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三彩釉色斑斓、光泽艳丽明亮，艺术造型优美，是我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唐三彩品种多样，造型新颖独特，题材广泛[1]，是三彩中的姣姣者。多年来，它以其独特的风姿引人注目、深受人们喜爱，也以其色彩绚丽、造型生动逼真、生活气息浓厚享誉中外。这些精美的作品组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盛唐社会风情画[2]，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仅就乾陵唐三彩的特点及制作工艺谈点个人的看法。不妥之处，请方家正之。
　　一 生动逼真的造型
　　乾陵唐三彩的人物造型表情各异，姿态生动。眼睛、眉毛、鼻子、胡须等面部特征清晰、真实、形象，尤其是三彩女俑面容文静、服饰艳丽，有丰润俊美的贵妇、眉清目秀的侍女，也有舞姿优雅的乐女。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三彩女俑(图一)清眉秀颊、面如满月，体态端庄、丰润圆胖，高髻广袖，披巾穿裙，反映出唐代“以胖为美”的审美观点。女子骑马俑则表现出唐朝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说明当时女性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文臣俑一改从前写实作风，面色由谦恭温和变得凶狠威严。武士俑被性情暴烈的天王俑代替。盛唐时期许多贵族蓄养文武家仆，家仆们为他们出谋划策，管理家务，出征上阵，凡墓主人身份较高的唐代墓葬中都有文臣俑和武士俑。镇墓兽和天王俑一般成对出现，作用相似，它们面目狰狞，阴森恐怖，是冥冥世界的忠实守卫者，护卫墓室，保护亡灵。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天王俑(图二)，头戴盔，身披甲，足踩小鬼，神情暴烈，小鬼表情惊恐，作挣扎状。镇墓兽一为人面，一为兽面，头上长角，背上生翼，龇牙咧嘴，面色可怖，比天王俑体现出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宇宙中有与没有的威猛造型都按照艺术逻辑被糅和在一起，那些看来完全不合情理甚至怪异的组合，让力与美的艺术神经和血脉贯通其中。造型的极度夸张疯狂，宣泄着强烈的自然力和神怪力。它们没有固定的范本，一切全凭作者的艺术想象和综合能力。唐朝镇墓兽多为三指，随着中国丧葬文化的不断变化和对写实的注重，后世的镇墓兽逐渐增加为四指、五指，越来越像人样与天王俑合二为一。
　　马的造型中，三彩马(图三)马鞍装饰精美，身大体肥，结实有力，具备西域马的特征。盛唐时期外来马大量流入，品种优良，多为形体矫健的骏马。马可以代步，能够负重，又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唐人爱马，诗文和雕塑绘画喜欢以马为题材[3]。骑马和打马球是唐代贵族喜爱的一项运动，骑马狩猎在唐代宫廷生活中极为盛行。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的“马球图”中，奔驰的骏马、腾空的马球以及球员那矫健的身姿，令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白马攒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旦离”。懿德太子墓出土众多的三彩骑马狩猎俑，形态各异，表情有别，比例协调，色泽鲜亮。他们着戎装，跨骏马，插弓箭，架鹰鹞，牵猎犬，满载猎物，充分显示出护卫武士勇猛凶悍的气概。其中的一件三彩骑射俑堪称艺术杰作。马双眼圆睁，双耳上竖，神态矫健。武士佩弓箭，戴僕头，穿短袄，侧身仰望，注视天空，双手拉弓作放射状，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再现了一个骑士在奔驰中追杀猎物的生动场面。作者把人、马神情刻画得非常细致生动，如此壮观的狩猎场面能够真实地展现在人们眼前，与作者细致的观察、丰富的阅历是分不开的。
　　三彩器皿造型精美，形象逼真，种类繁多，生活气息浓郁。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三彩砚台比较少见，是唐三彩文房用具的代表，砚台中心无釉，为砚墨的台面，周围为墨池。砚台表面施黄白绿三色，色彩绚丽，造型独特。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三彩碗(图四)，清亮的白色为底釉，碗内饰有十二道绿色垂带纹，带纹上饰有赭色细线纹；碗外壁上下两段分别饰疏密相间的细垂条纹，这件器物精致秀美，釉色清澄，为出土同类三彩器皿之冠。另外两件三彩注盆，腹内底部有突起的空心柱，柱顶平滑，刺有锥刺纹，盆内外施三彩釉，底部无釉露胎。这些在其他唐墓遗址中很少发现，深受专家学者的青睐，具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
　　二 合乎比例的结构
　　乾陵唐三彩比例尺寸相当准确。三彩俑身材大小合乎人体正常比例，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女俑，身高大都在26—28厘米之间，头部长度在4.5—5.5厘米之间，头部与全身的比例为1：6，身材修长；男俑体型高大，强壮有力，符合男性特征。牵驼俑和牵马俑头部略大，体型相应宽一些，比例协调自然，形神生动。人物形态逼真，体形均匀，衣冠十分得体，从而使人物轮廓自然清晰，优美丰满。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各式各样的三彩骑马俑尺寸大小相差无几，俑高约36厘米，总长37—39厘米之间，宽度与底板宽大致在10—11厘米之间，人体上半部高度为13厘米，约占总高三分之一多，人、马各自形体比例适当，两者相互之间比例协调。
　　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一匹剪鬃三花马，高66.5厘米，长67厘米，马背高58厘米，头微上昂，耳尖如削，棱角分明，整体造型精确，雄健有力。可见，唐三彩的艺术效果与其精美的造型、合乎比例的尺寸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彩器物组合因墓主人地位的尊贵，财富的多寡而不同，仪仗俑数量越多、墓主身份越高，而一般商人或平民仅以极少的器具或俑等殉葬，制作自然有精粗之异[4]。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中仪仗俑都很多，其中，懿德太子墓两个龛内排列的仪仗俑群，仪仗卫队以贴金铠甲骑马俑为前导，以三彩骑马俑为后护，中间还有骑马乐俑和头戴风帽的侍从俑。这些情况表明：当时三彩俑制作是按照流行的式样或者统一的规格来进行的。特别是马和俑大都带有底板，底板的簿厚程度无多大差异，这样制作起来比较方便。仔细观察这些三彩俑发现，即使同一地点出土的同一形式的俑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形象。因为胚体在制作过程中，要经过一道手工成型工序，会出现一些形体差异，再加上冷敷釉色时，色调混合形成斑彩，于是就产生了许多奇妙的变化。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三彩剪马，规格大小，身形与腿部一致，却有昂首嘶鸣、低头觅食和静待备鞍等三种不同的姿态，这是工匠们在制作成形工序中所作的艺术处理。
　　三 讲究的成型方式
　　乾陵唐三彩要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大量生产制作，必然讲究一定的技巧和方式。根据现已出土的乾陵唐三彩分析，其制作成型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
　　单个塑造：多见镇墓兽、武士俑等为数不多的大件物品，其做法是用木柱与稻草束成内胎，黄泥抹成芯子，用粘土在其上面进行塑造。然后焙烧成型，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大型三彩俑就属此类。
　　压模成型：多用于制作形状简单的小件物品，这类物品制作模具常常是两块阴模，用黏土挤压对扣而成。从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出土的残破拱手直立俑以及小动物的成型，可以看出它们的破裂部位都在对应的合缝处。
　　组合成型：将整个三彩部件，划分成若干组合部分，按形状结构复杂程度选择组合面，制造模具，用挤压成型的方法做成局部的胚件，再进行对合粘接。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中出土的破碎三彩陶俑，破裂部位大都是从组合地方断开。部分局部破裂者，则沿扣模的合缝处裂开。多种讲究的成型方式为我们研究乾陵唐三彩当时的成型工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四 相似的工艺流程
　　唐代使用的陶俑模子很少出现。考古发现，章怀太子墓出土陶狗与西安地区唐墓出土陶狗属同一类型的模子压制。说明当时制陶工艺不仅有一定的成型模子，而且模子在同行业中可能是相互流传的。
　　据文献记载，唐代手工业作坊比较发达，制作陶俑一类的器物，设有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当时的生产方式尚不能超越手工业作坊范围。唐三彩的制作，由许多人按照操作程序进行手工加工。其工艺流程大致如下：
　　备料：工匠们用大石臼把采来的黏土粉碎，然后经过筛选、淘洗、沉淀、脱水，得到细腻纯净的制胚原料——坩泥。
　　制胚：用坩泥制作胚件，器形规正者多用转盘拉胚成型。一些器物的附件如壶嘴、把手以及人物俑、动物俑等，则往往采用手制或模制。
　　素烧：将做好的生胚放入窑内过火成型。
　　施釉：施釉前一般先挑几件器物“试釉”，在试釉小窑中烧出成品，若配制的釉药效果令人满意，然后才大批量施釉装烧。
　　釉烧：唐三彩釉色效果的好坏，与这道工序的操作密切相关。火候的控制直接影响成品的釉色，生烧或过烧都将严重影响产品的光泽和质感。乾陵这些色调饱和沉郁、光泽滋润明亮的唐三彩大体上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出来的。
　　五 唐三彩的作用和影响
　　三彩是在前代釉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已知资料显示，陕西一带三彩始于唐高宗，洛阳器具类的三彩出现较早，雕塑类稍晚，武则天以后盛行，西安一带的资料也说明着同样的问题[5]。
　　唐三彩在唐朝之所以能够大量生产缘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唐朝统治阶级实行开放政策，一方面加强与外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并予以发扬光大。各个民族的各种文化在大唐的国土上生长、繁荣，中原汉文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共同孕育出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
　　唐三彩在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友好交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造型生动自然，釉色纯净莹润，是“丝绸之路”文物的代表。骆驼是“丝绸之路”往来物品的主要运载者，它们耐饥渴，善负重。中西文化就是依靠骆驼和它们的主人联系、传播。“沙漠之舟”——骆驼精神，既是对艰苦跋涉于漫漫丝路，出生入死的人物和动物的热烈赞扬，又是对那个大开放时代的高昂歌颂。[6]
　　在唐代陶瓷艺术里，三彩不仅是最华丽的一种，也是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种，作为一个优秀的陶器品种，唐三彩赢得了世界性的广泛声誉。意大利的法安扎陶瓷博物馆收藏有三彩鸡首壶，伊拉克的萨麻拉遗址，发现彩色盒和三足盘。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不少唐三彩残片。日本、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发现的唐三彩就更多了。唐代劳动人民的作品名扬中外，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如今，当你站在乾陵陪葬墓墓道，仔细欣赏那些唐三彩时，便会看到一幅幅唐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骑马乐俑让你仿佛置身于歌舞升平的盛世里；三彩狩猎俑便会勾起你对唐代狩猎生活的向往；三彩骆驼俑昂首阔步的身姿，则让我们看到塞外的沙漠风光，听到悠长悦耳的驼铃声……
　　注释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第7—15页；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14—15页；《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29—30页。
　　[2][3][6]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7页。
　　[4][5]王仁波：《陕西省唐墓出土的三彩器综述》，《文物资料丛刊》(6)，第140—144页。
　　(陈晔，陕西乾陵管理处，文博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