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乐舞俑，用实物为我们证实了唐代乐舞的繁荣。在乾陵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三座陪葬墓中出土了一批保存较好的彩绘骑马乐俑，它们神态专注，造型生动，色彩艳丽，一直是乾陵展出文物的亮点，但因表演者手中乐器多不存在，对判断它们的地位产生了很大影响，同这几座陪葬墓的壁画一样，这些彩绘骑马乐俑作为整个墓葬的一部分，仍值得我们关注。
　　一 乾陵乐俑出土状况
　　乾陵乐俑主要出自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按乐工服饰分为风帽骑马乐俑和笼冠骑马乐俑两类。
　　风帽骑马乐俑：典型的有三件乐俑，人物造型、神态、装饰相似，唯有马匹的装饰有所区别。三件乐俑彩绘仍很鲜艳。人物跨骑马上，身体侧转向左，两臂上扬，做击打左腿上悬鼓的姿态。鼓已不存，左腿仅余一鼓插孔。人物左手残去，右手拳握，中间有孔，原应有鼓槌。造型类似于昭陵李贞墓出土的三彩击鼓男骑马乐俑[1]。人物丰满的圆脸，扫眉凤眼，“八”字短须，面含笑意，目视左侧悬鼓，神态专注。头戴风帽，身着交领宽袖长袍，足蹬红鞋。风帽和袍皆为红色底上缀篮绿团花，红、绿、蓝三色朵花的袖、领、襟的滚边，十分鲜艳(图一)。白底蓝朵花的裤子较素雅。淡橘色马，墨描眼眶、睫毛等，点眼白，炯炯有神。白色马鬃，细墨线描出鬃毛，颈上点出剪鬃的截面圆点。马立于橘黄色踏板之上(图二)。
　　笼冠骑马乐俑：一件彩绘保存极好，十分鲜艳。骑马者粉面朱唇，“八”字小胡，扫眉细眼，目视前方，双手举排箫于唇边，神情专注的吹奏。头戴黑色笼冠，鬓角细密的丝丝黑发拢入帽内。身着红袍腰系白带。乳白色阔口裤，红鞋。色彩皆十分鲜艳。骑棕红色马，马驻足立踏板上，黑色鬃毛，黑眼眶，点眼白，双目炯炯有神，马背上一道黑色晕散的斑条，用来表现马毛色的变化，手法生动(图三)。
　　这件俑马尾等处略残，彩绘不太好，斑驳脱落。骑马者粉面朱唇，“八”字小胡，双手握举横笛于唇边，神情专注地吹奏。横笛铁质，有锈蚀，圆角四棱状，形制完整，十分难得。头戴黑色笼冠，身着红袍，腰系红带，骑枣红色马，马驻足立踏板上(图四)。
　　这些乐俑中，一件马颈部留有支架，疑为固定乐器之用(图五)。通过上述描写可见乾陵骑马乐俑，不仅造型逼真，体积大，颜色鲜艳。而且专注的神态，整齐的着装，红、白、蓝、黑的搭配，尽显了乐工的风采。乐工皆男子，并且手中残留乐器，他们有的击鼓，有的吹笛，有的吹箫，有的吹哨，俨然一个乐队组合。画工细致入微的描绘，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尽显了皇家乐队的威仪。透过画工灵巧的双手，我们似乎看到了那个金碧辉煌，五彩斑斓的盛唐时代。与同墓出土的其他文物相比，这几件俑保存之好，令人惊叹。
　　二 唐代的音乐、乐器和表演彩式
　　唐代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和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了音乐、舞蹈等艺术在唐代达到了顶峰。唐代音乐舞蹈的繁荣，首先体现在有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唐代的音乐机构，共有太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太乐署“掌调钟律，以供祭饗”，负责对音乐艺人的训练，教坊中人则以演习宗庙礼仪乐章为主。
　　其次，唐代的音乐流派比较多，乐谱，名曲大量出现。
　　雅乐是祭天地，祀祖先，朝群臣，宴百僚等大典时所用之乐，典雅纯正是其特点。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命令祖孝孙修定雅乐，至贞观年间，孝孙“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调”[2]。
　　凯乐属于鼓吹歌曲，太宗平定东都，攻破宋金刚，后来苏定方捕捉贺鲁，李勣平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师。最著名的非《破阵乐》莫属。“凡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者，其日备神策兵卫于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于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等四曲”[3]。
　　燕乐是帝王宴享所用之乐。它由汉族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组成。唐朝统一后，对传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和外国音乐进行集中整理，在继承隋代九部乐的基础上，增加了高昌乐，其与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龟兹乐、康国乐、疏勒乐共同形成大唐十部乐。
　　散乐总称百戏，相当于杂技，夷乐是少数民族及邻国音乐。
　　再次，唐代乐器种类繁多，总体分为吹奏、弹奏和击奏三种。吹奏乐器有笛、箫、笙、荜篥、贝、叶、铜角等，弹奏乐器有琴、独弦琴、三弦琴、击琴、瑟、筑、筝、箜篌、秦琵琶、琵琶等，击奏乐器有钟、磐、方响、铜钹、连鼓、桴鼓、铜鼓、羯鼓、腰鼓、齐鼓、檐鼓、都昙鼓、毛员鼓、侯提鼓、答腊鼓，鸡娄鼓等等。
　　出土的唐代文物和唐墓壁画都证实了唐代乐器种类繁多，在日本正仓院中至今珍藏着我国盛唐时期制作的横笛、排箫以及琴，竖箜篌、阮咸、五弦琵琶、笙、芋，腰鼓等等。
　　唐代乐舞以表演形式、人数多少，分为“立部伎”和“坐部伎”。立部伎表演规模大，人数多，至少六十四人，最多可达百多人；坐部伎则指乐队在厅堂上坐着演奏，规模小，人数少，最多只有十二人。“立部伎”和“坐部伎”表演的乐舞节目，绝大多数是初唐一百多年间，以中原乐舞为基础，大量的吸收国内其他民族和外国乐舞而创制的新节目，包括唐太宗、高宗、武则天及玄宗李隆基时期的作品，内容符合朝廷的政治需求，为统治者歌功颂德。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宴群臣，第一次奏响秦王破阵乐，表示自己不忘当年在藩，屡次征战。后来令魏徵等人更改歌词，更名《七德》舞，模拟战场情境。贞观六年(632)太宗在自己的出生地庆善宫，宴请群臣，“帝欢甚，赋诗，起居郎吕才被之管弦”，遂有《功成庆善乐》[4]。七年(633)太宗又制《破阵舞图》。
　　唐高宗即位，“景云见，河水清，张文收采古谊为《景云河清歌》，亦名燕乐”[5]。显庆元年(656)正月，改破阵乐舞为《神功破阵乐》。六年(660)二月，太常丞吕才造琴歌《白雪》等曲，制歌词十六首，编入乐府。六年(660)三月，高宗想要东征高丽，宴请大臣，在洛阳城门观看屯营教舞《一戎大定乐》。
　　武则天于长寿二年(693)亲享万象神宫，自制《神宫大乐》，九百人舞于神宫之庭。到了玄宗朝，唐玄宗更是位杰出的音乐家，可谓“八音领袖”。
　　三 乾陵乐俑的重要价值
　　在音乐舞蹈高度繁荣的时代背景下，唐人也把乐舞文化融入到丧葬活动中，建国以来各地唐墓中出土了大量的乐舞俑和乐舞壁画。唐代乐俑出土的类型很多，比较典型的如1955年西安唐墓出土的一组乐俑，高11厘米—11.5厘米，乐俑或跽坐或盘坐，做演奏状。从演出的场景看应是一组“坐部伎”陶俑。乐俑所持乐器分别是：拍扳、笛子、笙、排箫、琵琶、箜篌(图六)。
　　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载乐俑，这是典型的三彩骆驼载乐俑，作者用夸张地手法把8位乐人集中在一起，七名身着汉服神情各异的男乐工盘坐平台四周，面朝外坐着演奏，分别执箫、笛、箜篌、琵琶、拍板、排箫、笙等乐器，正在全神贯注地演奏。丰富的面部造型反映出他们投入演出的状态，有的仰面朝天，有的低头吹奏，而中间的一名女子似乎正在合手歌唱。
　　以上工匠塑造的场面是逼真的生活场景，是贵族们日常生活的写照，而乾陵乐俑则明显具有礼仪性质，它们出现在这座“号墓为陵”高等级的墓葬中，既是乐舞盛行时代太子公主生前奢华生活的体现，又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礼乐制度。
　　懿德太子墓乐俑出土于东第三龛和西第三龛，两龛的仪仗俑以贴金铠甲男骑马俑为先导，以三彩釉陶男骑马俑为后护，骑马乐俑位于中间[6]。我认为这些仪仗俑应该和墓道入口处的仪仗图是一体的，他们共同描绘了一个场景。在乐舞鼎盛的盛唐时代，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太子、公主爱好音乐，其家养有大量的音乐舞蹈人员，平常不过。按照古人视死如生的观念，墓葬既为墓主人的阴宅，墓葬中的一切模拟墓主人生前所用，这些乐俑自然是供太子公主死后继续享用。
　　至于他们所奏之乐，也值得我们细细探究。祖孝孙恢复古礼，规定“皇帝郊庙出入，奏太和之曲。临轩出入，奏舒和之乐，并以姑洗为宫。皇帝大射，以姑洗为宫，奏驺虞之曲。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轩悬，以姑洗为宫，奏永和之曲”[7]。乾陵乐俑骑马，执乐器，列队排列，似乎正在演奏大唐凯乐(鼓吹乐)。鼓吹乐是一种以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管乐器)为主的合奏音乐，打击乐器中鼓是最重要的，吹奏乐器则有排箫，横笛、笳、角等多种，有时还伴有歌声。关于鼓吹乐的演奏场合及分类名称，文献记述不甚一致。鼓吹乐演奏时排场很考究。鼓吹乐是皇帝宴享群臣时，显示气魄排场的，因此封建统治者对鼓吹乐非常看重，开始是皇家专用，以壮声威，后来也赐给臣下。乾陵乐俑虽出自三座墓葬，但其造型相似，风格相同，只因部分乐俑手中乐器不存，我们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判断，以目前所存状态来看，其演奏曲目的礼仪性质浓厚。
　　关于唐代乐工地位史书中记载如下：“太常音声人，得五品以上勋，非征讨功不除簿。”[8]吏部设有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负责文武百官功过、善恶的考评。唐代对太乐署的乐人即音乐教师进行严格的考评。对于乐官的评判要求“音律克谐，不失节奏”[9]。在礼部，礼部郎中和员外郎，掌礼乐。在太常寺，设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上)，掌礼乐、郊庙、社稷之事，总郊社、太乐、鼓吹、太医、太卜、廪牺、诸祠庙等署，少卿为之贰。专门有乐县(悬)院，藏六乐之器[10]。在唐代既有专门培训音声人的机构，又有专门的乐师考核机构，而且音乐普遍用于祭祀、庆典等各种活动，足以表明音乐在唐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凡的地位。
　　流传至今的盛唐音乐罕之又罕，令今人神往，通过历史的遗物，这支1300多年前，身着华服，执掌乐器，浩浩荡荡行进在仪仗队伍中的皇家乐队，我们似乎感受到了强有力的音符在唐代历史的天空回旋。
　　注释
　　[1]刘群、董临渊：《从昭陵陪葬墓出土文物看唐代乐舞的盛况》，《乾陵文化研究》(五)，第158页。
　　[2][3]《旧唐书》卷32《音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4][5]《新唐书》卷21《礼乐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8—471页。
　　[6]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第7期，第29页。
　　[7]《唐会要》卷32《雅乐》，中华书局1955年版。
　　[8][9]《新唐书》卷46《百官一》，第1190页。
　　[10]《新唐书》卷48《百官三》，第1241页。
　　(赵维娜，陕西乾陵管理处)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