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据《唐会要》记载，乾陵有16座陪葬墓。陪葬者为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邠王李守礼、义阳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兴公主、特进王及善、中书令薛元超、特进刘审礼、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右仆射刘仁轨、左卫将军李谨行、左武卫将军高侃。《文献通考》所记与《唐会要》相同，惟加左仆射杨再思，共17人。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乾陵陵园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对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薛元超墓、李谨行墓进行了科学发掘。随着发掘工作的展开，乾陵陪葬墓逐渐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研究成果也陆续面世。现对半个世纪以来乾陵陪葬墓的研究状况综述如下，希望对今后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一、研究动态
　　学术界对乾陵陪葬墓及其墓主人的研究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孙楷第在《辅仁学志》(1947年12月，15卷第1、2期)上发表《府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是较早研究乾陵陪葬墓主人的文章。当时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乾陵陵园进行重点考察，在《文物》(1959年第2期)上发表题为《乾陵勘察情况》的短文，对乾陵的勘察情况作了简要说明。
　　20世纪60年代，随着乾陵陪葬墓的陆续发掘，有关乾陵陪葬墓的研究文章大量涌现。1960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文物》(1960年第4期)上发表了较为详细的《唐乾陵勘察记》，对乾陵陵园石刻、陪葬墓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记录了勘探过程。1961年，永泰公主墓的发掘工作取得较大进展，乾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0月28日，《陕西日报》发表了党军的《唐代宫廷绘画中的现实主义杰作——谈乾陵永泰公主墓壁画》一文，首先报道介绍了永泰公主墓清理出的壁画，并肯定了其艺术性及对唐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价值。1962年，王策在《美术》(1962年第1期)上发表了《从永泰公主墓壁画谈起》，驳斥了这些壁画是“宫怨图”的说法。5月18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登了大篇幅文章，介绍永泰公主墓出土文物情况，并配发了一组黑白照片。5月20日，知菲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永泰公主的事迹》一文，认为永泰公主是被武则天处死的，其陪葬乾陵可能是唐中宗“故意的与他母亲闹气”。7月4日，《陕西日报》刊登了符景垣《唐永泰公主墓巡礼》。8月7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中国美术院副院长、漫画大师叶浅予先生慕名写生后所撰《记永泰公主墓》一文，评价了墓室壁画高度的艺术美感，并配有《永泰公主墓壁画人物》的临摹作品及其诗作《题永泰公主墓壁画<侍女图>》。1963年，武伯纶在《文物》(1963年第1期)上发表《唐永泰公主墓志铭》，通过对墓志铭的研究，认为永泰公主系因病而死。同年，田禾也发表了《唐代永泰公主墓石刻线画》(《美术》1963年第6期)。1964年，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叙述了永泰公主墓的位置和发掘经过、墓葬形制、葬具葬式、随葬器物(俑、陶、俑的服饰、石刻、陶瓷器、壁画等)，并附有大量图片，为乾陵陪葬墓及永泰公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65年，日本学者杉村勇造发表了《唐の永泰公主の石椁画》(《みブゐ》，1965年第10期)。1967年《人民美术》刊出了《唐永泰公主墓壁画集》。这一时期有关乾陵陪葬墓的研究多集中在永泰公主及其墓葬方面，许多文章都高度评价了永泰公主墓发掘对历史研究的价值。
　　20世纪70年代，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相继发掘，为乾陵陪葬墓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1972年，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在《文物》(1972年第7期)上发表了《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介绍了章怀墓墓葬的结构、出土文物(随葬品、墓室石刻、壁画、墓志铭)等情况，并附有图片。同期还发表了《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介绍了懿德太子墓的结构、出土文物(哀册、壁画、俑类、生活用具等)，并指出懿德太子墓的随葬品和精美壁画是研究唐代有关文物及皇帝葬制的重要资料价值。两篇报告为后人对乾陵陪葬墓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接着，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和乾陵文管所《对(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的几点意见》(《文物》1973年第12期)就两墓封土堆问题及宫官、城门郎等问题展开了讨论。1973年，《光明日报》刊发了秦文《两座唐代的地下画廊——谈章怀懿德两墓壁画》，《考古》(1973年第6期)发表了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日本学者上原和也发表了《章怀懿德两太子唐墓壁画高松塚坟壁画っ》(《古美术》42卷1973年第9期)。1974年，有日本上田正昭《永泰公主墓の壁画见ㄟ》(《艺术新潮》25卷，1974年第9期)及陕西省博物馆出版的《唐李贤墓壁画》和《唐李重润墓壁画》。此后几年，研究工作中断。1979年，王仁波发表《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中国考古学年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探讨了唐代皇室埋葬制度。显然，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集中在两墓的相关内容上。
　　20世纪80年代，是乾陵研究成果较多的一个时期。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和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5集1987年)公布了他们勘查唐陵的结果。其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乾陵陪葬墓问题。贺梓城《乾陵》(《文物》1983年第3期)和杨正兴《乾陵》(《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乾陵及陪葬墓进行了考察介绍。关于永泰公主的文章有曾立人《关于永泰公主之死》(《人文杂志》1980年第5期)，阎文斗《千古悬案——永泰公主死之谜》(《视野》1981年第5期)和廖彩樑《<大唐永泰公主墓志铭>新释及永泰公主之死》(《文博》1984年第3期)等。壁画和线刻画研究方面的文章有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内容和布局》(《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韩伟《陕西唐墓壁画》(《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杨正兴《唐薛元超墓的三幅壁画介绍》(《考古文物》1983年第6期)，云翔《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文物》1984年第12期)，张鸿修《李重润墓壁画》(《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陕西省博物馆编《永泰公主石椁线刻画》(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武伯纶《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两幅壁画和几件陶俑》(《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等。廖彩樑《论章怀太子李贤之死》(《考古文物》1984年第2期)引史书和“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证明李贤为武则天所杀，古今《唐章怀太子墓志铭浅析》(《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以“雍王志”“章怀志”对比，校正史之误。陈晔《从懿德太子墓结构看唐乾陵陪葬墓形制——谈唐帝陵的陪葬制度》一文(《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认为乾陵陪葬墓分布的远近和其墓主人身份有直接关系，同时认为乾陵标志着唐代陪葬制及陪葬墓在走向衰落。1985年，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从墓的形制构造分析了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认为它们反映了墓主生前的宫室。1986年，孙东位《乾陵祔葬墓——刘濬墓志考述》(《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社，1986年)，认为其为刘仁轨墓的祔葬墓。朱捷元在《文物》(1983年第7期)发表了《唐李贤墓出土的鸟兽纹铜境》。1989年，张永祥《乾陵陪葬墓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2期)就乾陵一封土是否为陪葬墓或杨侑陵进行考察，通过刘濬墓志确定了第六号陪葬墓为刘仁轨墓。另外，《体育文史》(1983年第2期)发表了林思桐《对章怀太子壁画<马球图>的初步研究》，《体育文化导刊》(1984年第2期)发表了王增明的《<狩猎出行图>和<唐代狩猎活动>》。上述情况表明，这一时期研究的范围明显扩大。
　　20世纪90年代，乾陵及其陪葬墓的研究依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任士英《唐帝陵陪葬墓盛衰原因初探》(《烟台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和姜宝莲《试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6期)对乾陵陪葬墓情况及唐陵陪葬墓盛衰原因作了考察分析。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发现的唐代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对含李重润、李仙蕙、李谨行墓在内的唐双室砖墓作了研究分析。壁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樊英峰《形象而真实的历史——谈乾陵唐墓壁画的学术价值》(《武则天与乾陵文化》，三秦出版社，1995年)，魏学梅《从乾陵陪葬墓壁画<列戟图>看唐代的列戟制度》(《武则天与乾陵文化》1995年)，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马振智译《唐章怀太子李贤<礼宾图>的有关问题》([日]西谷子《陕西历史博物馆刊》第四辑等。樊英峰《唐薛元超墓志考述》(《人文杂志》1995年第5期)对薛元超家世、生平事迹、被贬真相等问题进行了考辨，杜文玉《关于薛元超的几个问题》论证了薛元超生卒年、名字问题与章怀太子、李义府、上官仪关系问题及撰国史、荐引人才问题等，苏盈《唐章怀太子墓志铭》(《陕西档案》1994年第3期)引“大唐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辨析了史书错误之处。同类文章还有拜根兴《永泰公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故宫文物月刊》159期，1996年)、《吴兢与“永泰公主挽歌二首”》(《武财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和马驰《李谨行家世和生平事迹考》(《文博》1993年第1期)等。
　　21世纪初叶，乾陵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乾陵陪葬墓进一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2000年，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从历史学、地理学等多个角度对乾陵陪葬墓进行了论述。此后，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和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对乾陵陪葬墓也有所涉及。关于壁画研究的有范淑英《唐墓壁画中的“仪卫图”及相关问题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刊》8辑，2001年)、王晓莉《永泰公主墓壁画题材及艺术特色》(《文博》2003年第5期)、张娟妮译《八世纪早期的唐墓壁画》(Margh．Fong著，《文博》2004年第6期)等。拜根兴、樊英峰合著的《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2004年)在确凿的史料和考究的物证基础上，综合系统地概述了永泰公主的一生，详实地论述了该墓的发掘过程和建筑情况及壁画分布品类，书中收集大量照片、图片资料，是第一部有关永泰公主的研究专著。2005年，巴姗姗《学术界对永泰公主和永泰公主墓的研究》(《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系统地论述了40多年来学术界对永泰公主的研究，肯定了取得的成就并指出了存在的不足。而梁子《唐墓壁画与唐代社会风尚研究》(《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马文廷《从<马球图>谈唐代的马球运动》、王小蒙《新发现的唐太子墓看太子陵制度问题》(《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4期)等论文，则是乾陵陪葬墓研究的最新成果。
　　二、重要问题
　　通过上述研究动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乾陵陪葬墓研究的轨迹。如果我们将这些成果进行分类，不难看出以往学术界对乾陵陪葬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乾陵陪葬墓的墓葬形制
　　墓葬形制是乾陵陪葬墓研究的重要内容。自永泰公主、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发掘以来，就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探索。1962年，符景垣在《陕西日报》上发表的《永泰公主墓巡礼》(1962年7月4日)率先以游记的形式对永泰公主墓的墓形、墓室分布作了介绍。1972年，李求是的《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年第7期)和陕西省乾陵文物保管所发表的《对〈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的几点意见》(《文物》1973年第12期)对永泰、懿德、章怀三墓形制展开争鸣。乾陵文管所的学者认为它们并不像李求是所说存在“双层履斗”和“单层履斗”之分，而只在封土堆大小、高低上有区别。王仁波《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认为唐陵的陪葬制度是有规定的。“号墓为陵”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贺梓城《乾陵》(《文物》1983年第3期)认为乾陵陪葬墓可分为封土堆较大呈覆斗状，有陵园石刻的太子、公主、王一类皇室人员墓，及封土小，呈圆锥形或不规则圆形，无陵园石刻的文武大臣墓。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指出天井和墓室数量反映着一定的等级差别。
　　陈晔《从懿德太子墓结构看唐乾陵陪葬墓形制——兼谈唐帝陵的陪葬制度》(《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1986年)和姜宝莲《论唐代帝陵的陪葬墓》(《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则把对乾陵陪葬墓的研究提高到对整个唐代陪葬墓制度发展趋势的层面上，提出唐代帝陵陪葬制由献陵作为初创期，昭陵为鼎盛期，乾陵为由盛转衰期。乾陵之后的陪葬墓表现出唐太宗确立的“君臣一体”为主要目的的陪葬制遭破坏，皇室成员成为主要陪葬对象，大臣陪葬从属之。自乾陵起开创神道两侧石刻代替陪葬墓对陵区装饰作用和等级关系的新陵墓制度。
　　(二)关于乾陵陪葬墓的壁画
　　乾陵陪葬墓，尤其永泰、章怀、懿德三墓出上了大量精美的壁画，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因而研究壁画的文章相对较多。其中不少文章都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对壁画进行了探讨。如杨正兴《唐薛元超墓三幅壁画介绍》(《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韩伟《陕西唐墓壁画》(《人文杂志》1982年第3期)，张鸿修《李重润墓壁画》(《中国文物报》1989年第7期)，杨云鸿《唐乾陵陪葬墓壁画艺术》(《人文杂志》1997年第1期)，魏鹏《浅谈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的艺术成就》(《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1986年)。《八世纪早期的唐墓壁画》(MaryH．Fong著，张娟妮译《文博》2004年第6期)等论文，具体研究了陪葬墓壁画的用色、画工、构图等艺术价值，给予它们高度赞扬。
　　有些学者通过壁画研究了唐代社会问题。如党军的《唐代“宫廷”绘画中的现实主义杰作——谈乾陵永泰公主墓壁画》(《陕西日报》1961年10月18日)分析了壁画所显示的宫闱宫女们的精神面貌，思想矛盾，探究了唐代服饰类型。林思桐《对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的初步研究》(《体育文史》1983年第2期)分析了壁画反映了一种社会风尚——马球运动的规则和兴起衰亡。同类文章还有王仁波的《唐懿德太子墓壁画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王增明《狩猎出行图和唐代的狞猎活动》(《体育文史导刊》1984年第2期)，戴俊英《唐墓壁画人物造型之社会风尚》(《陕西省博物馆馆刊》第四辑，1997年)，范淑英《唐墓壁画中的“仪卫图”及相关问题研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辑2001年)，乾旭、高嵘《有形的史诗——大唐墓室壁画》(《文博》2004年2月)，马文延《从<马球图>谈唐代马球运动》(《乾陵文化研究》第一辑，2005年)，梁子《唐墓壁画与唐代社会风尚研究》(《乾陵文化研究》2005年)，樊英峰《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盆景与盆栽》(《故宫文物月刊》第145期1995年)，王彬《唐墓壁画中的妇女发饰》(《东南文化》2004年第6期)。樊英峰《乾陵唐墓壁画的历史价值》(《文博》2003年第1期)及《形象而真实的历史——谈乾陵唐墓壁画的学术价值》从历史的角度综观乾陵壁画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历史事实如人物服饰、家居生活用具、建筑等诸方面内容，具有总括性。此外，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把西安地区唐墓壁画分为五个阶段，认为懿德、永泰、章怀三墓壁画为第二阶段作品。懿德、永泰墓有“号墓为陵”的待遇，其墓画似按一定制度和格式所绘制，而章怀墓壁画则拘束甚少，题材多样。懿德、永泰墓画中侍女所捧物许多源自西方，证明了唐上层生活奢靡及当时东西交流日益频繁的状态。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壁画研究了唐代的政治外交问题，如魏学梅《从乾陵陪葬墓壁画<列戟图>看唐代的列戟制度》(《武则天与乾陵文化》，1995年)，以懿德、章怀、永泰三墓壁画中的《列戟图》与史料结合，阐述了唐代列戟制度的全貌，证明了唐代列戟制度的森严等级；云翔《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中“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年第12期)，对章怀墓东客使图第二位客使身份为“日本使节”的说法表示怀疑，结合史料分析其为朝鲜人；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年第1期)结合历史资料对东西客使图总计12人身份都作了确认；[日]西谷正著、马振智译《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礼宾图>的有关问题》(《陕西历史博物馆刊》第四辑，1997年)，纠正旧说，指出东客使图第二人既不是日本使节，也不是朝鲜使节而应为渤海使节；李少龙《礼宾图》(《历史教学》1996年6月)指出该壁画提供了李唐王朝与周边藩国间互通吊唁的实物资料，对研究唐与周边相关藩国政治风俗、礼仪、衣冠服饰等均有裨益。
　　(三)墓主生平及死因
　　对墓主人生平及死因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墓志与史料的结合进行的。其中关于永泰公主的研究占有较大比例。知非《关于永泰公主的事迹》(《人民日报》1962年5月20日)指出永泰公主的死因为被武则天处死。曾立人《关于永泰公主之死》(《人文杂志》1980年第5期)，认为徐彦伯《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中对公主死因有一定隐讳曲笔，指出墓志与史书互证可确定永泰、懿德、章怀三人都是被武则天赐死的，只是方式不能确证。廖彩樑《<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新释及永泰公主之死》(《文博》1984年第3期)通过对墓志铭新释推断永泰是被武则天逼喝毒酒而死。拜根兴《永泰公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故宫文物月刊》159期1996年)及其另一篇文章《吴兢与“永泰公主挽歌二首”》(《武则天研究论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也对永泰公主的死因进行了探讨。另外，拜根兴、樊英峰《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2004年)，在确凿的史料和考究的物证基础上，历史地、综合地、系统地概述了永泰公主的一生。
　　研究章怀太子李贤的论文也比较多。廖彩樑《论章怀太子李贤之死》(《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引用了《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与章怀太子墓志互证，指出章怀太子李贤因不得武旨而“讽使杀之”，推翻之前郭沫若所称的裴炎为篡位而谋害之的论断。古今《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志铭浅析》(《四川文物》1989年第4期)以1971年1972年发现的两合墓志补正史之阙，校正史误，并从两墓志中的差异推断前后武氏势力的消长情况。苏盈《唐章怀太子墓志铭》(《陕西档案》1994年3月)，以章怀太子墓中《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论证史书中关于章怀太子生平事迹的五处错误，指出乾陵陪葬的皇族宗室太子公主和王墓共9个，其中有7人生前遭到武则天迫害，并对这7人的死因都作了叙述。相关文章还有孙楷第《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辅仁学志》第15卷1、2期，1947年12月)。
　　有关中书令薛元超的文章有：樊英峰《唐薛元超墓志考述》(《人文杂志》1995年3期)，通过史料与墓志结合对薛元超的家世，生平事迹及另外五小点史载中值得商榷的问题作了考辨。杜文玉《关于薛元超的几个问题》(《武则天与乾陵文化》1995年)也以墓志与史料的结合辨析了薛元超生平、年限、名字等问题，与李义府、上官仪的关系与章怀太子的关系及关于撰修国史荐引人才等问题。
　　关于李谨行的文章有：马驰《李谨行家世和生平事迹考》(《文博》1993年1期)，引用《大唐故右卫员外大将军燕国公李谨行墓志铭》论证李谨行的族出和父辈活动，早期和中期活动，晚年事迹。孙东位《乾陵祔葬墓——刘濬墓志考述》(《武则天与乾陵》1986年)征引刘濬墓志证明其为陪葬墓刘仁轨墓的祔葬者，由志文考证五方面关于刘濬的问题。
　　(四)关于乾陵陪葬墓的石刻和随葬品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1期)，陕西省博物馆《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和乾县文教局等《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都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了墓葬中大量丰富的石刻及随葬品，指出它们在研究唐代历史史实，社会生活面貌及政治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朱捷元《唐李贤墓出土的鸟兽纹铜镜》(《文物》1983年7期)配备照片展示了这一唐代生活用具的精湛工艺。魏鹏《执凤首壶仕女图》(《乾陵文化研究》2005年)对图中凤首壶进行考察，认为它可能是唐代烧制的青釉瓷壶或金银壶。相关文章有《乾县唐代永泰公主墓发掘出珍贵文物》(《人民日报》1962年5月12日)。樊英峰《李重润墓石椁线刻宫女图》(《文博》1998年6期)详细描述了李重润墓石椁东壁外侧中间一块石板上的线刻画；鉴赏其画风、刻法，推断画中人物身份为“掌宫闱管钥之事”的“习闱”宫人；提出这幅画刚劲优美，装饰性强，与它的载体——石椁都具有很高的艺术、科学和历史价值，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武伯纶《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两幅壁画和几件陶俑》(《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对墓中出土的两幅壁画和几件陶俑所反映的服饰、器用作描述，配合史料记载再现唐代发髻、服饰器用的原貌。同类文章有：樊英峰《唐永泰公主墓出土陶俑各种发式、鞋和帽》(《故宫文物月刊》总第147期，1995年)，侯晓斌《浅析唐懿德太子墓石椁线刻画“戴步摇凤冠宫女图”》(《武则天与咸阳》，2001年3月)，《唐永泰公主石椁线刻画》(陕西省博物馆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和田禾《唐代永泰公主墓石刻线画》(《美术》1963年第6期)都从人物造型、画面布局角度对两墓棺椁上的线刻画作了艺术赏析。武伯纶《唐永泰公主墓志铭》(《文物》1963年第1期)，孙东位《乾陵祔葬墓——刘濬墓志考述》(《武则天与乾陵》1986年)都认真分析了另一类石刻品——墓志铭文，为唐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三、几点思考
　　综观对乾陵陪葬墓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学术队伍日渐壮大。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仅是少数考古工作者和历史举家从事此方面的初步探索。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至今，美术界、建筑学界等诸多领域学者陆续加入研究行列，使这一研究队伍日渐壮大，且学者们所在地域范围也由内陆扩展到港澳台乃至日美等国。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学者不断为之注入新鲜血液。这无疑证明了乾陵陪葬墓研究的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景。(二)研究方法上实现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史料与考古文物的互证。前一点在乾陵陪葬墓壁画研究中有比较突出的表现。不少壁画赏析性论文具有极高的美术学价值。而在论述陪葬墓墓葬形式方面，很多论文将史学与建筑学结合在一起，拓展出新的研究视野，史料记载与考古文物的互相辩证推理被巧妙的运用在考辨陪葬墓墓主人生平问题上，真正达到持之有据，使文章更具说服力。(三)在有些问题的研究上很有深度，成绩突出。如陪葬墓形制问题，学者们的研究已从对墓冢外型的考辨进而扩展到对与之相联系的整个唐代陪葬制度的归纳。并以此推断唐代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状况及君臣关系，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再如对陪葬墓壁画的研究，从单纯的艺术赏析深入到以壁画为出发点的社会风俗、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涉及范围不断拓宽，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当然，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研究工作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一)选题集中，研究范围狭窄，不能更好地反映乾陵陪葬墓全貌。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总计16座陪葬墓研究对象的选取上。至今为止的众多相关论著所选对象集中在较有代表性的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三人陪葬墓上，对其余各墓很少涉及，给乾陵陪葬墓整体研究上留下大片空白。其次。在研究角度上同样呈现单一化，大量文章集中在壁画上，其它方面论述相对较少。而研究壁画中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时，选题多扎堆在章怀太子“礼宾图”某一外使身份上，没有太多新意。最后，介绍描述性文章多，深入探究性文章少。这点在每一重要问题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仍以壁画研究为例，简单描述画面内容的文章非常多，赏析的深度多局限于其画工的精美度和构图、运笔的精妙。有些文章甚至仅以“非常精美”作为结论。深入挖掘壁画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文章很少。以上这些都造成了乾陵陪葬墓研究的不完整性。(二)本世纪初相关文章多为总结前期成果的综述性文章，缺少新意，亟待秉承前期优良学风，积极开拓研究领域，大胆创新，以补充乾陵陪葬墓研究之不足。
　　综上所述，半个世纪以来，乾陵陪葬墓的研究硕果累累，但还有很多值得深思和挖掘的地方。我们也相信，随着以后乾陵其他陪葬墓的发现与发掘，随着更多学者对乾陵及其陪葬墓的关注，乾陵陪葬墓的研究将会得到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