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顺陵是唐代女皇武则天(624～705)之母“无上孝明高皇后”杨氏的墓地，位于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陈家村西南300米处。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文献记载，孝明高皇后杨氏(579～670)，宏(弘，避孝敬皇帝名讳)农仙掌(今陕西渭南华阴市)人，盖唐叔虞之后。曾祖杨定，后魏都督，历新兴、太原二郡太守，并州刺史，晋昌穆侯；祖杨绍，字子安，后魏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通直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周开府仪同三司，封傥城郡公，鄜、豳、燕三州刺史，赠使持节大将军，成、文、扶、邓、洮五州诸军事，成州刺史，谥曰信；其父郑恭王杨达，字士达，周内史中大夫，隋开府仪同三司，黄门内史，吏部、刑部二侍郎，尚书左右丞，赵、鄯二州刺史，工部、吏部二尚书，纳言，营东都大监，将作大将，武卫将军，左光禄大夫，遂宁恭公，赠吏部尚书，唐赠尚书左仆射。垂拱二年封郑王，食邑一万户，依旧谥曰恭。[1]杨氏身出名门望族，自幼聪明好学，“明诗习礼”，“誉表笄年”，[2]尤其对佛经感悟至深，曾身居佛门，潜心钻研佛法经典。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工部尚书武士彟丧偶，高祖李渊旨意由桂阳公主[3]主婚，“礼聘所须(需)，并令官给”。[4]42岁的杨氏才嫁给武士彟做继室。婚后杨氏与武士彟共同生活了15年，一生养育三女，次女为武则天[5]。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武士彟因高祖李渊驾崩，“举声大哭，呕血而崩”，[6]卒于荆州都督官任上，57岁的杨氏寡居。唐高宗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以后，杨氏相继被封为应国、代国、荣国、酂国夫人。咸亨元年八月二日(670年8月22日)，92岁的杨氏病故于九成宫[7]之山第。武则天敕“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诸亲命妇，并赴宅吊哭”，赠谥杨氏为“鲁国忠烈太夫人”。[8]并奉尊杨氏“愿在先茔之侧”的遗愿，“以其年庚午闰九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670年11月9日)”，按王妃礼制修建杨氏墓冢于“雍州咸阳县之洪渎原，郑恭王旧茔之左”，“赐东园秘器，每事官给，务从优厚”，“官为立碑”。[9]同月，加赠武士彟为太原郡王，杨氏为王妃。安葬杨氏后不久，武则天因“陵茔眇隔，长悬两地之悲”，又“命大使备法物，自昊陵(山西文水)迎回父魂归于顺陵”，[10]取意合葬。从公元670年8月22日杨氏去世到11月9日安葬，仅79天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按王妃礼制修建的墓园规模可能较小，雕琢列置的石刻等级较低。
　　武则天临朝称制前后，曾先后三次对其父母追封谥号，第一次是唐中宗嗣圣元年(684，即唐睿宗文明元年，武则天光宅元年)九月，追尊其父为太师、魏王，其母为魏王妃，[11]“改咸阳园寝曰顺义陵”[12]。第二次是永昌元年(689)二月，武则天追尊其父为“周忠孝太皇”，母曰“周忠孝太后”，[13]并将父亲武士彟的葬地改称章德陵，母亲杨氏与其父魂的合葬地称明义陵。[14]最后一次是在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自称为大周皇帝，追封其父为“太祖孝明高皇帝”，母亲为“孝明高皇后”，又改父亲章德陵为昊陵，改母亲明义陵为顺陵。[15]长寿二年(693)九月，追尊其父为“无上孝明高皇帝”，其母为“无上孝明高皇后”，改昊陵为攀龙台，顺陵为望风台，并在父亲陵前树立了著名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即所谓“攀龙台碑”。长安二年(702)，又在顺陵前树立了“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顺陵碑”。[16]顺陵碑碑文由其侄武三思撰写，其子相王李旦书丹，内容完全是歌颂杨氏的品行功德。唐玄宗李隆基先天二年(713)七月，削去了武士彟的“孝明高皇帝”封号，仍称太原王，孝明高皇后称太原王妃，“昊陵、顺陵并称太原王及妃墓”。[17]从此以后顺陵虽然改称为王妃墓，但顺陵名称却一直沿用下来。杨氏墓园名称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武则天在政治上的兴盛衰亡及武周王朝与李唐王朝两个政治集团内部斗争的复杂性。
　　一、顺陵陵园的规模及石刻的列置
　　顺陵陵园石刻的列置，经过了三次大的变化过程，即武则天每追封谥号一次，陵园的规模及石刻列置的形式就变化一次，而且每次变化都留下了一定的痕迹。据陕西省考古所张建林先生2004年对顺陵陵园进行的第二次大面积普探资料表明，顺陵陵园有两重城垣，遗址距今地表约0.6至0.7米。其中内城实为当初的墓园，其平面呈方形，角阙为三出阙直角曲尺型，遗址尚存。内城城墙由夯土构筑，墙体宽2米，地表部分均不存，地下墙基最厚处0.3米，未见散水、包砌砖，也没有瓦片、瓦当等覆盖痕迹，表明原址仅为素土夯筑墙体。内城城墙的东、西、北三面无门，只在南城墙的中间设立一对门阙，两阙现存基址间距22米，门阙中间为门道。此对门阙为长方形夯土台，东西长25至25.5米，南北宽12.1至13.7米，地面部分夯土层厚0.1至0.15米，从钻探出的白灰墙皮残块可知，原门阙土台的表面敷有一层白灰墙皮。钻探资料表明，武则天每对其母追封一次，就把其陵园扩建一次，而且每次扩建时都把原来的墓墙铲除重建，所以遗留下的有些基址深埋地下。内城的西北角阙基址还发现了两次加工的痕迹，旧夯土遗址内包含旧的夯土遗址。关于顺陵陵园的范围，以东门石狮至西门石狮间距866米，北门石马南至外城南阙门间距1264米推测，陵园占地面积约110万平方米。杨氏墓冢封土居于内城中部偏西北位置，现存封土高12.6米，底边48.5米。据钻探可知，墓道位于封土堆南侧，正南北走向，长约28.5米，宽约2米，墓道内两壁绘有壁画。
　　从文献记载和陵园遗址勘探资料推断，顺陵陵园石刻的设置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八月至永昌元年(689)二月。这期间杨氏葬地称墓而未称陵，墓园范围仅限于内城，墓前列置的石刻数量少、规格小、级别低。雕置的石兽形象似介于“虎”和“狮”之间，但从杨氏信佛崇佛的人生历程上讲应当属于石狮，同时也反映出王墓前石狮逐步代替石虎的过程。第二阶段从永昌元年(689)二月武则天追封其母为“忠孝太后”至天授元年(690)九月，即改墓称陵时期。这一时期除扩建内城城墙，设置角阙，提高石刻等级外，在内城南阙门内神道两侧列置石刻，并立了一块“忠孝太后碑”。第三阶段从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追尊其母为“孝明高皇后”至长安二年(702)《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碑立成。这一时期增设了外城，在外城开辟东、西、南、北四门，列置大型石刻群，并把内城神道向南延伸630米至南端阙门遗址。从现存的走狮、天禄、华表顶和遗址迹象推测，内城南门至南阙门遗址神道两侧原来至少列置了8对大型石刻。
　　二、顺陵陵园石雕刻
　　顺陵陵园地面现存石刻33件(大型石刻12件)，皆石灰岩质，分别列置在外城东、西、南、北四门外神道两侧及内城墓冢封土南侧。其中石人13尊，石羊3只，石虎1对，华表顶1件，石础1对，走狮、天禄、石马各1对，石蹲狮3对。1961年文物部门第一次勘查顺陵时，地面遗存石刻34件，现存33件，少了1件内城莲花座，此莲花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群众凿成了门墩石。为了保护顺陵石刻，文物管理部门在陵园现存石碑前树立了一块木牌，上书“毛主席语录：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此，顺陵石刻再没有造成更为严重的人为破坏，得到有力的保护。
　　1.华表(又称石望柱)：顺陵华表位于神道最南端东、西两侧，今南乳阙遗址北约90米处。华表由基座、柱身、柱顶三部分组成。经勘探获知：东侧华表现存柱顶和基座，其顶高1.8米，直径1.2米，最上端是宝(火)珠，由仰莲盆承托，中部为莲子八颗，下部为覆莲盆，覆莲盆置于八棱面台盘之上，台盘下正中部凿有直径40厘米，深20厘米的圆形榫槽，说明原置于柱身之上。基座位于现存华表顶西北约7米处地下，距今地表约1.2米。西侧华表无存。
　　据考证，华表源于古代先民用于观测日影的圭表和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测量工具——表木(建筑施工前的定位木)，随着社会等级观念的发展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礼制意味的装饰性建筑。或称之为恒表、谤木，意为古代帝王接忠纳谏的象征。华表最初是木制的，《事物纪原》卷十“华表”条引《尸子》云：“尧立诽谤之木。韦昭曰：虑政事有缺失，使言事者书之于木，凡交衢道路悉施焉。”《后汉书·杨震传》(卷54)称：“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18]华表用于墓冢的标志始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汉魏丛书》引《谐齐续记》载，燕昭王墓前置华表。《汉书》卷44载，(西汉)淮南厉王墓前置华表。东汉时，开始将墓冢前的华表由木制改为石质。帝陵前置华表始自南朝，宋、齐、梁、陈诸帝陵前均置华表，遂成定制。华表列置于帝陵之前，其意义是作为帝陵的标志，用以体现帝王虚心纳谏，了解民情。武则天给其母亲陵园前列置华表，其目的是为了提高陵园的等级。
　　2.天禄：又名獬豸，俗称独角兽，是传说中能识善恶、辨曲直的瑞兽。《异物志》记曰：“百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者，闻人争，咋不正者。”《神异经》载：“獬豸，一角羊也，青色四足，或曰似熊，能知曲直，性识有罪，狱疑者令羊角触之。”《异物志》亦载，獬豸能辨曲直，见人斗，即以角触不直者，闻人争，即以口咬不正者。《后汉书·舆服志》规定：“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关于“獬豸冠”的形状，史籍记载语焉不详，《旧唐书·舆服志》(卷45)仅记：“法冠，一名獬豸冠，以铁为柱，其上施珠两枚，为獬豸之形，左右御史台、流内九品以上服之。”其取意是执法者要像獬豸那样，“明事非，辨曲直，鉴忠奸”。因汉代以獬豸为“法冠”，服“法冠”者得食天子赐予的禄位，故称为“天禄”。几千年来，獬豸以其能判断是非曲直的形象流传至今。在顺陵之前，唐帝陵石刻并无设置天禄之制。武则天在扩建其母陵园时，增置天禄，除有取其忠诚勇鸷，守护陵寝，象征吉祥，驱除鬼怪的性质和保佑其母葬地平安之意外，更主要的是昭示自己是一个“方勤庶政，属想群黎”，[19]“明赏事非，辨曲直，鉴忠奸”的明君之意。
　　顺陵天禄共2只，分列于陵冢最南端司马道两侧，今陵园南乳阙遗址北约127米处，两者东西相距55米，东雄西雌，相向而立。兽与座为一块整石雕刻而成，四肢及垂尾与座相连。东侧雄天禄高4.15米，身长4.20米，宽1.50米；石座高0.40米，东西长3.50米，南北宽1.90米，嵌于长4.70米，宽2.75米的础石之中，总重达70余吨。其头似鹿，象征吉祥；弯曲的独角，似一个变形弯曲的手掌，置于莲花座上，象征至高无上的佛手，其意是告诉人们墓主人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其身如牛，象征此物勤劳能干；前肢两侧羽翅上雕有美丽的卷云花纹，足为马蹄，马蹄和双翼象征它能腾空万里，如同天马行空，勇猛顽强；四腿如柱，腹下透雕，可容四人打坐。东侧雄天禄呈收翼归体之势，西侧雌天禄呈展翅欲飞之态，两者似暗含“女权在上，男权在下”之意。顺陵天禄紧贴肩部两侧的双翼向后弯曲，其上雕刻数条长弧，各弧平等相同，长度依次增大，漫卷弯曲宛如江中掀起的条条波纹，浪头旋绕，冲向上方。这种双翼，雕刻洗练，刀法娴熟有力。西边雌天禄略小，高3.90米，长4.20米，宽1.71米；石座高0.50米，东西长3.50米，南北宽1.90米，嵌于长4.10米，宽2.75米的础石之中。其体态虽不及东边雄兽的体态那样高挺，但亦颇为丰满圆润，其翼面与雄兽基本相同，只是在雕刻上弧度增大，间距增宽，使弧棱鲜明，更加向体外突出，呈舒展翅膀准备腾飞之态。纵观顺陵天禄，整个造型肥硕，厚朴雄伟；腹体充实，气势磅礴；雕工技艺精湛，手法细腻柔和，立体感强，不愧为唐代帝陵石刻中的极品。
　　3.石狮：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前最早列置石虎守陵，后来逐渐以石狮代替石虎。以石狮为陵园门兽主要源自西亚、中亚和佛教的影响。狮子的故乡在非洲、西亚和美洲等地。汉武帝派张骞(?～前114)通西域后，随着中西文化交往，狮子才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汉书·章帝纪》(卷3)载：“(章帝)章和元年(87)……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狮)子”[20]；同书《西域传》“安息国”条载“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狮)子、符拔”。[21]东汉顺帝时，西域疏勒国国王曾派使者至洛阳贡狮子，这应该是传入我国的第一只活狮子，当时饲养在都城洛阳的囿苑之内，平民百姓很难见到。因此，汉代的民间艺术家们对狮子充满了神异感，认为它是能“食虎豹”的“殊方异物”，在塑造狮子的形象时，用传统的神瑞化装饰手法，展开幻想的翅膀，突出地表现了狮子威武、强健和凶猛的气质：有的给狮子的肩上平添了双翼，称为狻猊；有的给狮子头上饰以单角或双角，身上雕以云纹或火焰纹，叫做獬豸，也有称为天禄、辟邪或瑞兽的。魏晋南北朝时，西域诸国向中国进贡狮子的记载屡见于史册。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周围友好国家把狮子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礼品，频频赠与大唐帝国。《旧唐书·康国传》(卷198)载，唐贞观九年(635)，康国遣使贡狮子，唐太宗李世民嘉其远至，特命秘书监虞世南(558～638)作《狮子赋》。当时的名画家阎立本(?～673)还曾绘过狮子图。随着数量的增加，狮子的原形日趋明显，到这时，人们心目中才出现了狮子的正式形象。为何这些国家将狮子作为珍贵贡品献给中国?究其原因，一是中国不产这种动物，二是这些国家将狮子视为神兽，尤其佛教国家，人们将狮子神化，赋予狮子“神”和佛的外衣。狮子来到中国后，最初并不被人们所重视，直到佛教传入后，特别是佛祖释迦牟尼自称是“人中狮子”，其座床称为“狮子床”。加之释迦牟尼佛后侍立的文殊菩萨的坐骑亦为狮子，至此，中国人的心目中才普遍对狮子产生了敬畏和尊崇思想。有关狮子的形象被描绘成“兽中之王”，铜头、铁额、钩爪、锯牙、弥耳、跪足，目光如电，声吼如雷，能食虎豹……，毛群之长。非洲的埃及、西亚的巴比伦、中亚的戈尔诺阿尔泰、塔什干以及印度等国家都将狮子的形象或石雕或铸造，列置于城门、宫殿门、陵园门前以示祟奉和守护，这种文化思想直接为中国古代帝王所接受，他们效仿这些国家将狮子的形象雕琢成石狮列置于各种重要建筑物的门前。顺陵石走狮就是当时这种猛兽形象的真实写照。唐代帝王陵园四门置石狮，以太子李弘恭陵为最早，自唐高宗乾陵陵园四门之外各置石狮一对以后，始成为定制。顺陵陵园四门列置石狮当是遵从了这种制度。
　　顺陵陵园共置石狮4对，其中南门(朱雀门)置石走狮1对，东门(青龙门)、西门(白虎门)、北门(玄武门)各置石蹲狮1对。每对均张口为雄，闭口为雌。
　　石走狮位于天禄北约160米处，均面向南，作站立行走状。两狮东西相距34米。狮与座皆为一整块石雕成。东边雄走狮体高3.05米，身长3.45米，宽1.4米。石座东西宽1.35米，南北长3.05米，高0.45米，嵌于长3.5米、宽1.65米的石础中。西边雌走狮体高2.7米、身长3.45米，宽1.3米，重40余吨。底座东西宽1.35米、南北长2.98米，高0.5米，嵌于长3.5米、宽1.6米的石础中。两狮石座、石础四周原有线雕花纹，今已剥落不清。顺陵石走狮体积硕大，造型雄伟，气势磅礴，生动异常，尤以东列雄狮为最。其头，颈披鬣毛涡卷，突目隆鼻，半张巨口，昂首挺胸，利齿外露，似闻震撼山林，慑服百兽的声威；四肢粗壮稳健，蹄爪强劲有力；极目远视，雄风掠宇。它虽阔步缓行中，但其昂首天外的雄风和铺天盖地的威势咄咄逼人，这是自然界狮子所不能比拟的。仔细察看，雄狮面部却略带有微微的笑容，显示出它阳刚不失阴柔，威武不失温情的豪迈气概。西侧雌狮体态略小于雄狮，头部毛发飘逸，突目隆鼻，唯上齿紧咬下唇沿，显示出它警戒、劲拔和待机疾发的凶恶野性，同时又显示出它温柔不失阳刚，狂傲不失张扬的个性。从雌狮的面容上，我们不难看出，雕工在充分展示雌狮内心的愤恨和凶恶之情的同时，仿佛在通过作品诉说什么?暗示什么?力图把某种思想或者述说凝固其中。这其中应当蕴藏着雕工在武周政权的强大压力下，敢怒不敢言的心态，只能用作品的无声语言来诉说武则天给她母亲修筑陵墓时，劳民伤财，民众怨声载道的情状，映射出武则天在政治上的残酷无情，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顺陵石走狮的雕刻中，雕工们抓住子狮子行走中忽然停步，昂首远望、静听的姿态，把狮子的瞬间形态完整地记录下来，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在雕刻技巧上把中国传统石刻艺术寓动于静，寓刚于柔的风格在此表现的淋漓尽致，给人以精巧玲珑，生动活泼之感。由于石狮本身刻工圆润，加之千余年来的风雨冲刷，日晒风化，使得石狮更加滚圆壮观，不落俗套，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顺陵石走狮虽体积满盈，但细部刻画精湛，代表了唐代石刻艺术的高超水平，成为唐帝陵狮兽石刻中最庞大且最具代表性的石刻神品。
　　顺陵东、西、北门的石蹲狮，吸取了南北朝以来佛教石刻的雕凿形式，具有某些中亚石刻艺术的风格。三门石狮均背陵而蹲。除东门南侧的一个为头披直毛外，其余均为卷毛。蹲狮皆高约3.10米、胸宽约1.10米。石座长2.45米，宽1.44米，高0.50米，座下石础露出地面约0.3米，础座四周原有线雕花纹，但大多数已漫泐不清，仅少数几处尚可观其大概。顺陵石蹲狮虽然造型高大雄伟，胸及四肢肌肉突起，前爪健壮有力，有的张口作嘶吼状，有的闭口，雕刻精致，但因其蹲坐，在造型上不如石走狮的姿态生动。
　　4.石人：或称翁仲，是古代陵墓石刻群中的一种。[22]从目前的考古遗迹和文献记载来看，墓前列置石人似乎是从东汉以来才形成的制度。《风俗通义·怪神》“石贤士神”条载，汉汝阳彭氏墓(在今河南商水西北)“路头立一石人”；《水经注·洧水》载，汉弘农太守张德墓(在今河南密县西北)“冢前有石庙，列植三碑，……碑侧树两石人”；东汉乐安太守鹿君墓前有石翁仲2尊[23]；东汉鲁王墓前有石翁仲2尊[24]。帝陵前列置石人最早见于南北朝时北魏宣武帝(500～5015)景陵[25]、孝庄帝元子攸(528～529)静陵[26]和西魏文帝元宝矩(507～551)永陵(位于今陕西富平县留古乡大冢何家村)，这些陵墓前的石人，或双手在胸前执物，或双手拄剑，起“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27]的作用，应为侍(仪)卫性质。唐朝沿袭了汉魏陵墓前列置石人的制度，到唐高宗李治初葬乾陵时，于神道两侧列置石人的制度才开始形成。
　　顺陵陵园地面现存石人13尊。在内城南门内两侧有12尊，东西相对。其中3尊无头，其余完好。按照对称排列和勘探资料推断，内城南门两侧至少有8对石人列置。石人高2.05～2.25米，胸宽0.5～0.75米，胸厚0.25～0.45米。石人像与座为整块石雕刻而成，嵌于长0.75米，宽0.5米石座中，石座埋于地下。石人面部方圆，弯眉，杏仁眼，有的上唇须上翅，有的下须浓厚，有的无下须，短颈；头戴小冠，冠前低后高，头后发髻线明显，呈“人”字型。上身着拖地长裙，足履露裙外(有的足履已残)。双手叠压，拄剑于胸前(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剑有鞘，为四竹节形，两条剑穗下垂。另一尊石人在墓冢前石刻北端西侧，勘探资料显示，与其相对应的东侧位置也应有一尊石人。现存西侧石人高3.25米、胸宽0.60米、胸厚0.35米，与石底座以榫卯相连，石底座长1.25米，宽1.25米，厚0.51米，半埋于地下。石人头戴小冠，冠残，前发髻明显，弯眉、杏目、上唇须上翘，下唇须浓厚，面部肌肉感强。上身着交领褒衣，腰系宽带，双袖垂于膝下，各有皱褶五条；下身穿曳地长裙，足部平直履残，双手扶剑柄，右手上，左手下，剑柄为环状，无剑穗，剑鞘为五竹节形。石人像稍后倾，背部现存枪击弹痕6处。
　　5.石虎：陵园置石虎，始于西魏文帝陵，南朝帝陵的麒麟实为老虎和狮子形象相结合的神化产物。唐高祖李渊献陵陵园四门列置石虎为门兽，是因为唐高祖李渊尊崇道教，以老子李耳为其先祖，他不会将佛教的圣物——狮子置于陵园四门。唐太宗昭陵陵园目前没有发现石虎。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信仰佛教，在乾陵陵园四门列置石狮为门兽，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园四门以石狮为门兽的先例，以后的帝陵效仿前朝陵园列置，四门以石狮为门兽，从此石狮彻底代替石虎成为陵园四门神兽。为什么要在陵园门前列置石虎?这是因为古代传说中有一种叫“罔象”的怪兽，“好食亡者肝脑”，而“罔象”畏虎及柏，故在陵墓上栽植柏树及列置石虎以镇之，取祥瑞、辟邪之意。古时，中国人认为虎是“兽中之王”，而西方人认为狮子是动物界中最凶猛的神兽，直到佛教传入中国后，信仰佛教的人尊宠狮子，狮子才逐步代替了虎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狮、虎同属猫科动物，同样具有降服“罔象”的本领，所以石狮也就逐步代替了石虎在陵前的位置。
　　顺陵陵园现存石虎2尊，位于杨氏墓冢南西侧，南北并列，相距15米。两虎均面东而踞，高1.55米，胸宽0.35米，石座东西长1.45米，南北宽0.75米；前腿直立，后腿弯曲，北边石虎左边前腿有残损。石虎雕刻生动，气魄雄伟，继承了南朝石刻艺术的优良传统，但唐代的石雕造型更为逼真，更接近现实。按照对称排列和勘探资料推断，在墓道东侧也应当有2尊石虎列置，面西而踞。
　　6.石羊：现存3只，列置于杨氏墓冢南东西两侧。其中墓道西侧2只，东侧1只。按照对称排列和勘探资料分析推断，东侧似应有1只石羊。东侧现存1只石羊，头西尾东，体高1.48米、身长1.44米、宽0.68米；西侧2只羊，头东尾西，西侧南边石羊高1.35米，身长1.35米，宽0.68米。石羊与座为一整块石灰岩雕刻而成，皆头略上昂，凸目，小鼻孔，闭嘴，犄角从上向内盘卷，为绵羊角。羊体粗壮浑圆，小尾，前蹄跪，后蹄曲，卧于石座上。石底座埋于地下。这种绵羊非常凶猛，但对主人忠实温顺，置于墓前取其忠诚之性，以守护墓冢。此物是建墓时列置，它的雕刻技艺不如外城石刻。
　　7.石马(仗马)：陵园列置石马，最早见于东汉光武帝陵。唐代除高祖李渊献陵外，从昭陵陵园列置六骏开始，诸帝陵均置石马，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别。陵园内列置仗马，可能是皇宫中仪仗队伍的象征。陪葬乾陵的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墓道两侧，绘有大型壁画《仪仗出行图》，该图中的仪仗队伍由车队、马队及步行仪仗队组成，阵势严整，为仪仗队伍的真实写照。唐代仗马的设置可能与汉代的“仪马”有关。《事物纪原》卷二“仪马”条引《西京杂记》云：“汉朝舆驾祀甘泉、汾阳后，乃有御马之则。仪马之设，自汉始也。”唐代设置仗马的制度，据《唐会要》卷六十五“殿中省”条载：“天宝八载(749)七月二十五日敕，自今南衙立仗马，宜停，其进马官亦省。十二载(753)正月，杨国忠奏置立仗马及进马官。”同书“闲厩使”条又载：“大历十四年(779)七月十日，闲厩使奏置马随仗，当使准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八匹，仗下归厩去。”由此可知，设置仗马(亦即仪马)之制开始于汉，唐承汉制。关于帝陵玄武门(北门)列置仗马6匹的原因，可能与古时天子“驾六”的制度有关。《事物纪原》卷二“驾六”条引《史记》曰：“奏并天下，自以水德，故使驾六马。按《夏书·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御六马。则驾六之制，夏后已然。”同书又引《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四，大夫三，士人二，庶人一。”《后汉书·舆服志》刘昭补注云：“今帝者驾之。”据勘探资料可知，顺陵玄武门(北门)原列置仗马4匹。武则天在顺陵玄武门列置仗马4匹，是取其“诸侯四”等级，低于帝王陵前列置。在陵园南神道两侧没有发现列置仗马的痕迹。玄武门列置仗马可能是用于迎接其父武士彟的魂魄所用。
　　顺陵陵园现存石马1对，位于北门蹲狮北约30米处东、西两侧。东侧石马完好，雕刻精致。马头部较小，双耳残，嘴部饰缰，鬃毛垂颈两边。马背饰鞍蹬齐全；臀部浑圆，四肢与蹄粗壮，粗尾与石座连为一体。有控马人痕迹，控马人已失。马体高1.86米，身长2.60米，宽0.86米，与石座为一整块石雕成，其座东西长2.28米，南北宽0.9米，裸露地面高0.3米。西侧仗马仅留马身，据说为国民党军队试验炸药威力时人为破坏。现残存马身长2.5米、宽0.82米、残高1.5米。头部饰缰，鬃毛垂颈左侧，背饰鞍，臀浑圆，前胸及后臀饰镳12个，雕饰基本同于东侧仗马。
　　8.顺陵碑：据文献记载，顺陵陵园至少有两通石碑，一通是咸亨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埋葬杨氏时“官为立碑”，此碑似由高宗亲自撰写碑文，但不知此碑失散于何时。另一通是《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即今称之“顺陵碑”。顺陵碑立于大周长安二年(702)正月五日，武三思撰文，相王李旦(即唐睿宗，唐高宗与武则天第四子)书丹，全文正书4449字，其中有武则天造字16个。该碑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元月)关中大地震时圮倒，后被咸阳县令派人打成碎块，用于修补渭河堤岸。清初渭河决堤，崩出三块，被移藏县署。其后最大的一块又断为三截，使原存碑石变为五块。1964年在咸阳底张水利工地上发现两块；1965年在咸阳文庙修地下水道时掘得一块，至此共得残碑八块，其上存字283个。根据现存碑石残块厚度及文字大小、格式推算，该碑首高2.4米，身高6.0米、座高1.8米，通高约10.2米。所以，《庚子销夏记》称其“丰大之甚”，当言出有据。残碑石现存咸阳市博物馆。[28]
　　三、小结
　　根据文献记载，杨氏初葬时，平地封土为坟丘，称为杨氏墓。文明元年(684)，武则天临朝，追尊武士彟为魏王，杨氏为魏王妃，杨氏墓称为王妃墓。永昌元年(689)追尊武士彟为“忠孝太皇”，杨氏号“忠孝太后”，改魏王妃墓名为顺义陵。天授元年(690)九月，追尊忠孝太皇为孝明高皇帝，忠孝太后为孝明高皇后，陵曰顺陵。杨氏谥号的变化及葬地改墓为陵的过程，标志着武氏家族进入了最高统治阶层，这个过程无一不与武则天的地位与权力密切相关。随着陵园名称的变化，顺陵陵园的格局也几经扩建，与关中唐代十八座帝陵大同小异，石雕组合也基本齐全，即使后来“号墓为陵”的乾陵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子墓的规模也望尘莫及。顺陵陵园列置的石刻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唐十八陵，但都是经过武则天审查认可后列置的，反映出武则天对母亲深厚的感激和怀念之情，显示了杨氏“母以女贵”的优厚之处。顺陵石刻的设置紧随乾陵石刻，其形制亦宏大雄伟，气势磅礴，雕工精美，丰满健壮。顺陵前列置石狮与墓主人杨氏生前信佛崇佛有关。武则天自幼跟随母亲出入佛门，对佛法教义感悟至深。14岁入宫后，目睹了政治上的血雨腥风。再次入宫掌握国家大权，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以后，时常思念她的母亲，回忆起母亲带她进出寺院，对她进行佛学教育的情景。为了表达她对佛的虔诚和对母亲的怀念，炫耀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势，她不仅从名分上改称、追崇母亲的谥号，超越先朝标准为其修建陵园，而且改墓为陵，提升陵园的等级，并从实体上予以扩建。同时，又在其陵园四门前列置石狮为她守陵，以求母亲的灵魂永存并陪伴着她守护大周江山。武则天在为其夫李治修建乾陵时，与陵园四门前列置石狮，开创了以石狮为帝陵四门神兽的先例。以后历代帝王继承唐朝礼制，在陵园四门前也列置石狮，只是在数量上和艺术风格上有所不同。
　　顺陵石刻的设置及组合是唐代帝王陵寝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艺术风格和雕刻技巧，把我国传统艺术寓动于静，寓刚于柔的风格表现的淋漓尽致，显示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才华和创造力。尤其是陵园南门走狮的形象，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写实的造型为基础，注重表现其精神和气韵，取得比自然界真狮子更为强劲和雄壮的精神气质；运用体块结构和线条结合的技艺，突出了力感、质感和动感的艺术效果；在石狮艺术史上达到了绚烂成熟和无与伦比的境地。其刀法圆转柔滑，犀利清新，阴阳并举，层次分明。它虽体积满盈，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细部刻画精湛，写实性强，夸张手法独特，代表了唐代石狮雕刻艺术的高超水平，为唐陵石狮中最有代表性的雕刻极品。
　　注释：
　　[1]《全唐文》卷239，《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17～2418页；《北史》卷68，《杨绍传附杨达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71页；《隋书》卷43，《观德王杨雄传附杨达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1218页。
　　[2][4][8][9][10][12][13][19]《全唐文》卷239，《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17～2423页。
　　[3]唐高祖李渊第五女，后改封长广公主。传见《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43页。
　　[5]据有关专家考证，武则天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一说生于陕西长安，二说生于四川广元。
　　[6]《全唐文》卷249，《攀龙台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21页。
　　[7]九成宫遗址位于今陕西宝鸡市麟游县城西天台山之上，本隋仁寿宫。贞观三年(631)，李世民修葺后更名九成宫，高宗永徽二年(651)改名万年宫，乾封二年(667)复曰九成宫。
　　[11]《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页；卷76《则天武皇后》，第3478页。
　　[14]《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8页；卷76《则天武皇后》，第3480页。
　　[15]《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页；《全唐文》卷239，《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第2417～2423页。
　　[16]《全唐文》卷239，《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第2417～2423页；《全唐文》卷249，《攀龙台》，第2515～2523页。
　　[17]《旧唐书》卷8《玄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1页。
　　[18]《后汉书》卷54《杨震传》，中华书局1965年5月版，第1766页。
　　[20]《后汉书》卷3《章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58页。
　　[21]《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18页。
　　[22]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2～94页。
　　[23]墓在山东曲阜西南约3公里处。见傅天仇：《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2，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100页：图97。
　　[24]现存山东济南石刻艺术博物馆内。另见吕常凌：《山东文物精粹》，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版，189页：图174。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9期，801～814页。
　　[26]黄明兰：《洛阳北魏景陵位置的确定和静陵位置的推测》，《文物》1978年7期，36～41页。
　　[27]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学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28]张鸿杰等：《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刘向阳：陕西乾陵博物馆；郭勇：顺陵文管所)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