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合葬陵，在陵山的东南方分布有190余座陪葬墓[1]。20世纪70年代至今，文物部门已先后发掘了近40座墓葬[2]，出土了以彩绘釉陶俑[3]、唐三彩、唐墓壁画为主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中有数以百计的女性形象，再现了美妙神秘的帷帽和羃*(上罒下離)、潇洒干练的胡服和男装、婀娜坦露的薄纱衣裙等新奇大胆的装束，从中可以看到，初唐女装除律令格式规定礼服之外的日常着装是千姿百态、极富时代特色的，引领着当时的女装潮流。纵观初唐女性着装主要有三种组合变化，即襦裙装、女着男装与胡服。
　　一 襦裙装
　　襦裙装即上衫下裙。初唐女性装束多与隋代相近，上穿窄袖短襦或衫，下着曳地长裙，披帛。也可以说，此时的女装主要由襦(或衫)、裙、帔三大件组成，与襦裙相配的还有半臂。这些是唐代女装的基本构成。唐人牛僧孺《玄怪录》卷3李汭言条载：“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所说是一位平民妇女的穿着。前蜀杜光庭《仙传拾遗·许老翁》载：唐时益州士曹柳某之妻李氏“着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可见唐代女装无论丰俭，这三件都是不可缺少的，说明襦和衫是唐时妇女上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唐初女装衣窄裙长，襦的样式有所变化，除原来的大襟外，更多地采用了对襟，且衣襟敞开，不用纽扣，束于裙内。而衫子，则是以窄袖为主，袖子的长度一般都在腕部(舞伎的袖长过手)，大多袖口绣有花饰。衫较襦长，一般多用质地较软的丝帛做成单衣，领口宽平，通常袒露前胸上部，初显女性着装大胆超前的一面。这种服式大体上沿用到开元、天宝时期。兹选取昭陵陪葬墓中出土的着初唐流行服式的典型女陶俑介绍如下：
　　1.唐彩绘釉陶女立俑(图一)，1971年出土于昭陵郑仁泰墓。俑高31厘米，头梳双螺髻，阔眉细目，朱红点唇，身穿米黄色对襟袒胸窄袖衫，系红色长裙，裙裾曳地，露出高头如意履。肩背披蓝色帔帛，帔帛一端束于裙内，一端绕手自然垂下。女俑整体显得端庄颀长，姿态文雅。
　　2.唐彩绘釉陶女舞俑(图二)，昭陵郑仁泰墓出土。俑高24厘米，头梳双螺髻，柳眉凤眼，朱红点唇，面部圆润，内穿长阔袖舞衣，外着对衽半臂，系曳地舞裙。体态轻盈，双臂挥动，翩翩起舞，进一步证实了唐时乐舞盛行，歌舞升平的空前盛景。
　　盛唐妇女的风姿渐以健美丰硕为尚。《历代名画记》卷9记盛唐画家谈皎所画女像“大髻宽衣”。中唐以后，女装愈来愈肥。白居易《和梦游春诗一百韵》曰：“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4]裙子作为唐代妇女的下装长盛不衰，裙子的宽度通常以宽博为尚，大多由六幅布帛做成，唐人李群玉《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中“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5]是其真实写照。
　　初唐妇女的裙子，较前代形制变化不大，一般多着裥(晕)色条纹裙和石榴红裙。至于裙子的长度，有些许变化，她们穿裙无不以长为美，其裙之长，可见孟浩然之诗句：“坐时农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掃落梅。”[6]为了显示长度，当时的妇女有将裙腰高束至胸，有的束至腋下，并裙裾曳地，且造型瘦俏。昭陵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女立俑就系此种条纹裙(图三)，该俑高31厘米，身穿袒胸窄袖襦衫，系红、白相间条纹曳地裙，裙腰高束至胸。昭陵段简璧墓出土的壁画《持扇侍女图》中也可见这种条纹裙(图四)。条纹裙更显女性颀长、端庄、优雅姿态。此后，条纹裙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从敦煌莫高窟壁画、陕西三原县唐李寿墓壁画以及西安白鹿原43号初唐墓与昭陵陪葬墓出土的女俑中可以看出，此裙条纹早期较宽，晚期变窄。日本奈良高松冢壁画中的条纹女裙，显然接受了这一传统的影响。到了开元时期，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105号墓所出土之晕裥彩条提花锦裙以绿、粉红、黄、白、茶褐五色丝线为经，织成晕裥条纹，其上又以金黄色纬线织出蒂形小花，图案工艺已明显有所创新。自盛唐以后，条纹裙在我国逐渐少见，妇女多喜着色彩更为浓艳之裙。如五代后周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说长安仕女春游时，用“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白居易的《琵琶行》中“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7]，所咏亦为红裙。这种红裙是用石榴花提炼出来的染料染成，其色似石榴花，形亦似石榴花，所以也叫石榴裙。这种红裙在昭陵壁画及出土陶俑中均有出现，如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单刀髻系红裙女立俑(图五)，高38厘米，头梳单刀半翻高髻，描蛾眉，点朱唇，身穿米黄色对襟窄袖襦衫，半袒胸，披蓝色帔帛，系齐胸石榴裙，裙裾曳地，两脚尖处微外凸。双手筒袖内拢于腹前，面部圆润，似带微笑，温文尔雅。此裙颜色鲜艳，使女俑形象更显高贵迷人，为妇女们平添几份姿色。另外有一种黄色裙子，据说杨贵妃很喜欢穿，其颜色是用郁金香草染成的，能够发出芬芳的清香。唐代最华贵之裙为百鸟毛裙，是将很多鸟的羽毛与丝、罗捻线织成的裙子。《通鉴》卷209载，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的毛裙“值钱一亿，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8]。
　　衫、裙之外，唐代女装皆施帔。初唐的帔像一条长围巾，又名帔帛或帔肩。帔帛在唐时非常流行，当时的妇女，无论是居家还是出行，都喜欢披帔帛，只是偶尔骑马游玩，为利落，才不得不割舍一爱，暂时不披。当时的帔帛，大体有两种，一种布幅较宽，着时披在肩上，垂于肩侧；一种布幅较窄，但长度有所增加，着时将其缠绕于双臂，走起路来，迎风招展，妩媚动人。
　　帔帛之盛行，从陪葬昭陵的杨温墓出土的彩绘白陶女立俑(图六)中亦能看出，该俑高21厘米，头梳高髻，柳眉凤目，娇小可人，栩栩如生。身穿红色坦胸窄袖襦，系淡青色曳地长裙，胸前向下飘垂两根长带，裙下露双履尖。帔帛绕肩，两端自然飘下，更显女俑高贵脱俗，娴雅自若的浪漫气韵。
　　与襦裙服相配的还有半臂，从昭陵陪葬墓出土壁画和俑类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常在襦衫之外喜套半臂。《新唐书·车服志》载：“半袖襦裙者，东宫女侍常供奉之服也。”[9]宋朝高承《事物纪原》卷3引《实录》曰：“隋大业中，内宫多服半臂，除却长袖也，唐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半臂为对襟，因为穿着简单大方，又可防寒护心，所以唐时很快便流行起来，男女都有穿的，妇女尤为喜爱。昭陵壁画及陶俑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如张士贵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女骑马俑(图七)，该俑就身着紧身窄袖衫，外套红色半臂，坐于马上，显得风姿绰约，端庄秀美。
　　半臂常用质量较好的织物制作。《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扬州土贡物产中有“半臂锦”[10]。李贺《唐儿歌》有“银鸾睒光踏半臂”[11]之句，描写一袭用银泥鸾鸟纹织物制作的半臂。半臂多套在衫襦之外，随着女装的日趋肥大，再套半臂会不方便，所以到了唐代中晚期则明显减少。
　　盛唐以后崇尚以胖为美，因而坦胸被唐代妇女视为自身形体美的展示。她们的裙子，一般多做成一片，穿时由前后绕，仅束至胸际，显露出粉胸迷人的乳沟，引得多情诗人灵感叠出，佳句传世。如方干《赠美人》诗云：“粉胸半掩凝晴雪。”[12]欧阳炯《南乡子》词云;“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13]唐时这种“无吊带”裙子简单大方，难怪今天时髦女孩即此种装扮，时尚前卫的东西原来竟是复古的!这不得不让我们为一千三百多年前女性如此“大胆”、“前卫”的审美意识暗自叹服!这说明初唐已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封建礼教对妇女生活干预较少，女着男装也同样能够说明这一点。
　　二 女着男装
　　初唐时已有女着男装，其形象多为头戴幞头，身穿窄袖圆领缺胯衫，腰系蹀躞带，足着乌皮靴。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高宗尚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14]在唐代，给使内廷的宫人或着男装，称“裹头内人”。《通鉴》唐德宗兴元元年条胡三省注：“裹头内人在宫中，给使令者也。内人给使令者皆冠巾，故谓之裹头内人。”[15]所谓裹头，即裹幞头。昭陵段简璧墓出土的《丽人行》(图八)壁画中绘有三女侍形象，其女扮男装者为前边一人，头戴黑色幞头，上穿圆领白色窄袖袍，下着红绿相间条纹波斯裤，足蹬高筒靴，束腰佩囊，双手拱于胸前，施以男子礼。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男装女俑(图九)中亦有此种装扮，该俑高30厘米，头戴黑色幞头，脸圆润丰满，阔眉细目，朱红点唇，嘴角两边点有黑色面靥。上穿红色圆领窄袖袍，下着红、白相间条纹波斯裤，腰束黑带，双手袖于胸前，神情淡定自然，立于踏板之上。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礼记·内则》早就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女子着男装被视为不守妇道，视为妖服，而唐代正是在女权意识崛起的特殊情况下才产生了如此开放的着装方式，宛如一枝出墙的红杏，使本来已经色彩缤纷的唐代女装更加富有魅力，使整个唐代也为之鲜活起来了，同时也体现了唐代妇女性情旷达，不受约束的个性特征和刚强自信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
　　三 胡服
　　传统的汉族服装，“褒衣博带，革履高冠”[16]，适宜于乘舆。但在唐代前期，妇女对服式审美的视觉并不倾向于褒博，反而比较欣赏胡服。
　　唐太宗贞观年间，政策开明，经济繁荣，吸引了不同的民族、邦国的使者、僧侣、留学生接踵来到唐土，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千里迢迢把异国文明带到中国，“贞观文明”也随之远播域外。在此期间，胡人(汉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泛称)的文化，特别是胡服，使唐朝妇女耳目一新，纷纷效仿。自南北朝起，由于战乱不息，汉人为了便于行军作战，就特别重视对西方、北方少数民族服装文化的吸收，形成了“杂以戎夷之制”[17]的官员服装特色。特别是唐代，朝廷废除了官员出外乘车的制度，要求骑马，这样一来，传统的汉式服装势必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所以，唐自建国始，官员在一般场合下的服装都比较简洁，其中又更多了一些胡化的成分。在朝廷官员服装胡化的直接影响下，妇女着胡服胡帽，自然而然。不过妇女更大胆开放，基本上都是直接拿来为我所用，因此，当代的诗人和史学家，才把她们当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大加渲染。
　　胡服的特点是：领袖窄小，腰间系革带，头戴毡帽或皮帽，脚蹬靴，穿小口裤，适宜于骑射。唐时政治清明，民族融合，对妇女束缚较少，女子常骑马出外郊游，所以喜着胡服胡帽，这种装束在昭陵李贞墓出土的三彩女骑马俑(图十)中有所展现。该俑高35.5厘米，头戴“山”字形宝相花纹翻沿胡帽，面庞圆润，细眉朱唇，额上贴有四个黑色花钿；内穿淡黄色窄袖襦，外套圆领半臂，左臂微曲，手置腿上，右手置胸前做持缰状。腋下系淡绿色长裙，足穿圆头履踩马镫。此装扮更显女性大气华贵，典雅自信之风采，从侧面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与兼容。
　　唐代的羃*(上罒下離)，从广义上说也是胡帽的一种。《大唐新语》卷10载，“武德、贞观之代，宫人骑马者，依《周礼》旧仪，多著羃*(上罒下離)。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羃*(上罒下離)的形象在陶俑上很难用泥土表现，所以大都做成掩颈露面的样子。这种表现羃*(上罒下離)的手法在昭陵张士贵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女骑马俑中也有表现。该俑头戴黑色羃*(上罒下離)，阔眉细目，鼻子俏直，樱桃小嘴；上身穿米黄色底领窄袖襦，外套开襟半臂，左臂微曲呈控缰状，右臂自然下垂，手隐袖内。系红色长裙；马张嘴露齿，剪鬃拖尾，墨描缰络，全身施黄釉。此马四肢劲健，神采奕奕，人物则显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为初唐妇女骑马出行的写真。
　　《旧唐书·舆服志》载“中宗即位，宫禁宽驰，公私妇人，无复羃*(上罒下離)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惯矣”[18]。这条史料说的是从驾宫人戴胡帽、露髻驰骋和着丈夫衣服靴衫的情形。依此，部分学者误以为唐时妇女戴胡帽、露髻驰骋和着丈夫衣服靴衫的情形肇自开元。从昭陵陪葬出土的文物来看，这些现象，初唐已有。这说明出土文物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解读文献资料。
　　综上所述，初唐妇女丰富多彩的服饰和时尚讲究的着装特点在昭陵陪葬墓出土的陶俑、壁画等文物上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些妇女形象较为全面地再现了初唐女性的着衣喜好，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反映了唐代前期一百多年间妇女服装的风采、演变以及初唐妇女的精神面貌、思想意识和时代风尚，是当时女性生活情况的真实写照，同时为我们研究唐代妇女的生活习惯、社会地位以及唐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提供了最为珍贵翔实的历史资料。
　　注释
　　[1]关于昭陵的陪葬墓数，文献记载差别较大。两《唐书》记载74座，《唐会要》记载155座，《长安志》记载166座，《文献通考》记载174座，《关中陵墓志》记载130座，《礼泉县志》记载203座，《历代陵寝备考》、《陕西通志》等书均记载160余座。1977年昭陵文管所调查为167座，其中可确定墓主姓名、身份和入葬时间者为57座(昭陵文管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截至目前，考古调查确认193座，经考证明其身份者73座(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2]以发掘时间的先后顺序分别为：李勣、02号、郑仁泰、尉迟敬德、张士贵、临川公主、彭城夫人、李福、阿史那忠、李贞、王君愕、李承乾、13号、契苾夫人、安元寿、李震、薛赜、三品亡尼、韦昭容、七品典灯、牛进达、30号、执失善光、唐嘉会、五品亡尼、31号、32号、唐俭、段简璧、斛斯政则、杨温、无名宫人、西宫二品、长乐公主、程咬金、燕德妃、韦贵妃、阴嫔、阿史那思摩、新城公主等墓。
　　[3]彩绘釉陶是用高岭土做胎，依制瓷工艺程序烧制，火候接近于瓷，但不如瓷光洁细腻明净。烧成素胎后，再施铅釉以氧化焰烧至800度，绝大多数还要敷彩描画，彩绘釉陶故此得名。
　　[4]《全唐诗》卷437，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870页。
　　[5]《全唐诗》卷569，第6657页。
　　[6]《全唐诗》卷160，第1660页。
　　[7]《全唐诗》卷435，第4832页。
　　[8]《资治通鉴新注》卷209，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8页。
　　[9]《新唐书》卷24《车服志》，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63页。
　　[10]《新唐书》卷41《地理志》，第117页。
　　[11]《全唐诗》卷390，第4409页。
　　[12]《全唐诗》卷651，第7529页。
　　[13]《全唐诗》卷896，第10194页。
　　[14]《新唐书》卷34《五行志》，第101页。
　　[15]《资治通鉴新注》卷231，第7815页。
　　[16][17][18]《旧唐书》卷45《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7页。
　　(刘群，昭陵博物馆，文博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