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朝从高祖李渊到哀帝李柷，共历21位皇帝，除昭宗李晔葬河南偃师和哀帝李柷葬山东菏泽外，其余19位皇帝死后都葬在关中，因女皇武则天和高宗李治合葬，共有18座陵墓，俗称“关中十八陵”。唐代帝陵不仅以规模宏大著称，而且以石刻众多闻名。这些石刻高大雄伟，气势磅礴，造形逼真，栩栩如生。有人称唐十八陵是一所绵延三百里的“露天石刻艺术馆”，这个比喻恰如其分。唐陵石刻在古代帝王陵墓石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反映了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反映了唐代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点。本文拟就唐陵石刻之一——鸵鸟石雕来探讨一下唐代陵墓的石刻文化。
　　一、唐陵石刻鸵鸟溯源
　　关中唐陵石刻中有数十件鸟的形象。现在学术界对这些鸟的看法不一。有人说是“朱雀”，有人说是“鸾鸟”。有学者认为这些鸟是一种表示吉祥的鸟，应径称之“详鸟”[1]。
　　称唐陵石鸟为朱雀、鸾鸟，即史书所称“朱雀、鸾鸟”。《太平御览》载鸾鸟的形状：“高五尺，鸡首燕颔，蛇颈鱼尾，五色备举而多青。”人们猜测鸵鸟浮雕正是刻画了这种形象，即朱雀的化身。这样的说法太过牵强，史书的这些记载只能说明当时有真实的鸾鸟可供摹写，与前代的鸾鸟、朱雀那种夸张神化的形象有本质的不同。
　　据文献记载，朱雀是古代“四灵”中的神物之一。所谓“四灵”，即古代受到崇拜的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四种动物。据《礼记·礼运》载：“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汉代以后，四灵的内容有所变化：代表西方之神的麟为白虎所取代；代表南方之神的凤改称朱雀(或称朱鸟)；龙仍代表东方，但加了颜色，称苍龙(或称青龙)；北方之神则称玄武，玄武的形象由龟蛇相缠之状构成。这四种代表方位的动物其实根本就不是现实中的动物，它们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神物，是现实中不存在。
　　南方之神灵改称朱雀，因南方属火，火为红色，故称朱雀。古代南方楚国崇拜的凤，就是南方的朱雀。楚人自称是火神祝融的后裔，而祝融就是朱雀的化身。《白虎通义·五行篇》说：“南方之神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这个鸟即朱鸟，鸾则是凤的别称。故古文献记载的凤，大多生于南方。《艺文类聚》引老子的话说：“吾闻南方有鸟，其名为凤。”由此可知，朱雀就是南方的一种神鸟，是看不见的，无法知其具体形象，只能照现实中的鸵鸟代替来刻其雕像，这使人不免将鸵鸟视为“现实版”的朱雀、鸾鸟。当然这种认识是很勉强的。
　　笔者认为唐陵石鸟应当是鸵鸟。鸵鸟是现实中存在的珍禽。在地质时代，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地区就有鸵鸟分布。但后来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鸵鸟在我国境内消失了，仅存在于非洲等地。所以我国早期的历史文献中没有对鸵鸟的记载。自汉武帝通西域后，西域有些国家把鸵鸟作为贡品送到中国，中国人才对它有了初步的认识。到唐代，中国和西域、北非诸国交往更加频繁，对鸵鸟有了进一步认识。
　　《新唐书·吐火罗传》记：“(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鸵鸟，当时目为神异，上遣献于昭陵”。[2]《旧唐书·波斯传》这样记载：鸵鸟“形如磐陀，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啖犬攫羊，土人极以为患”[3]。的确，唐高宗曾于永徽元年将西域吐火罗国进献的鸵鸟视为神鸟献于父皇太宗李世民的陵前，并“刻像于陵之内”[4]，一方面显示出高宗皇帝的仁孝之心，另一方面反映出鸵鸟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异邦神鸟，只有神鸟才有资格供奉皇帝。
　　史书的这些记载反映出唐初随着大唐帝国的日益强盛，伊朗、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等中亚细亚古国，先后派遣使者送鸵鸟到中国与唐王朝交好的表现，也将鸵鸟形态、习性以及饲养的难度描绘得一清二楚，为鸵鸟的刻像提供了大量的现实基础。
　　唐高祖李渊献陵的一尊石刻也给了我们启发，献陵中与鸵鸟相似的还有石犀，两者皆为外国进贡品，献陵石犀刻有“高祖怀远之德”字样，这句话直接反映出皇恩浩荡、臣服边陲、天下归顺的设置寓意。鸵鸟和犀牛同为‘舶来品’，这样的解释也应当适合于鸵鸟。
　　二、唐陵石雕鸵鸟概况
　　唐代帝王陵墓立鸵鸟雕像的共有9座，它们分别是乾陵、桥陵、泰陵、建陵、崇陵、景陵、庄陵、端陵、贞陵。
　　第一个竖立鸵鸟雕像的是乾陵。乾陵是唐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墓，位于乾县城北6公里的梁山上。乾陵陵园规模巨大、气势宏伟，乾陵神道(又谓司马道)依山势自然而下，神道两旁整齐地排列着各式石刻，鸵鸟位于神道入口(华表)北200米处，左右对称排列，为立体高浮雕，两鸟各雕刻在一块近似方形的石屏上，石屏高约2.13米，宽1.75米，厚0.36米，鸵鸟侧身立于石屏正中，鸟身高约1.75米，宽1.35米，厚0.30米，鸵鸟羽毛丰满，体态自然，昂首挺胸，目视前方。鸵鸟的足下是石屏的底座，上面有一圈线刻花纹，现已模糊不清，但从拓片上观察，是几只小鸵鸟和蔓草的线刻画纹，线条流畅，动作活泼。看得出是鸵鸟浮雕的陪衬。整个雕像由一整块石料雕成，重约9.8吨。
　　在乾陵之后立鸵鸟雕像的是桥陵。桥陵是唐睿宗李旦之墓，李旦(661～716)是高宗李治第八子，唐明皇李隆墓之父。桥陵建于开元盛世，比乾陵规模更为宏大。它位于今陕西蒲城县西北15公里的桥山上，陵墓范围包括整个金炽山，面积达825万平方米，略呈正方形，四面有门，四角有楼。陵前及各门现存地面石刻50余件，其中鸵鸟双腿矫健，立于假山之上，回首贴翼，羽毛丰满，整个雕像生动自然，充满安静、祥和之气，刻工较初唐时期更加细腻精巧，虽然气势不足，高度较小，但对艺术表现的要求更高了，更善于挖掘内在的东西，如动物的神态表情，它是鸵鸟石刻中的珍品。
　　桥陵鸵鸟身高1.9米，长约2米，回首贴附于翅外下部，两腿行进于山间，身上羽毛较细密。其构图虽较乾陵鸵鸟美观，但似无脱凡超俗的气势。泰陵鸵鸟双腿较短，身躯肥硕，颈部弯曲较甚，羽毛立于山石之间，毛羽清晰，犹如鳞状，头较大，眼突出，尾部发达，雕刻精美。崇陵鸵鸟个体相对较小，头颈弯曲后折于翅上，颈部较直，头小，嘴尖，雕刻较粗疏。景陵鸵鸟头颈弯曲较大，身躯肥硕，尾小，腿短如鸭。光陵鸵鸟均已残毁，仅存碎石。庄陵鸵鸟形制和景陵鸵鸟相同。端陵鸵鸟鸟首回顾，身躯肥大，尾部退化，腿短如鸭。贞陵鸵鸟造型略同端陵，整个屏面饰满浮雕山石。
　　纵观唐陵鸵鸟石雕，基本延续了乾陵和桥陵的鸵鸟造型。从个体上讲，前期鸵鸟较大，后期较小。从雕刻艺术方面来说，虽各有千秋，但前期精品较多。乾陵之后的鸵鸟石雕，大都残缺不全，且造型神态皆不如乾陵、桥陵。这也反映出乾陵、桥陵处于唐朝经济的上升期和繁荣期，这种陵墓文化也许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进步、完善。但随着唐王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导致经济的衰退，也使得统治者没有更多财力去铺张他们的陵墓，鸵鸟石刻在唐后期的帝王陵墓中逐渐消失了。
　　三、唐陵石雕鸵鸟所反映的石刻文化
　　作为封建帝王陵墓，它的规格、等级、形制是有严格的规定。唐王朝统治者为何选中鸵鸟并刻像置于他们的陵墓之前呢?这其中不仅仅是起因于高宗皇帝的仁孝之举，当然有它深层的政治目的。
　　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在陵墓前放置动物石刻的习俗，这些动物石刻被称之为“象生”，象征死者生前仪卫，又有保护陵园的意义。据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兽形石刻被安置于陵墓外围作为守陵的“仪卫”。这些象生仪卫有石马、石牛、石羊等，这些石刻艺术品取材于现实，雕刻手法比较简单，算是中国陵墓雕刻的初级阶段，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这类陵墓雕刻艺术也在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石狮在唐代已发展为象生中的定制，成为陵墓的主要仪卫，这也是我们能经常见到唐陵石狮的缘故。
　　鸵鸟作为唐陵象生的一种，它和其它动物雕像存在的意义在大的方面应是一样的，都是为死者服务的，但它也是特殊的。它是大唐帝国所没有的一种动物，是西方进贡来的大鸟，是皇恩浩荡，泽被四海的象征。总而言之，动物与墓主的关系是被驱使者与驱使者的关系，是仆与主的关系。鸵鸟象生的出现，它只是封建帝王陵墓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创新；实质上是封建正权在唐代的进一步强化。陵园石雕实际上是对外邦使者和百官臣民保持心灵威慑力，整个陵墓艺术实际上是最高创作主持者——皇帝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形式，所谓“举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5]。鸵鸟雕像的意义最终还是为皇帝服务的。
　　纵观唐陵鸵鸟雕像，它们都是以浮雕的形式来表现鸵鸟形态。当然，鸵鸟这种长颈细腿动物很难用圆雕的方法实现其立体造型。但样子有所变化，显示出这种石刻艺术在时间上有一个由始至盛的发展过程，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延续了乾陵鸵鸟的形制，乾陵鸵鸟是这个浮雕艺术的根源。唐朝陵墓石刻一改过去朝代以大型石制石兽铺垫神道的先例，大规模地修建小型的石刻，注重其雕琢技法和神态，挖掘其内部的感情和机理，以细腻和高水平的雕琢代替前朝夸张和粗糙的石刻，因此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唐陵石刻众多、精品荟萃，而鸵鸟浮雕只是其中不引人注目的一种，但在当时的唐代陵墓文化中却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开创了历史的先河。现在看来，唐王朝初期能在不长的时间里对鸵鸟这一外来品加以吸收并体现在等级森严的陵墓制度中，主观上是唐朝统治者炫耀“怀远之德”心理所致的结果，客观上是唐王朝积极的对外政策影响西域国家与唐交往结好的表现，鸵鸟石刻见证了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同时也反映出唐朝艺术发展的开创性。
　　注释：
　　[1]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
　　[2]《新唐书》卷221，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52页。
　　[3]《旧唐书》卷19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12页。
　　[4]《册府元龟》卷30，中华书局，1960年版。
　　[5]《唐会要》卷38，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696页。
　　(作者单位：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