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2002年4月，咸阳市水利局在修建渭河咸阳城区北岸河堤时，发现一段古河堤遗址。同年5至6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开探方4个，面积约190平方米。发现明代河堤、清代河堤以及民国时期舶位各一处[1]。遗址分为两个台阶，第二台阶北侧为石块砌筑的石墙；第一台阶底部靠河床处有二组柏木桩坎堰，以防止洪水对河岸的冲击。两层台阶均用长方形石条砌就，白灰灌浆勾缝。在第二层砌石中发现三块残碑，拼合起来为一通完整石碑，为明嘉靖十年(1531)六月立。碑圆首缺趺，身、首连雕，通高313厘米，宽115厘米。碑首圭额阴刻篆书3行，行3字，文为“咸阳县新修河岸之记”。额两旁及上部为丹凤朝阳阴线图饰。碑身阴刻正书19行，行51字，题衔与额相同。碑文为明代文学家王九思撰文，此碑记述内容为明人将咸阳县城南渭水堤岸由土堤改修为石堤，对以后咸阳县城的安全和古渡码头的正常运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经考证，这里有可能就是著名的关中八景之一的“咸阳古渡”遗址[3](图一)；还发现镶嵌在遗址两层台阶及石墙壁上的铁环、铁柱等拴船用具。
　　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咸阳古渡”美景始于秦代。明洪武四年(1371)，咸阳城西迁到渭水驿，“咸阳古渡”真正成为“秦中第一大渡”，并一直沿用至解放初。明嘉靖年间，曾以舟为浮桥，可常年通行。冬春水浅，露出沙滩，架设便桥；夏秋水涨，舟楫相渡。著名的关中诗人白纶曾作诗云：“渭水黄华古渡来，山河表里几千秋。临流不见褰裳客，冬自桥梁夏逢舟。”[4]对此做了很形象的描述。“咸阳古渡”正对城东门，渡口旁的青渭楼、龙王油为过往行客憩息地，至今遗址仍在，唯过河的季节性便桥未能发现，令无数神往、凭吊的人空生遗憾之叹。
　　“咸阳古渡”为丝绸之路上的要道。遗址的发现，为人们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军事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这几年在古渡口遗址附近取沙的民工就陆续在木桩附近挖掘到不少秦汉至民国的历史遗物。后来咸阳市文物局对遗址周围进行了保护，并在遗址上建立了咸阳古渡博物馆，出土文物主要以钱币、佛教造像为主。钱币的跨度从秦代的半两钱一直到民国的铜圆、银锭。还出土了一些丝路货币，如萨珊王朝银币、贵霜铜币、孔雀王朝银币、萨曼银币等。佛像主要为隋唐小型铜造像，唐代居多。这些造像按当时的工艺应该通体鎏金，但是由于在河床底下被河水侵蚀千年，大部分鎏金基本脱落，但那种由虔诚的佛教徒塑造的极富艺术美感的气息依然存在。
　　隋代的佛教造像承袭了北周造像风格特征，大概是隋和北周都建都长安有关吧。隋代遗像在继承了北朝造像风格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本时代的特征并向唐代造像过渡，造像本身略感比例失调，有的造像头大身小，腿稍短，造型稍显呆板，动态感不强，躯体壮硕，有厚重感。佛像肉髻较为平缓，面部丰满，衣纹有的仍较浅薄，躯体饱满。菩萨的冠高低适中，璎珞的颗粒粗大，下垂过膝，缯带和帔帛也均向两侧低垂，缺少飘逸的动态(图二)。此次渭河古渡口遗址出土的隋代遗像很少，笔者仅见几尊。
　　此次遗址出土的唐代佛像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初唐时期、盛唐时期，晚唐时期造像笔者未见一尊。唐初造像多还保留着隋代造像遗风，体态丰满，佛像头部率显偏大，身体稍短，面相丰满而偏方。衣纹上多喜用隆起如圆绳状的纹线，这种纹线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印度笈多王朝时期马拉图地方的雕刻样式(图三)。
　　盛唐时期可以说是佛教造像的黄金时期，这时期的佛造像经过魏晋时期的消化和吸收，外来的佛造像中融入了更多中国元素，与中国传统雕塑的结合更为完美，不漏丝毫生硬痕迹，创造出了极为典雅的盛唐佛教遗像样式。此时的造像身体比例匀称，结构合理，自由活泼，动态感极强。佛像面部丰满，方圆适度，佛发为水波纹式或螺发，衣服流行通肩式和袒右肩大衣，方领下垂式大衣，内着僧袛支和裙。束腰式台座，底边多为六角、八角、圆形或莲花瓣形，上搭覆布，布纹转折生动。菩萨多束高髻，发型优美，上身袒露束腰，中心向一侧扭曲，身体呈S型，体态极为生动妩媚；下着羊肠大裙，纹线流畅，裙上又束一结，有的下垂呈三角形，这些都是盛唐时期典型的样式(图四至七)。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除武宗皇帝外，历代皇帝对佛教文化都很重视。而唐武宗执政后于会昌五年对佛教文化进行了一次沉重打击，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结果造成了各种佛教造像、寺庙以及各种法物器具的严重损坏。据史料记载，这年先是清查寺庙及僧尼数量，“夏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及僧尼人数，大凡寺四千六百，兰若(译自梵文，阿兰若，简称兰若，泛指佛寺)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5]。随后并省天下佛寺“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两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6]。按照当时要求，所有佛教金属器物必须回炉铸造成钱币，铁佛像回炉铸造农具。“中书又奏：‘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7]。并将僧尼还俗“僧尼不合隶祠部，请隶鸿胪寺……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8]。此次遗址出土的佛像较为集中，大多都在木桩附近，出土数量较大，又未见晚唐时期造像，因而可以判断这批铜佛造像可能源自会昌五年唐武宗毁佛运动。陕西千阳上店唐代佛教造像窖藏，是“会昌法难”时僧侣或信徒们为了使佛像免于损毁而埋藏的佛教造像窖藏[9]。而这批佛像显然不是僧侣们有意埋藏的。为何没有惨遭焚毁，又是如何被抛入河中就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注释
　　[1][2][3]《咸阳市文物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页、第215—216页、第545页。
　　[4]白纶：《渭阳十胜》，见《咸阳县志》，载《泾渭稽古》1994年12月第2期《咸阳县志》专号。
　　[5][6][7][8]见《旧唐书》卷18《武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4—605页。
　　[9]高次若、刘明特：《陕西千阳县上店发现唐代铜佛像窖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第13页。
　　(张鑫，乾陵管理处，文博助理馆员；王一名，咸阳师范学院；陈静，乾陵管理处)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