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出土以来，学者们便做了大量的研究，涉及碑的性质、历史地位及碑文的解读等，但关于碑的两个基本问题却迟迟未能达成共识，即景教碑的出土地点和出土时间。出土时间有明天启三年(1623)和天启五年(1625)的争议，出土地点有长安说和盩厔说之争。本文拟对景教碑的出土地点进行辨析，主要是对盩厔说提出质疑。
　　一 问题的提出
　　关于景教碑的出土时间，计翔翔在研究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并复核其他有关史料后，肯定景教碑出土于1623年(明天启三年)[1]。不论是1623年还是1625年，这两年的差距，“对于更准确的撰写该碑的发现史或许有些意义，但对于该碑的文物价值，碑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并无丝毫影响”[2]。而对于景教碑出土地点的争议，则关乎对唐代景教中心所在地的认识。20世纪对景教碑出土地点存在颇多争议，对于这些争论，朱谦之在《中国景教》中作了简要地介绍[3]，1994年《文博》杂志也有专文介绍[4]。
　　在明代的行政区划上，长安和盩厔同属西安府，故而西方学者均称其为《西安府景教碑》。持盩厔说的有穆尔、冯承钧、佐伯好郎等，而伯希和、藤枝晃、洪业等，都持长安说[5]。国内学者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关注景教碑的具体出土地点，有多人著述并征引有关景教碑出土文献资料来支撑各自论点。冯承钧通过对碑文的释读认为，景教碑系僧人伊斯的墓碑，应该出土于盩厔，“观碑文语意，此碑应为伊斯之墓碑。伊斯葬所，必在盩厔”[6]，1932年佐伯好郎以方志资料及宋人、金人的诗文，坐实了周至大秦寺的存在[7]，向达又对该寺遗址进行考察，并撰文《盩厔大秦寺略记》[8]，由于其中收录有大秦寺保存的《明正统钟铭》，铭文有内容表明该寺系唐初皇家所立，于是便有学者基于此力主盩厔说[9]。洪业针对冯承钧等人的观点，作《驳景教碑出土于盩厔说》，文章从“盩厔说所依据的史料三条，皆未可深传”、“中国人著录皆谓碑出土于长安，无谓盩厔者”、“以撰碑文之僧景净伪证，碑所立原地不在盩厔”等十条来“证其(盩厔说)误，且证其所以误”[10]。林悟殊检视了文博工作者所披露的有关周至大秦寺的文献资料之后，进一步认为，该寺被定性为唐代景教寺院唯一的根据是其名为“大秦”[11]。20世纪60年代罗香林也根据其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的理解，认为此碑当于长安义宁坊之大秦寺建立，而并非于去长安一百五十余里之盩厔建立[12]。1996年，富安敦《长安的崇福寺——被忽略的佛寺与景教》一文，进一步支持长安说，林悟殊则认为该文是近来西人支持长安说的论著中“最杰出的一篇”。对于国内有文章把周至大秦寺定性为唐代景寺遗址，肯定景教碑出土于盩厔的有关论述，林悟殊认为“似乎包含有某些非学术性的因素”。葛承雍在其《从景教碑试论唐长安景教的兴衰》一文中也表明景教碑不应出土于盩厔，并以此观点为前提，对长安景教的兴衰作了论证[13]。时至今日，由于没有新史料的出现，关于景教碑出土地点的争议似乎已停滞不前。鉴于景教碑的出土涉及到对碑文的理解，并且确实关系到对唐代景教中心的认识，可见尽早的澄清这一问题，对于结束近百年来的争议有着重要意义[14]。
　　从以上综述可知，历来主盩厔说之学者均偏重于对现存文献史料的征引利用而忽视了对当地实际情况的考察，以致关于出土地点的共识迟迟难以达成。景教碑出土地点问题的解决，完全有必要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并对已有文献再作合理的分析之后，再下结论方为妥当。笔者此文即是在赴陕西周至大秦寺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并对旧有的文献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写成的，文章认为：周至大秦寺地区不具备出土景教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二 唐代盩厔县大秦寺的演变
　　盩厔县，今陕西省周至县，唐时隶属于关内道凤翔府扶风郡，“东北距府一百三十里”。《新唐书·地理志》载：“盩厔，本畿，隶雍州。武德二年析置终南县。贞观八年省，天宝元年更名为宜寿。至德二载复故名。乾宁中隶乾州，天复元年来属(凤翔府扶风郡)。有骆谷关(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武德七年置。有司竹园(县东十五里)。东南三十二里有隋宜寿宫。有楼观(县东三十七里)，老子祠(楼观内，武德初年楼观改名为宗圣观)。”[15]可见，盩厔县所处位置在唐朝时是比较重要的，但它距离府治以及唐都长安比较远亦属事实。
　　关于周至大秦寺的一般状况，已有学者著文涉及，如向达的《盩厔大秦寺略记》[16]、李崇峰的《陕西周至大秦寺略记》等[17]。向达通过对周至大秦寺的实地考察，试图能够对盩厔说提出可靠的论据，实际上文中却难以反映。
　　大秦寺的修建时间，一般认为是建于唐永徽元年(650)[18]，笔者以为这一时间似为不妥。看盩厔说依据的向达文中所录之《明正统钟铭》，引用时笔者试对铭文做了句读的处理，铭录如下：
　　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铸钑序
　　大明国，陕西省西安府盩厔县，僧会司遇宇乡大峪里坊，大唐太宗敕赐丞相魏征、大将尉迟恭起建监修。至玄宗，国师一行弘师，被土星致灾受已毕，显大神通，作无为相，南无金轮炽盛，自在觉王如来。
　　倒坏本寺。住持僧无尽禅师，重造寺宇，启建□殿。缺欠金钟，独力难成□，发态心乞化，到太和长安京兆坊张明鼎、张明敏等处，化到黑金壹仟陆百斤铸钑。
　　正统，岁在甲子，孟夏伍月拾柒日，丙寅。……[19]
　　从铭文中得知，太宗曾下诏在此起建大秦寺，由魏征、尉迟恭监修。考得魏征卒于公元643年，尉迟恭卒于公元658年。可见，如这段铭文可信，大秦寺的修建，似乎应在643年之前，而643年是贞观十七年。何况大秦寺的规模并非如有学者所说的五百亩之多[20]，这一点下文论及。
　　为了说明唐时周至大秦寺所处的环境，有必要搞清楚现大秦寺的相对地理位置。查得古籍中关于大秦寺位置的记录十分简单，仅有“大秦寺在黑水峪东”[21]等寥寥数语。大秦寺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曾做修缮，因而现存较完好，现位于陕西省周至县城东南20公里的终南山北麓的塔峪村村南山坡上。其在当地称为“塔峪寺”。塔峪村西边不足一公里为另一个村子，名延生观。塔峪村东不远为东楼观台，即唐代的楼观(宗圣观)所在地。
　　东楼观台是当地最主要的宗教建筑。李唐王朝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道教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唐高祖李渊……修葺楼观，赐地十余顷。武德三年(620)，至楼观礼谒老子，改楼观为宗圣观……七年(624)，二次至楼观，有赏赐；九年(626)二月扩建楼观，诏立《大唐宗圣观记》碑……宗圣观建筑群，相当于今说经台规模十余倍……开元二十九年(741)，玄宗……于说经台东兴建会灵观，立《老君显见碑》《灵应颂碑》。宗圣宫西之延生观，是唐睿宗第九女玉真公主出宫修道的别馆，宗圣宫北的玉华观，也为公主修持之所。[22]
　　足立喜六也印证了这一历史史实：楼观台在盩厔县东南二十里处，有黑水溯其支流田峪川而达闻仙谷。此地即玄宗梦得老子玉像之处，与道教关系深切，地处终南山北麓……此处有所谓楼观台者，相传即老子解说《道德经》五千言之说经台也……[23]由此可想见当时楼观道派建筑的规模和范围之大，已将西至延生观的地方都包括在内，可以证明大秦寺占地五百亩的规模是不足为信的[24]。
　　三 盩厔大秦寺不可能出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以现在周至大秦寺为景教碑出土地者，主要依据是欧洲传教士的一些记录。“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记载：1625年以前……1625年4月，金尼阁到三原(陕西一县名)……10月，金在王征陪同下来到西安……是年，盩厔人挖地得碑”；“波兰人卜尼格(Michel Boym，1616—1659)1653年11月4日发回欧洲的信，为德国人A·Kircher的《著名中国》(1667)所引，此信中说：‘1625年，耶稣会某神甫(即金尼阁)为进士腓力(即王征)全家举行洗礼，持赴三原。数月前，盩厔人筑墙，挖地得石，至是，神甫偕同进士前往观之’”；“阳玛诺(Emmanuel Diza，1574—1659)，葡萄牙人，在其《唐景教碑颂正诠》序中说：‘是碑也，大明天启三年，关中官命启土，与败墙基下获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25]这些记录是否可信呢?材料中所述时间暂且不论(也是造成出土时间争议的原因)，材料所云“盩厔人建屋”，“盩厔人筑墙”，“关中官命启土”等亦不足采信。周至塔峪村南坡坡度极大，且地形崎岖多变，土质疏松，并不适合建房筑屋。因此，极少有可能在此筑屋挖土时发现，更何况这些只是国外人士的道听途说之言。
　　而同时期国内人士的记载则有不同说法。徐光启《著铁十字》(天启七年)有记：“‘近天启乙丑(天启五年)，长安掘地得碑，题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林侗(1627—1774)《来斋金石考略》：‘……有子曰化生……逝，卜葬于长安崇仁寺南，掘数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26]“钱谦益之《景教考》(《牧斋有学集》卷44)载：万历间，长安民锄地得唐建中景教碑”[27]。
　　上文提到佐伯好郎等人以宋、金诗文作为支持盩厔说的论据，笔者则以为这些诗文与大秦寺或许有关系，但并不能作为盩厔说的依据。
　　宋代文学家苏轼及其弟苏辙于嘉祐七年(1062)先后漫游大秦寺，有诗两首。
　　苏轼《大秦寺》诗：晃荡平川尽，陂陀翠麓横。忽逢孤塔迥，独向乱山明。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惊。原田浩如海，滚滚尽东倾。
　　苏辙《大秦寺》诗：大秦遥可说，高处见秦川。草木深埋谷，牛羊散满田。山平堪种麦，僧鲁不求禅。北望长安市，高坡远似烟。
　　金朝诗人杨云翼，承安四年(1199)游览周至大秦寺时目睹荒凉古寺，感叹不已，也留下《大秦寺诗》一首：寄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暗谷行云度，苍烟独鸟还。唤回尘土梦，聊此弄澄湾。
　　以上三首诗文，言及大秦寺之荒废，却仅能证明大秦寺之存在，与明正统钟铭一样只是说明了在此曾建有一座大秦寺的史实而已，而要用这些材料证明景教碑出土于此，恐有牵强。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惣仗西郊，宾迎入内……”
　　有学者以为“‘惣仗西郊，宾迎入内’八字碑文明确交代了大秦寺的建筑应早于贞观九年建成，不然焉能‘宾迎入内’?应是指宫廷仪仗和守卫在房玄龄的指挥下将阿罗本送到西郊大秦寺。西郊大秦寺应为周至大秦寺”。疑问是：既然派出房玄龄这样的高官来迎接，为何接到后就送到西郊大秦寺，是距西安古城70余公里的周至大秦寺，如此之远的距离，称之为西郊，未免太过牵强，何况当时的盩厔这一地区乃是楼观道派兴盛之地。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房玄龄携仪仗去郊外“宾迎入内”，给予礼遇和支持，让阿罗本等在宫内译经，在内廷中(即“内”的解释)布道[28]。
　　直到三年后，即贞观十二年七月。太宗下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元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29]
　　于是阿罗本等的译经工作转至义宁坊十字街东之北的波斯胡寺[30]。即至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31]
　　于是，波斯胡寺便改名为大秦寺，也包括远在盩厔终南山麓的大秦寺。
　　唐长安城的义宁坊是波斯胡人的聚集地，而波斯人善于经商。唐代的长安城是世界知名的繁华都市之一，景教即是这些善于经商的波斯商人带入中土的，那么，景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只是一个经济文化交流的附属物，市坊是经济非常活跃的地方，所以他们也应该将景教寺建在生活、居住的地方，而盩厔并不是波斯人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景教寺院不应建立在周至县的塔峪地区，况且，关于周至大秦寺是唐代的景寺，学人已有质疑[32]。从这个方面来说，景教碑也是不大可能立在盩厔地区的。
　　四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性质和地位
　　景教碑不是某个僧侣的墓碑，也不会是“每年大会由景教的一个大施主建立的”[33]，而应是一座意义非凡的纪念碑。
　　首先，它不是墓碑。碑文中有“清节达娑，未闻斯类；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之句，冯承钧据此认为景教碑应为景教徒伊斯的墓碑，但是碑上所刻其他生人之名以及碑文题名“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又作何解释?这一点在伯希和、朱谦之的论著里面已有论及[34]。笔者则认为以上颂文表达的意思应是对立碑之前在中土去世的所有景教徒的缅怀。
　　其次，它不是每年大会由景教的一个大施主建立的。伯希和认为：“‘此碑并非墓碑，乃是每年大会由景教的一个大施主建立的。此碑的建立人就是碑文中的赐袈裟僧伊斯，此人就是此碑叙利亚刻文明言建立碑文的Yazdbōzed之汉语音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59页)[35]笔者认为，景教碑是一块划时代性质的具有唯一性的纪念碑，事实上，至今并未出土第二块意义能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相媲的关于景教的石碑。“馁者来而食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将景教博爱、救济社会的思想表达出来，以起到宣扬景教的作用，而“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等五王，亲临福寺，建立坛场”，“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以及“代宗文皇帝恢张圣运，从事无为”等颂扬之辞，一方面叙述了景教自传入中土以来的辉煌发展历程，另一方面也披露出景教在中土的传播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是李唐王朝支持的结果。外来宗教在中土的传播，走上层路线依靠王室，传教往往要顺利得多。事实上，景教正是通过走上层路线在中土打开传教局面的，所以碑文中出现对帝王的颂扬是给上层统治者传递一个友好的信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再来看碑石的规模，碑高236厘米，宽86厘米，厚25厘米，重约两吨，碑头刻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大字。碑身汉文叙利亚文并列，碑文上端饰有莲花云纹，莲花台上安放十字架。从尺寸上来看造价必然不菲，何况景教有节俭、扶助贫困、救济社会的教义在内，每年造修一块不太可能。
　　可以推定，景教碑是一块纪功性的纪念碑。任何劝人出世的宗教所用的宣传手段都是入世的，那么，景教碑碑文既然是具有宣传传教目的，应该是立于常有人且人很多的地方，“尤其是为了在大唐帝国首都向世人炫耀纪念的，不可能安置于偏僻幽静的终南山脚下，即使周至当地有大秦寺和景教传教士活动，也不会把这块著名的石碑立在区区一隅之地，远离居民集中的唐长安达40公里之遥”[36]，何况这么厚重的石碑在现在，要想运上坡度过大、地形崎岖的塔峪村南坡，立在大秦寺，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并且现在大秦寺周围并未发现有能出产景教碑这样的石料的矿藏。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然有一个与其相适应、能够使其存在成为合理的人文和自然环境，若设景教碑出土于周至大秦寺，从对所在地的环境的考察可知，景教碑是不可能出土在周至大秦寺地区的。
　　(此文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彭勇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1]计翔翔：《“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时间考析》，《文史》2002年第1期，第261—268页。
　　[2][7][12][32]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1页。
　　[3][34]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4页。
　　[4][10][25][26][35]周祯详：《关于“景教碑”出土问题的争议》，《文博》1994年第5期，第42—50页。
　　[5]关于各学者观点具体出处，参见林悟殊：《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教质疑》(载《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2页)一文。
　　[6]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景教碑考》，详见前引林悟殊著作第19页以及前引周祯祥文。
　　[8][16][19]向达：《盩厔大秦寺略记》，《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0—116页。
　　[9]晓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新考》，《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第78—80页。
　　[11]林悟殊：《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教质疑》，《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4期，第1—12页。
　　[13][36]葛承雍：《从景教碑试论唐长安景教的兴衰》，《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2—231页。
　　[14]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最早在1911年发表有《唐元时期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就景教碑出土地点披露其见解，即“此碑发现的地点不在盩厔，而应在西安城西金圣寺内”。之后的20世纪里持长安说和盩厔说的中外学者各有一批，持长安说的伯希和、洪业、足立喜六等人，冯承钧、佐伯好郎等人坚持盩厔说，到葛承雍在《从景教碑试论唐长安景教的兴衰》中表明景教碑不应该出土于盩厔，再到本文刊发的2011年，正好一百年。
　　[15]《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页；《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7页。
　　[17]李崇峰：《陕西周至大秦寺略记》(载《文物》2002年第6期)一文中考述盩厔大秦寺塔应为北宋初年重修。葛承雍则据此认为盩厔大秦寺应为修道院，靠近道教圣地楼观台，其选址有可能使后人传说的唐太宗敕建旨意，而寺塔是北宋佛教僧侣占据后建立的。葛承雍：《从景教碑试论唐长安景教的兴衰》，第251页注[17]。笔者遵从葛先生观点。
　　[18][20]李柏毅：《唐代景教与大秦寺遗址》，《文博》1994年第4期，第35—38页。
　　[21](清)王志沂：《陕西志辑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12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48页。
　　[22]周至县志编纂委员：《周至县志》，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498页。
　　[23][27](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杨煉译，《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38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499—524页。
　　[24]按：东楼观，塔峪村，延生观沿终南山北麓基本上自东向西呈线性分布。如文所述，从东楼观西至延生观均应属楼观道属地，那么在这属地之中出现一个五百亩的割块分给大秦寺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另，延生观西有村名为西楼观。
　　[28]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29][31]《唐会要》卷49《大秦寺》，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64页。
　　[30](日)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唐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2页。
　　[33]伯希和在《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认为“(景教碑)乃是每年大会由景教一个大施主建立的”，转引自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第19页。
　　(史宏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