，大体可将千秋镜分为二类，第一类，铸有“千秋”镜铭。镜形为葵花形，镜背纹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盘龙纹，镜铭有“千秋”、“千秋万岁”、“万春千秋”[2]；另一种是双鸾(双雁)纹[3]，镜铭只有“千秋”二字，第一类当是性质明确的千秋节镜。第二类，是不带“千秋”镜铭的盘龙镜和月宫镜。此类镜镜形多数是葵花形，少数是菱花形、圆形，尽管没有铭文，但根据千秋节诗作可以推断此类镜也应属于颁赐和进奉的千秋节镜。
　　千秋镜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纪念意义和特殊用途的镜类，其图纹较为单纯，尤其是其他种类唐镜中不见的盘龙、月宫图纹和“千秋”等镜铭，应有着明确的寓意和功能象征，对于探讨唐代铜镜图纹的设计思想具有重要的价值。结合千秋节设立的背景，便会发现汉代以来的神仙思想对唐代千秋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这一影响发生的根源在于笃信神仙道教的唐玄宗身上。因为他的存在，使得铜镜的铸造生产与社会政治发生了广泛而密切的关联。这在铜镜铸造史和艺术发展史上，都是亘古未有之特例。
　　一 千秋镜铸造的历史背景
　　千秋镜铸造的直接动因是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千秋节的设立。对这一节日设立的起因、过程、结果和变更，《旧唐书·玄宗本纪》、《唐会要·节日》、《资治通鉴》开元十七年、《册府元龟》、《封氏闻见记·降诞》都有记载。《旧唐书·玄宗本纪上》云：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已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4]。《唐会要·节日》云：“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等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休假。群臣当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做寿酒宴乐，名赛白帝、报田神。制曰：‘可’。”[5]
　　“历代帝王，无降诞日，惟开元中始为之”[6]，唐玄宗的诞节——千秋节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此节日的设立一方面是开元盛世下臣民对皇帝崇拜的产物，顺应了臣民祈愿皇帝长寿、国家昌盛太平的心理，另一方面，则是玄宗个人长寿成仙心愿的国家性表达[7]。
　　在唐代帝王中，玄宗最为笃信神仙道教。他即位之初，即亲访理道及神仙方药之事[8]。开元九年(721)，迎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箓，成为道士皇帝。开元十五年(727)，再度召司马承祯至都，赐绢三百匹，以充药饵之用，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禄卿韦绦至其所居修金箓斋，复加以锡赉[9]，开元中征著有《神仙可学论》的道士吴筠待诏翰林，问神仙修炼之事[10]。开元二十一年(733)，征有长年秘术的张果入京，亲问治道神仙事，并效仿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的做法，诏玉真公主降于张果，欲取神仙药[11]。
　　玄宗不仅个人追求长寿成仙，还将这一愿望融入国家祭祀中。开元十三年(725)，封禅泰山。《史记·封禅书》曰：“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12]《后汉书·祭祀上》云：“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禅而后仙，于是欲封禅。”[13]从以上记载来看，封禅即有着不死成仙之目的。而玄宗所封泰山，道家认为其神祗为东岳泰山君，主治死生[14]。玄宗的封禅采取“(皇帝)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的分祭之法，既是为了使“灵山清净”，更是为了使天子密与神仙相接。所用玉牒玉册也是为了通仙[15]。封禅以后，围绕着玄宗个人的符命征应的国家祭祀也建立起来，如开元十六年(728)以后兴庆宫的祠龙坛，即是为了获得龙致雷雨为神物的感应[16]。
　　深谙玄宗心思的右丞相张说等人，为了迎合玄宗日益增长的长寿成仙的追求和愿望，便于开元十七年(729)提出了设立皇帝诞节的动议。张说的《请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中写道：
　　左丞相臣说、右丞相臣璟等言：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箓。追始寻源，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含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五，恒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夫曲水禊亭，重阳射圃，五日彩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17]
　　此表以“圣人出日月记其初”的天人感应论为依据，认为“开元神武皇帝二气含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应以八月五日，诞圣之辰为千秋节，天下宴乐，起到“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的作用。
　　这篇充满符命征应色彩的表文非常符合玄宗的心思。动议很快被玄宗采纳，千秋节遂正式作为唐朝的国家节日，开始在全国执行。开元十八年(730)八月丁亥日，玄宗“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赐五品已下束帛有差”[18]。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进奉、赏赐铜镜等千秋节节庆活动。
　　千秋节设立后，开元二十四年(736)因千秋节开始了祠寿星的国家祭祀[19]。开元二十七年(739)就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事，唐玄宗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余依”；开元二十九年(741)九月七日，敕：“诸道真容，近令每州于开元观安置，其当州及京兆、河南、太原等诸府有观处，亦各令本州府写貌，分送安置。”天宝三载(744)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20]。这样，玄宗就将国家祭祀和诞节变为皇帝祈祷福寿的工具，使帝王的求仙活动凌驾于国家政治之上，而道教也因此扩大了影响。
　　二 千秋节礼品的功能
　　依据千秋节节庆活动的规定，王公以下的大臣届时要向皇帝进献承露囊[21]和金镜。这两件礼品，皆有着特殊的含义。
　　承露囊，当为盛放甘露所用。汉唐时期，甘露一直被作为皇帝至德的上天征兆，《史记·乐书》：“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唐张守节正义：“礼乐不失，则天降甘露，地出醴泉，是通于神明之德也。”[22]《汉书·公孙弘传》将“阴阳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风雨时，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麟凤在郊薮，龟龙游于沼”等视作国家祥瑞的征象[23]；《宋书·符瑞志中》云：“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气盛，则降。”[24]从文献记载来看，天降甘露没有一定的季节之规，这也说明了甘露和政治之关系更为密切。何谓甘露，唐代的颜师古说：“甘露凝如膏。”[25]唐李贤注《后汉书》引沈约书曰：“厅事前树时有清汁，以为甘露。(功曹)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清木汁耳。’”[26]从这条记载来看，甘露很可能是一种凝汁。
　　天降之甘露，亦可服食，并且有通仙之功效。《三国志·魏书·卫觊传》云：“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云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27]汉武帝所立仙掌《汉书·郊祀志上》有记载，建章宫有“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唐颜师古作注曰：“《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盖张衡《西京赋》所云‘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28]至唐仍有“饮甘露汤，即天神降”的说法[29]。道家在仙药的制作中，有时也会用到甘露。如《抱朴子内篇·仙药》所记“服五云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为水，或以露于铁器中，以玄水熬之为水，或以硝石合于筒中埋之为水，或以蜜搜为酪，或以秋露渍之百日，韦囊挻以为粉，或以无巅草樗血合饵之，服之一年，则百病除，三年久服，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阙，可役使鬼神，入火不烧，入水不濡，践棘而不伤肤，与仙人相见。又他物埋之即朽，著火即焦，而五云以纳猛火中，经时终不然，埋之永不腐败，故能令人长生也。”[30]故此，进献或赏赐盛放甘露的承露囊也有着长生通仙的目的。
　　千秋节承露囊的形制，考古没有明确的发现。从张说上表中以丝结承露囊的叙述推测可能是织物，这也是今天考古未能发现的原因。唐以前就有以织物做成的囊袋盛放液体的作法，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记五明囊、眼明袋可以为证：
　　八月十四日，民并以朱水点儿头额，名为天炙，以厌疾。又以锦彩为眼明囊，递相饷遗。按《述征记》云：“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头露洗眼，令眼明也。”《续齐谐记》云：“弘农邓绍尝以八月旦入华山采药，见一童子执五彩囊，承柏叶上露，皆如珠满囊。绍问：‘用此何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终便失所在。”今世人八月旦作眼明袋，此遗象也。或以金薄为之，递相饷焉[31]。
　　除承露囊外，千秋节上大臣进奉和皇帝赏赐的最重要的礼品就是铜镜，因而千秋节又被称为千秋金鉴节。据上述《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第一次大规模的进献、赏赐活动发生在开元十八年，以后历次赏赐活动都很热烈。安史之乱后，那种“宝镜群臣得，金吾万国回”的千秋节场面已不复存在，有诗人禁不住发出：“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的感叹[32]，可见宴会中赏赐铜镜已成为千秋节最鲜明的特征。
　　皇帝的生日为什么要进献、赏赐铜镜?其原因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铜镜为日常用品，也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有一定的价值。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如果选用玉、金、银等奢侈品大规模地赏赐，恐官府手工业生产以及经济难以为继。且唐代明令禁止三品以上的官员使用浑金、浑玉。虽然为保证国家所需钱币的铸造，有唐一代一直严格实行禁铸铜器的法令，但允许铜镜生产及买卖[33]。因为限制用铜，所以铜镜的价值应不低。
　　第二，千秋节除了祝寿之外，还有突出皇帝威望、加强皇权的政治目的。唐初，太宗就有以铜镜喻政治得失的思想，“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34]。并且对能够明察皇帝得失的臣子赏赐铜镜，如银青光禄大夫、吏部侍郎高季辅“凡所铨叙，时称允当”，太宗特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35]。另外他还亲著《金镜》阐明王朝盛衰之理。这种思想至玄宗朝仍然存在，《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记载开元二十四年(736)，“秋，八月，壬子，千秋节，群臣皆献宝镜。张九龄以为以镜自照见形容，以人自照见吉凶。乃述前世兴废之源，为书五卷，谓之千秋金镜录”[36]。《旧唐书·张九龄传》记载：“九龄为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僚上寿，多献珍异，唯九龄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道，上赏异之。”[37]千秋节赐镜，似乎寓意着唐代的政治清明，并希望大臣像铜镜一样明察秋毫。
　　第三，最重要的是，铜镜是道教法器，利用它可以趋利避害，又可通仙。葛洪《抱朴子内篇》：“或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则见神仙。”[38]又云：“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径九寸已上，悬于背后，则老魅不敢近人。”[39]对于九寸镜的重视，在道教镜中也有反映。1973年8月，浙江上虞县文化站收集到一面唐代天象镜(图一)[40]，此镜应为道教镜，其镜外圈铭文：“铭百炼神金，九寸圆形，禽兽翼卫，七曜通灵，鉴□天地，威□□□，□山仙□，奔轮上清。”即表达了九寸圆镜的通灵功能。另外，司马承祯在开元九年和十五年二次入京留侍内殿时亲为玄宗铸镜，很可能促成了千秋节献赐铜镜的活动。司马承祯所铸道镜进献后，明皇大喜，写有御批并诗：“敕：得所进明照宝剑等，含两曜之晖，禀八卦之象，足使光延仁寿，影灭丰城。佩服多情，惭式四韵：‘宝照含天地，神剑合阴阳。日月丽光影，星斗裁文章。写鉴表容质，佩服为身防。从兹一赏玩，永德保龄长。’”[41]其诗的末句“永德保龄长”透露出玄宗千秋节选用铜镜的动机。
　　露囊与金镜，成为千秋节的象征，在《全唐诗》千秋节盛宴的诗作中皆有反映。如唐玄宗《千秋节宴》：“兰殿千秋节，称名万寿觞。风传率土庆，日表继天祥。玉宇开花萼，宫县动会昌。衣冠白鹭下，帟幕翠云长。献遗成新俗，朝仪入旧章。月衔花绶镜，露缀彩丝囊。处处祠田祖，年年宴杖乡。深思一德事，小获万人康。”[42]张说《奉和圣制千秋节宴应制》：“五德生王者，千龄启圣人。赤光来照夜，黄云上覆晨。海县衔恩久，朝章献舞新。高居帝座出，夹道众官陈。槊杖洗清景，磐管凝秋旻。珠囊含瑞露，金镜抱仙轮。何岁无乡饮，何田不报神。熏歌与名节，传代幸群臣。”[43]虽然这些时事颂诗并未明确表达长生不死的神仙思想，但是安史之乱后，唐人在反思千秋节时，对于这个节日及其露囊与金镜所饱含的求仙含义，就已有着深刻的认识。舒元舆《八月五日中部官舍读唐历天宝已来追怆故事》诗曰：“抚几观陈文，使我心不怿。花萼笑繁华，温泉树容碧。霓裳烟云尽，梨园风雨隔。露囊与金镜，东逝惊波溺。昔闻欢娱事，今日成惨戚。神仙不可求，剑玺苔文积。万古长恨端，萧萧泰陵陌。”[44]而在千秋节确立之初，当玄宗及其重要朝臣借用着甘露与金镜，汉唐以来皇帝圣德、政治清明的符号，将玄宗个人的求仙活动纳入到国家政治的轨道时，在道教及其神仙思想作为国家统治精神之时，是不会有着如此清醒的认识与体会的。
　　三 千秋镜设计思想
　　千秋节设立后，唐朝的制镜中心扬州承担了千秋镜的铸造。作为体现皇帝意志的官府铸镜作坊，在千秋镜的铸造上自然要突出皇帝圣明、长生不死的主题，通过图纹的设计表达出祈福唐玄宗，祈求唐朝基业千秋万代稳固的意图。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天宝九年(750)”记载：“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45]《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46]在这样的背景下，千秋镜的图纹自然也受到了道教神仙及其符命征应思想的影响，反映了汉以来符瑞学说的某些内容，同时又融入了玄宗本人对神仙道教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千秋镜的图纹内容。试以明确为千秋镜的第一类镜加以说明。
　　1.“千秋”等镜铭
　　《抱朴子内篇·道意》云：“夫神仙之法，所以与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为贵耳。”[47]千秋镜首先以“千秋”、“千秋万岁”、“万春千秋”等铭文，表明了长生不死的愿望。以“千秋”、“千秋万岁”作为器物铭文流行于西汉，在西汉前期(景帝以前)的蟠螭纹镜中，就出现了“千秋万岁”的铭文，如“大乐贵富，千秋万岁，宜酒食”、“大乐贵富得所好，千秋万岁，延年益寿”等[48]。曾经高挂于西汉建筑上的瓦当，以“千秋万岁”作文字装饰的更是不胜枚举，考古发现在陕西、河南、辽宁、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天津、安徽等地汉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千秋万岁”瓦当[49]，另外还有“千秋”或“万岁”这样的简化形式。南西伯利亚阿巴干城附近中国式宫殿址出土的“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更是将“千秋万岁”与天子连接起来[50]。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千秋万岁”自汉代起，就是一个语义矛盾的用语。它的含义一是指长生不死，如上述器物铭文那样；而在文献中它还有另一意思，即天子的死亡，与驾崩同义。如《史记·梁孝王世家》说：“是时，上(汉景帝)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景帝弟刘武)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51]《隋书·房陵王勇传》载，房陵王杨勇立为皇太子后，宠幸云昭训，引起文献皇后不满。晋王(杨广)拜见皇后，后曰：“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遣汝等兄弟向阿云儿前再拜问讯，此是几许大苦痛邪!”[52]《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载，天宝六年(747)，玄宗让安禄山见太子时，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53]那么，深谙“千秋万岁”歧义，对符瑞极为敏感的玄宗，为什么还要将这样的文辞铸刻在铜镜上呢?
　　开元十一年(723)发生的一件事，或可作以回答。《册府元龟·帝王部·符瑞三》详细记录了这一年年初的符瑞：
　　十一年正月，行幸北都，纪功于太原府之南街，有连理李树、连理甘棠生于太原县。二月，祠后土于汾阴之脽上。太史奏，荣光出河休气四塞徘徊绕坛，日扬其光。有司奏，修坛掘地获古铜鼎二。其大者容一斗，色皆青。又获古砖，长九寸，上有篆书千秋万岁及长乐未央字。又有赤兔见于坛侧。[54]
　　二月，修建祭祀后土的祭坛时发现了古砖(在另一版本中是瓦)。尤为令君臣欣喜的是古砖上“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文字，正应对了人们普遍祈求健康长寿的心理，作为一种祥瑞之兆，有司立刻上奏给皇帝。古砖上的“千秋万岁”确切不疑，为长生不死的语义。千秋镜上的铭文很可能就是古砖符瑞的征应，只不过铭文没有用古篆书，而是采纳了唐镜铭文一般使用的楷书。
　　天宝以后，随着玄宗春秋渐高，他对长生不死的祈盼也就愈加强烈，《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记载，天宝四年(745)春，玄宗对宰相说：“朕比以甲子日，于宫中为坛，为百姓祈福，朕自草黄素置案上，俄飞升天，闻空中语去：‘圣寿延长。’又朕于嵩山炼药成，亦置坛上。”[55]那么，很可能是为避开“千秋万岁”不祥的死亡之意，天宝七载，千秋节改作天长节[56]，象征“与天无极，与地久长”，并不再在铜镜上铸造铭文。
　　2.龙、鸾鸟等纹样
　　铭刻“千秋”类铭文的千秋镜，在纹饰的选择上是以祥云动物纹的祥瑞图像来表达求道求仙的象征意义，主题纹饰为云龙、鸾鸟，鸾鸟辅助以鹦鹉、麒麟，附加边饰有祥云、花枝或花结、方胜、禽鸟、蝴蝶等。其中龙、鸾鸟、麒麟、方胜等纹饰皆为汉以来的符瑞。
　　云龙是千秋镜特征最鲜明的纹样(图二)，龙是天子受命的象征，作为一种符命征应多次出现在古代文献中，《旧唐书·五行志》：调露二年(680)，“裴行俭问右史苗神客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对曰：‘人虽最灵，而秉性含气，同于万类，故吉凶兆于彼，而祸福应于此，圣王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57]。而龙纹寓意着圣德。《为独孤中丞天长节进镜表》曰：“以去年五月五日，于淮扬铸上件镜，欲献之行在，为圣皇寿。……谨遣某乙进上件二镜，一献圣皇，一献陛下。……臣故以金龙饰镜，以表圣德。”[58]
　　伴随着盘龙镜的出现，唐代社会还流传着一个颇具道教灵异色彩的铸镜故事，《异闻录》记载：“唐天宝三载(744)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清莹耀日，背有蟠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有小童相随，……呼为玄冥。以五月朔忽来，神采有异，人莫之识。谓镜匠吕晖曰：……老人解造真龙，欲为少年制之(镜)，颇将惬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炉所，扃闭户牖，不令人到。经三日三夜，门左洞开，吕晖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觅，失龙护及玄冥所在。镜炉前获素书一纸，文字小隶云：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月珠焉。开元皇帝圣通神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59]《全唐诗》中收集有龙护老人所作《铸镜歌》：“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60]龙镜不仅可以辟邪、鉴万物，佑护皇帝个人，而且还可以泽被万民，段成式《酉阳杂俎》中便记载了盘龙镜可致雨的故事：“僧一行，开元中尝旱，玄宗令祈雨。曰：‘当得一器，上有龙状者，方可致之。’命如内府遍视，皆言不类。后指一镜鼻盘龙，喜曰：‘此真龙矣。’持入道场，一夕而雨。或云，是扬州所进。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户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见行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杨子江心铸之。”[61]这些神异的故事显然服务于玄宗长寿求仙的目的。
　　双鸾千秋镜(图三)纹中的鸾鸟、麒麟都为符瑞。《山海经·西山经》：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62]。《宋书·符瑞志中》云：“麒麟者，仁兽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则至。麇身而牛尾，狼项而一角，黄色而马足。含仁而戴义，音中锺吕，步中规矩，不践生虫，不折生草，不食不义，不饮洿池，不入坑阱，不行罗网。明王动静有仪则见。牡鸣曰逝圣，牝鸣曰归和，春鸣曰扶幼，夏鸣曰养绥。”[63]双鸾千秋镜内区上方的麒麟口衔瑞草，飞奔向前。麒麟所衔瑞草，应称作“仪委”，《册府元龟·帝王部·立制度一》曰：“仪委，瑞草也。《瑞应图》云：‘王者爱人，则瑞草生也。’”[64]
　　云龙千秋镜、双鸾千秋镜的外区皆有方胜纹的附加纹饰。“胜”是一种首饰，其质地有金胜、玉胜之分，其形式有方胜、华胜、人胜之分。汉代刘熙《释名·释首饰》曰：
　　华胜，华象草木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也。注：成蓉镜曰：《续汉书·舆服志》：簪以瑇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孙楷曰：司马相如《大人赋》：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师古注：胜，新妇首饰也，汉代谓之华胜。《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镂金箔为人胜，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65]。
　　所谓方胜为几何形的组合，华胜为花草形，人胜则为人(小儿)形。云龙千秋镜、双鸾千秋镜外区的方胜纹中间是方形几何纹，两边又装饰两朵花蕾，似可看作是方胜与华胜的组合。汉代以方胜为主，由西王母戴胜不仅成为特点，并且罩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山东嘉祥东汉武梁祠画像祥瑞石中有玉胜图，榜题为“玉胜，王者”后漫漶不清[66]。《宋书·符瑞志下》曰：“金胜，国平盗贼，四夷宾服则出。”[67]这更符合千秋镜的设计意图。
　　在千秋镜纹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啄食葡萄的鹦鹉。作为主要纹饰处于双鸾千秋镜的下部。在唐代以前，鹦鹉本不属于符瑞，但在开元十四年(726)，张说成功地将鹦鹉纳入到符瑞体系，《册府元龟·帝王部·符瑞三》记载：
　　(开元十四年)十月己巳帝至自汝州之温汤时，有五色鹦鹉能言，育于宫中。帝令左右试牵御衣，鸟辄瞋目叱咤。岐王文学能延景因献《鹦鹉篇》以赞其事。帝以鸟及延景诗示百寮。尚书左丞相张说上表，贺曰：“伏见大恩，以灵异鹦鹉及能延景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异物志》有时乐鸟，鸣皆曰天下太平，有道则见。臣验其图，丹首红臆，朱冠绿翼，与此鹦鹉无异，而心聪性辨，护主报恩，故非常品凡禽，实瑞经所谓乐鸟也。延景虽识其事，未正其名，望编国史以彰圣瑞。”许之。[68]
　　那么，千秋镜上出现的鹦鹉当是对这一符瑞事件的回应。
　　汉魏以来，求仙活动盛行，求仙的方法主要有访名山、觅仙药、服食炼气。玄宗的求仙大致也是沿着这一传统，但是，与秦皇、汉武不同的是，秦皇、汉武以求仙药、见神人为目的，玄宗则侧重于以符瑞征象来满足自己的求仙之梦，而千秋节便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创造出的祥瑞之象。希望举国欢庆、盛世太平的征象通灵，实现自己得道成仙的梦想。但是如同历史上的秦皇汉武一样，唐玄宗的求道求仙随着“渔阳鼙鼓阵地来”也以失败而告终。再一次证明，无论是皇帝个人的求仙活动，还是将这一活动凌驾于国家政治之上，都不会实现帝王长治久安、长生不死的追求，相反，只会导致政治快速地衰退。这一点在唐朝建立时，太宗就有清醒的认识。《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记载，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69]
　　不仅如此，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谶纬盛行，历朝帝王将政治与五行、符瑞紧密地联系起来，希望上天征兆起到护佑政治的作用。对待历朝帝王极为重视的符瑞，太宗的行为也不同凡响，《旧唐书·五行志》：“贞观初，白鹊巢于殿庭之槐树，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称贺。太宗曰：‘吾常笑隋文帝好言祥瑞，瑞在得贤，白鹊子何益于事?’命掇之，送于野。”[70]并且他还下诏禁奏祥瑞[71]。
　　太宗对待符瑞的态度，与玄宗恰成巨大的反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载：天宝元年(742)正月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告以‘我藏灵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于故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二月田同秀因献祥瑞除朝散大夫。“时人皆疑宝符同秀所为。间一岁，清河人崔以清复言：‘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求，亦得之。东都留守王倕知其诈，按问，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72]
　　清醒的太宗创造出贞观之治，而笃信神仙与符瑞的玄宗最终葬送了开元盛世。这两个时代，都曾有过大规模的宫廷艺术活动，太宗时，为了表彰功臣，借鉴汉室陪陵制度，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九嵕山昭陵陵区，将作监承担了营建墓室、制作壁画、烧造陶俑等任务，以此奖掖功臣和皇室贵戚。而玄宗时，延续着秦皇、汉武的求仙，创造了千秋镜的繁荣。同样是借古再造，昭陵象征着君臣齐心协力，而千秋镜则寓意着一个人的长生成仙。
　　天宝十五年(756)爆发的安史之乱结束了千秋节君臣的盛宴，也结束了千秋镜的铸造。霓裳羽衣与金戈铁马同时呈现在玄宗及其同时代的唐人面前，仙境的优美与现实的残酷激发了诗人的情怀，产生了诸如杜牧《华清宫三十韵》这样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
　　歌吹千秋节，楼台八月凉。
　　神仙高缥缈，环佩碎丁当。
　　泉暖涵窗镜，云娇惹粉囊。
　　嫩岚滋翠葆，清渭照红妆。
　　帖泰生灵寿，欢娱岁序长。
　　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
　　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
　　玩兵师汉武，回手倒干将。
　　黥鬣掀东海，胡牙揭上阳。
　　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
　　倾国留无路，还魂怨有香。
　　蜀峰横惨澹，秦树远微茫。
　　鼎重山难转，天扶业更昌。
　　望贤余故老，花萼旧池塘。
　　往事人谁问，幽襟泪独伤。[73]
　　这是千秋镜过后的又一艺术创作。诵读这感伤的诗句，一方面会使我们对玄宗将汉魏以来的神仙道教和符瑞思想嫁接于千秋镜的设计意图有进一步的体悟；另一方面，对借古再造的千秋镜，对曾经涂抹玄宗朝政治的艺术也会有一番新的思考。求助于神仙的眷顾?求助于艺术的粉饰?还是求助于励精图治的帝王与大臣?生活在天宝中的梁锽在《赠李中华》一诗中就给出了答案：
　　莫向嵩山去，神仙多误人。
　　不如朝魏阙，天子重贤臣。[74]
　　遗憾的是，有着如此清醒认识的天宝人，不会进入千秋节宴会的名单。举国欢庆的千秋节转眼变成了令人哀叹的昨日盛宴。千余年后能够目睹的唯有铸造精良而不朽的铜镜，还有梁锽、舒元舆、杜牧等的诗歌给那些飞天的祥龙、缥缈的月宫、长寿的瑞鸟留下的精辟注解。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唐代千秋镜研究》课题”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JK168)。
　　注释
　　[1]孙机先生认为，蟠龙镜是皇帝赐群臣之镜，而月宫镜是臣僚进奉之镜(孙机：《中秋节·千秋镜·月宫镜》，载杨泓、孙机：《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万春千秋”铭盘龙镜见胡仁宜：《皖西博物馆收藏的部分古代铜镜》，《考古》1996年12期，第84—85页；此铭文王纲怀先生认为应读作“春秋万千”，见王纲怀、孙克让《唐代铜镜与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3]千秋双雁镜存世很少，仅著录有北京思鉴斋收藏的一面。见王纲怀、孙克让《唐代铜镜与唐诗》，第48页，图版16。
　　[4][18]《旧唐书》卷8，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93页、第195页。
　　[5]《唐会要》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31页。另据《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记改千秋节为天长节事为天宝七年(第222页)。
　　[6]《封氏闻见记》卷4《降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2册，第432页。
　　[7]千秋节设立的第二年，礼部就正式拟订了千秋节的相关规定和仪式，宫廷仪式的细节保存在(唐)萧嵩：《大唐开元礼》卷97《嘉礼》之《皇帝千秋节受群臣朝贺》条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6册，第568—573页。
　　[8][11]《旧唐书》卷191《方伎传·张果》，第5106—5107页。
　　[9]《旧唐书》卷192《隐逸传·司马承祯》，第5128页。
　　[10]《旧唐书》卷192《隐逸传·吴筠》，第5129页。
　　[12]《史记》卷28，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397页。
　　[13]《后汉书》志7，中华书局点校本，第3163页。
　　[14]《云笈七签》卷79《符图》引(汉)东方朔《五岳真形图序》载：“东岳太山君，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血食庙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归泰山受罪考焉。诸得佩《五岳真形》，入经山林及太山，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苍碧七称之冠，佩通阳太平之印，乘青龙，从群官来迎子。”(《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2册，第561页。)
　　[15]《旧唐书》卷23《礼仪志三》，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91—904页。关于玄宗朝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影响可参见吴丽娱《汉唐盛世的郊祀比较——试析唐玄宗朝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化和神仙崇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9月14日。
　　[16]《唐会要》卷22《龙池坛》，第504页。
　　[17]《全唐文》卷223，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52—2253页。
　　[19]《唐会要》卷22《祀风师雨师雷师及寿星等》，第496页。
　　[20]《唐会要》卷50《杂记》，第1030页。
　　[21]玄宗也将承露囊赏赐给大臣。《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天宝九载天长节时，为答谢安禄山的进奉，特赏赐他宝钿镜、承露囊。
　　[22]《史记》卷24，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203页。
　　[23]《汉书》卷58，第2613页。
　　[24][63]《宋书》卷28，第813页、第791页。
　　[25]《汉书》卷49《爰盎晁错传》，颜师古注，第2293页。
　　[26]《后汉书》卷29《郅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031页。
　　[27]《三国志》卷21，第612页。
　　[28]《汉书》卷25上，第1220页。
　　[29]《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第3868页。德宗时，藩将李宝臣饮下毒的甘露汤身亡。
　　[30](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11，新编诸子集成；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03页。
　　[31]《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9页。
　　[32]杜甫：《千秋节有感二首·一》，《全唐诗》卷233，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册，第2568页。
　　[33]允许铸镜的诏令，如代宗大历七年(772)十二月“禁天下新铸造铜器，唯镜得铸”([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501《邦计部·钱币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000页)；德宗贞元九年(793)春正月“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铸造”(《旧唐书》卷13《德宗本纪下》，第376页)。
　　[34](唐)吴兢：《贞观政要》卷2《任贤》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页。
　　[35]《旧唐书》卷78《高季辅传》，第2703页。
　　[36]《资治通鉴》卷214，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821页；《新唐书》卷59《艺文志》载有“张九龄千秋金镜录五卷”，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13页。
　　[37]《旧唐书》卷99，第3100页。
　　[38]《抱朴子内篇》卷15《杂应篇》，新编诸子集成；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273页。
　　[39]《抱朴子内篇》卷17《登涉篇》，新编诸子集成；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300页。
　　[40]任世龙：《浙江上虞县发现唐代天象镜》，《考古》1976年4期，第277页。
　　[41]《道藏》第6册，第683—686页。《全唐文》卷37元宗皇帝《答司马承祯进铸含象镜剑图批》未载诗(第407页)。《全唐诗》卷3有李隆基《答司马承祯上剑镜》一诗与《道藏》载诗相同。
　　[42]《全唐诗》卷3，《全唐诗》(增订本)第1册，第38页。
　　[43]《全唐诗》卷88，《全唐诗》(增订本)第2册，第960页。
　　[44]《全唐诗》卷489，《全唐诗》(增订本)第8册，第5585—5586页。
　　[45]《资治通鉴》卷216，第6900页。
　　[46]《旧唐书》卷24，第934页。
　　[47]《抱朴子内篇》卷9，新编诸子集成；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74页。
　　[48]林素清：《两汉镜铭初探》，《史语所集刊》第63本第二部分，1984年版，第327—328页。
　　[49]参见申云艳：《中国古代瓦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74—142页。
　　[50]佟柱臣：《苏联出土的有关中国考古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11期，第8页。
　　[51]《史记》卷58，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082页。此事《汉书》卷47《梁孝王刘武传》(第2207页)亦载。
　　[52]《隋书》卷45，第1232页。
　　[53]《资治通鉴》卷215，第6877页。(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亦载此事，但言语与《资治通鉴》有异，为“是储君。朕百岁之后，传位于太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千秋万岁”有死亡意，另见《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是时，禄山已专制河北，聚幽、并劲骑，阴图逆节，动未有名，伺上千秋万岁之后，方图叛换。”(第3245页)
　　[54][68]《册府元龟》卷24，第258页、第259页。
　　[55][72]《资治通鉴》卷215，第6863页、第6852—6853页。
　　[56]改“天长节”之事，史书记载有两个时间，《唐会要》卷29《节日》：“至天宝二年八月一日，刑部尚书兼京兆尹萧炤及百寮请改千秋节为天长节，制曰‘可。’”(第631页)又《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天宝七载七月，文武百官、刑部尚书兼京兆尹萧照等及宗子咸上表请改千秋节为天长节，从之。”(第21页)《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亦载，改名时间在天宝七载(第222页)。从《旧唐书》卷40《地理志三》：天宝元年，割江都、六合、高邮三县地置千秋县，天宝七载，改为天长(第1572页)，及《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记载的改地名时间也为天宝七年来看(第1052页)，千秋节改天长节当在天宝七载。王纲怀认为天宝六年“千秋万岁”即有死亡之意，改名应在天宝二年，并认为“春秋万千”铭是改名为天长节的例证(见王纲怀、孙克让编著《唐代铜镜与唐诗》，第52页)。此说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千秋万岁”的死亡之意汉唐一贯；其次，“春秋万千”与“千秋万岁”语义相同，很可能是千秋节镜铭的另一形式，而天长节后，节庆所用铜镜不再装饰铭文。
　　[57][70]《旧唐书》卷37，第1368页。
　　[58](唐)独孤及：《为独孤中丞天长节进镜表》，《全唐文》卷385，第3917页。
　　[59]《太平广记》卷231《李守泰》条引《异闻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册，第1771页。
　　[60]《全唐诗》卷864，《全唐诗》(增订本)第12册，第9831页。
　　[61]《太平广记》卷396《僧一行》条引《酉阳杂俎》第8册，第3164页。
　　[62]袁珂：《山海经校注》卷2，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40页。
　　[64]《册府元龟》卷60，第674页。
　　[65](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4《释首饰第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光绪二十一年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册，第100—101页。
　　[66]引自张道一：《汉画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6页。
　　[67]《宋书》卷29，第852页。
　　[69]《旧唐书》卷2，第33页。
　　[71]此诏书见《全唐文》卷4《禁奏祥瑞诏》，第57页。诏书中表达了太宗对于政治与祥瑞之间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修明，咎征不能致其恶。”
　　[73]《全唐诗》卷520，《全唐诗》(增订本)第8册，第5993页。
　　[74]《全唐诗》卷202，《全唐诗》(增订本)第3册，第2118页。
　　(范淑英，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副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