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陵研究缘起
沈睿文
一
唐代帝陵陪葬墓众多，其碑石素为金石学家垂青，历来著录不菲。如果我们把金石学家的这些片言只语的记录算作是对唐陵研究的开始的话，那么自北宋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1]调查昭陵以后，金石学家更是乐此不疲，一直便有著录、考辨。游氏《昭陵六骏碑》成为研究“昭陵六骏”的珍贵资料。此碑以线刻的手法缩小了六骏浮雕的形状，记录了六骏的名称、毛色特点、参加的战役和唐太宗“六马赞”的全文。其所立《昭陵图碑》对昭陵等唐代帝陵的平面布局进行复原尝试，对后世影响颇大，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著作，亦被后来的金石学著作反复引用。《昭陵图碑》虽然和我们今天实地调查的陪葬墓名称、位置颇有出入，但所画陵园范围以及地面建筑、陵园制度等都是重要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关于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的题名，与今天所发现的像座题名基本相符。虽也有讹误，但仍不失其珍贵。后宋敏求《长安志》[2]和李好文《长安志图》[3]中关于昭陵的记载，便皆从此碑而来。元祐年间，游师雄曾访得当地旧家藏乾陵蕃臣像背部铭刻拓本，复录转刻成四块碑石，分立于东、西石人之前，后亡其一，而三碑残缺[4]。李好文重觅得其中三碑，所撰《长安志图》录得补缺者记39人[5]；清代叶奕苞《金石录补》则校记为36人[6]。此外，《长安志》和《长安志图》还有关于其它唐陵的记载。但是，有关金石学著作多仅著录碑刻的发现地点及年代[7]；只是少数既有录文，且有相应之考辨者[8]。总之，它们多以碑文注录为主，这也是早期金石学著作的特点。
此外，还有一些金石学著作则对唐陵碑刻进行专题著录、考释，并对唐陵陪葬墓的碑刻或陪葬情况都有所考证、发明。此如：毕沅《关中金石记》[9]、孙星衍《问字堂集》[10]、张弨《昭陵六骏赞辩》[11]、刘喜海辑《昭陵复古录》[12]、罗振玉《昭陵碑录》[13]、孙三锡《昭陵碑考》[14]等等对昭陵碑刻都有所考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明代赵崡、清代林侗，此二人都曾实地考察昭陵，其著述亦各具特色。赵氏《石墨镌华》卷七《二游九*》条[15]详细记载了他1630年[16]，游九*山的具体路线，此为我们提供了陪葬墓的相对位置，这尚不见于同时代的同类著述，尤具特色。各碑相对位置的注录，对我们了解昭陵陪葬墓之间的相对位置颇有裨益。林氏《唐昭陵石碛考略(附谒唐昭陵记)》[17]则以相关文献史料(书中称“史乘”)附于石刻之后的形式对唐昭陵石刻进行综合考证，更为醒目的是能注意到昭陵六骏及十四国君长像的排列次序，尽管已被考古发掘证明多有错讹，但是这些原始记录使得林氏及其著作在唐陵研究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唐陵累遭破坏，但历代的维护也不乏其人，其中尤以明代范文光和清代毕沅二人的贡献为巨。范文光，字仲阁，明代四川内江举人。崇祯五年(1632)，以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学正署礼泉知县事。范氏在礼泉莅事的两年(1632～1633)内，对昭陵古迹进行了保护工作。概括起来，有如下三个内容。其一，编写了历史上第一本《昭陵志》，惜今仅有《昭陵志·序》一篇，收录于《礼泉县志》。其二，主持修整了昭陵祭坛遗址。其三，重修唐太宗庙，将唐太宗古图像刻于碑石，立于庙内，使之流传至今(今存昭陵碑林)。毕氏抚陕期间，对陕西的文物进行多方修缮、保护，同时也对古建及陵寝进行考辨，并树碑加以保护。当然，唐陵也在其列。他还修纂了许多金石图志，尽管考辨存有错讹之处[18]，但总的说来，他对陕西文物的保护功不可没。
此外，便是历次编纂的《陕西通志》等方志，也都转载、记录了唐陵的有关情况。但是，这些调查、记录大都停留在金石学层面，始终未能脱其窠臼，更未讨论整个唐陵制度本身如何。
这并没有丝毫贬低金石学的意思。其实，我们只需站在整个学术史的角度对金石学进行长时段的综合评价，而不是站在所谓考古学的学科立场来评判金石学，就能对金石学得出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当代的中国考古学，有三个学术来源。即传统的古器物学，西方考古学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三种东西都明显地存在于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实践中[19]。如果仍旧站在今天所谓考古学的立场公允地看，金石学至少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的先声。实际上，金石学的意义要远远超出这个层面，而且到今日仍显示出它的不可或缺。换言之，金石学(近或谓“文物学”)应该和考古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分支。这也正是学术发展的应然理路。但是，金石学并非毫无瑕疵可言。若和当时国外学界相比较，金石学还是显出了它的短拙。20世纪初期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中国与国外学术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态度，就是最集中的体现。金石学的一个重大遗憾就是仅限于对孤立的器物或铭文进行考辨，而不能进行系统化的综合研究，缺乏一种整体观。实际上，不具备从学术整体史的眼光来综合研究历史，这就是金石学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需要表明的一个立场是，无论金石学还是考古学都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它们是对不同来源的资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分支，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意味的是，如今金石学早已将它的研究触角伸到考古学的发掘遗存上，而考古学却好像对传世的文物充耳不闻。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二
在国外对中国的探险活动频仍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唐陵也同样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中国学者每每言及此段历史的时候，内心大多是比较复杂的。因为若分别从国家民族主义立场和学术的角度出发，无疑很可能会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判断。这一时期主要是日本、法国学者对唐陵的勘查和研究，可以这么说唐陵研究走上考古学轨道应该归功于本世纪初他们对关中唐陵的实地勘察。1906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关野贞博士调查了陕西的汉唐陵墓，唐昭陵、乾陵、崇陵等[20]亦在其中。1907年，法国汉学家沙畹(E.Chavannes)继之对汉唐帝陵进行调查。1906～1910年间，足立喜六利用在西安授书的机会考察了包括唐陵在内的长安史迹[21]，记录了一些后来被破坏的遗迹，其记录充分发挥了他的数学优势，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1912年，原田淑人便开始撰文对昭陵六骏进行初步的研究[22]。1914年3月，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Victor Segalen)在沿渭水右岸调查至乾陵时发掘了神道翼马[23]；他还到桥陵实地进行拍照、绘图，并有著作问世[24]。色伽兰曾专门论及唐代诸陵，但并不宥于所谓关中十八陵，而是列举了临潼唐懿宗韦后福陵、王后安陵、王后寿陵以及新丰西门附近的唐奉天皇帝齐陵，还有文敬太子与惠昭太子墓。同时，他认为唐代渭北诸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顺陵和乾陵[25]。尽管尚无深入之研究，但这已足以反映他独到的学术眼光。1940年，竹岛卓一从风水的角度对中国历代帝王陵进行了综述[26]，是从该角度进行研究的第一人，只是因为田野资料的局限而惊鸿一瞥。毕竟这些只是唐陵研究走上考古学道路的开端，且又多为国外学者的个人行为，此尤使得当时的唐陵调查难有系统。同时，也由于他们对唐代名物制度了解的不够充分，难免出现不少错讹与遗漏。
在唐代诸陵中，昭陵是当时国内关注的焦点。1913年5月前后，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被张云山盗移，辗转售于卢芹斋后入藏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27]。此事影响颇巨，很可能是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组建西京筹委会的一个主要原因，西京筹委会对西安的文物古迹做了大量的调查、规划和保护工作。1934年以来，西京筹委会在总结周、茂二陵一号整修经验的基础上着手整修唐昭陵；同年筹建的昭陵小学便承担昭陵陵园的日常护理并不时整修，后还协同西京筹委会调查人员调查昭陵陪葬墓地并随时征集流散文物[28]。可见，其保护力度相当之大。
但是，由于所谓“古不考三代以后”的影响以及安特生(Anderson)“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的提出，当时国内考古工作的重心并不在此，而在乎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索，更何况这时候国内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于是乎导致当时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如果这还可以称作研究的话——就要逊色得许多，它们大多停留在游记性质的记录，笔端流露更多的是闲情雅致。但是，必须言及的是，在史家有关李唐氏族的热烈讨论中，隆尧唐陵及其兴业寺碑得到高度的重视。1934年，王绍年探讨了隆平县(今隆尧)唐代先祖陵墓的神道石刻[29]，似可为史家讨论之呼应。而阮永墀则对李思训碑做了校勘工作[30]，此二者可谓其中翘楚。此外，1943年3月13日至20日，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等三个机关组成的西北史地考察团从乾县经礼泉到西安，考察周、秦、汉、唐诸陵墓，但“遗址方面无所获”[31]，也不见有关报告。事隔十年后，石璋如亦有所阐发[32]。1944年，何正璜亦著文专论关中汉唐陵墓之形势[33]。总之，这时候国内的相关研究还远远没有起步。
三
调查如此广袤的陵区不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尤需高度的专业精神，其难度难以想象。但是，经过多年不懈的勘测与发掘，终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真正意义上的唐陵考古工作的开展是在1949年以后，其工作内容主要是调查唐陵和陪葬墓，并对若干陪葬墓进行了发掘。可以说，此后唐陵的田野考古工作长期以来从未停辍。所幸的是这些成果大都逐一面世了，尽管其实际工作远比这还要来得多。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是唐陵田野工作频繁的时期，此阶段的工作具有拓荒的性质。其工作主要集中在所谓关中唐十八陵，但也能注意到顺陵、兴宁陵等其它“帝陵”。既有陵墓平面布局的田野考察，也有地下结构的解剖。这些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给唐陵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但是，唐陵考古工作刚刚开展，实难以做到全面而系统。根据印刷品我们可以列出下面的日程，从中不难发现考古发掘跟资料的正式发表有一个明显错位的现象。
1953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始，曾对唐代十八个帝王陵墓进行调查。1956年以后，对唐陵又做了多次调查。贺梓城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唐陵考古工作曾有综合报道[34]。
1958年12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为配合乾陵水库工程，派杨正兴对乾陵进行勘查。不仅找出乾陵的墓门，还了解了隧道的上部情况，同时也勘查出乾陵的内城遗址全部范围[35]。1961年9月上旬，由王丕忠、程学华和礼泉县文化馆林岗组成工作组，对建陵陵园范围及陪葬墓进行了实际调查和必要探测[36]。1962年3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派韩伟、贾瑞原、王世和等人对顺陵进行勘查[37]，经过十多天的工作，初步了解了陵园范围、城垣、石刻和墓道等情况。
1963年4月至11月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蒲城县境内的睿宗桥陵、玄宗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等四座唐陵进行了勘查。其中重点勘查保存较好的桥陵，试掘了墓道，探查了陵墙，实测并绘制了桥陵的平面图，记录了石刻的情况[38]。为了解墓道的结构，在墓道上开了两条东西向的探沟，横截墓道。根据两条探沟的试掘，约略推知墓道的结构和封固情况。但是，桥陵平面实测图直到1980年才公布[39]。经过实测，陵墙的平面布局与唐长安城十分酷似。但是，此仅为平面图的对比，只是惯性地停留于表面判断，惜未能进一步论证。
1964年，在昭陵南司马门内献殿处出土一大型鸱尾[40]。1965年，陕西省文管会田醒农带队调查和发掘了南司马门门阙及献殿遗址，并对寝宫做了钻探和局部试掘[41]。遗憾的是，迄今未见有关报告。20世纪70年代，在九*山南9公里的后寨村发现石狮一对，或以为是昭陵陵园或兆门石狮[42]。只是石狮离陵园远达9公里，此与其它诸陵石虎或石狮在四司马门近前有异，难于推断这对石狮为昭陵营建时的兆门石狮。退一步而言，即便是，那也是后来改造昭陵陵园所为。这对石狮可能是贞元十四年(798)崔损充修八陵使时所为，意在扩大兆域。1977年12月，咸阳市博物馆在规划唐兴宁陵保护范围的同时，对该陵进行了调查[43]。
1973年至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工作队对关中唐十八陵进行了为期六年的系统的实地调查，并整理出调查报告[44]。毋庸置疑，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对唐十八陵最为完整的考古调查报告，其功不可没。但是，受当时国内田野调查技术手段等因素的局限，要获取如此广袤陵区的各种精确数据实有难度，因此该报告在某些方面便采取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如，文中提供的都是各陵的平面示意图，且基本上是角阙的连线。另外，文后所附表格数据也存在若干错讹。所幸的是，后来对若干唐陵文有专门之调查，其资料的发表足可弥补上述遗憾。这些是我们在取舍材料时应该注意到的。
作为帝陵制度的有机组成，陪葬墓自然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陪葬墓葬地是由唐王朝统一规划、管理的，整个帝陵陪葬墓墓地整体表达的是统治者意欲营建的另一个天下，这个天下是跟他生前的天下相互对称的。唐陵陪葬墓的数量以昭陵为最，关于陪葬墓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便以昭陵为典型。而乾陵、桥陵次之。
唐陵陪葬墓数目的确定可能是一个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多次调查结果跟文献记载都有出入。由于年代久远，保护不善，有些坟丘已经坍塌，地上标识的失去，无形中给调查工作增添了难度。甚者，盗掘破坏更给工作的开展添加了重重障碍。这些都给研究带来相当的不便。1949年以后，有关单位曾对唐昭陵做了多次调查，到1965年止，发现了153座陪葬墓。1972年昭陵文物管理所成立以后，又和当地群众再一次做了调查研究，除对原有陪葬墓进行了核实登记以外，又新发现墓葬遗址14座，连前共计167座，其中可以确知墓主姓名、身份及入葬时间的有57座。经过发掘，方知安元寿墓乃“陪葬于昭陵”，而宇文崇嗣墓可能是从其父宇文士及而葬的家族祔葬墓[45]。如何把围绕陪葬墓为中心的家族祔葬墓、从葬墓从此中排除出去，看来只有通过彻底发掘才有准确认定的可能。但是，这些进展都进一步促进了我们对昭陵陪葬墓地的认识。
于是，除了陪葬墓的碑石时有新发现和研究[46]外，发掘清理工作也渐次开展。1960年8月4日至1962年4月16日，发掘永泰公主墓[47]；1971年，昭陵博物馆清理了李勣墓[48]；1971年7月2日至1972年2月下旬，发掘章怀太子墓[49]，后朱捷元又对简报的遗漏做了补充[50]；1971年7月2日；发掘懿德太子墓[51]；1971年10月22日至1972年1月18日，发掘尉迟敬德墓[52]；1971年至1972年，还发掘了郑仁泰墓[53]；1972年1月，发掘张士贵墓[54]；1972年3月至4月发掘临川公主墓[55]；1972年6月，发掘阿史那忠墓[56]；1972年9月16日至11月9日，发掘越王李贞墓[57]；1972年10月至12月，发掘李承乾墓[58]；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昭陵文管所配合公路的修筑和农田水利建设，清理发掘了昭陵陵园内的安元寿夫妇合葬墓[59]；1973年3月至8月，发掘清理李寿墓[60]；1973年9月30日至11月底，发掘李凤墓[61]；1975年，发掘房陵大长公主墓[62]；1978年10月至1979年1月，发掘段简璧墓[63]；1979年7月至9月，昭陵博物馆同厦门大学共同发掘昭陵陪葬墓杨恭仁墓[64]。此外，昭陵陪葬墓的从葬墓也有所发掘。如李福、李震、李冲等墓的发掘，乾陵陪葬墓的薛元超、李谨行墓[65]也早已发掘，只是仅见到零星数据[66]，尚未见到有关发掘简报或报告。相信上述也只是实际工作中见诸报道的一部分而已。
唐太宗死后，高宗曾把诸多宫女遣送到寺院及昭陵，守陵宫人主要负责在帝陵区的下宫等处供奉死去的帝王如生时。随着唐陵考古工作的深入，考古学工作者也注意到陪葬宫人墓。1974、1975、1979年，昭陵博物馆先后清理了几座陪葬宫人墓[67]，由出土墓志可确认她们是守陵宫女。无独有偶，1990年，巩县也发现一方恭陵守陵宫女墓志[68]。这些工作证实了文献所载宫人陪葬墓的存在，也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唐陵管理之一斑。
可以说，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已经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田野资料。1963年，陕西省博物馆发表了《唐陵石刻》[69]，跟早期的很多图录一样，它刊载的很多石刻后来都被破坏了，从而为我们保存了唐陵相对完好时神道石刻的面貌。但是，可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国内鲜有研究性论著，主要集中于一组探讨章怀、懿德太子墓葬形制、壁画的文章[70]。日本学界也只是有筑山治三郎[71]、布目潮沨[72]、西胁常记[73]、榎一雄[74]等学者的研究，并不多见。
四
正如所有的划分都无法做到判然一样，如果要再生硬地划分出一个阶段的话，那可能便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随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一些学者也对之前的工作做了初步的总结和回顾[75]。2004年10月，樊英峰则对乾陵研究史做了专题回溯[76]。这一阶段，是进入对唐陵进行全面研究的时期。期间不仅唐陵地面勘察取得突破性成果，同时也注意科技手段在唐陵保护及勘察中的应用。唐陵多年的调查工作及成果的陆续发表，以及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两京地区唐代考古工作的开展，使唐陵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同时，在目前发掘的唐代墓葬中，由于唐陵陪葬墓的墓葬等级都比较高，在唐代墓葬制度的研究中是一份极其重要的资料，不少研究都利用了这一批资料，开展有关唐代墓葬等级制度[77]和壁画[78]等专题研究，并进而对唐代皇室埋葬制度进行推测等等。
在壁画研究中，章怀太子李贤墓中的“客使图”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79]，而中、睿宗时期的几座改葬墓也成为研究武周前后政局的一个切入点。尽管考古工作中，有关石刻的报道并不是很多，但是石刻却一直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对象，尤其是所谓蕃臣像的研究更为突出[80]。陵墓前置石刻汉代已有之，文献、考古发现皆已证明。但在汉族陵墓置被擒服或归化者的石像“阐扬徽烈”[81]，则乃唐陵所独有。换言之，二者所树石人像的用意是不同的。因此，岑仲勉认为蕃臣像或反映了唐统治者的突厥化倾向[82]，葛承雍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认为蕃臣像在石刻内容和特点上是突厥化的一个直接表现[83]。葛氏还通过分析唐朝政府马匹的三个来源、唐政府与突厥的关系、昭陵六骏名称的对音及其形象所表现出来的马种等方面，并结合陪葬习俗论证昭陵六骏都是源自突厥的战马[84]。至少蕃臣像的用意是与突厥石人的象征是一致的，而不同于北朝帝陵神道的墓仪石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蕃臣像的创意无疑应该是源于突撅石人。但是，如果一个异族文化制度的元素此前已被某甲文化的较早阶段所吸收，如果此因素在甲文化的较晓阶段中继续出现，那我们只能说较晚阶段的甲文化继承了其较早阶段的创举，而不宜再称其汲取了异族文化的元素。因为，此刻甲文化与异族文化二者之间已经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多有出现，唐陵制度中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在汉代霍去病墓前的16件石雕中有马踏匈奴、跃马、卧马等3件凸显主题的一组主体作品，它们应是具有标志性和纪念性意义有关马的石雕。巧妙的是，这组马雕通过石质成分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从而来象征霍去病的骁勇善战[85]。尽管霍去病墓出现这种情况与异族文化有关，也尽管昭陵六骏的马种及其来源可能跟域外有关，但是从唐昭陵该制度的直接源头来看，我们认为还是应以源自汉代为宜。概言之，昭陵六骏的出现应该是融合了汉代霍去病墓马雕和北魏方山永固陵青石屏风的表现形式，而不宜与突厥习俗相联系[86]。此时，唐乾陵石雕群及其组合象征的含义也得到探讨[87]。随着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对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的研究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有关讨论也一时多了起来。但是，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对昭陵六骏的名实、次序、流失以及传拓和意义方面的讨论[88]，对十四国君长像的研究则相对要少得多，而且这些研究将六骏和十四国君长像割裂开来，未能充分认识到二者与陵山作为一个整体的内在蕴含。
有意思的是，这时候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组考察乾陵蕃臣像的论文[89]，他们从文献中筛选出高宗和武则天两朝时期影响较大的25位少数民族将领，拟作为未知乾陵蕃臣像增补的对象。无疑地，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陵墓石刻也是美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林通雁认为隆尧唐陵雕刻群在造型的样式、种类选择和体量变化方面更多具有唐玄宗执政后期及其之后诸陵的特征，它们大约是玄宗开元二十八年诏改陵名之时的产物[90]。这方面的论著可谓多矣，但是，此类文章多集中于陵墓石刻雕塑的审美取向和创作意念[91]。遗憾的是，大多停留在一种情感的宣泄。关于乾陵、定陵无字碑的讨论犹多，惜皆难成定谳[92]，而有关《郎君行记》碑的讨论也多为“学术表态”而已。所幸的是，顺陵碑的流散情况得到清理[93]。
此外，还有很多调查业已或者正在进行，我们期待着有关资料的公开发表[94]。总之，石刻方面的记录、研究还远远不够。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王子云将唐代墓葬分成唐祖陵、唐帝陵及太子和贵戚陵等三类[95]，尽管其中的太子和贵戚陵实际上混淆了“号墓为陵”与“改墓为陵”的区别。但是，这是唐代高级墓葬分类的第一次。林通雁认为初唐的永康、兴宁、献、昭四陵实施三种建制，诸陵雕刻在个体式样及种类组合方面不同程度地沿袭了北朝模式，献陵和昭陵积极向两汉陵寝制度取法，并实行改革，其中，献陵采取东汉规制，形成雕刻群做四门——神道的列置方式，初唐陵园雕刻的这些特点对盛唐陵园雕刻发生了重要影响[96]。文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初唐帝陵中的隆尧建初陵、启运陵，没有出现在作者的视野当中。无论如何，其观点颇值得我们关注。姜捷则强调了定陵陵制中出现的新因素[97]，此恰说明唐陵建制是一个变动的过程。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任何过渡都是渐进的，由此导致任何界限也是模糊的，所谓的“模式化”实际上也是对此过程勉为其难的处理方式。如果执着于此，反而容易陷入另一个困境。“求大同存小异”才是解决变化所谓阶段性的便宜方法，因为前后大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异质。
对唐陵陵寝建筑形式的推测一直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主要话题之一。周明从地表上现存的建筑孑遗对唐陵地面建筑进行了推测[98]。王仁波、孙迟等人根据懿德太子等墓葬资料论证了唐代皇室埋葬制度[99]。傅熹年曾经通过墓葬形制与文献相比照初步总结了唐代墓葬结构若干部位的名称[100]，但是，其阐释仅仅限于墓葬地下若干部位。后来，他又从建筑学的角度着重以乾陵、恭陵、顺陵为例探讨唐陵的平面规划[101]。关于唐陵玄宫的形制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前后双室说”，此说由黄展岳首倡于1981年[102]。黄氏认为唐陵陵园的平面布局是模仿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而墓室的平面布局则是模仿皇帝内宫的建制设计的。前墓室象征前朝，后墓室象征后寝。遗憾的是，这仅是观点性的表述，并未深入论证。2000年，神目女士对乾陵玄宫进行了新的推测，并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描绘了一张示意图[103]。王双怀认为即使是大型单室墓也可能象征性地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104]。王维坤认为在已经发掘的唐代墓葬中，无论是帝王陵墓，还是太子、公主墓，甚至包括一些大臣墓，迄今为止还尚未发现“前中后三室墓”的墓例，即便是“号墓为陵”的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子墓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前后双室墓”的建制。据此，他进一步认定乾陵陵寝应为“前后双室墓”的建制，推测为前中后三室墓并不可靠[105]。第二种观点便是“前中后三室说”，此说以宿白为代表。宿氏根据西安地区唐墓的墓葬制度，结合文献记载以及明清帝王陵寝建筑形式，对唐陵玄宫的建筑形式做了推断[106]，认为唐陵玄宫与大明宫有着某种契合关系，即唐陵玄宫是前中后三室的制度。唐代地宫仿墓室建筑，法门寺塔基安放舍利的地宫，是模拟人间埋葬皇帝的最高规格的墓室构筑的[107]。而法门寺地宫便是前、中、后三室的形制[108]，由此视之这个结论有其合理性。惠焕章、张劲辉则持第三种观点，即“前后左右四室说”。他们认为玄宫前室稍小于后室，而左右墓室位于前室两侧，比前后墓室均小[109]。据《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载温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110]，南唐二陵后室便有两侧室，其须弥式砖台即为石床。从这个情况来看，此说亦有一定的道理。总之，诸说都忽视了唐陵建制本身也存在一个演变的过程。变化，这一点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唐陵的整体布局思想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并非始终如一。唐陵地宫在某一阶段极有可能是前中后三室，这一点从文献记载以及后世帝陵地宫可以证明。同时，已经发掘的北京史思明墓[111]也可为补证，该墓大体可以看成一个前中后三个墓室的墓葬。而1995年发掘的唐僖宗靖陵便只是单室土洞墓而已，估计昭宗、哀帝二陵的玄宫也不外乎如此。
唐陵陪葬墓出土的碑石为唐史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出土的墓志不仅充实了人物传记，同时也是对唐史的补正[112]。正是这个基点，使得这些材料一直受到重视。张沛更将昭陵陪葬墓的碑刻辑为一书，尤便于集中使用[113]。1994年以来，三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全唐文补遗》系列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考古简报、报告尚未发表的陪葬墓的遗憾。但是，用墓志、碑铭考辨史实，容易无意识地陷入这么一个危险的倾向：以为墓志便是确史。其实墓志也存在伪讹。由于具体的语境，专门书写墓志人群的存在，以及一定的书写格式，墓志出现作伪或溢美之词、或隐晦其辞皆在所难免。况且，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内涵有可能是互异的。如，唐高宗诸子嗣的墓志便多有此倾向。但是，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研究者如何运用资料。因为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只需仔细辨析、把握这些语境以及当事人的心理与行为，如此伪讹也可成确史，同样能反映出历史信息。
唐陵陪葬墓制度的研究，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张沛根据临川公主墓出土的诏书刻石探讨了唐代诏书的形制以及唐代前期诏书的形成过程[114]，周伟洲则根据郑仁泰墓出土的乐舞俑探讨了唐代的音乐和礼仪制度[115]。张蕴认为李宪墓随葬俑存在两套不同规格的组合，其一基本符合追赠太子的使用标准，其二是准皇帝等级的规格[116]。师枫考证了李勣墓的封土形状[117]，张永祥则探讨乾陵陪葬墓中存有异议的墓葬及埋葬者等两个问题，反复强调乾陵所谓陪葬墓杨侑墓实为祭祀坛中的地坛[118]。而陪葬制度的探讨[119]也是一个重要议题，但是结论多停留在表层的论证上，并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证据。宿白则认为残存原始葬制的北魏洛阳北邙陵墓的布局影响了唐代陵墓，献陵、乾陵、昭陵较多陪葬墓的集中，大约渊源于此。同时唐代陵墓制度导源于北魏，但其直接承袭则多自东魏北齐[120]。这是学界对唐陵制度渊源最早的认识，惜未见宿氏进一步的论证。此外，长田夏树[121]、利光三津夫[122]等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视。
因为人为和自然因素使多数陵区地貌、景观、建筑遗址、石刻情况有所变化。如同往常一样，个别陵墓的田野工作继续得到加强，之前的发掘简报也得以陆续地发表。对陪葬墓的发掘，有长乐公主墓(1986)[123]和程咬金墓(1988)[124]等，比较而言，对帝陵的勘测力度大大加强了。
1983年8月，张崇德等人请礼泉县城建局测绘队协助对建陵进行探测，在1961年陕西省文管会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复查[125]。文中称“整个建陵城垣建筑格局亦如京都长安。除青龙、白虎二门因受山地地形限制略有偏差外，其余都比较规整而对称”。遗憾的是，文章并没有出现建陵平面图。九*山北面祭坛是昭陵陵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布置的昭陵六骏和十四国君长石像在后来的唐陵陵园中分别演变成北门六马和蕃臣像，成为唐陵陵制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考古工作者对昭陵祭坛十分关注。1982年，昭陵博物馆对昭陵祭坛的勘查整理，并及时发表报告[126]和进行初步的研究[127]。1983年11月下旬，洛阳市文化局、洛阳文物管理处等单位对偃师、孟津、新安三县的文物调查中，偃师的恭陵是主要对象[128]。1984年5月8日至6月7日、8月24日至9月14日，泾阳县文物主管部门先后对祟陵、贞陵陵园进行了勘查钻探[129]。1985年发表的《唐让皇帝惠陵》[130]对该陵进行简要的介绍，文中称封土“呈圆锥形”，而这跟实际的覆斗型封土是不符合的。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及河南省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对恭陵进行了一系列的复查[131]，对以往的工作做了若干补充说明，其中最重要的是给研究者提供了平面实测图。20世纪80年代后期，李兰珂调查了隆尧唐陵[132]，并校勘了《光业寺碑》和探讨了相关问题。他认为隆尧唐陵着手修建的时间不晚于贞观二十年(646)，且最迟于麟德元年(664)建成；在李唐祖籍的问题上则支持了陈寅恪的观点。1987～1989年间，昭陵博物馆联合煤炭航测遥感中心对昭陵、建陵古墓葬遗址进行遥感和定位的课题研究，第一次准确地测定二陵陵园内的各类文物，并建立了昭陵文物数据库，后来公开发表的也仅为昭陵[133]。报告中称“昭陵陪葬墓经核准的有188座”、“新发现并标出了37座墓葬遗址”，但是在所附“昭陵陪葬墓分布图(局部)”中，却出现了“189号墓”的编号，不明是何缘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唐陵的勘查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990年11月至12月，昭陵博物馆对韦贵妃墓进行了发掘清理。韦贵妃墓是昭陵陪葬墓中距昭陵最近、且规格最高的一座陪葬墓，墓室出土石椁一具[134]，该墓尚无发掘简报或报告发表。1994年10月下旬至1995年6月，发掘清理昭陵新城长公主墓[135]。1995年3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所发掘了定陵陪葬墓中的节愍太子李重俊墓[136]。1995年10月9日至1996年5月30日，发掘清理了桥陵陪葬墓惠庄太子墓，同时钻探了墓葬周围地面[137]。1998年2月15日，对被盗后的恭陵哀皇后墓进行清理[138]。通过对出土唐三彩胎的中子活化分析，雷勇等人认为巩义唐三彩窑址有可能为哀皇后墓提供唐三彩葬品[139]。高力土墓是唐玄宗泰陵的唯一陪葬墓，1999年7月至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高力士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陶俑、墓志等文物200余件[140]。2002年夏和2004年4月，先后在昭陵陪葬墓区编号111号无名墓东西两侧发现一双蒋王妃元氏墓题记石柱[141]。此外，还注意唐陵的规划和保护工作。如对唐陵园林绿化布局及植物选择进行规划设计，试图营造融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植物景观[142]；或从物理、化学等角度来研究石刻的保护和修复方案[143]；或拟订《唐顺陵文物保护与利用规划》、利用红外仪测绘唐顺陵1：2000文物现状图[144]等等，注重在技术层面上探索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1993年始，巩启明主持的中德合作唐陵调查研究课题项目最为引人注目。如前所言，广泛运用新技术手段是该课题的突出特点。其中《唐睿宗桥陵》报告已经于2002年在德国出版[145]，这是唐代帝陵的第一本正式调查报告，该报告为我国考古学田野工作报告提供了一个典范。此后泰、景、光等陵的报告亦将陆续出版[146]，我们期待着报告的早日面世。此外，巩氏还特别注意对初唐诸陵的调查研究。1995年以来，先后多次踏察献陵[147]、永康陵[148]及章陵[149]。初唐诸陵的调查使得我们综合研究唐代帝陵成为可能。此外，据了解，还有一些零散的调查[150]。这些活动多属个人行为，至今还未公开发表有关详情，故此不具述。
近年，唐陵考古的突破性成果无疑是靖陵的发掘和乾陵地面的勘查以及对昭陵的考古工作。1995年，陕西省考古所对靖陵做了考古发掘[151]。这是考古发掘的第一座唐代皇帝陵，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它的形制。尽管其结果出乎意表之外，但正是这个意表之外益发使得其学术意义难以低估。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唐陵的一种状态，而且启示我们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去观察唐陵陵制。如此我们才能避免陷于僵化的程序之中，也就有可能更近距离地触摸到历史的真实。同年，陕西省考古所还对乾陵地面建筑进行维修，清理发掘出两组保存较好、结构清晰的三出阙。一在南司马门外东西两侧，一在司马道南端距南司马门750米处。这与唐代帝王居所及陵园以一组三出阙示其等级有异。故韩伟认为陵园城墙、王宾相、南司马门外的三出阙为高宗陵园，而神道石刻及司马道南端的三出阙则为则天陵园制度[152]。此说首先提出乾陵存在两个陵园的事实，虽尚待修订，但已属难得。1999年秋天，乾陵考古又有了新进展，这便是乾陵外城垣的发现，乾陵外城垣与内城垣相距220米左右，内外城垣北端的东西宽度分别为1320米和1750米[153]。这个发现又为乾陵布局结构的解析增添旨趣。
昭陵考古亦极为引人注目。2001年7月18日，发现欧阳询书“昭陵刻石文碑”[154]。2002年7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发掘，经2002年度和2003年度的发掘，发掘面积总计5100多平方米，揭露的建筑遗迹主要为唐代和清代两个时期。首次发现了唐代建筑中阶梯状长廊遗址，搞清了“昭陵六骏”的摆放位置，出土了一批包括“昭陵六骏”[155]和“十四国君长像”[156]残块在内的珍贵石刻文物，这对研究唐代帝王陵园制度的发展演变、陵园的布局和结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57]。为了搞清寝宫宫城的总体布局和结构，2005年，陕西省考古所又对遗址做了钻探、调查和局部试掘，基本摸清城墙的总体范围和结构，发现其3座门址与陵园北司马门已发掘的门址结构大体相同。城墙范围内经初步钻探，发现了纵横分布的夯土墙体遗迹和大量砖瓦堆积。本次考古还对陵园南司马门遗址进行了发掘，也取得丰厚的收获[158]。据报道，他们还相信已经确认了长孙皇后的山洞墓葬。
值得欣慰的是，2004、2005年间，先后出版了四部唐陵陪葬墓的发掘报告[159]，这是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多年前发掘工作系统整理的成果。2005年5月，以书代刊的《乾陵文化研究》正式出版发行。多年来，还陆续出版了不少有关唐陵的论著。杨宽曾将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划分为创始、确立、衰退、扩张和改革等四个时期，而将唐宋和明清陵寝制度置于“扩张和改革时期”[160]，这是对陵寝制度进行长时段综合研究的结果，颇具影响力。但是，其分析主要是建立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对当时已有的考古调研并没能很好地加以吸收。王双怀[161]、陈安利[162]、刘向阳[163]等学者则结合自己的实地考察和考古工作，其中更有不少新的斩获，显示了唐陵研究的新面貌。来村多加史所撰《唐代皇帝陵の研究》[164]则是一本有似百科全书式的论著，结合文献、考古材料在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研究是其胜人之处。但是，文献、考古材料被分开的处理方式使文章的论点和论据显得脱钩，无法君臣佐使。如何寻找一个合理内核，做到纲举目张，这恰恰是唐陵研究中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近年来，金子修一对《大唐元陵仪注》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65]，值得我们关注。
然而，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是对唐陵仍然缺乏一个整体认识。所谓“整体”，作为唐陵制度外在框架的布局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帝陵布局内容大体包括陵区选择与秩序、陵园设计、陪葬墓地安排等方面。但针对此点，学界仍然缺乏充分讨论。事实上，如由布局的层面切入，穷原竟委，查其流变，将更能厘清渊源，并映照出唐陵的风貌及其深层涵义。通过唐陵布局的探讨，借此推究唐陵的性质特征，并确立其制度渊源。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唐陵制度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
唐陵陵区的形成与王朝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同样，各帝陵相对位置的选择也是陵墓制度的一个重要元素。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已成定谳[166]，但又尚可讨论的课题。关中唐陵陵位的安排历经了一个变化，其葬地选择原则的变更与厘定跟当时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息息相关。唐陵陪葬墓地在唐陵的表征中曾经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同样地，随着这个功能的逐渐淡化，其布局也产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跟陵园的设计直接相关，更与当时社会权力结构构成的变化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
作为同一语境下的产物，各种类型的帝陵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规划建筑时被置于同一系统里面综合考虑。换言之，唐陵园邑制度的演化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序列，这需要综合考虑所谓帝陵、祖陵、太子陵以及后妃陵墓的园邑布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整理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谱系。此前的研究对象大都是所谓的“关中十八陵”，而忽视了作为唐陵陵园制度演化中重要一环的非即位帝王陵墓的存在。无疑地，后者也是唐陵整体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因为没有被纳入到整个唐陵制度体系中来，从而也就奠定了唐陵陵园布局演变脉络不得理清的命运。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若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便可梳理出唐陵陵园的类型及其相互间的演化关系。当然，跟所有的研究结论一样，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演绎，所得结果也只是唐陵陵园制度最后形成的一个可能。中国文化是一个很早熟的文化。其文化性格基本上在春战时期便已成型，后世多以之为圭臬，如昭穆制度。这种以年代的久远来换取制度合法地位的做法，跟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始终居于权威地位有着莫大的关系。而研究中长时段视野的缺乏，也使我们未能对唐陵的陵园制度进行追溯、跟踪。如，长期以来，汉、宋等帝陵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的进展，没能有效地纳入唐陵研究的视野。
五
这里需要明确指出来的是，此处并没有进行目录罗列的计划，实际情况也提醒我们没有如此安排的必要。学术表态式的论文、主观直觉的推测，而缺乏扎实、严谨的考辨，从而使这些结论停留在表面，虽得到认同而不能得到确认。分析方法和手段的匮乏、意识及思维惯性的束缚，使中国的考古学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一味地给其它学科提供素材，研究任务无一例外地托孤给他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考古应当是一门常为新的学科。但是，如果我们发掘的只是同样的“新”的东西，正因为是同样的“新”，故而也就失去了“新”的意义和价值。避免对考古材料的偏食，注重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开拓思维和视野，这都是应该给予足够重视的。换言之，及时地注重书斋及大脑的发掘工作，不仅要低下头，更重要的是要抬起头，环顾上下左右以拓宽学术视野，也许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更有希望和活力。否则，可能便是这样两种结果。其一，只能等待着所谓重大考古发现的出现；其二，停留在不断重复发现的所谓“新”的遗存。还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只是使我们获取数据更为准确、更为便捷。但是，如果我们的知识及思维、观念仍旧没有更新的话，很显然地，学术研究的层次依然可能是停滞不前的。这些不仅是今后唐陵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也是我们在考古学研究中需要日臻完善的。
我们时常言及的帝陵制度以及墓葬、丧葬制度实际上都是在谈论汉民族的有关方面。汉文化帝陵制度的定型与确立当在武则天之乾陵，是“斟酌汉魏，以为规矩”[167]，并汲取异种文化的因素而铸就的。这应该也是唐代帝陵制度成熟的时期。仪式不仅与制度有关，且本身就是制度。人的一生都是依照某种社会仪式、秩序、程序在流动着。生命体的死亡并不等于其一生的终结，恰恰其死后的延续才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延续是生者为了自己而要求死者必须去做的。只有当亡者从人们的记忆中死亡时，才宣告其一生的真正结束。因此，帝陵制度应该包括丧礼和葬礼、祭礼、谒陵、守陵、堪舆习俗等内容，其知识背景是古代中国的宗法等级制度和宇宙观。
综观考古学的所有资料，可以说几乎就是一部空间的历史，而这个空间始终是与权力等联系在一起的。最高统治者对政治集团的控制与管理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唐代帝陵及其陪葬墓地便给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即统治者如何通过墓葬建筑的空间来达此目的的。
注释：
[1]游师雄，字景叔，武功人，历知秦州、陕州。有宋刻唐代功臣赞像及游师雄题诗碑，现藏陕西麟游县博物馆。详王麟昌：《宋刻唐代功臣赞像及游师雄题诗碑》，《文物》1987年第3期，页79～81。
[2](宋)宋敏求：《长安志》，《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
[3](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册587，页485上栏～486下栏。
[4](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22《唐乾陵石人姓名》，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册1521，页211～212。
[5]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昭陵图说》，页486上栏～487上栏。按，叶奕苞《金石录补》卷22《唐乾陵石人姓名》(页212)称：“元至正中，进士张敏编《长安图志》”时所为，张敏恐为李好文之误。
[6]叶奕苞：《金石录补》卷22《唐乾陵石人姓名》条，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册521，页212～213。
[7]此如(宋)陈思纂次《宝刻丛编》(丛书集成初编据十万卷楼丛书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册1601～1605)；(明)赵崡《石墨镌华》(丛书集成初编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册1607)；(清)孙星衍，邢澍《寰宇访碑录》(丛书集成初编据平津馆丛书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册1583～1587)；(清)方若撰《校碑随笔》(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民国铅印本影印，1997年)等等。
[8]此如(清)王昶《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据扫叶山房民国十年石印本影印，1990年)、(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北京：文物出版社据浙江图书馆藏吴兴刘氏希古楼刻版重印本，1981年)等。
[9](清)毕沅：《关中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据经训堂丛书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册1524～1525。
[10](清)孙星衍：《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年，页72～75。
[11](清)张弨：《昭陵六骏赞辩》(一卷)，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昭代丛书》本，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册92，页165～172。
[12](清)刘喜海辑，[清]况周颐编次《昭陵复古录》(十卷)，《金石苑》消(1644～1911)稿本，5册。
[13](民国)罗振玉校录《昭陵碑录三卷校录杂记》，《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册15，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页10711～10776。
[14]孙三锡：《昭陵碑考》，《石刻史料新编》第2辑，第15册，页10777～10928。
[15]赵崡：《石墨镌华》，页87～91。
[16]据《石墨镌华》序言，该书成于万历戊午年(1618)，时赵崡38岁。其《游终南》篇称50岁时游终南、九*山，则其访古二山的时间是1630年。
[17](清)林侗：《唐昭陵石琐考略(附谒唐昭陵记)》，丛书集成初编据粤雅堂丛书本排印，商务印书馆，1939年，册1609。
[18]毕沅的相关著作有《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丛书集成初编据经训堂丛书本排印，中华书局，1985年，册1523)、《关中胜迹图志》(张沛点校，三秦出版社,2004年)。其事迹可参见李文明、钱锋《毕沅墓志考证》，《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5期，页80～8l；曹凤叔《毕沅及其对陕西文物的保护》，《文博》1989年第1期，页79～33。
[19]张光直：《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收入所撰《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页12。
[20][日)常盤大定、关野贞著：《中国文化史蹟》第九卷《陕西》，法藏馆，1976年7月。
[21](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蹟の研究》，东京：东洋文库，1933年。该著作有两个中译本，即杨炼泽《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和王双怀，淡懿诚，贾云泽《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关于足立喜六有关唐陵的论述可参杨译本第十二章《唐代之陵墓》，页202～224。
[22](日)原田淑人：《昭陵の六骏石像につぃて》，《东洋学报》2卷1号，1912年，页76～84。
[23][法]色伽兰：冯承均译《中国西部考古记》，中华书局，1955年，页20～21。1908年，沙畹调查了乾陵，发现了该翼马，只有马头露在外面，身体的其它部分都埋在土中。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发掘。色伽兰认为该翼马为683年的东西(页21)，明朝时因地震与台座分离，其台座距翼马不远，翼马所阙之下腿即在其上。
[24]Segalen，Victor，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1914)，Paris：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y，1923-24，Segalen，Victor，Chine，la grande Statuaire suivi de les origins de la statuaire de Chine，Paris：Flammarion，1996，pp，141～168，fig.37～38，40～44．
[25]《中国西部考古记》，页81～82。
[26][日]竹岛卓一：《风水说与支那历代的帝王陵》，《东亚学》第二辑，1940年，页218～224。
[27]周秀琴：《昭陵两骏流失始末》，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第8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页225～240，特别是页234。
[28]罗宏才：《西京筹委会与民国时期陕西的文物保护》，《文博》1998年第3期，页85～91，特别是页86。
[29]王绍年：《记隆平县唐陵石仪》，《河北月刊》2卷10期，1934年，页1～5。
[30]阮永墀：《唐李思训碑校勘记一卷》，铅印本，1931年。
[31]石璋如：《关中考古调查报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7本，1956年4月，页205～206。
[32]石璋如：《汉唐的国都陵墓与缰域》，《大陆杂志》1953年第3期，页6～8。
[33]何正璜：《关中汉唐陵墓之形势及所在地》，《西京日报》1944年10月26日。
[34]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139～153。
[35]杨正兴：《乾陵勘察情况》，《文物》1959年第7期，页73；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年第4期，页53～60。
[3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页31～34。
[3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年第1期，页34～48。
[38]雒忠如等：《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页43～45。
[39]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页54～61，69。
[40]允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昭陵》，《文物》1977年第10期，页60。
[41]转引自张建林《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页224～225。
[42]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219～220。
[43]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年第3期，页46～47。
[44]刘庆柱，李毓芳同上揭文，页216～263。
[45]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年第10期，页34。
[46]李子春：《新拓唐昭陵宇文士及碑》，《考古》1960年第7期，页62；孙迟《唐李孟常碑——昭陵新发现碑刻介绍之四》，《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页56～60；孙迟《唐姜遐碑——昭陵新发现碑刻介绍之一》，《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页49～54；孙迟《唐豆卢仁业碑——昭陵新发现碑刻介绍之二》，《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页117-122；孙迟《唐周护碑——昭陵新发现碑石介绍之三》，《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页28～31。1960年发现的刘浚墓志，对乾陵陪葬墓刘仁轨的判定提供了重要线索。详张永祥《乾陵陪葬墓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2期，页59～61。
[47]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页7～32。
[48]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页3～14。
[49](陕西省博物馆、乾陵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13～25。
[50]朱捷元：《唐李贤墓出土的鸟兽纹铜镜》，《文物》1983年第7期，页37。
[51](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26～32。
[52]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页20～25。
[53](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页33-44。
[5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页168-178。
[55]昭陵文物管理所：《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物》1977年第10期，页50-59；王育龙：《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哀册简论》，《文博》2001年第6期，页44-48。
[5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礼泉县昭陵文管所：《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2期，页132-138，80。
[57]昭陵文物管理所：《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页41-49。
[58]昭陵博物馆：《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文博》1989年第3期，页17-21。
[59]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页37-49。
[60]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页71-88，61。
[61]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页313-326。
[62]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页2-6。
[63]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简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页3-12。
[64]陈安利：《唐十八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5月，页256。
[65]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第6期，页535；杨正兴《唐乾陵勘查记》，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页53-60。
[66]如：杨正兴《唐薛元超墓的三幅壁画介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页104-105)，更多的是有关薛元超、李谨行墓志的研究。
[67]孙东位：《昭陵发现陪葬宫人墓》，《文物》1987年第1期，页83-95。
[68]刘洪淼，孙角云：《巩义市出土唐代九品宫人墓志》，《文物》1997年第2期，页94,54。
[69]陕西省博物馆：《唐陵石刻》，西安：长安美术出版社，1963年。
[70]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页45-50,58；陕西省乾县乾陵文物保管所《对<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的几点意见》，《文物》1973年第12期，页67-68；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页381-393，371。
[71]筑山治三郎：《唐代的陵寝和丧葬》，《古代文化》25-10，1973。
[72]布目潮沨：《隋唐时代的穴仓和帝陵——从洛阳到西安》，《东洋学术研究》18-1，1979。
[73]西胁常记：《唐代葬俗研究序说——以埋葬法为重点》，《东洋学术研究》18-3，1979。
[74]榎一雄《则天武后と乾陵》，アジア时报通卷第113虢，1979年9月，页2-4；(日)杉村勇造，《唐の永泰公主の石槨书》，みづゑ，1965年第10期；[日]饭岛武次，《唐高宗乾陵》，《古代文化》31卷，1979年第4期；[日]上原和，章怀懿德两太子唐墓壁画と高松塚坟壁画にフぃて，《古美术》42卷，1973年第9期；[日]上田正昭，《永泰公主墓の壁画さ见て》，《艺术新潮》25卷，1974年第9期。
[75]首先是贺梓城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作的总结，详所撰《“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3》，页139-153；后来黄展岳也有简单的总结和回顾，详黄展岳同上揭文，页531-538。
[76]樊英峰：《发刊词》，《乾陵文化研究》(一)，页1-7。
[77]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页249-256)和《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页858-862，789)以及后来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页41-49)等等都是。
[78]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页137-154；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上)，《文博》1984年第1期，页39-52；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年第2期，页44-55；傅江，《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にぉけゐ仕女图壁画につぃての考察：配置?图像の面から》，《古代文化》54卷5号，2002年，页19-32。
[79]王仁波：《从考古发现看唐代中日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3期，页104；云翔《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页1142-1144，1141；西谷正著，马振智译《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的有关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72-277；王维坤《唐章怀太于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页65-74；影山悦子，《サマルカンド壁画に见られる中国绘画の要素につぃて：朝鲜人使节はヮルマ*ン王のもとを访れたか》，《西南アジア研究》，Vo1.49，1998，pp.17-33.
[80]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集刊·2》，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189-203；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第2期，页56-63，5；陈全方《从昭陵吐蕃赞府石刻像谈唐与吐蕃的关系》，《考古与文物丛刊》3号，1983年，页229-235；章群《关于唐代乾陵石人像问题》，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学生书局，1989年，页748-775；章群《唐代蕃将研究续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页85—95，141-161，253-259；刘向阳《唐乾陵六十一尊石像之谜》，《故宫文物月刊》12卷第1期，1994年，页104-109。
[81]《唐会要》卷20《陵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458。
[82]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0年，页142。
[83]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页150—162。
[84]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60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182-209。
[85]刘丹龙，孙平燕：《汉霍去病墓石雕艺术探微》，《文博》2004年第6期，页89。
[86]王静，沈睿文：《昭陵六骏与十四国君长像》，《文史》2005年第4辑，待刊。
[87]刘向阳：《石雕凝神韵盛唐气象存：唐乾陵石雕群及其组合象征的含义》，《故宫文物月刊》19卷第6期，2001，页56-75。
[88]周秀琴同上揭文，页225-240；陶喻之《卢芹斋其人其事》，《碑林集刊》第9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页273-281；马成功《昭陵六骏中“青雅”和“什伐赤”的定名》，《碑林集刊》第8集，页241-245；陈诵睢《昭陵六骏名实考》，《碑林集刊》第8集，页246-254；杨新《对昭陵六骏的追摹与神往——金赵霖<昭陵六骏图卷>》，《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页54-57；李举纲《〈昭陵六骏碑〉研究》，《碑林集刊》第8集，页255-260；罗宏才《昭陵六骏蓝本、仿绘、仿刻、拓本、模制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碑林集刊》第9集，页255-270；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页182-209。
[89]樊英峰：《乾陵61蕃臣像补考》，《文博》2003年第3期，页54-64；张鸿杰：《乾陵“六十一藩臣像”衔名订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页8-11；梁子，文军：《乾陵六十一蕃王考述》，《文博》2003年6期，页44-51。
[90]林通雁：《河北隆尧唐陵雕刻的年代问题》，《美术研究》1992年第3期，页57-60,45，特别是页60。
[91]如：李松《巍哉崇陵—谈唐代乾陵的设计思想与雕刻特色》，《美术》1981年第1期，页42-45；孙焱《唐陵石刻中的瑞兽造像》，《西部美术》1987年第1期，页33-36；孙焱《试论唐陵雕刻艺术精神》，《西北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页80-85；任先华《从茂陵石刻与乾陵石雕看汉唐雕塑审美取向之同异》，《美术史论》1989年第2期，页57-61；王鲁豫《一体化与多层次—中国古代陵园雕刻的创作意念》，《美术》1987年第10期，页54—57；王鲁豫《唐建初陵石雕艺术》，《美术》1987年第11期，页68—70；王子云《谈唐陵石雕刻艺术》，《美术史论》1988年第3期，页17-25。
[92]关于乾陵无字碑的讨论可参见徐宏件，王琪《乾陵无字碑研究综述》，《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页208-214。
[93]张德臣：《顺陵碑与嘉靖地震》，《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页49-52；张德臣《唐顺陵碑散论》，《碑林集刊》第10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页184-192。
[94]已经出版的庙陵石刻图录有王鲁豫《唐陵雕刻艺术》(《中国雕塑史》第五卷，学苑出版社，1989年)以及程征，李惠编《三百里雕刻艺术馆——唐十八陵石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等等，都为今后的研究保留了宝贵的图片数据。
[95]王子云：《也谈唐陵石雕艺术兼述中国陵墓雕刻中的瑞兽——附：唐陵名称及陵前石雕刻类别简记》，《美术》1989年第4期，页64。
[96]林通雁：《初唐陵园雕刻与汉制及北朝模式》，《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4期，1991年，页80-85。
[97]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页69-74，82。
[98]周明：《陕西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初探》，《文博》1994年第1期，页64—77，63。
[99]王仁波：《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载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400-406；孙迟《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1981年》，华阳县印刷厂，1982年，页326-338；后题为《略论唐帝陵的制度、规模及文物——兼谈昭陵“因山为陵”对唐帝陵制度的影响》，载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唐太宗与昭陵》，1983年，页82-107；孙新科《试论唐代皇室埋葬制度问题》，《中原文物》1995年第4期，页41-48。
[100]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322-343。
[101]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上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页58-59；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页420—435。
[102]黄展岳同上揭文，页536。
[103]神目：《神秘地宫，有此一说》，《備界特刊》2000年9月28日第1版。
[104]王双怀：《唐陵<地宫>初探》，《故宫文物月刊》15卷12期，1998年，页128—133；又见所撰《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98-99。
[105]王维坤：《唐代乾陵陵寝制度的初步探讨》，《东方学报》第77册，2005年，页377-440，特别是页391。
[106]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页47。
[107]杨泓：《法门寺塔基墓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文物》1988年第10期，页30-31。
[108]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页94-106；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0期，页1-26。
[109]惠焕章，张劲辉编著《陕西历史百谜》，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页221-222。
[110]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页441。
[11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页28-39。
[112]陈志谦《安元寿及妇人翟氏墓志考述》，《文博》1982年第2期，页51-56；陶仲云，白心莹《陕西蒲城县发现高力士残碑》，《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2期，页36-38；叶妙娜《唐褚亮碑考释》，《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4期，页139-149；张沛《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文博》1995年第1期，页37-40。张沛，樊光春《昭陵新出土墓志补正唐史举例》，《人文杂志》1992年第1期，页87-88；马驰《〈新唐书·李谦行传〉补阙及考辨》，《文博》1993年第l期，页13-18，31；樊英峰《唐薛元超墓志考述》，《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页88-91；牛致功《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页15-115；陈志谦《阿史那忠碑志考述》，《文博》2002年第2期，页70-74；王晓莉，张美霞《唐〈李谨行墓志〉简考》，《碑林集刊》第8集，页64-68；牛致功《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读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志铭〉》，《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页14-20；马雪芹《唐张士贵墓志铭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页68—72；孙怀彦，李百福《唐桥陵陪葬墓睿宗贤妃王芳媚墓志考略》，《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页61-62、68；樊英民《王芳媚墓志文勘误》，《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5期，页57、62。
[113]张沛编著，陕西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昭陵碑石》(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
[114]张沛：《唐临川长公主墓出土的两通诏书刻石——兼谈唐代前期诏书的形成过程》，《文博》1994年第5期，页72—76，112。
[115]周伟洲：《从郑仁泰墓出土的乐舞俑谈唐代音乐和仪礼制度》，《文物》1980年第7期，页42—46。
[116]张蕴：《关于李宪墓随葬陶俑的等级讨论》，《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页60-63。
[117]师枫：《李勣墓状小考》，《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页6。
[118]张永祥同上揭文，页57-61；张永祥，胡然《乾陵考古五题》，《文博》1999年第3期，页22—23。
[119]姜宝莲《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页74-80；任士英《唐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初探》，《烟台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页27-34。
[120]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页51，页52注[23]。
[121]长田夏树：《唐昭陵を巡ゐ人ゥの出自につぃて》，《神户外大论业》36卷1号，1985年，页23—33。
[122]利光三津夫，长谷山彰：《唐制陵户に关すゐ一考察》，《法学研究》(庆应大学)65卷5号，1992年，页65-70。
[123]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页10-30。
[124]白建钢：《关中程咬金墓发掘出珍贵文物，长篇墓志披露重要史实，精美壁画再现初唐气象》，《光明日报》1988年7月10日1版。
[125]张崇德：《唐代建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页41-44，20。
[126]李全，石根：《昭陵祭坛勘查整理后记》，载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唐太宗与昭陵》(《人文杂志丛刊》第6辑)，1985年，页108-113。
[127]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第2期，页56-63，5。
[128]若是《唐恭陵调查纪要》，《文物》1985年第3期，页43—45，47；陈长安《唐恭陵及其石刻》，《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页32-36。
[129]刘随群《唐祟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页11-15；泾阳县文教局调查组《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年第6期，页16-20。
[130]王仲谋，陶仲云等《唐让皇帝惠陵》，《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页107-108。
[131]中科院考古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年第5期，页458—462。
[132]李兰珂：《隆尧唐陵、〈光业寺碑〉与李唐祖籍》，《文物》1988年第4期，页55-65。
[133]宋德闻，姚思汗，秋维道：《昭陵古墓葬遗址遥感解译和定位的研究》，《文物》1992年第7期，页87-92，74。
[134]陈安利《唐十八陵》，页280-282。
[135]这次发掘工作由法国巴黎的“陕西历博之友”协会筹款出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进行发掘。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页3-38。
[136]陕西省考古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页13-25。有关资料还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页101-163。
[137]有关惠庄太子墓资料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页164-17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2期，页2-22。此外，桥陵陪葬墓中的金仙公主墓也已经发掘，惜其发掘资料至今尚未完全发表。
[138]郭洪涛：《唐恭陵哀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页9-18。
[139]雷勇，冯松林，冯向前，郭洪涛：《唐恭陵哀妃墓出土唐三彩的中子活化分析和产地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页86-89。
[140]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高力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页21-32。
[141]李浪涛：《唐昭陵陪葬蒋王妃元氏墓发现题记石柱》，《文物》2004年第12期，页83-85。
[142]陈晓娟，权东计，雍明波，潘迎珍《乾陵风景区园林绿化研究——司马道文化环境型植物景观设计》，《陕西林业科技》1996年第1期，页33-35；陈晓娟，韩丽《陕西唐帝陵园林绿化规划》，《内蒙古林业科技》1996年第1期，页42-44；陈晓娟，刘晓帆，权东计《乾陵旅游区园林绿地规划》，《陕西林业科技》1997年第1期，页33-35。
[143]杨钟堂，甄广全，马涛，和玲《乾陵石质文物风化蚀变的微观特征研究》，《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页20-25，19；和玲，甄广全《乾陵石刻化学风化研究》，《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页31—37，19；和玲，周伟强，甄广全《乾陵石刻清洗研究》，《文博》1997年第5期，页88—93；马涛《乾陵风化石刻物理及水理学性质研究》，《文博》1998年第2期，页87-90，81；杨军昌，甄广全《乾陵石刻保存状况及保护处理建议》，《文博》1998年第4期，页91-96；周伟强，和玲，甄广全《乾陵石刻裂隙的粘合处理》，《文博》2000年第5期，页77-80；张孝绒，张兴群《乾陵地衣调查报告》，《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第1期，页15-22。
[144]权东计，赵荣：《唐顺陵遗址现状与规划营建探讨》，《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第1期，页93-96；赵荣，权东计《唐顺陵遗址现状与形制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页68—71。
[145]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唐睿宗桥陵》，达尔马斯德特，2002年。
[146]据巩启明先生2002年10月26日给笔者的信。谨致谢忱!
[147]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页47-55。
[148]巩启明：《唐永康陵调查记》，《文博》1998年第5期，页3-7。
[149]巩启明，王保东，李江红：《唐章陵调查简报》，《文博》2003年第3期，页3-8，16。
[150][日]卜部行弘，桥本裕行：《前汉十一陵·唐十八陵の调查》，日本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第2号，2002年，页140-150。
[151]李建宁，樊英峰：《陕西保护性发掘首座唐帝王陵》，《文汇报》1995年4月8日。有关资料可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重庆出版社，1998年，页185-190、图版说明页22。
[152]韩伟：《维修乾陵地面建筑获重大发现》，《中国文物报》1995年12月24日1版。
[153]秦建明，甄广全：《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航拍显示乾陵外城 跨山越谷 气势恢弘》，《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1版。
[154]李浪涛：《唐昭陵发现欧阳询书〈昭陵刻石文碑〉》，《碑林集刊》第10集，页89-91。
[155)]李浪涛：《昭陵六骏考古新发现》，《碑林集刊》第9集，页289-290。
[156]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石像座疏证》，《碑林集刊》第10集，页82-88。
[157]张建林：《唐昭陵考古的重要收获及几点认识》，载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3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页254-258。
[158]呼延思正，朱旨昂：《昭陵考古有新进展 唐代皇陵寝宫气势宏大》，http：／／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3-09。
[159]即《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以及《唐李宪墓发掘报告》，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160]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161]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162]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
[163]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
[164]来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の研究》，学生社，2001年。
[165]金子修一：《大唐元陵儀注试釈(1)》，《山梨大学教育人文科学部纪要》3卷2号，2002年，页1-16；金子修一《大唐元陵儀注试釈(2)》，《山梨大学教育人问科学部纪要》4卷2号，2002年，页1-18；金子修一《大唐元陵儀注试釈(3)》，《山梨大学教育人科学部纪要》5卷2号，2003年，页1-23。
[166]秦浩《隋唐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81；王双怀《关中唐陵的地理分布及其特征》，《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页63-66。
[167]《唐大诏令集》卷11《神尧遗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页67。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