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高宗李治是唐帝国在位时间较长的一位君主。正史对高宗记录颇详，但多有不实、隐讳之处。民国时代的史家在有关唐史研究中对高宗的论述也较为简单，专门探讨高宗的论著则更为鲜见。建国之后，对武则天研究掀起高潮，而高宗研究仍未有深入，只与武则天相关而微有涉及，且评价较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高宗越来越关注，发表论著相对增多。这些论著涉及较广，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可粗略分为三方面，一为高宗的生平事迹；二为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三是对高宗的评价。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学术界关于高宗的研究做一简单回顾，指出其成绩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高宗研究进行展望，希望对以后学人研究有所裨益。
　　一、关于唐高宗的生平事迹
　　高宗，名治，字为善，为太宗第九子，以“宽仁孝友”[1]于贞观十七年(643)得立为太子，二十三年(649)即皇帝位。即位初年，高宗勤于政务，加之太宗故臣的佐翼，上启贞观，而开创“永徽之治”。又承太宗之兵威，灭突厥，平高丽，开疆辟地而达于极盛。兴学校，改制法律，武功更兼文治。但秉政不久即因患病而让武则天参政，因此而多为后世所诟病。20世纪以来专门对高宗生平事迹的研究也出现了一部分文章，但相对较少，主要涉及“永徽之治”、高宗对外的开拓战争以及高宗在文化方面的贡献等问题。
　　高宗即位以后的永徽年间(650-655)，“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2]，世称“永徽之治”。但旧史及近世许多史家多把这种政绩的取得看成是“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3]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渐突破成见，赵文润在《唐高宗再评价》(《唐史论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期)中对高宗在“永徽之治”中的作用作出很高的评价，认为高宗在永徽年间的突出表现有：(1)虚心纳谏，勤于政事；(2)关心百姓疾苦，开仓赈济饥民；(3)发展农业生产，继续推行均田制；(4)继续推行各民族融合的政策，“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统一。作者认为将“永徽之治”仅看成是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辅政大臣的功劳是有悖史实的。到了永徽六年(655)，发生了“废立皇后事件”，旧史多以为这是高宗在武则天的教唆之下诛杀功臣的昏庸之举。而黄永年的《论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陕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认为“废立事件”是高宗不堪长孙无忌集团的掣肘，不甘心权力落于太宗故臣长孙无忌等人手中而采取的政治策略，目的是清除长孙无忌集团，完全秉政。永徽六年(655)之后，太宗故臣集团逐渐遭到“清洗”，武则天开始参政，高宗与长孙无忌集团共创的“永徽之治”结束。
　　高宗统治时期曾积极向外开拓，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黄约瑟在《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黄约瑟隋唐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文中认为：高宗时期的对外开拓以总章二年(669)为界可分两个阶段，前期高宗主持的对外战争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对外开拓达到极盛，领土不断扩张，于显庆三年(658)置濛池、潉陵二都督府，同时把本来在高昌的安西都护府移至中亚的龟兹国，十年后又在朝鲜半岛置安东都护府。但此后对外战事胜负参半。
　　老一辈史家对高宗时期对外用兵的成果，亦予以肯定，但并不认为这是高宗之功。如吕思勉说：“盖其时之兵力，本不足恃，灭突厥，平高丽，皆因人之衅。”[4]岑仲勉也认为：“高宗本庸懦，然以承贞观余荫，武将多才，且获降突厥之效力，故其前半叶之开疆辟地，有时且过于太宗，是则时势造成，非彼之力量所致。”[5]这两种说法或将高宗时对外开拓之功归于外族的内乱，或认为是时势使然，否认高宗在其中的积极作用，很值商榷。国外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永徽六年(655)，武则天为了转移朝廷注意力，使登上后座更容易，她可能插手当时征伐高句丽的事件，以后的对外政策都是二人一起制定的[6]。对此观点，黄约瑟在《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黄约瑟隋唐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文中否定了高宗与武后共同决策对外政策的观点，而且强调即使“高宗朝后期的外务政策纵或进取强硬。并无证据显示这是帝后共同制定的结果”。高宗时对外战争的特点，崔明德在《论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烟台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一文中作了概括，认为：高宗朝时战事具有持续时间长，规模大，残酷等特点，指出是因为高宗、武则天因缺乏系统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而造成当时民族关系不断恶化的结果。
　　以高宗的“文治”，也有一些论文发表。赵文润在《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一文中，对高宗在文化方面的贡献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作者认为：高宗为政34年，不但良有政绩，而且文治卓著。高宗在文化方面的贡献有：(1)高宗完善了“六学二馆”的学校体系，并进一步确定了学校的制度；使进士科达到成熟，制举更加制度化。(2)高宗实行包容的宗教政策，“三教合流”进一步加强。(3)高宗对于史学的发展亦有贡献，重视史官人选，完成“唐修八史”的后三部，即《隋书》、《南史》与《北史》；(4)完善法律体系。在《贞观律》的基础上修《永徽律》，撰《唐律疏议》，对后世影响巨大。同时高宗在诗歌、书法、乐舞、医药、建筑等方面亦有贡献。雷依群《论高武时期的法制建设》(《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则专门对高宗时的法制建设作了分析，认为高宗在法制方面的成就有：贯彻了德本刑辅的立法思想，构建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内容。在史学建设方面，孙斌来的《论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中提出的遴选史官的标准，是唐以前历代杰出史官优秀品质的结晶，也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说的依据之一。它这个标准不仅是当时胜任史官的必备条件，也是其后历代史官和史学家修养自身的标准，对后世史学发展有积极的意义。
　　除了以上方面，关于高宗长驻洛阳事也多受学者注意，20世纪80年代前大致形成以下三种观点：(1)旧史认为高宗、武后移驻洛阳是为了避旧宫王皇后与萧妃鬼魂[7]。(2)陈寅恪先生有“自隋唐以降，关中之地若值天灾，农产品不足以供给长安帝王宫卫及百官俸食之需时，则帝王往往移幸洛阳，俟关中农产品丰收，然后复还长安”[8]之论，认为经济是高武长驻洛阳的首要原因，娱乐是其次。全汉升也认为高宗长驻洛阳的原因是经济和运河沟通而形成洛阳特殊的经济地位[9]。(3)岑仲勉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高宗长驻洛阳无非顺则天之意，以方便其纵情享乐[10]。20世纪80年代后郭绍林在《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史学月刊》1985年第3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作者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认为：旧史说法荒诞不足信；而若仅经济原因，利用漕运是能解决的，何必移驻洛阳；为享乐而移驻洛阳也是不足为凭的。作者以为高宗之所以移驻洛阳，是出于高宗对当时军事形势的考虑，是为了更好地指挥辽东战事，而吐蕃在西部的强大，又使高宗不得不游移于两京。
　　二、关于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
　　高宗在位的34年，他与武则天的关系如何呢?二人是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还是你争我夺的政治对手?抑或两人的“温情”被更多的宫廷“血腥”所掩盖?这个问题受到历代史家的关注，讨论也不少。高宗朝政局极不稳定，事变迭起，而这些事件也无疑成为解读高宗与武则天关系的关键。可惜人们从史料中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史家在看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时，多默认古人看法，认为武则天把持外廷、内宫，高宗因体弱、惧内成为武则天的政治傀儡。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后的论著多数认为高宗和武后是友好合作的关系。如刘曼春、梁恒唐在《大周女皇武则天》中就认为：在武则天辅佐唐高宗执政的二十多年里，经历了皇帝统治中普遍存在的皇权巩固、皇权加强、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在这一系列斗争中，武则天与唐高宗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步步胜利。显庆之后，高宗患病，目不能视，开始委托武则天处理部分政务。武后内辅国政，高宗得以大展宏图，西服波斯，东征高丽，开拓疆土，发展生产，于乾封元年登泰山封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四位登泰山祭告成功的封建皇帝。到上元元年(674)，武则天与唐高宗并称“二圣”，权力与皇帝相齐，这是她日后能够登基称帝重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个条件是她与高宗一起创造的。赵文润在《唐高宗再评价》(《唐史论丛》第一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文中也认为：高宗锐意进取，不甘受长孙无忌集团的支配，而在富有谋略的武则天的支持下，最终将长孙无忌集团排除出政局。显庆以后，高宗苦疾，委托武则天处理部分政务。高宗与武则天有共同的政治见解，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高宗委托武则天处理部分政务是出于对她的信任，因为武则天具备参政的能力。高宗一生对武后有极深厚的感情。
　　一些文章则从“二圣”角度对高宗与武后的友好合作关系给予肯定。王炎平的《论“二圣”格局》(《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指出“二圣”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格局，对认识高宗与武则天关系十分重要。“二圣”就是高宗和武后共同处理政事，而并非武后一人主政。总之，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作为“二圣”，他们政治上是合作的，感情上是和谐的，武则天以秉绝世之姿容，具有多谋善断之才略，正合于高宗的需要，高宗和武则天是一对恩爱夫妻。王灵善在《“二圣”共治时代武则天的政治作用》(《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一文中也有相似的观点，作者认为：“二圣”格局形成后，高宗在政局中仍起主导作用。而以后的废立太子等事件只是武后与朝廷的正统派之间的斗争，高宗与武后之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高宗与武后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如秦川在《论唐高宗与武则天的矛盾和斗争》(《甘肃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早在显庆年间(656-661)武氏插手国政时，唐高宗与武则天就有了矛盾。并认为高宗龙朔三年(663)除李义府宰相并命太子监国，麟德元年(664)与上官仪谋废武后都是与武后矛盾的表现。而武后置北门学士，也正是利用边防吃紧解决乾封后新宰相中无亲信局面的有力措施。
　　与秦川观点相近，也有学者通过高宗朝的一些具体宫廷事件探析高宗与武后的关系。如刘建明的《上官仪谋废武后事件考析》(《武则天与偃师》历史教学社1997年版)认为上官仪谋废武后实是高宗的授意。但处事不密，本就意志不坚的高宗只好抛出上官仪作为“替罪羊”。这是武则天立后以后面临仅有的一次被废危机，结果以高宗出于对武后的顾惜而最终作罢。事后武后也有所收敛，使双方能在麟德元年(664)以后的几年中保持一种暂时的“相安无事”。曾现江在《唐高宗遗诏的产生及其与政局的关系》(《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一文中也有指出：高宗遗诏中所谓“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与高宗生前的一贯思想背道而驰，而是按武后的意愿写成的。因为自永徽六年(655)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后，总的说来经历了一个武后由参政到主政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高宗皇权逐渐丧失的过程。到了高宗晚年，高宗与武则天在皇位继承、社稷存续上存在尖锐矛盾。韩昇在《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史林》2003年第6期)一文中也认为：麟德元年(664)，高宗因不满武则天的僭越，二人矛盾日趋尖锐，引发了上官仪谋废武后事件。一直到上元二年(675)的十多年，先后发生了讨论许敬宗谥号、重新审定国史、为长孙无忌恢复名誉，以及新定“天皇”“天后”称号、皇后率百官亲蚕事件，都反映了以高宗为首的李唐势力与武则天势力的夺权斗争。上元二年武则天发动逼宫事件，斗争白热化。这场斗争最终以太子李弘的死而告一段落，高宗与忠于李唐的势力惨遭打击，武则天势力则更加强大。
　　陈寒的《从“致拜君亲事件”看玄奘晚年与高武关系》(《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则是从玄奘晚年与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中，揭示“致拜君亲事件”背后所体现的高宗与武则天关系的实质。作者认为：高宗对佛教并无成见，而龙朔二年(662)“令道士女冠僧尼于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的诏令是高宗在试图打击笃信佛教的武则天及其母杨氏的气焰前，以试探朝野各界的态度的一个举措，也是高宗为从武则天手中夺回即将失控的大权所做的一个准备，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三、关于唐高宗的评价
　　历史人物之评价，是史学的重要任务和内容，但由于不同的社会时期往往有其独特的道德观念，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就迥殊，对高宗的评价也是这样。
　　正史对高宗颇为贬低。时褚遂良因废立二后事而遭贬黜，其乞高宗原宥，《新唐书》记高宗“昏懦，牵于武氏，迄不省”[11]，又记武后执政而擅权，“帝亦懦昏，(武后)举能钳勒，使不得专”[12]。《通鉴》也以为麟德元年(664)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13]，可见传统旧史对其评价之低。时至近代，西学东渐，女权得到提倡，对武则天的评价逐渐提高。而对高宗的评价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在武则天的“光辉形象”之下反而更加猥琐。如近代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就认为高宗“本庸懦之主，受制于武后”[14]。
　　建国以后，史学得到很大发展，但对于高宗研究仍循旧史。如吕思勉就说高宗“昏庸异于寻常”[15]，岑仲勉也说高宗“昏庸”[16]。1959年、1960午由于越剧《武则天》与郭沫若的话剧《武则天》的上演而引发了对武则天的评价，唐高宗的评价也稍有论及。而当时较有影响的马克思史学家范文澜同样以为高宗“昏庸”[17]，翦伯赞也称从公元655年到705年是“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18]。而此时作为西方对隋唐研究重要成就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也称“李治是一个无能和优柔寡断的所谓好皇帝”[19]。
　　文革以来的学术禁锢得以解除之后，在反思武则天研究的过程中，对高宗的评价出现不同的观点，有肯有贬，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讨论，促进了研究的不断深化。杨际平在《“高宗临朝不决事”说质疑》(《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中，对旧史中“高宗临朝不决事”的说法提出怀疑，列举了高宗在其统治的各个时期对于外族事务的直接处理的事例，以及对于李氏皇族的优待，说明高宗一朝武后并没有决策权。他认为武后的势力主要是在高宗去世至其称帝的七年中积累起来的。作者也对文革“批法批儒”中一些人不惜歪曲、篡改史实把武则天打扮成“杰出的尊法反儒的女政治家”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此文以后研究高宗的专文相继涌现，重要的有赵文润的两篇文章。《唐高宗“昏懦”说质疑》(《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是关于高宗评价的一篇力作，对高宗的历史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作者先对高宗永徽年间的励精图治进行了高度评价，说明其并非昏庸之主。接着分析了高宗“昏懦”说的源头，认为《新唐书》是其始作俑者，并对这种说法的根据——所谓高宗受制于武后进行了反驳，以为此不足为据：(1)贬逐褚遂良、长孙无忌是高宗自己决定的；(2)高宗委政武后，亦出于本人意愿；(3)宋人说武后“及得志，专做威福”，高宗“亦懦昏，(武后)举能钳勒，使不得专”[20]不符合史实。最后作者用计量史学的方法详细列举高宗麟德元年(664)以后对外族事务与重大政事的处理，说明高宗并非只是“拱手”而已，而是掌握实权。赵文润的另一篇重要文章是《唐高宗再评价》(《唐史论丛》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此文是针对历史界、文艺界对高宗的误会而对其所作的全面评价。作者反驳了永徽年间的“治世”局面全赖太宗故臣的传统说法，认为是高宗励精图治的结果。作者认为武则天的参政权是高宗赋予的，政仍由高宗出。而且作者还特别肯定了高宗在教育、法律与宗教等方面的贡献。
　　除了关于高宗的专文外，一些在武则天研究的专门著作中对高宗也有极为中肯的评价。赵文润、王双怀在《武则天评传》中认为高宗“昏庸”之说不能成立：(1)“昏庸”之据无法成立。“昏庸”说出自《新唐书》，理由为高宗处置褚遂良、长孙无忌是出于武后意旨，而事实上褚遂良的贬斥在武则天立后之前，长孙无忌的罢黜在其立后不久，武后其时势力还未“羽翼丰满”，所以这一观点不攻自破。高宗借“废立皇后事”铲除太宗旧臣的掣肘，意欲独立施政，这是高宗与长孙无忌集团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武后不愧为高宗的“贤内助”，起了很大作用，但并不起主导作用。(2)高宗并无昏庸之举。高宗在其统治时期，纳谏如流，重法制，严赏罚，处事果决，维护王朝统一，何谓昏庸!同时作者对高宗“惧内”说也提出质疑。早在武后册立之前，王皇后与萧淑妃就有刚悍猜妒之名，而终被贬为庶人，幽禁。奈何高宗独惧此内而不惧彼内?所以说高宗改立武后是因惧内，岂不大谬。另一部研究武则天的专著——杨剑虹的《武则天新传》对高宗的评价也与前文观点暗合，作者认为高宗时期的内政颇可称道，其发展生产，体恤民情；重法制，澄清吏治，政治多革新之举；统一边疆，经略西域，为民族交流作出了贡献。
　　与对高宗较为肯定的意见相左，对高宗评价也有不同的声音。廖彩樑在《唐高宗李治》(《文博》1986年第1期)中认为高宗永徽政绩的取得全赖太宗旧臣的辅佐，是因为他们更好地执行了太宗的遗策，而自永徽六年(655)起，武则天就开始逐渐掌握了政权，至麟德元年(664)上官仪事件后，“武则天权势等于皇帝”[21]，高宗则被完全架空。曾现江在《唐高宗新论》(《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中，对高宗的评价也有自己的观点，认为高宗虽懦，智力不及太宗、则天，但他不是昏君，实际上，他是懦而不昏。作者从高宗与长孙无忌集团、武则天集团的关系角度对高宗进行认识，指出永徽年间(650-655)，高宗朝政为长孙无忌集团所控制，而武则天也早在被册立之前就开始左右高宗，干预朝政。后来武后在与无忌集团的斗争中急剧扩大她的权势，并在最终战胜这一集团后基本控制了朝政。经过以后一次次斗争，高宗被架空，仅成为李唐王朝的象征。高宗尽管不满长孙无忌集团，而与武则天将其从政府中“清洗”，但由于其性格的缺陷，对武后专权虽不乏抗争之举，而最终仍不免归政武氏。在此文中，作者以为赵文润在《唐高宗“昏懦”说质疑》(《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中所列自麟德元年(664)以后高宗亲政事例，并不能说明高宗大权未失，高宗事实上仅处于象征性的地位。
　　20世纪末，受西方心理史学的影响，一些史学工作者开始从“心理”角度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勾利军、王润元在《武后之立与唐高宗的“恋母心理”》(《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中，作者认为高宗失政于武后的原因应从高宗的角度寻找答案，应对其心理深入分析。作者考察了高宗的身世，认为其母亲长孙氏以其贤德、精明强干而在高宗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影响，使高宗怀有极强的“恋母心理”。而武则天的美貌、能力、气质使高宗的“恋母心理”移情于武后，以至对其形成依赖。这成为高宗委政武后且百依百顺的心理根源。另一篇对高宗心理分析的文章是杨增强的《唐高宗的个性心理与行为方式》(《商洛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作者分析了高宗的性格、个性心理及行为方式，揭示高宗以柔弱为特征的内向型性格以及与此相应的行为方式——仁孝与好内。探讨了仁孝行为产生的社会因素与实际作用；好内行为的根源、及其对政治的影响。指出高宗是以仁孝的行为方式作为自己安身立命和施政的保护伞；以好内的行为方式弥补自己的性格缺陷，增强施政的力度。因此高宗是一位柔弱但不糊涂的帝王。
　　四、对唐高宗研究的几点思考
　　20世纪80年代年来，史学界对高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尚处在起步阶段。下面就高宗研究的不足以及以后的努力方向谈谈本人的一点看法：
　　第一，有关论著偏少，一些老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的范围有待开阔。与20世纪80年代前的“青黄不接”相比，最近二十余年间的高宗研究已取得可喜的成果，但相对而言，相关的研究文章在数量上较少，具有开创性的更少。唐高宗统治的34年，唐王朝由武德、贞观以来的开创阶段走向了全面的繁荣，其间内外政局奇谲多变。但长期以来，高宗研究与太宗、武则天的研究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较为薄弱。在有关高宗的论著中，包括武则天研究中涉及高宗而较为重要的论著，已经就高宗事迹，与武则天的关系，以及对高宗的整体评价作了一定的研究，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研究课题偏少，一些老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深入下去。如高宗的对外开拓问题，本来可以深入的研究下去，但一直很少有人关注。高宗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也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应从高宗朝的宫廷斗争中对二人关系进行整体考察，将研究的立足点放在高宗方面。同时我们也应该去开拓新的研究课题，以彻底揭开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下面隐藏的历史真相，这更有赖于学有专长的唐史学者对这一方面给以更大关注。
　　第二，研究角度的转变和方法的创新。唐高宗的研究一直受旧史的影响，多将高宗看成武则天的“附庸”，在研究中也常以武则天为主，对高宗分析不是一笔带过，就是极为简略。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提出“关中本位政策”的观点，以后史家也多引用此观点对高宗、武则天进行研究，认为武则天的当权是新兴庶族地主与原关陇士族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武则天就是新兴庶族地主的代表，而代表没落旧势力的高宗理所当然是“昏庸”的。暂不论其合理性，这种撇开高宗而简单评价高宗的做法也是不全面的。20世纪80年代后在高宗研究的方法上也有新的尝试和创新，如赵文润先生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高宗麟德元年以后亲自处理外族与重大政事的列举，说明高宗并非只是“拱手”而已，而是掌握实权。用这种方法使论证更有说服力。杨增强等人用心理史学方法对高宗的性格进行了分析，使问题更加深入。但新方法的利用是有极大的难度的，中国传统史料有时难以提供适合这些方法的资料，但这也正是难能可贵之处。但这些方法的利用是局部的、个别的，是有待以后学者进一步的利用，也要不断探求新的方法。
　　第三，矫枉必防过正。历史学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文关怀的学科，而人又是构成历史的核心，因此历史人物的评价就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个难点。人物的评价，道德评价不能忽略，但更应关注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政治人物是人类历史中的特殊人群，他们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对他们的评价更要站在一个“大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常常陷入一个误区，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矫枉过正，这是有悖史学的科学性的。如建国之后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的“翻案”，以及对隋炀帝的重新评价，这些人物的重新评价当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无疑有片面化的倾向。我们现在对高宗的评价也一样，传统旧史对高宗评价极低，多从封建正统“道德”出发，不尽客观，而我们现在如果对其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有悖事实的。
　　前面对高宗的相关研究作了简要的回顾，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对以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由于高宗研究的特殊性，即高宗的研究很多散见于对武则天等的研究论著中，给本文材料的收集造成极大的困难，因此可能仍有所遗漏，还望大家不吝指正。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更希望越来越多的学人能将精力投入这一课题的研究中来。
　　注释：
　　[1]《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75。
　　[2][3]《资治通鉴》卷199，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270-6271。
　　[4]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148。
　　[5]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21。
　　[6]Richard W.L. Guisso，Wu Tse-T’ien and the politics of legitimization in Tang China，West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Washingtonl978，pp.107-125。
　　[7]《旧唐书》卷51，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2170。
　　[8]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146。
　　[9]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页20。
　　[10]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40。
　　[11]《新唐书》卷105《褚遂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4029。
　　[12]《新唐书》卷76《则天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3457。
　　[13]《资治通鉴》卷201，中华书局1956年版。
　　[14]陈寅恪：《隋唐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页59。
　　[1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页136。
　　[16]岑仲勉：《隋唐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51。
　　[17]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页135。
　　[18]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19]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40。
　　[20]汪*：《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汪*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二）/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