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乾陵呈南北走向，由南向北，有一条较为宽阔的御道，或称“司马道”、又称“神道”。神道的两边，矗立着众多的石雕，依次为华表一对，石马一对，浮雕鸵鸟一对，鞍马五对，本国侍臣十对，石碑两块(一为述圣纪碑，一为无字碑)，外国蕃酋像六十一尊(无头)，接着是陵墓内城四门外有石狮与石马数对，共计113件。这个大型的石雕群呈对称依次排列于神道两旁，烘托出陵寝的恢弘气势，既是唐朝统治者“事死如事生”社会心理的反映，也是中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见证。
　　由南向北进入神道之始，矗立着两座圆柱形的华表，其直径1.12米，高达8米，立于天地之间，以表天子至高无上之威。华表上刻有精美图案：柱身刻有象征吉祥的海式榴纹，柱座有覆盆莲，柱顶有仰盆莲。武则天时推崇佛教，使佛教成为国教，“莲”是佛门“静”的意思，又因“莲”与“怜”谐音，所以在佛教徒心中，“莲”象征着以慈悲为怀，担负着普度众生的责任，因此这两根华表也就成了大唐德政的象征。[1]同时，由此我们也可窥见，东汉末传入的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本土化后，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结合已经达到精致细微的程度，而其在实际生活对人们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以至于我们现在的哲学信仰、语言艺术、文学小说等方面都有大量的佛教文化因子。由此华表上的“莲”，我们可以想见高宗支持玄奘修建大雁塔和翻译佛经，及武则天大力提倡佛教，使得佛教盛极一时，佛与儒、道三足鼎立，而有其一。因此人们谈到唐朝思想文化时，常用“三教融合，中西会通”来表达其多元一体的特性。[2]
　　紧挨着华表的便是一对石马，又称“翼马”。这对翼马头部很大，脖短胸阔，四肢短粗，身体浑圆，尾长曳地。这个造型与现实中的马很不相符，但又不失马之形象，因为长有翅膀，所以称作“翼马”。这个形象给人力量感的同时，又有拙而不笨会飞翔的飘逸感，反映了唐人卓绝的想象力。然而石马何能生翼?中国人有关于武则天的神话一说，高宗和武则天凭借翼马而天上人间，巡游四方，因此又称“天马”。[3]另一种是历史心理学的说法，即“移情联想”法中翼马的形象。[4]其实，翼马，即相传“从西极，陟流沙”而来的“天马”，象征着异国远方。且翼马的两翼上刻有忍冬花纹，这显然受到希腊、波斯艺术风格的影响。[5]翼马作为外交活动纪念物，至少反映了唐王朝文化扬威与怀远的心理，最终形成了盛唐时期文化“一体两翼”格局，即以中国文化为“一体”，以西方国家和周边民族文化为“两翼”。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在这个架构下平衡稳定向前发展，铸就了一次不可超越的辉煌。
　　翼马之次是鸵鸟浮雕，这也是外交活动的纪念物。据《唐书·吐火罗传》记载，在唐高宗继位之初(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国(即巴克特里亚，或称大夏，西域古国)“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橐驼”[6]。由于高宗非常喜欢，故立于陵前。鸵鸟为异国之物，作为外交礼物送予唐廷，是两国友好关系的象征。同时，也有利于今人对吐火罗国地理风物和信仰崇拜的了解。而且，送自己国家独有珍稀动物的外交方法，也为后来人继承，并至今沿用不衰，因此，其也具有外交文化意义。
　　还有一个大型的石雕群，列方阵立于神道旁，共六十一尊人像，又称王宾像。石人头颅大都遭人为破坏，只有两尊有不完整的头，从其高鼻深目，阔额厚唇等特征来看，应为西域或中亚、西亚人。这些石人服饰和佩物各不相同，有的穿圆领武士袍，有的着翻领短袍，有的左肩挂弓，有的腹部佩刀，但其神态皆两手前拱，毕恭毕敬。经过专家研究，他们都是外国使节和少数民族首领，每个人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落。按照古人“事死如事生”的原则，他们一定是与唐廷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代表。[7]根据石雕的写实性特点可知，他们长期与唐廷交往，自然谙熟唐代的礼仪语言、风俗习惯，对中国充满了羡慕和尊敬，所以，皆双手前拱，彬彬有礼。这深刻反映了上层贵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状况，容天下之万邦，聚世人之精粹，铸就了一个文化盛世。这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见证，是研究李唐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物。
　　表现李唐对外文化交流状况，除了文字记载和以上提到的石雕以外，还有一个非常具有美感的视觉载体，就是乾陵中题材广泛、制作精美的墓室壁画，其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其中能够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壁画主要有：《马球图》、《客使图》、《仕女图》等。
　　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了一幅著名的《马球图》，从构图手法到内容表现都堪称精品。马球又称波斯球，是古代的一种体育活动，又因骑马以杖相击，称为杖球。马球源于波斯，后传到吐蕃，唐太宗时传入长安，受到皇族阶层的喜爱并大力提倡，历代皇帝无论政绩如何，皆以球技精湛为能事，马球逐渐成为皇宫贵族最为喜爱的体育项目，终唐一代人们对其热情有增无减。据记载，在唐大明宫含元殿中就建有球场，专供达官贵人们比赛。1956年，西安北郊出土碑石一方，上刻“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球场与宫殿并提，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而且，唐代民间打马球风盛极一时，长安城内许多里坊都建有球场，如靖茶坊、永崇坊、太平坊等。参加比赛的球员上至帝王将相、文人仕子，下至平民百姓，连女子也热衷于此项活动。在唐代，马球不仅是国内的体育项目，在对外关系上也是一项重要的运动项目，比赛胜败关乎国之颜面，完全可以与今日的世界杯赛相比媲。史料记载，吐蕃派使者来长安迎娶金城公主时，就和唐朝皇家球队比赛马球，皇家球队先是惨败，后急召当时为临淄郡王的李隆基回京参赛，最终转败为胜，保住大国的尊严，传为千古佳话。马球源于外国，也是一种外国文化，从球场的修建原则，到比赛中的各种规则，都体现了波斯、吐蕃等国的体育文化特色，经过唐人的改造又适用于中国比赛，又体现了对唐代文化的影响，由此也丰富了唐文化的内容。通过体育运动进行文化交流，是融合汇通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为唐文化增色添彩。可以通过马球运动了解他国的时尚运动及运动规则等。由于马球在我国明末时就已经消失，因此，这幅《马球图》弥足珍贵，是研究古代中外体育交流的重要资料。
　　李贤墓道的东西两壁各绘有一幅客使图，或称“礼宾图”。其中东壁的那幅画面上，是唐廷三名鸿胪寺官员，迎接并引导着外国和外地的客人。图中的客人，经专家研究认为，右起第一个是中国东北一带严寒地区的使者；右第二个是高丽使节；右三光头，浓眉深目，高鼻阔口，是东罗马帝国来的使节。[8]从人物的服饰佩物来看，各自有显著的特征。唐廷三官人，身着朝服朝靴，头戴笼冠，手持笏板，神情温良恭俭，举止温儒尔雅；客人们服装虽异，但神情相似，个个小心谨行。虽然服饰不同，面目特征迥异，但神情举止相似，整个画面和谐一体，表现了唐王朝的对外开放怀柔政策的成功。李唐时期，对日本的全面影响，与高丽恩威并用，和吐蕃和亲会盟，以及与中、西亚国家的贸易往来等外交活动，都为唐王朝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客使图》把当时的外交场面作了最形象的视觉纪录。
　　《仕女图》也是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唐太宗实行了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因而被各少数民族誉为“天可汗”，成为中华各民族之共主。高宗、武则天时期继承了太宗的民族政策，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家强盛。盛唐文化反映了各民族融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9]而这种融合与胡化在乾陵壁画中也有体现，特别是《仕女图》中许多人物身穿胡服，头戴毡帽，脚蹬皮靴，看其面部特征，多为汉人。据史书记载，当时女子喜穿胡服胡靴，梳胡人发型。《仕女图》刻画的是上层妇女形象，她们的风尚爱好必将对社会的普通妇女有强烈影响。因此，此图不但是研究其他少数民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的珍贵资料，而且在研究唐代妇女生活史，妇女审美意识等方面也有重要价值。
　　本文提到的石雕、壁画，主要是从中外及周边文化交流的角度，撮其典型而择数件，其实，蕴藏在整个乾陵文化体系中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还很多，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李唐文化交流中的“一体两翼”格局。乾陵作为唐王朝的缩影，希望通过对其石雕壁画的研究，达到两个目的：其一，避免用“中体西用”式的眼光去观察唐文化，暂时抛开“雄视天下”的心理，从另一视角注重外国及少数民族对唐文化的影响，去考察初盛唐时期文化交流及其达到的高度，能够敏感地把握唐文化发展的脉搏，更深刻理解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其二，在西部经济开发的背景下，凸现古城西安、乾县的人文旅游资源优势，对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乾陵的文化价值加紧全面发掘研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又能更好地彰显乾陵的文化价值，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注释：
　　[1][3]惠金义：《“唐武之冠”说乾陵》，《记者观察》2000年第11期。
　　[2]陈俊民：《三教融合与中西会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付野：《乾陵雕刻的造型语言》，《东方艺术》2005年第10期。
　　[5][6]贺梓城、王仁波《乾陵》，《文物》1982年第3期。
　　[7]惠金义：《“唐武之冠”说乾陵》，《记者观察》2000年第11期。其中的观点与本文有差别。
　　[8]尹盛平：《唐墓壁画作品选萃》，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40～41页。
　　[9]赵文润：《论唐文化胡化倾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