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对《星象图》的描绘，在很早以前就出现。当时的壁画大都绘制在庙堂之中，据文献记载，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为屈原《天问》所作的序中说道：“楚有先王庙及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纬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壁画内容极为丰富，其中的天象图及天上神怪包括九层天图，群星图，日月图(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等，将自然界的一些物象和神奇传说赋予了象形的图案。特别到汉代时，“佛道二教”的兴起，“行孝”之风成习，大量的美术作品用于墓葬，壁画的应用已成为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墓室中出现的一些日月图、星象图等题材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界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如位于河南洛阳西汉《卜千秋墓》[1]中的金乌(太阳)、蟾蜍(月亮)图；位于洛阳烧沟的《61号汉墓》[2]中的《天象图》；还有《西安交通大学汉墓》[3]中的《天象图》，该图日月星象，二十八星宿用人物、动物表示，还有飞鹤流云点缀其间，色彩绚丽而又浑然一体，是现存最早、保存最好、艺术水平最高的《天象图》。除了我国内地的墓葬外，在高句丽墓室壁画中，受内地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墓室中的壁画内容与之相近，墓室顶也绘有日月星辰图样的《天象图》，色彩浓丽，富于变化[4]。隋时的壁画基本沿袭北朝旧制，到唐初时，墓室壁画便更加丰富多彩，达到了中国古代壁画史上的鼎盛阶段。墓室壁画中最有代表的就是唐昭陵与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壁画，而乾陵陪葬墓中的永泰、章怀、懿德三墓中的壁画最为经典，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极高。三墓共有六幅《天体图》，构图相似但各具特色。宋、辽以后的墓室壁画多以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为主，用笔简洁，色彩淡雅，且富有民族特色。较为特殊的是在河北宣化，辽代晚期的汉人《张世卿墓》[5]室内的穹窿顶上绘有一幅《星宿图》，该图比较准确地在外圈绘制了我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宿，在内圈画了巴比伦黄道十二宫，使这幅图达到了中外合璧，互相对照的艺术效果。元、明、清以后的墓室壁画已保存甚少，也无多少精品之作。从这些墓室绘制的天体图来看，我国古代的壁画不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还以较科学的态度和艺术手法来表现神奇而美妙的大自然，极大地丰富了壁画的思想内容。同时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重要资料。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其已发掘的陪葬墓中的壁画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为了科学有效地保护好这一文化遗产，经陕西省文物局批准，2004年3月至2005年4月期间，由乾陵博物馆协同陕西历史文化遗产科学研究中心(原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对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的原始壁画与复制壁画进行全面恢复、保护和加固。笔者有幸参加了这项保护工作，在对墓室壁画作保护的过程中，通过反复细致地观察，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现对唐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墓室的《天体图》谈一些个人认识，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永泰公主名仙蕙，宇秾辉。是女皇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因与丈夫武延基及兄长李重润私议二张而招惹杀身之祸。《资治通鉴》载：“太后(武则天)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懿德太子)与其妹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与太后，大足元年(701)九月壬申(初四)，太后皆逼令自杀。”当时葬于河南洛阳，时年仅17岁。中宗复位后，追赠女儿李仙蕙为永泰公主，并特加恩殊“号墓为陵”，将公主与驸马武延基合葬陪葬乾陵。据《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6]记录，永泰墓发掘于1960年8月4日始至1962年4月16日结束，历时288天。在发掘过程中，发现有早期盗洞。由于当年盗洞对墓室的破坏，在长期的雨水冲刷中，流入墓内的淤泥已积满了整个墓室和甬道，前后墓室内淤土2.2米之厚，四壁壁画全部被泥土淹没，致使清理工作十分艰难。大部分壁画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只有前后两室穹窿顶上绘制的《天体图》因距地面较高，保存较好。
　　永泰墓的《天体图》绘在前、后墓室的穹窿顶上。在主墓室东边，画有一轮红色的太阳从山峦中升起。太阳直径约37厘米，是一个较为规则的圆形，其外轮廓是用宽为0.3厘米的黑色线条所画。在太阳的中心位置画有一个展翅欲飞，三足并立的黑色鸟，形似朱雀、鸾凤之类，与唐以前出现的三足鸟在构图和外形上有所不同。太阳的底色为红色，但分两种色度。外圈宽约4厘米处为褐红色，色彩较暗；内圈为朱砂色，色彩较亮。在太阳的下方画有一些山峦，用笔疾速，有飞白露出。山峦走势呈南高北低的斜势，山体内没有设色，与西壁月亮下的山峦有很大程度上的区别，显得随意性比较大。其用笔的几种色彩与画太阳时所用之色相吻合，应是画完太阳后剩下的颜料。值得一提的是，这幅太阳图还有它一个不易发现的特别之处，就是在其中心的偏下部位，有一只用硬物刻画的三足鸟隐藏在其中。这只鸟长约21厘米，高约12厘米，三足并立，形似一只乌鸦。但在正常情况下是无法看清楚的，因为太阳中的黑色三足鸟大而显明，又覆盖在这只鸟上，只能在太阳的侧旁打一道强光，从刻画凹槽的背影中才能清晰地看到这只鸟的形状。为什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其它墓室的太阳图中没有发现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应是画工们最初在起稿时所造成，而且后墓室的太阳比其它太阳画得早一点。之所以能留下这三足鸟，是绘制壁画时使用了一种较硬的材料在未干的墙面上起稿，废弃的线条或样稿就会留下凹槽的痕迹。这种起稿留下的痕迹，在其它墓室壁画中几乎都能看到，其中著名的《端杯侍女图》就留有“三易其稿”的定位之痕。因此，可以判定这只刻线三足鸟就是太阳的最初设计图样。前墓室的太阳与后墓室的太阳在构图、色彩、大小上几乎相同，太阳下面的山峦用笔也很随意。
　　三足鸟亦称金乌、日乌、阳乌、踆乌。《春秋元命苞》曰：“阳数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乌。”《三海经·大荒东经》载：“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与乌。”郭璞注：“中有三足乌。”《淮南子·精神训》云：“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高诱解释云：“踆，犹蹲也，谓三足鸟……。”从以上文献的记载和图像中，强烈地说明了我国古代人们对太阳赋予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和神话般的想象。
　　在主墓室的西壁上方，有一轮明月挂在群山起伏的山峦之巅。月亮的直径约37厘米，与太阳大小相同。它的外轮廓没有发现墨线勾勒的笔痕，整个月亮呈现灰白色。但这月亮的右边却有一个月牙，月牙最宽处为6厘米，内涂黄白相间之色，显得特别亮。整个月亮内没有绘制以往图画中蟾蜍或玉兔的形象。笔者认为：此种手法打破了以前人们对月亮的神化遐想，改变了传统的思想观念，以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表现月亮。图中的圆月代表月满，圆月中的月牙代表月缺。这月满、月缺的变化，就把自然界中的月亮完整地表现出来，在当时应该说是一个创意之作。月亮下面的山峦，连绵起伏，层峦叠嶂，达五六层之多。山峦平行状排列，采用没骨平涂手法，山体为红色。山峰最高约5.5厘米，最低约3厘米，现存最长的约1米左右。站在下面看这轮明月，显得格外美丽。前墓室的月亮与主墓室的月亮相比就简单多了，因月亮左上方有一块墙皮脱落，现存一个半截小月牙，月牙呈白色，四周是灰色的天空，也没有起伏的山峦和其它图像，显得宁静而悠远。
　　在这幅《天体图》中，贯通整个天体的就是那条白色的银河系。银河系通长960厘米，最宽处为38厘米，最窄处为30厘米。线条宽约为2.5～4厘米不等，白里略带黄色。整个银河系好像一条白色的河流，波浪回旋，从东北角一直延伸到西南角。画银河的笔从线条上来看，与普通毛笔不同，线的两边较齐，中有笔迹，似为一种板刷之类的笔所画。关于墓室内银河的绘制，据考古发掘资料记载，位于河南洛阳海资村的北魏元*墓墓室顶上就有由星座和银河系构成的《天体图》，构图清晰，色彩明朗。虽没有唐时《天体图》的丰富和多彩，但却为我们研究古代天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形象资料。
　　在银河系的两旁及整个天空，布满着大小不一，色泽不同的星辰。从星辰的外观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白色星辰。从形状上看，有圆形、椭圆形和无规则形。星辰大小不同，约在1～7厘米之间不等；从质地上看，使用颜料比较粗，表面不平滑，并有微小颗粒留在上面，似白垩(白灰)；从技法上看，采用没骨渲染，是用毛笔蘸颜料直接旋转而成，且颜料较稀，有留痕。第二种为黄色星辰。黄色星辰出现的并不多，但却最为精致。星辰的外形是一个规则的圆，直径为2～5厘米大小不等，分布呈组合态。如在银河系的南侧，有六个最大的黄色星辰组合特别明显，看似“南斗六星”，与银河系北侧的白色“北斗七星”相对应。黄色星辰用笔细腻，色彩均匀，呈土黄色，有渗入墙壁之感，这应是作画慢而细的效果。第三种为白里透黄的星辰。这种星辰也不多，一般情况下是白色星辰中间有一个约2～3厘米不等的黄色小星辰。由于处在特殊的环境中，平常情况下只能看到白色的星辰。2004年4月在对永泰公主墓壁画作保护时，使用显色保护剂涂抹后，才能较清晰地看到黄色的小星辰。这种画法的星辰在其他几幅《天体图》中还未曾发现，是一种较为特殊的画法，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该墓《天体图》的整个天空基本上以灰蓝色为主，顶部颜色较浅，底部较深；东边有太阳的一面较浅，西边有月亮的一面较深。这样的处理可能是为了表现太阳的光照变化，突出月亮的洁白、明朗。从画天空的方法来看，是用一种宽约2～6厘米的画笔涂抹而成，用笔疾速，留有飞白，有些呈丝线状。由于时间和环境的影响，蓝色的表现不是太明显，表面被一种灰白色所覆盖，通过药物显色后才能看到原有的颜色，但这时的颜色与其本色已有了色度上的变化。
　　从以上内容来看，对照《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对《天体图》的记录，发现有几处描述与现存情况不同。《简报》称：“前室顶为复碗形，尖顶，中圆，下方，与四壁吻合。上绘天体图，东有山峦金鸟与西边画的满月相对，东北角到西南角有一带银河。四周有山峦，深灰色的天空，白色的星星密布。主室天体与前室相同，唯画一勾残月。”从记录内容与现状来看，有四点需要说明和补充：一、前墓室的月亮应是一个弯弯的月牙，而不是一轮满月；二、主墓室的月亮是含有月满月缺的圆月，并且月亮下面画有多层山体的红色山峦相托，而不是唯画一勾残月；三、山峦只画在太阳与月亮的下面，其余地方没有发现画有山峦的痕迹；四、《天体图》的星辰除了大量的白色星辰外，还画有少量的黄色星辰和白里透黄的星辰。
　　总之，该墓室的《天体图》可能还有许多未曾发现的秘密和玄机，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性的观察和研究，才能更全面地释义古人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意图。
　　章怀太子李贤，字明允，是唐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次子。上元二年(675)六月册立为皇太子，曾屡次奉诏监国。他还曾召集学儒名臣，共注范晔《后汉书》。后因“忤逆”罪被武则天废为庶人，贬于四川巴州。文明元年(684)死于巴州，时年3l岁。垂拱元年(685)四月，被追封为“雍王”。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七月陪葬乾陵。唐睿宗景云二年(711)，追谥为“章怀太子”，并迁其妻清河房氏与之合葬。
　　据《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7]记录，该墓发掘于1971年7月2日始至1972年2月下旬基本结束。全墓共有五十多组壁画，大都保存完好，壁画色彩鲜艳浓厚，技法精练娴熟。其中有著名的《客使图》、《观鸟捕蝉图》、《打马球图》以及《狩猎出行图》等，成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简报》中对《天体图》的描述是这样的：“前室呈正方形，长宽各4.5米，高6米，穹隆顶，绘有银河及日月星辰。后室结构与前室同，长宽5米，高6.5米，顶部日月与部分星辰贴金。西壁的月亮和大部分星辰的贴金被盗墓人刮去。东壁太阳和星辰贴金仍保留。前后室日、月中分别绘有‘金乌’、‘玉兔捣药’、‘桂树’和‘蟾蜍’。前室日、月位置偏东南和西南，后室日在东部正中，月在西部偏西北角。”先从主墓室的太阳来看，太阳位于《天体图》的东部正中，直径约26厘米，最外圈画有宽约0.5厘米的黄色线条，黄线以内为5厘米宽的朱砂圆圈。在中心部位画有一只黑色三足鸟，双翅展开，三足并立，尾巴上扬。用笔细腻流畅，劲健飘扬。仔细观察，发现鸟的外形构图有刻线的凹槽痕迹，应是起稿时所留，在正式作画时略有改动。留在太阳中心的圆，直径约16厘米，画工们没有用其他颜料填色，而是采用中心贴金的高超技术，更显出了这只三足鸟的神奇。在太阳的下面有三条长短不等的红色粗线，最长的约70厘米，最短的为40厘米。线条的表现力度性较强，用的是较宽的一种板笔，颜料调制较稀，有流淌的痕迹。笔者认为：这三条长短不等的平行线，非云，非山，非大地，而似水纹，应是表现一轮金灿灿的太阳，光芒四射，从海平面冉冉升起的时候。主室的太阳与其前室的太阳相比，就显得丰富多了。前室的太阳简单、明快。橙黄色的太阳中画有一只黑色的三足鸟，与主室的三足鸟相似。太阳下面画有一部分红色山峦，山体内没有设色，用笔随意、自由。
　　与主墓室太阳相对的是西壁上的月亮，月亮没有明显的边线，而是靠周围深灰色的天空衬托出来，显示出皓月当空的感觉。月亮与太阳大小等同，中心位置用墨笔画有一棵桂树，用笔精练。树叶使用了山水画法中的水墨点染法，简单明了。月亮中桂树的水墨点染，在隋代《徐敏行墓》[8]墓室穹隆顶的《天象图》中就曾发现。说明此种用笔技法继承了前朝的一些画法，这种用笔也是中国画写意用笔的开始。在树的右下方，画有一只双腿直立，双耳竖起，双手握一棒槌正在捣药的玉兔，形象生动、可爱。值得注意的是，在月亮中心，有一褐灰色圆圈，直径约16厘米，不像颜料画成。因在其表面留有针尖大小的金属物，在灯光照射下，有发蓝色光亮的感觉。笔者认为：月亮的绘制手法和太阳应是同工异曲，这褐灰色的圆圈可能是粘贴过银箔之类的金属物所留下的胶类物质。遗憾的是因粘贴物被盗墓者所揭取，我们无法看到月亮的原样。月亮的下面没有出现山峦、云气等纹样，只有白色的星辰密布在月亮周围。
　　那么，月亮中为何要画一只兔子呢?刘昭注引张衡《灵宪》[9]一文中说的明白：“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阴之类。”又有《太平御览》中的《春秋元命苞》[10]载：“月以为言阙也，两设以蟾蜍与兔者，阴阳双居，明阳之制阴，阴之倚阳。”说明月亮中玉兔和蟾蜍是一阴一阳，阴阳双居而相生相克，故才能变化无穷。如1976年6月在河南洛阳发掘的西汉《卜千秋墓》墓室的月亮图，该图月亮“用圆规着墨绘出，直径20.8厘米，盈月，内绘桂树和蟾蜍。桂树未勾勒，用浓重的赭石画出树干，再用紫色平涂树叶。蟾蜍身有黑色斑。外用红绿二色绘光芒，以红色涂地。”[11]而位于章怀墓前墓室的月亮构图与之有相似之处，但在绘画手法上各有特点。前墓室的月亮位于西部偏南，大小与主墓室的月亮基本相同。淡黄色的圆月正中画有一棵桂树，树干用浓墨勾勒，树叶用墨点缀。在桂树的右下方，同样用墨画了一只直立捣药的玉兔，而在桂树的左下方，画了一只约6厘米大小的黑色蟾蜍，头向北，尾朝西。整个图给人一种清新、明快之感。
　　章怀墓主墓室的《天体图》中的星辰可以说形式多样，等级悬殊。星辰布满了整个天空，从东北角至西南角有一道宽约25厘米的白色银河系。银河系的线条不太明显。整个天空的色彩较暗，呈现一种黑灰色，但色彩深浅不同，有些地方一片黑，有些则是道道笔触，而且没有统一的笔势运行，随意性较大。在这黑灰色的天空中，画工们运用高超的技法展现了不同类型的星辰。从这些星辰的色彩和质地上看，大致可分为金色、银色、黄色、白色四种类型。该图中的金、银色星辰，大部分分布在东壁的太阳周围，因盗墓者揭取，现存数量不多，现在我们在壁面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当时留有的盗痕。金、银色星辰的大小相同，直径约2厘米大小，外形为规则的圆形。金、银星辰的位置相互参差，没有规律。金色星辰表面呈金黄色，闪闪发亮，极为漂亮；银色星辰表面呈现蓝灰色，这是由于银氧化后出现的显像。在金、银色星辰中，有些边缘卷起来，其厚度薄如蝉翼。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和说明这些星辰的质地，2005年4月份，在对章怀墓壁画作保护时，经陕西省档案局研究所李玉虎教授取样，采用先进的光谱分析仪进行微量分析，确定金黄色的质地为金，蓝灰色的质地为银。在对星辰的观察中，还发现有个别白色和黄色的星辰上也留有金色的残留物。笔者认为：这也应该是贴过金的。因为只出现几个，可能是画工们在做一种绘画技法上的尝试，或者是对单独贴金的星辰作一种效果上的对比，对于这种现象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黄色星辰，最大的约9厘米，最小的约4厘米。其外形较规则，能明显看到运笔的痕迹，应是用毛笔旋转而成，且使用颜料较稀，有流痕。星辰的颜色呈土黄色，数量不多，位置分布不均匀，有聚有散。白色星辰是数量最多的一种，最大的直径约9～10厘米，最小的约4-5厘米不等。外形无规则，随意性大，而且没有发现用笔的痕迹，其表面留有较多的残留物。还有一些星辰周边形成花边状和喷射状，有明显的力度感。从这些迹象上来看，白色星辰的绘制不是用毛笔画成，而是用一种简易的灰包蘸上灰浆，随意地打在墙壁上面。那么，白色星辰为什么绘制得如此粗糙呢?笔者认为：一、白色星辰的粗糙绘制，可能是由于后期制作时间紧迫的缘故，画工们无法做到精致细微的处理，才采取的一种简易方法；二、当时壁画绘制的时间正值炎热的夏季，外面越热，墓室就越冷、越潮湿，而且满壁都是水珠，人根本难以长时间呆在里面。所以，画工们在绘制的过程中采用了这种简捷的方法以尽快完工。
　　从以上的观察情况来看，结合《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对照《天体图》的记录内容，应补充一点：就是《天体图》中除过太阳与部分星辰贴金外，还有月亮与部分星辰贴的是银。当时，可能由于银的氧化变色而无法辨别和确定。在乾陵陪葬墓中带有贴金的壁画在其它图中也有发现，如懿德太子墓墓道绘制的《阙楼图》中的扣件部位就有贴金[12]；墓道《仪仗图》中，头戴小冠，身穿宽袖红袍的四个举扇人的扇上也贴有金[13]；永泰公主墓墓道的《侍卫图》中，一些侍卫佩带的剑柄上带有贴金；章怀太子墓墓道西侧的《打马球图》中一些马匹身上佩带的马饰和前墓室西壁的《观鸟捕蝉图》中，那位身穿黄色胡服、正欲捕蝉的宫女衣服上，都留有贴过金的痕迹。对于墓室的其它壁画有无这种类似情况，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已无法获取这方面的资料。总之，这种“沥粉贴金”的绘画技法，在我国古代绘画中应是最高级别的绘制方法，其大多应用在宫署、庙堂之上，而在墓室壁画中却很少见。
　　综观这两座陪葬墓的《天体图》，从思想观念上看，是现实与神话传说相结合的体现；从表现形式上看，是在墓室内营造一个天圆地方的自然世界；从绘制内容上看，包含了太阳、月亮、银河系、星辰、天空、山水以及民间传说等；从使用颜料和色度上看，有黑色、黑灰色、灰色、灰白色、白色、褐红、朱砂、土黄、橙黄、淡黄、普蓝、灰蓝、金色、银色等；从绘画技法上看，有工笔重彩、没骨平涂、水墨点染、沥粉贴金、灰包打点等；从质地上分析，有金、银、白灰混合物及无机颜料等；从使用工具上看，有毛笔、板笔、板刷、灰包等；从其历史价值上说，它是我国现存墓室壁画中，等级最高、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最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天体图》，为我们研究古代天文学提供了翔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注释：
　　[1][11]洛阳博物馆：《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2]《61号汉墓》、《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3]《西安交通大学汉墓》、《人民日报》1987年2月3日。
　　[4]祝重寿：《中国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
　　[5]《张世卿墓》、《文物》1975年第8期。
　　[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7]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8]《徐敏行墓》、《文物》1981年第4期。
　　[9]范晔：《后汉书·天文志》，刘昭注引张衡《灵宪》。
　　[10](宋)李昉：《太平御览》卷4，中华书局，1960年版，页21。
　　[12]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材料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
　　[13]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作者单位：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