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看唐代妇女的道教信仰
赵娟宁 焦杰
近年来，唐代妇女与佛教的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相关的文章层出不穷。然而同样是信仰问题，同样是妇女问题，却几乎很少有人关注唐代妇女的信道情况。相关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女仙事迹、道教理论与实践中的男女平等思想及女冠诗等方面，真正研究妇女崇道的文章还未见一篇。究其原因，一则道教在唐代远不如佛教势力影响强大，二则妇女的资料极其少见，所以，研究唐代妇女与道教的情况就显得比较困难。然而道教毕竟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对我国古人的思想观念也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研究道教与妇女的信仰问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中国古代女性的宗教情感，感受到她们的喜怒哀乐。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目的。
一、唐墓志所见妇女的信道情况
唐代妇女信道的资料极为有限，除道教的一些著作和诗歌外，墓志祭文是唐代文献遗存最丰富的一种。因受文章篇幅的限制本文仅选用材料相对集中的墓志祭文做分析。之所以这样考虑，主要是因为墓志祭文往往记载墓主的家世、生平，能从更立体的角度反映出信道妇女的基本情况。唐代墓志大都已被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和《续汇编》收录进去，因而本文所论就以这两部书为主(为了行文简便，凡是出自《唐代墓志汇编》则直接写序号，出自《续汇编》则在序号前加“续”字)。为方便论述起见，本文将二书所收相关墓志按唐代分期排列如下：
初唐时期：续永徽045《大唐将仕郎王君故夫人姬氏墓志铭并序》(姬氏墓志)、乾封016《唐故处士张府君夫人梁氏墓志》(梁氏墓志)、垂拱044《大唐故上护军庞府君墓志铭并序》(王氏墓志)、天授020《大周故唐夫人墓志铭并序》(小姑墓志)，共4方。
盛唐时期：开元145《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金仙公主墓志)、开元163《唐故广州都督府长史吴郡朱公妻颍川郡县许氏墓志铭》(许英墓志)、开元275《唐故朝散大夫行吉州长史娄君夫人西河县君靳氏墓志铭》(靳氏墓志)、天宝006《大唐故兖州瑕丘县令崔府君夫人吴县君朱氏墓志铭并序》(朱氏墓志)、天宝133《大唐前汉中郡都督府西囗李少府公故夫人扶风窦氏墓志铭并序》(窦氏墓志)、天宝138《大唐故前济阳郡卢县令王府君并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裴雍熙墓志)、天宝074《大唐故陈夫人墓志铭》(陈照墓志)、天宝183《唐故中郎献陵使张府君夫人太原郭氏临淄县君墓志铭并序》(郭氏墓志)，共8方。
中晚唐时期：圣武001《大燕圣武观故女道士马凌虚墓志铭》、续建中011《故上都至德观主女道士元尊师墓志文》、贞元011《大唐河南府汜水县丞邢倨夫人景氏墓志铭并序》(景氏墓志)、贞元112《唐故清河张氏女殇墓志铭并序》(张容成墓志)、续永贞001《唐故九华观书□师藏形记》(玉真公主之媳墓志)、元和048《唐故颍川陈君夫人鲁郡南氏墓志铭并序》(南氏墓志)、续元和020《大唐五通观威仪兼观主冯仙师墓志铭并序》(冯氏墓志)、续宝历005《唐故润州延陵县丞李府君夫人东平吕氏墓志铭并序》(吕氏墓志)、大和025《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并序》(徐盼墓志)、续大和001《唐故太中大夫殿中少监致仕骑都尉琅琊王公故夫人乐安郡太君蒋氏玄堂志》(蒋氏墓志)、续大和028《唐故女道士前永穆观主能师铭志并序》(能去尘墓志)、续大和033《唐故内玉晨观上清大洞三景法师赐紫大德仙官铭并序》(樊自明墓志)、开成041《有唐张氏之女墓志铭并序》(张蝉墓志)、开成045《大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道士柳尊师真宫志铭》(柳默然墓志)、会昌003《唐故太原府参军赠尚书工部员外郎苗府君夫人河内县太君玄堂志铭并序》(张氏墓志)、会昌005《荥阳郑夫人墓志铭》(杨琼墓志)、会昌041《唐故河中府永乐县丞韦府君妻陇西李夫人墓志铭并叙》(李氏墓志)、大中071《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续大叶066《唐北平田君故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铭并序》(李鹄墓志)、咸通020《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耶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支炼师墓志)、续咸通021《墓志铭》，共21方。
在这33方墓志中，初唐仅有4方，占总数的12％；盛唐共8方，占总数的24％；中晚唐21方，占总数的64％。从这个情况来看，初唐时期信道的妇女较少，中晚唐时期较多，这似乎与李唐王室初期崇道、武则天以后佛道并尊的政策不符。其实造成这种表面现象的原因是因为初唐时期刊刻墓志的风气并不盛行。据张萍先生在《唐代刻写碑志的风气》一文中指出，唐代刻写墓志的风气是从盛唐时开始，到中唐时达到极盛[1]。因此初唐墓志本来就很少，反映唐代妇女奉道的墓志就更少得可怜。而盛唐及中晚唐以后，由于流行刻写墓志，社会各阶层不论贫富贵贱，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留下一方墓志，因而这个时期的墓志明显增多，反映妇女奉道的墓志也就相应增多。因此根据墓志不能说明初唐盛唐及中晚唐妇女信道人数变更的情况，它只能给我们提供其它方面的信息。
二、唐代从道妇女的社会阶层
从唐代墓志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除了四个家世不详的以外，唐代信奉道教的妇女主要来自社会中上层。我们将这些来源进行划分，可以归纳皇室贵族、中上层官宦和下层官吏及普通百姓四个部分。皇室贵族是指墓主出身皇室，或与皇室有很近的血缘关系者；中上层官宦指墓主父祖做过刺史或在中央政府做过中级以上官员者；下层官吏指墓主父祖做过县令或在中央政府做较低官职者。其中皇室成员两名，即睿宗皇帝之女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之媳；中上层官宦十六名，即许英、能去尘、樊自明、张氏、王氏、郭氏、柳默然、张蝉、支炼师、张容成、杨琼、南氏、冯氏、小姑，徐盼和靳氏虽然出身不详，但前者入道时已是滑州刺史李德裕之妾[2]，后者之夫是行吉州长史，自己又受封县君，故此二人应算做社会中上层；下层官吏家属十一名，即蒋氏、吕氏、李鹄、朱氏、陈照、窦氏、裴雍熙、景氏、李氏和梁氏，姬氏身世也无记载，但其夫为将士郎，则应归入下层官吏。另外四个出身不详者很可能是普通百姓，无家世可说。这样看来，信奉道教的妇女从社会身份组成上讲绝大多数是中上层人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信道妇女多为社会中上层人物，或皇室成员及贵族妇女，或中下层官宦，而平民百姓微乎甚微?根据各种材料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道教以长生不老为其基本功能，认为修道便可延年益寿，进而成为神仙。这种思想历来受衣食无忧的社会上层青睐，李唐皇室和贵族上层自然也未能免俗。从李唐建国之始一直到灭亡，崇道之风在社会上层都很流行。他们不但自己从道，而且还拿出巨资修建道观。
2.李唐王朝自称为老子的后裔，因而尊奉道教为国教。凡道士必入管理皇族的机构宗正寺，被视为宗室成员。皇室成员为表示自己对家族及其皇权的支持，也极力崇奉道教，就连一些公主，如玉真公主和金仙公主也出家做了女道士。
3.道教教规远不如佛教戒律严格，从道以后的日常生活相对比较自由。出家者既可保留青丝，还可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出家的生活甚至比宫内时还优裕。像金仙公主出家后就是“馆台北阚，接笙歌于洛滨；珠阁西临，聆萧曲于秦野”[3]。
4.道教修炼成本较高，尤其是丹鼎派，一般人往往因资力困难望而止步。虽然符录派不需花费多少资金，但却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这也难以在大众中普及。这也是造成道教“贵族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唐代妇女从道原因分析
虽然从道的妇女主要属于社会的中上层，下层民众相对较少，但她们入道原因却不因其身份的不同而异。细分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在已婚的妇女中，遇丧后从道的比例较高。在13篇女道士的墓志中，因夫亡入道的有4例，居家修行的妇女中，因夫丧而从道的妇女也有4人。如靳氏入道前是“祸钟天罚，忽丧良人，年登耳顺，孀居历春”，于是她“俄捐侍省，归全道真。岁移唐祀，位迁戊辰”[4]。朱氏入道前是“数载而家君即世，三年而衔恤居丧”，因此她也“精心道门”[5]。同样的情况还有许英、郭氏等人。与全部从道妇女人数相比，因遇丧而从道的妇女约占50％。无疑，在这部分妇女当中，信奉道教的主要目的是想凭借宗教的力量来忘记痛苦和寻求精神的寄托与安慰。
其二，因病入道的情况也占一定的比例。这种情况可分两种：一种是身体羸弱多病，修行了道教典籍后而感到精神舒畅，遂以为神验而入道。如湖州某刺史之女张婵是“但自笄迄今，首尾凡十载，未尝一日能强履而暂离床衽间，……又心宗黄老，能以淡泊怡遣，遂自号灵隐”[6]。另一种是身患疾病，想借助道教的神力而使疾病痊愈。如汜水县丞邢倨之妻景氏是“厥初寝疾，逮乎一纪，靡神不祷，靡医不求。道克可延生，乃登斋清；释可拔苦，必罄家舍施”[7]。此外，李德裕妾徐氏入道也是出自同一种原因。
其三，因受国家对宗教政策的影响，一部分妇女由佛教改奉道教。会昌年间，武宗灭佛崇道，强迫僧尼还俗。为了继续从事宗教生活，很多女性改佛入道。如支公之女炼师从小本信奉佛教，“未尝不系月长斋，克日持念”，但“中涂佛难，易服玄门”[8]。此外，会昌年间还有三例是佛道两教兼信者，如杨琼、李氏、张氏，虽然墓志没有明确说明她们是因灭佛而改信道教的，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四、唐代妇女从道的特点
纵观唐代墓志中妇女的从道情况，可以看出唐代妇女从道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在生存困境中企图借助道教来摆脱精神危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唐代妇女从道的动机就明显可见：一是很多女性往往是有了重病以后才从道的(详见前文)，尤其是景氏，为了治病，真可谓饥不择食，听说修道能长生，就奉道，听说信佛能减轻痛苦，又广事奉佛；二是很多女性为求长寿才从道的，如杨琼的墓志记载道：“先夫人为吾筮之，遇干之剥，以(缺)之寿不能过三十，繇是以佛道一教，恳苦求助，因衣黄食蔬，三元斋戒，讽黄(缺)道德经”[9]。
二、对道教神灵和教义的虔诚信仰。在很多墓志中，我们能感受到唐代妇女对道教的虔诚信仰与终极追求：张氏非常信仰道教，对道教也极为尊祟，一举一动也不敢有丝毫怠慢。墓志这样说她：“明为神授，静与道符，四德并包而不耀……玄经释籍，前言往行……一物不达为深耻”[10]；这样虔诚的妇女还有吕氏的母亲，墓志这样载道：“先妣素高清静，久怀止足，奉太上之教”[11]。这些都反映了她们对宗教的认真态度和虔诚之心。
三、佛道不分。在唐代从道妇女的墓志中，很多妇女既尊崇道教，同时也推祟佛教，这说明她们并没有完全清楚佛道两教的不同性质。这样的墓志在《汇编》和《续汇编》中共有20例。如窦氏是“道释兼善”[12]；裴雍熙是“道释二门，悟希微于无我”[13]；陈照是“尤重释典道经”[14]；南氏是“每宗释道”[15]，此外还有蒋氏、李鹄、李氏、小姑等人。这种情况的产生与中国多神教的信仰习俗是密切相关的。
四、把道教的经典作为一种学问而加以研习。从唐代墓志来看，文化程度较高的妇女往往将道教典籍当作一种学问来研习的。如墓志描写梁氏说：“夫人少习诗礼，长闲音律，既阅道书，尤精释典”[16]。陈照也是“雅好史汉诗礼，略通大义；尤重释典道经，颇诣宗极”[17]。南氏亦是：“每宗释道，常览诗书，人事之道，靡不通晤”[18]。在这些妇女眼里，道教经典和诗书及佛教经典一样，都是一种知识、一种学问，通过研习可以提高个人修养。
通过以上对唐代墓志所载的唐代妇女信道情况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唐代从道的妇女虽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主要以社会中上层为主，社会下层的妇女相对较少，其原因与道教的修行方式和所需花费有很大的关系。二是唐代信奉道教的妇女中因生活中遇到较大困难的情况较多，如婚后丧偶、生病等，对她们来说，道教是一副聊以摆脱痛苦与不幸的良剂，当然也有一部分因国家政策的改变而不得不改佛奉道。三是唐代妇女奉道的特点是极为特殊的，即有出于功利的目的而尊奉的，也有出于宗教感情而信仰的，还有把道教作为一种学问而加以研习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相当一部分妇女阶层中，她们把佛教和道教两种完全截然相反的宗教看作一回事情，奉道的同时也信仰佛教，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与中国古代多神教信仰体系有着密切关系。
注释：
[1]张萍：《唐代刻写碑志的风气》，载台湾《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7月。
[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25《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并序》载：“徐氏年十六，以才惠归我，长育二子，勤劳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14页。
[3]周绍良：《续汇编》，开元145《大唐故金仙公主志石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52页。
[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开元275《唐故朝散大夫行吉州长史娄君夫人西河县君靳氏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46页。
[5]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06《大唐故兖州瑕丘县令崔府君夫人吴县君朱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34页。
[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开成041《有唐张氏之女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98页。
[7]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贞元011《大唐河南府汜水县丞邢倨夫人景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44页。
[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20《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琊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93页。
[9]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会昌005《荥阳郑夫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13页。
[10]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会昌003《唐故太原府参军赠尚书工部员外郎庙府君夫人河内县太君玄堂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11页。
[11]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宝历005《唐故润州延陵县丞李府君夫人东平吕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2页。
[12]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33《大唐前汉中郡都督府西□李少府公故夫人扶风窦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25页。
[13]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38《大唐故前济阳郡卢县令王府君并夫人裴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29页。
[14]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天宝074《大唐故陈夫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83页。
[15]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48《唐故颖川陈君夫人鲁郡南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83页。
[1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乾封016《唐故处士张府君夫人梁氏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2页。
[17]周绍良：《唐代墓本汇编》，天宝074《大唐故陈夫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83页。
[18]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48《唐故颍川陈君夫人鲁郡南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83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