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关中唐墓壁画中的内侍形象
高 波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工作者对陕西关中地区的部分唐代葬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在其中一些墓葬的壁画中发现了一类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独特而又不可或缺的人物形象，这便是一组初唐至盛唐时期形形色色的内侍形象。这些得以面世的内侍图发现于不同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高低不同，绘制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各不相同，图中内侍可划分为不同的年龄段，表情神态各异，着装颜色有别。这些众多的不同之处传递了许多有关唐代内侍的信息，从中可以窥见唐人眼中的这些在宫廷也被称作宦官的内侍形象以及唐代中前期内侍地位的变迁，感受唐人对内侍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真实而无奈的情感。
一、唐墓壁画内侍图的墓葬分类和布局
从目前已出土的文物来看，唐墓壁画中内侍形象主要见于一些皇室成员、外命妇和贵族重臣墓中。第一类为皇室成员墓，主要有让皇帝李宪[1]、韦贵妃、章怀太子李贤[2]、懿德太子李重润[3]等墓。在这些墓中，李宪墓等级最高。李宪为唐玄宗李隆基之长兄，因生前曾让皇帝位于其弟李隆基而备受尊崇，开元二十五年(737)卒后被封为让皇帝并号墓为陵。韦贵妃，出身显贵世家，为唐太宗李世民的宠妃，其墓为昭陵陵园内等级最高的陪葬墓。章怀太子李贤系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次子，公元680年被武则天废为庶人，后被迫自杀，中宗神龙二年(706)迁葬乾陵陪葬，睿宗景云二年追谥为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李重润为唐中宗的长子，大足元年(701)，因私下议论“张易之兄弟何得恣入宫中”而被武则天处死，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后即被追赠为懿德太子，并陪葬乾陵。第二类为一些外命妇墓，主要有长乐公主[4]和新城长公主[5]等公主墓。长乐公主和新城长公主分别是唐太宗的第十七女和第二十一女，死后均陪葬昭陵。第三类为一些贵族重臣墓，主要有段简璧[6]、李震、阿史那忠[7]、安元寿[8]、李爽[9]、韦泂[10]、薛氏[11]、苏思勖[12]等墓。以上这些墓中的内侍图一般绘制于石门以外的过洞两侧和天井四壁，属墓主人的内廷[13]或内室，图中内侍的人数从4人到20余人不等，大多呈或执笏恭立、或持物而立、或拱手侍立、或移步行走状，另外在李贤墓[14]、薛氏墓[15]和苏思勖墓[16]中还分别见到有蹲坐状、牵犬、戏鹦鹉状和两人抬箱状的内侍形象。文献记载，唐代内侍由内侍省管理，并有严格的分工，“唐制：内侍省官有内侍四，内常侍六，内谒者监、内给事各十，谒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又有五局：一曰掖庭，主宫嫔簿；二曰宫闱，扈门阑；三曰奚官，治宫中疾病死丧；四曰内仆，主供帐灯烛；五曰内府，主中藏给纳。局有令，有丞，皆宦者为之。”[17]唐墓壁画的题材和内容与墓主人生前的性格习性、好恶息息相关，是其所生活时代环境的真实写照。结合文献和唐墓内侍图，我们可以看出，唐代豢养内侍的风气是相当盛行的，内侍人数也是相当庞大的，除了皇室以外，一些出了阁的公主、朝廷时重臣和贵族官宦人家也都有豢养役使内侍的习惯。这些内侍主要从事传话、守门、扫地以及侍奉主人生活起居等日常琐事，并有着森严的等级和严格的分工，他们同形形色色的侍女一样，是供主人驱使的地位低下的奴仆。
二、从唐墓壁画中的内侍形象看唐人的态度和内侍地位的变迁
陕西关中唐墓壁画中的内侍形象按年龄段大致可分未成年内侍、中青年内侍和老年内侍。从已出土的唐墓壁画来看，未成年内侍的形象比较少见，目前主要见于唐太宗李世民的宠妃韦贵妃墓中，该墓出土的内侍图中，其中的两个内侍面容红嫩姣好，绯面朱唇，头戴黑色幞头，身穿黄色袍服，表情和善，拱手肃立，体态较为端庄；从其面部神态和举止动作推测，应是刚入此行、涉世不深的未成年内侍。在唐墓壁画众多的内侍图中，数量最多的当属中青年内侍形象，1978年出土于唐太宗李世民外甥女段简璧墓中的四幅中青年内侍图[18]可谓唐墓内侍图中的代表作，四人均面部瘦削，颧骨凸出，尖嘴猴腮，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白色圆领窄袖袍服，腰束黑色带，佩囊袋，形象乖丑卑谄，举止猥琐怪异，这也是大多数唐墓壁画中众多内侍的基本形象。一人表情冷峻，右手持笏，左手叉开二指，似在喋喋不休，比划着训斥他人；一人侧首嚼舌，指手画脚，似在指责讥讽，搬弄是非，诽谤他人；一人弯腰拱手，侧首斜视，一副奴颜婢膝，谄上欺下的奴才形象；一人竖指弄舌，派头十足，似在洋洋自得，自我标榜。1990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宠妃韦贵妃墓出土的一组内侍图中，其中一人头戴黑色幞头，身穿橘黄色圆领袍服，腰束黑色带，侧身斜视，躬身并足，双手执笏，似在禀陈奏事，又似搬弄是非；另一着红袍者，引颈躬腰，表情谦恭，一臂曲于胸前，一臂侧伸作恭迎状，媚态十足；还有一人，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红色圆领袍服，腰束黑色带，双目斜视，挺胸鼓腹，双手执笏，表情冷漠傲慢，派头十足，一副小人得志的“中山狼”形象。唐墓壁画中的老年内侍形象目前发现的不是很多，主要见于长乐公主[19]、安元寿[20]和阿史那忠[21]等墓中，但却较为典型。1986年唐太宗李世民的爱女长乐公主李丽质墓出土的一组内侍图中，其中的两个老年内侍鬓发斑白，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白色圆领袍服，面带哀愁，形容枯槁；其中的一人左手持笏抵于颚下，凝目伫立，眺望远方；另一人拄一破旧拐杖，佝偻着身子，步履蹒跚；他们昏暗的眼神中流露出失宠后的失落、无奈和落寞，同时又充满了对重新得宠的渴望。这应是两个饱经沧桑、晚景凄凉的老年内侍形象，也是唐代绝大多数内侍的人生结局。以上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内侍图，犹如一部唐代内侍的成长史，给我们直观地展示了唐代不同年龄段内侍的生动形象。
以上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内侍图中，中青年内侍的形象最为丑陋，面部比例失调，形象刻画也最为夸张变形。这种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来源于生活但不拘泥于生活，超越现实却不脱离现实，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未成年内侍刚踏入社会，还不谙世事，老年内侍因年老体衰而退休或失宠，劣迹相对较少，引不起人们过多的反感；而中青年内侍正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他们更易于为主人所赏识和重用，最有能力，有精力，有资格从事一些损人利己和祸国殃民的事，其斑斑劣迹最能引起人们的义愤。内侍是中国古代社会野蛮制度下的特殊产物和受害者，尴尬的生理缺陷和所处的恶劣的人文环境造成内侍心理的严重扭曲、变态和人格的畸形，仇视和报复心极强；他们不得志时忍辱负重，投机钻营，拍马奉迎，阿谀媚上，丧失人格，寡廉鲜耻，一旦得势，则冷酷残忍，为非作歹，贪婪专权，祸国殃民。北宋大政治家欧阳修对唐代内侍有一段总结性评述：“迹其残气不刚，柔情易迁，亵则无上，怖则生怨，借之权则专，为祸则迫而近，缓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势也。”[22]欧阳修把唐代内侍归结为小人范畴，虽有些以偏概全，但溯其唐代内侍专权祸国的种种劣行，也实在没有冤枉他们。正因为如此，内侍阶层就成为一个不被唐代主流社会所正视的特殊群体，人们对其的厌恶和鄙视也就在所难免。在唐墓壁画中，唐代画匠们尽情拓展其想象空间，用手中的画笔以超现实的艺术手法通过对人物外形的夸张和丑化把内侍的这些生理和心理、性格与人格的缺陷以及画匠个人对内侍的不屑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刻画极为生动深刻，较文字描述更加直观，这可能也是唐代人对内侍厌恶、蔑视的情感及态度的一种自然流露和强烈宣泄。
陕西关中地区目前发现的唐墓壁画中的内侍图按时代序列可分为以昭陵陪葬墓为代表的初唐时期和以乾陵陪葬墓、李宪墓等为代表的盛唐时期两大类。初唐以及稍后一段时期的内侍图主要发现于长乐公主(643)、段简璧(651)、李震(665)、韦贵妃(666)、阿史那忠(675)、安元寿(683)等墓中，内侍形象丑陋，五官挪位，举止怪异，尤以段简璧、李震、安元寿、韦贵妃墓为甚；盛唐时期的内侍图主要发现于懿德太子(705)、章怀太子(706)、韦泂(708)、薛氏(710)、让皇帝李宪(737)、苏思勖(745)等墓中，除章怀太子墓以外，其他墓中的内侍形象较之初唐时期相对美观一些，五官比较端正，比例基本协调，其中韦泂、薛氏、苏思勖等墓中的内侍面部丰润，肢体健壮，似乎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正常人的原形。唐墓壁画中内侍形象的这种变化，除了与唐人审美时尚的变化以及墓主人或画匠对内侍的好恶有关外，还与这一时期宫廷内侍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有很大关系。鉴于前朝内侍专权祸国的教训，唐初统治者对内侍的管理还是较为严格和规范的，“太宗诏内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内侍为之长，阶第四，不任以事，惟门阁守御、廷内扫除、禀食而已。”[23]这一时期的内侍被禁止参预政事，身份仅为奴仆而已，地位低下，人微言轻。在这种大环境下，包括绘制唐墓壁画在内的人们在表露对内侍的态度和情感时则无拘无束，真实大胆，随心所欲。盛唐前后情况就不同了。唐中宗时期，由于中宗昏庸，韦后专权，部分有权力的内侍开始干政。“玄宗承平，财用富足，志大事奢，不爱惜赏赐爵位。开元、天宝时期，宦官……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列戟于门。”[24]他们“在殿头供奉，委任华重，持节传命，光焰殷殷动四方。”[25]致使“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26]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内侍人数增多，地位提高，权力很大，类似丧葬礼仪方面的事可能已有内侍参预管理，画匠们绘制内侍图时的政治风险和压力增大，慑于权宦的淫威，只得规矩谨慎从事。李宪、李重润均为皇室成员，墓葬等级高，墓中的绘画内容和风格更是有着严格的规定，应是当时社会潮流及社会规范的权威代表和直观反映，因此，内侍图中趋于常人的形象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从唐墓壁画中的内侍装束看唐代门第等级和内侍专权
陕西关中地区目前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从初唐至盛唐，时间跨度近百年。这些唐墓壁画中的众多内侍，无论年岁大小，装束基本上千篇一律，即头戴黑色软角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服，腰束黑色带，足着黑色软靴，有些佩有囊袋，这也是唐代最常见的男装款式。(偶然也能见到其他装束，例如在新城长公主[27]、章怀太子[28]、韦泂[29]等墓中就发现有穿着交领胡装的内侍形象。)所不同的是，袍服的颜色因职位的高低而有所区别，主要有白色、黄色、红色、紫色，其次还有绿色、青色、黑色和灰蓝色等。在唐代，政府对各级官员的服装颜色有着严格规定，贞观四年(630)就规定，“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红)，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30]。可见，男子服装的颜色成为其身份地位等级的象征。在目前已发现绘有内侍图的唐墓中，每座墓中的内侍服装颜色绝大多数为多色种，但白色却是不可或缺的，这说明唐代的内侍管理体制已经相当完备，无论是皇室还是贵族府邸，都有一个上小下大类似金字塔式的管理机构，等级森严，分工明确，管理有序。而在不同的墓中，不同颜色服装的数量又有所区别，这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有关系，韦贵妃和长乐公主分别是唐太宗的宠妃和爱女，地位都很高，其墓壁画中着紫色、红色袍服的内侍就较多；而身为邳国夫人的段简璧远没有韦贵妃、长乐公主身份显贵，其墓壁画中的内侍也就不仅人数少，而且所着均为白色袍服。这说明唐代等级制度是相当森严的，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不同品级的门第所配置的内侍的人数和品级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是不能随便僭越的。
这些内侍图中，处于初唐时期的昭陵陪葬墓中的内侍穿着白色、黄色袍服的较多，除韦贵妃、长乐公主、李震等个别墓葬外，穿红袍者较少，而盛唐时期的懿德太子、章怀太子、让皇帝李宪等墓壁画中的内侍穿紫色、红色袍服者较多，在懿德太子墓第三过洞东、西两壁就发现不少着紫色和红色袍服的内侍形象[31]。这说明初唐时期对内侍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绝大部分内侍的地位相当低下，而盛唐时期三品、五品等较高品级的内侍明显增多，内侍参与政事的机会大大增加，内侍干政专权已初见端倪。文献记载，唐太宗时期，宫廷中的内侍人数较少，内侍品级不得高于三品，“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然衣朱紫者尚少。……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至四万，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衣朱紫千余人。”[32]可见，关中地区不同时期唐墓壁画中内侍服装颜色的变化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它从一个侧面给我们直观地展示了唐代内侍的地位在某一阶段的变迁过程。唐代内侍专权自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形成气候，专权内侍层出不穷，相继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王守澄、仇士良之流粉墨登场；他们“猥险无顾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则无威，习则不疑，故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33]从而得以把持朝政，干预军国大事，参预皇位更替、皇帝废立，甚至弑君害主，从权力中枢内部动摇了唐王朝的根基。在内侍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夹缝中，曾经辉煌一时的唐王朝走完了近三百年的历程。可以说，自盛唐以后，内侍就和唐王朝的政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内侍逐渐专权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之一，内侍长期专权是唐王朝最终灭亡的罪魁之一。
四、结语
以上通过对关中地区唐墓壁画部分有代表性内侍图的分类和内侍形象、服饰的分析比较，可以传递以下信息：一、唐王朝宫廷及一些官宦门第役使有大量的内侍，他们是处于社会底层被驱使的奴仆；二、在唐代，内侍阶层是一个被主流社会所鄙视和歧视的群体；三、从初唐至盛唐，宫廷内侍的地位逐渐提高。这些信息进一步验证了历史文献中的有关记述，并对文献有拾遗补阙的作用。文献记载是在整理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而唐墓壁画中的内容与当时社会潮流和风尚有同步性和一致性，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再现，更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另外，壁画中所描绘的人物形象较之文献记载中的抽象描述更加直观，真切，易于为人们接受；这些都是文献所无法比拟的。由于许多唐墓中的壁画脱落都较为严重，有些人物布局难以观其全貌，所以有些提法和观点难免有失偏颇，随着今后的考古发现，相信会有新的收获。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2][28]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章怀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
[3][31]陕西历史博物馆编：《懿德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2年。
[4][19]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
[5][2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6][18]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简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
[7][2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
[8][20]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9][10][11][12][14][15][16][29]张鸿修：《中国唐墓壁画集》，岭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13]张蕴：《从李宪墓壁画人物职官谈墓主葬制规格》，《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
[17][22][23][24][25][26][32][33]《新唐书》卷207《宦者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5855～5856。
[30]《旧唐书》卷45《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页1952。
(作者单位：咸阳市文物局)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