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之制，有节度大使、副大使和节度使，一般由亲王领节度大使但不出京师，在镇知节度事者为副大使，亦有节度使也。然而在形成之初，在朔方、陇右、河西出现了由异姓大臣担任节度大使的情况，虽然时间较为短暂，但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一种制度的最初面貌十分值得探讨。目前学界对于节度使的研究已经十分细致，史料记载的节度使出现的时间很早、史料众多，但对于节度大使的情况则知之甚少，尚未引起注意，因此，本文通过研究这三地的节度大使情况来使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明白唐代前期向后期军事制度转型过程中节度大使所扮演的角色，也有利于我们对之后节度大使、节度使制度的成熟有更深刻、更成熟的认识。
　　一 朔方异姓担任节度大使探源
　　朔方异姓担任节度大使的在开元十年(722)至开元十一年(723)，因此，朔方节度大使的设置时间应该在开元十年以前。广德二年(764)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大使的更多具有荣誉的性质，和李姓子孙担任节度大使类似，和本文讨论的内容不符，因此，对于朔方异性担任节度大使的探源主要是就制度实施之初的情况作一些讨论，对于最早异姓担任朔方节度大使的时间和人员存在记载差异，需要进行史料上的比对和甄别。
　　最早关于记载朔方节度大使的史料可见于《旧唐书》卷97：“明年(开元十年，722)，又敕[张]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1]但《新唐书》卷5载：“四月己亥，张说持节朔方军节度大使。”[2]《资治通鉴》卷212于同年条载：“夏，四月，己亥，以张说兼知朔方军节度使。”[3]而《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载：“(开元)七年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十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与《旧唐书》相同。因此，从上述内容并无法确切地判断出张说于开元十年为节度大使。
　　然而开元十一年仍然出现了关于异姓担任节度大使的记载。《旧唐书》卷8载：“(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五月己巳，北都置军器监官员。王晙为朔方军节度使，兼知河北郡、陇右、河西兵马使。”[4]在此条记载中可看出王晙在玄宗开元十一年五月担任朔方节度使而非节度大使。同书卷93则记载：“十一年夏，代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追录破胡之功，加金紫光禄大夫，仍充朔方军节度大使。”[5]王晙在十一年夏天代替张说成为宰相，并充任朔方军节度大使。那么王晙是从节度使转任为节度大使呢?抑或是某条记载有误?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基本史料进行辨别。
　　《新唐书》卷5载：“五月己丑，王晙持节朔方军节度大使。辛卯，遣使分巡天下。”[6]同书卷111载：“代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充朔方军节度大使，河北、河西、陇右、河东之军尽属。”[7]经《新唐书》记载可知，王晙担任节度大使的时间也在开元十一年五月，而在具体日期上己巳和己丑相差不过十天，不可能在同一月连续两次迁转，那么应该是《旧唐书》的某条记载存在错误。
　　《资治通鉴》卷212开元十一年(723)五月条载：“已丑，以王晙兼朔方军节度大使，巡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8]《册府元龟》卷322《宰辅部·出镇》载：“王晙，开元十一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出镇朔方。制曰：‘……俾凭庙堂之策，克平邦国之事，可持节兼朔方军节度大使，其河西、陇右、河东、河北诸军征马并委晙检察置之。’”综上可知，《旧唐书》卷8《玄宗上》所记载王晙出任朔方节度使应为错误，应为于开元十一年五月已巳出任朔方军节度大使。
　　另外一点十分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王晙传》以及《册府元龟》均载“张晙仍为朔方军节度大使”，“仍”一字的含义既可理解为王晙在开元十一年前曾担任朔方军节度大使，也可认为在王晙之前曾有其他人担任过朔方军节度大使。但王晙之前曾担任过朔方军副大总督和朔方军大总管，并未有朔方军节度大使的记载。那么可取另一种含义，即在王晙之前有其他将领担任过朔方军节度大使，从而印证了张说于开元十年担任朔方军节度大使的史料。
　　《资治通鉴》卷223广德二年正月条(764)载：“丁卯，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二月，子仪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一府患，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9]但此内容在其他史书中不见记载。同时，当时的郭子仪由于平乱之首功已经被封为汾阳郡王，之前就曾长期担任朔方节度使，因此郭子仪担任朔方节度大使和同姓皇室子弟类似，这一名号更多的属于荣誉性质，而非实际行使其职权。事实上，郭子仪也并未到达朔方之地，而是到达河中府平叛。
　　二 陇右、河西异姓担任节度大使
　　陇右节度大使的设置时间较早，在开元二年即有。《资治通鉴》卷211开元二年十月条(714)载：“甲子，置陇右节度大使，领鄯、奉、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叠、宕十二州，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为之。”[10]《旧唐书》卷103载：“其秋，吐蕃入寇陇右，掠监牧马而去，诏知运率众击之。知运与薛讷、王晙等掎角击败之，拜知运鄯州都督、陇右诸军节度大使。”[11]《新唐书》卷133载：“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寇渭源，盗牧马，诏知运与薛讷、王晙等相掎角，败之。进阶冠军大将军，兼临洮军使，封太原郡公，赐赉万计。徙陇右诸军节度大使、鄯州都督。”[12]以上史料记载一致，陇右节度大使设置的直接原因在于开元二年吐蕃的入侵，虽然这一次在薛讷、王晙、郭知运的共同努力下被击退，但为能够长期的、持续的备御突厥，唐王朝设置了陇右节度大使，并以陇右防御副使郭知运担任。
　　《资治通鉴》卷212开元九年冬十月条(721)载：“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13]郭知运于开元二年担任陇右节度大使，至开元九年过世后，异姓担任陇右节度大使的历史结束，开始由李姓子孙担任节度大使，异姓者只能担任节度使之职位。
　　另外从该条史料可知，开元九年十月之前，郭知运还一直担任河西节度大使，而开始担任河西节度大使的时间史料不见载，但是在此之前郭虔瓘在开元二年至开元四年亦曾担任河西节度大使，《新唐书》卷133载：“(开元二年，714)既而虔瓘果不见虏，还，迁凉州刺史、河西节度大使，进右威卫大将军。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战功，求为游击将军，宰相劾其恃功乱纲纪，不可听，罢之。”[14]开元四年至开元九年没看到相关记载，但开元四年至开元九年应该还有其他人担任河西节度大使，直至开元九年结束异姓担任节度大使的历史。
　　三 异姓担任西北重要三地节度大使出现和消失的原因
　　唐代由异姓担任朔方、陇右、河西节度大使既有其历史原因、传统原因，也更多的在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根据需要设立节度大使，并由异姓中之杰出将领担任以镇御西北边陲。
　　首先，就历史传统而言，秦汉以来，中原王朝的军事布防基本上沿着东起今山海关、西至甘肃嘉峪关的一条贯穿东北到西北的弧形战线展开，在西北经常存在着对中原王朝构成实质性威胁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力量，西北成为中原王朝的重点防御之地。
　　同时，就唐朝本身而言，立国之初即继承之“关中本位”政策更加决定了西北是国防力量之重心。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首都长安所在关中地区既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之中心，保卫京师及其近畿之安全，从开国起，即已成为唐帝国的基本国策，由此决定了在西北战区布防重兵成为国家战略安全的必然选择。故当唐代中国开元之极盛之时，面对突顾、吐蕃已不能也不愿采取勉强维持现状之消极策略，而是在抵御的同时竭全国之武力财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北边境，从而求得关陇之安全与稳定。这时西北地区的重要三地朔方、陇右、河西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具体来说，朔方是捍御突厥的前沿之地，在之前所言异姓担任节度大使期间，河北、河西、陇右、河东皆属其调派，这说明了这一时期朔方节度大使权属之大。陇右节度大使则完全是为备御吐蕃而设，鄯、奉、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叠、宕十二州皆由其统辖。河西则起到隔断吐蕃与突厥的作用，根据之后河西节度使的统御范围，其地域亦不小。
　　总之，由于朔方、陇右、河西三地关键的地理位置，唐王朝仅在此设立了由异姓担任的节度大使。但也正是由于职权太大，不利于中央集权力量的统治，异姓担仟的节度大使消失了，之后节度大使已经完全不同之前，不仅仅为李姓子孙，且在事实上并不管理具体事务。
　　其次，高宗武后以后府兵制已经不适宜社会变化的形势使得唐王朝不得不对唐初施行的行军总管制加以变更。唐初领兵实行的是行军总督制，边防守卫采用“道——军——守捉(城、镇)”三级防卫体系，军、镇、城、守捉的军事长官均称“使”，“道”的军事长官称大总管或大都督。每次遇到军事任务，就临时任命一个大总管或大都督，以负其责，军事任务结束，领兵将帅的军权也就随而消失，因此将领往往都具有临时差遣的性质。府兵由中央的兵部直接调遣和分配任务，军队正常情况下并不能长期驻守一地，无固定防区的边防军，随时可能因为军事需要而赶赴异地作战，唐前期的多次重大军事活动，即就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因为战争而奔波在距离数千公里的情况。
　　而节度大使制则与行军总管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虽然军事防区内部结构未变，仍然由道、军、镇、城、守捉组成，但节度大使已经不是临时任命的领兵将帅，节度大使并不会随着某场军事任务的结束而解任，成为一定时间内固定的将帅。固定将帅的出现所伴随当然也是部分士兵驻守一地情况的出现，由行军转入屯驻。
　　那么，当初施行的由异姓担任节度大使的制度会不会在不长时间之后消失呢?笔者认为这和募兵制的兴起有一定的联系。募兵制的施行会出现士兵的长期化、常态化与兵将不离的局面，因为募兵制实行兵农分离，强制性的性质减弱，士兵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成为以戍边为己任的职业军人，军需物资也均由政府供给，士兵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府兵制下明显不同。士兵和将领的关系也已经不再是“暂时联合”关系，具有了固定的性质。那么作为异姓的节度大使，如果长期存在，将会成为大批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如前所说朔方、陇右、河西节度大使的驻防区域广大。拥有大批军队、大批土地的异姓节度大使怎能不让中央政府担心呢?
　　《新唐书》卷50《兵志》载：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二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共选之。”[15]
　　募兵制开始之后，再无异姓担任节度大使的情况。即使有如郭子仪，也非前期拥有大批军队、大批土地的节度大使了。
　　总之，朔方、陇右、河西出现的节度大使制和之前行军总管制相比是一种进步，更能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边防形势。府兵制的不适宜是出现节度大使的重要诱因，但由异姓担任却只是一种暂时的情况，也正是由于募兵制的兴起而消亡。作为一种新军事制度，节度大使制取代行军总管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它是适应唐帝国军事活动发生变化的时代形势而出现的。但这种变化只是暂时的，是行军总管制和之后长期实行的节度使制度间的一种过渡状态。
　　注释
　　[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7《张说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3页。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9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2，中华书局1956年，第6749页。
　　[4]《旧唐书》卷8《玄宗上》，第185页。
　　[5]《旧唐书》卷93《王晙传》，第2989页。
　　[6]《新唐书》卷5《玄宗本纪》，第130页。
　　[7]《新唐书》卷111《王晙传》，第4156页。
　　[8]《资治通鉴》卷212，第6755页。
　　[9]《资治通鉴》卷223，第7161页。
　　[10]《资治通鉴》卷211，第6706—6707页。
　　[11]《旧唐书》卷103《郭知运传》，第3190页。
　　[12]《新唐书》卷133《郭知运传》，第4544—4545页。
　　[13]《资治通鉴》卷212，第6747页。
　　[14]《新唐书》卷133《郭虔瓘传》，第4544页。
　　[15]《新唐书》卷50《兵志》，第1326—1327页。
　　(李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