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京兆韦氏的家族历史开始于西汉昭帝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朝，尤其是在武周时期达到鼎盛。在此期间，韦氏家族成员通过其几百年来的努力发展，在政治上表现优秀，不仅出有8位宰相，而且在礼制、史学和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出有肱股之臣，因而受到了武则天的高度重视，同时韦氏家族也很快进入武周政权的高级仕宦圈并迅速成为“三辅冠族”，进而成为与李、武、杨这三个与唐皇室有血缘关系的士族并驾齐驱的一个豪门贵族。除此之外，在武周时期，韦氏家族于科举、婚姻和经济方面都表现出典型的唐代士族特色。而且韦氏家族在家族整体发展繁盛、社会地位尊崇高贵的同时，仍然保持着经学传统与文史修养，且为当时的文学、艺术甚至是医学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以京兆韦氏在武周政权时期各方面的表现来分析京兆韦氏和武周政权的关系，以及韦氏家族在此时兴盛的主、客观原因。
　　一 武周之前的韦氏家族
　　(一)隋至武后时期的韦氏家族
　　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立了隋朝，开皇九年(589)，隋大军南下灭南朝陈，至此国家统一并结束了长达27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京兆韦氏并没有因为朝代的更迭而衰落，反而延续了西魏北周以来家族发展的强劲势头。在这一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韦世康兄弟子侄及其同族的韦师等。
　　韦世康不仅出身名门，尚周文帝襄乐公主，贵为皇亲国戚，而且十分受隋文帝杨坚的器重，甚至在隋初位同亲王，据《隋书·韦世康传》记载：“时天下唯置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唯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为美。”[1]除此之外，其同族的韦师通过宦婚二途，在隋一朝牢牢地站住了脚跟，他不仅因颇有政绩深受晋王杨广的宠信，而且与皇室联姻，其女嫁皇孙长宁王俨，且还是隋文帝钦点的孙媳。
　　仅从韦世康、韦师这两宗就可以看出当时史家对京兆韦氏的盛赞：
　　韦氏自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余庆所钟，或入处礼闱，或出总方岳，朱轮接轸，旟旗旗成阴。在周暨隋，勋庸并茂，盛矣!建安风韵闲雅，望重当时。[2]
　　另从韦氏一族在有隋一代的仕宦率可看出其门望之盛，著名于史籍[3]的京兆韦氏成员共21人，其中大司空1人，大将军3人，州总管、大总管3人，州刺史5人，柱国、上柱国5人，封国公、郡、县、侯伯者11人。
　　毛汉光将京兆杜陵韦氏同河南开封郑氏以及弘农华阴杨氏等“十五姓”[4]称为“隋唐全期三百余年的宠儿”[5]。入唐以后，韦氏家族人口繁庶，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很多支脉分派的庞大的家族集团，《旧唐书·韦述传》这样评价道“议者云自唐以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6]。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出有宰相人物的韦氏脉派共有九支，称其为“韦氏九房”，分别是：西眷、东眷、逍遥公房、郧公房、南皮公房、驸马房、龙门公房、小逍遥公房、京兆韦氏[7]。在高祖武德时期，郧公房的表现最为典型，这一支早在隋时就有“有隋之贵，一宗而已”[8]的称号。隋朝灭亡之后，韦匡伯作为京兆韦氏郧公房的主支，不仅依靠父祖荫庇享有显爵，更通过婚姻关系与当时的各大势力集团如山东王世充集团、西京恭帝旧戚集团、新朝李世民秦王府集团等保持着密切联系[9]。
　　二 韦氏家族成员在武周时期的表现
　　(一)韦氏家族在武周时期政治上的表现
　　一个家族的总体仕宦质量，不仅主要体现在家族成员所居官职的品级上，更表现在家族人员的拜相数量上。所谓宰相“位亚于人主而权重于百僚也”[10]，“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11]。唐代的宰相[12]一般不低于三品，且非一个固定的官职，某些中央职事官同时被赋予宰相的权力，还有部分三省官员以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衔为相[13]。可见宰相的产生对一个家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名望的增加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唐代官至宰相者共369人，分别出自98个族姓，大多数则出自前文所提到的“十五姓”家族。仅京兆韦氏一个家族先后就有17人位列宰辅[14]，仅次于崔氏(23人)，与裴氏、张氏、赵郡李氏并列第二(见图1-1)。
　　陈寅恪先生曾言：
　　在唐代前期(安史之乱以前)最高统治集团表面上虽为李氏或武氏，然自高宗之初年至玄宗之末世历百年有余，实际上之最高统治者递嬗轮转，分歧混合，固有先后成败之不同，若一详察其内容，则要可视为一牢固之复合团体，李武为其核心，韦杨助之黏合，宰制百年之世局，几占唐史前期最大半时间，其政治社会变迁得失莫不于此集团有重要关系。[15]
　　他认为，高宗时期在“废王立武”的关陇士族和山东士族的斗争中，关陇贵族因支持皇后王氏而受到打击，而京兆韦氏家族便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冠族，因此也受到了一定的打击[16]。事实并非如此。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光在武周一朝，韦氏家族所出的丞相就有8人，也就是说在短短21年(683—705)里，韦氏家族的拜相人数就占整个唐代韦氏宰相的三分之一。并且，武周一朝的宰相共有75人，出自42个姓氏，而同一姓氏出有两名宰相的仅有13个，京兆韦氏家族以8人之多(与李氏并列)从而遥遥领先于其他姓氏(见图1-2)。由此可见，在当时，身为“三辅冠族”的韦氏依旧活跃于政治的最高舞台上。
　　韦氏所出的8名宰相分别出自西眷(平齐公房)、东眷、逍遥公房、郧公房，小逍遥公房这5支。其中出自郧公房和逍遥公房的韦安石，韦待价、韦巨源属于尚未出五服[17]的血缘近亲，出自小逍遥公房的韦思谦、韦承庆、韦嗣立则是父子3人。真可谓是“有唐已来，莫与为比”[18]。
　　1．“五服之亲”的3位宰相
　　韦安石、韦待价、韦巨源虽然分别属于郧公房和逍遥公房，但是他们的曾祖韦孝宽和韦夐是同胞兄弟，因此他们是近亲。
　　韦待价，其父韦挺获封扶阳县男，颇得唐太宗的赏识和重用。其以门荫入仕，史书上记载“素无藻鉴之才，自武职而起”[19]，最初在中央禁卫军中任“左千牛备身”。高宗时参加了东讨高丽、西伐吐蕃的两场战争，因“频有守御之功”[20]，被任为右武卫将军兼检校右羽林军事。到武则天临朝时，韦待价因营护高宗乾陵有功，擢升为金紫光禄大夫、天官尚书[21]同凤阁鸾台三品[22]，从此韦待价的宰相之路开始了。垂拱元年(685)十月，韦待价再以燕然道行军大总管抵御突厥，获得胜利，次年六月拜为文昌右相[23]。韦待价是武官出身，文化功底薄弱，无知人之明，在选部任职期间，铨选人才没有什么标准，“甚为当时所嗤”。他自己也常常感到不安，多次上书武则天表示请辞，可总是不被允许。永昌元年(689)，因吐蕃侵扰西疆，韦待价上表请愿效力疆场，被改授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统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又进封为扶阳郡公，从而摆脱了尴尬难堪的相位。但因出师不利，被武则天革职流放于绣州(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
　　韦安石出自于郧公房，为郧国公韦孝宽的曾孙，以明经入仕。入仕之初就受到当时宰相苏良嗣的赏识。韦安石任雍州司兵时，苏良嗣对安石说：“大材须大用，何为徒劳于州县也。”[24]于是将他荐于武则天，随即被擢升为膳部员外郎、永昌令、并州司马，因其政务突出，武则天曾夸奖道：“闻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于能官，仁明彰于镇抚，如此称职，深慰朕怀。”[25]久视元年(700)，开始担任宰相，任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26]。韦安石任相时“性持重，少言笑，为政清严，所在人吏咸畏惮之”[27]。武则天因为他的“辞直”十分赏识他。之后韦安石在中宗、睿宗朝任相，达10年之久。
　　韦巨源曾祖为韦匡伯，其叔父为尚书右丞韦思齐，是韦安石的“从祖兄子”。其以门荫入仕，因受武则天赏识，累迁司宾少卿，转司府卿、文昌右丞，长寿二年(693)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次年，官拜夏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开始了任相之路。《旧唐书》记载其为相时的表现：“有吏才，勾覆省内文案，下符剥征，虽为下所怨苦，然亦颇收其利。”[28]中宗时，韦巨源再登相位，并被授予了尚书令之衔，殊荣加身标志着他达到了人生仕途最辉煌的顶点。
　　2．父子两代三宰相
　　在武后时期，小逍遥公房一共出了3位宰相并且是父子，分别是：韦思谦、韦承庆、韦嗣立，血缘亲属连任要职，使其门第荣耀无比，令时人艳羡不已。
　　韦思谦，郑州阳武人(今河南原阳)。本名仁约，字思谦，但因其与武后之父讳音相似，遂以字行。思谦举进士后，任应城县令，十分受吏部尚书高季辅的赏识，擢升为监督御史，并被夸赞为“自居选部，今始得此一人，岂以小疵而弃大德”[29]。之后，韦思谦因弹劾高宗时任中书令的褚遂良以低价强买他人土地而被记恨，遂在褚遂良位相时被压制而不得升。武则天称制后，韦思谦接连被任命为司属卿[30]、右肃政大大。垂拱元年(685)升迁为凤阁鸾台三品，即拜为相，并赐爵博昌县男。第二年，就代替苏良嗣为纳言。垂拱三年(687)韦思谦告老还乡，追加为太中大夫，居相位两年有余。
　　韦思谦的长子韦承庆弱冠时举进士而步入仕途。初为雍王府参军，且当时便以孝闻名。之后担任太子李贤的司议郎。则天长寿年间，韦承庆迁凤阁舍人，同时掌管天官选事的工作。史载：“承庆自天授以来，三掌天官选事，铨授平允，海内称之。”[31]长安年间，韦承庆被拜为宰相，即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严章事，并且因其文藻出众，长期担任兼修国史的工作。但在神龙元年(705)时，因受张易之两兄弟的牵连贬其相职，结束了短暂的为相生涯。
　　韦嗣立乃是韦承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和韦思谦的次子，少年时举为进士，任双流县令时，因“政有殊绩，为蜀中之最”[32]，在其兄离开凤阁舍人之时，武则天将韦嗣立从地方招回京城并代之，不久迁为“秋官侍郎”[33]。长安四年(704)，韦嗣立擢升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后因当时朝廷素来“莫不重内官，轻外职”[34]，其主动请缨回到地方担任汴州刺史，之后又改任魏、洺等州刺史。由此出现了父子3人为相的情况。其次，在仕宦过程中，韦承庆与韦嗣立两兄弟四大显要职任递相代替的情况，也令时人艳羡不已。
　　3．韦弘敏
　　韦弘敏出身于西眷平齐公房，光宅元年(684)正门，韦弘敏由散骑常侍迁为太府卿、同中书门下三品，接替被罢免的宰相郭正一。九门，因受柳州司马李敬业举兵叛乱的牵连，韦弘敏随即被贬为汾州刺史。虽然韦弘敏担任宰相的时间较短，但他即是平齐公房的第一位宰相。其子韦容成，因武功仕途至骁卫将军。
　　4．韦方质
　　韦方质出自东眷，也就是彭城公房。其任相时间从光宅元年(684)十一月二十日到天授元年(691)一月十六日。韦方质为华州刺史、太子少詹事、扶阳郡公韦师实之子。光宅元年在平定徐敬业叛乱后，武则天对当时的宰相班底进行了调整，“丁卯，郭待举罢。鸾台侍郎韦方质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35]。据《旧唐书·韦云起传附韦方质传》载，韦方质“祥练法理”，垂拱元年(685)武则天抽调其改修《垂拱格式》，并且“方质多所损益，甚为时人所称”[36]。韦方质在武后称制时索以不依附攀缘闻名。当时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武三思二人“当朝用事，诸宰相咸倾附之”[37]，而唯独韦方质不趋炎附势，《旧唐书·韦云起传附韦方质传》记载：
　　方质疾假，承嗣等诣宅问疾，方质据床不为之礼。左右云：“踞见权贵，恐招危祸。”方质曰：“吉凶命也。大丈夫岂能折节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也。”[38]
　　之后，韦方质被当时的酷吏周兴、来子珣所诬垢其反对武氏集团篡夺李唐江山，而被放逐海南儋州，并没收其家产。直到中宗神龙初年，才为其平反。
　　5．韦氏家族的其他成员
　　韦氏家族在武周政权时政治舞台上的活动不仅仅表现在上述那些担任过宰相的成员身上，除此之外也有没有登过相位却有出色政治表现的成员。
　　比如说韦安石的兄长韦叔夏，乃尚书左仆射，以明经入什。史记己载其“少而精通三礼”[39]，其叔父韦琨给予了厚望，谓之曰：“汝能如是，可以继丞相业矣。”[40]武则天临朝以前，就曾多次参与邦国礼乐、郊庙、社稷等礼仪制度的讨论和拟定，并且“凡所立议，众咸推服之”[41]。由此，武则天在久视元年(700)特下诏书：
　　吉凶礼仪，国家所重，司礼博士，未甚详明。成均司业韦叔夏，太子率更令祝钦明等，博涉礼经，多所该练，委以参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礼所修仪注，并委叔夏等刊定讫，然后进奏。[42]
　　之后，韦叔夏在武则天亲祀明堂仪注的撰定、吉凶礼仪的刊定、太社社主制度的讨论[43]等等礼仪事件中都有参与。可见，韦叔夏对初唐时期的礼学发展和礼仪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并且为武周政权的礼制合法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韦安石的两个儿子韦陟和韦斌少时便有“秀敏异常童”[44]的称号。尤其是其长子韦陟，10岁时便因“风格方整，善文辞”[45]被授为温王府东阁祭酒。韦陟虽未列宰相，而其政绩以及其名气已早被世人所熟知，与身居宰相之职一般无二。
　　在韦承庆和韦嗣立的子嗣中官至州刺史和郡太守的人有韦晋、韦恒、韦济、韦浚四人，韦承庆的幼子韦淑也官居四品，为安州都督。
　　(二)韦氏在武周时期学术文化上的表现
　　1．韦氏家族在入仕途径上的表现
　　唐代科举取士制度大体上沿袭隋朝旧制，取士途径分为三种，“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46]。而且分很多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47]。而其中尤以“进士”科为盛[48]。在武则天统治的21年间，她先后任用了75位宰相[49]。从家庭出身来说，这些宰相中有士族、庶族，也有士庶[50]。而从入仕途径来说，有通过科举的，有以门荫入仕的，也有通过其他方式的(见图1-3)。
　　韦氏家族在武周一朝所出的8位宰相中，据记载有4位以门荫入仕[51]，分别是出自东眷的韦方质、平齐公房的韦弘敏、逍遥公房的韦待价和郧公房的韦巨源。因为其房支在魏晋时期便是三辅冠族，在隋唐前期，便可以用显、贵两字来形容，而且他们的父祖都是唐前期的肱股之臣，唐制，五品以上的职事官都可以享有荫子特权。因此其4人以门荫入仕并不为怪，从而更加说明韦氏家族在武周时期的地位。
　　在其他4位中，据记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分别是出自郧公房的韦安石和出自小逍遥公房的韦思谦、韦承庆和韦嗣立父子3人。小逍遥公房为京兆韦氏九房中定名最晚的，其本为东眷的一支，唐朝以前这一支曾南迁至襄阳，因此一直被称为“襄阳韦氏”。入隋之后，韦思谦的祖上韦弘瑷、韦德伦官途都止仕于县令，由此可见，这一房支在隋朝至唐初这一时期还属于下级官僚阶层，而其能够在武周时期迅速兴起并深受重用，首先要归功于韦思谦。韦思谦于贞观四年(630)举国子学进士，之后几经沉浮，于垂拱元年(685)二月官至三品宰相。
　　按照唐制，五品以上的职事官都可以享有荫子特权。但是韦思谦的两个儿子韦承庆和韦嗣立都是以进士及第，从其行为充分体现出士族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尤其是进士科考试。此类现象的产生有很多种原因，下面作者会简单阐述之。
　　(1)经过统治者对科举的大力推行，世人都认为科举乃入仕之正途。“国家取士，远法前代，进士之科，得人为盛”[52]。高宗时宰相河东士族薛元超也因“不以进士擢第”为平生憾事。再者，科举进士无论从其社会地位还是官职升迁方面都可不循常例多次拔擢、地位骤升。据《唐语林》记载，致宦之人可以通过以下八种捷径直接成为宰相，而且不用依次历任其他官职：
　　一曰进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书，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监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曰拾遗、补阙不入；六曰员外郎、邓中不入；七曰中书舍人、给事中不入；八曰中书侍郎，中书令不入。[53]
　　因此，仕子莫不想驰逐于科场，争名于进士。这也许就是韦氏承庆、嗣立两兄弟，放弃父祖门荫，而选择以科举人仕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两兄弟仅在地方上任职短暂的几年后，便调至中央任职尊官。
　　(2)自从科举制度开辟以来，士族入仕不仅面临着来自寒族的竞争压力，而且还面对着残酷的士族“圈内竞争”。一方面，随着士族房支的繁衍，其成员数量必然增加，比如说韦氏家族的九大公房在武后时期就已达到了千余人，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加，集多种有利因素为一身者则更容易出类拔萃，因此，科举及第就自然成为唐代各级士族进入高级政治舞台的有利因素。
　　从以上分析来看，科举制度并没有一下子冲击到身为世家大族的京兆韦氏，反而赋予了它一段新的历史，就是通过科举进仕而迅速地登上武周时期的高级仕宦圈。
　　2．韦氏家族在武后时期家学上的表现
　　韦氏家族在东汉时期就已发展成为“经学世家”，一直以受通经义、励名行之世风[54]而闻名，并且十分重视家族经学的教育和传承。南北朝时，开始纷纷重视武功，进而出将入相，武力强宗的色彩愈加浓重，由此出现了郧公房这样的以武功强宗的房支。
　　但是，在科举创制以后至唐，尤其是在武后执掌权柄后，进士科越来越侧重于文学词章，随着科举考试对文学方面的重视，文学才能的优劣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进士及第。韦氏家族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人才。
　　韦安石的兄长韦叔夏年少时便已精通《三礼》，武周朝时，开始负责邦国礼乐、郊庙、社稷等国家大型活动礼仪制度的讨论与撰定，《全唐文》卷189中共收录韦叔夏6篇文章：《建太社议》、《改先农坛为帝社坛奏》、《太社用石主议》、《社主制度议》、《太社议》、《明堂大享议》。《唐文拾遗》中收录1篇：《太社冒黄土奏》。从韦安石以明经科入仕也可以看出其精通经传的学识，今存诗共3首，其中《梁王[55]宅侍宴应制同用风字》作于则天朝。
　　在唐代的文化名人中，官至宰相的韦承庆、韦嗣立素以孝友、词学著称于世。由此小逍遥公房也有“门为孝悌之府，世处台衡之地，盖士林之高标，宗臣之首出者也”[56]的评价。唐高宗后期以来，“天下文章道胜，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盛选，诸官莫比”[57]。韦承庆和其弟韦嗣立曾任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说明他们兄弟俩的文采已经闻名于当时。尤其是韦承庆在当时颇有文名，《旧唐书·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称其尤善作文，他不仅“属文迅捷，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58]，而且“辞藻之美，擅于一时。”[59]在武后乃至中宗朝，韦承庆一直都占据着兼修国史的职位。同时，从仪凤四年(679)他给当时皇太子李贤的一封上疏中就可以看到其文采飞扬。因为这篇上疏，承庆受到了太子李贤的重视，并“赐物甚厚”[60]。之后韦承庆又以一篇《灵台赋》来辅佐太子，此赋后散佚。韦承庆撰写的墓志铭有为其继母王婉撰写的《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琊郡君王氏(婉)墓志铭》、《唐故右金吾卫胄曹参军沈君(齐文)墓志铭》、《大周故朝散大夫行洛州陆浑县令韦府君(愔)墓志铭》、《大周故镇军大将军行左金吾卫大将军赠幽州都督上柱国柳城郡开国公高公(质)墓志铭并序》、《唐故纳言上轻车都尉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仁约)墓志铭》共5篇[61]。文章5篇，分别是《灵台赋》、《枯井赋》、《明堂灾极谏疏》、《上东宫启》、《重上直言谏东宫启》[62]。《全唐诗》中存韦承庆诗7首，其《南中咏雁》诗云：
　　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63]
　　从《全唐诗》现存韦承庆的诗作来看，其与韦氏家族其他诗人一样，创作所采用的诗体绝大部分都是以五言诗体为主，在内容方面多以山水诗为主，从这个意义上讲，韦氏诗人群对于五律的最终成熟与定型亦具有推动作用，对于律诗的成熟也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为日后盛唐时期山水诗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艺术准备[64]。从韦承庆交往的文人中也可以看出承庆在当时文坛具有较高的地位，《韦承庆墓志》[65]由岑羲撰序，郑愔制铭；其继母《王婉墓志》[66]由韦承庆撰序，李峤制铭。李峤、岑羲、郑愔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诗文兼擅，而且两篇墓志，文体典雅古奥，多骈俪之语，可见他的写作风格代表了当时流行的文风。
　　《旧唐书·韦述传》中评价韦氏家族在文学上的造诣：
　　议者云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67]
　　韦述乃高宗时司农卿韦弘机的曾孙，武后中宗时房州刺史韦景骏之子。韦述应主要生活在武周后期和中宗时期。据《旧唐书·韦述传》载：“述少聪敏，笃志文学。家有书二千卷，述为儿童时，记览皆遍，人骇异之。”[68]韦述的表叔洺州刺史元行冲曾夸赞其为“此吾外家之宝也”[69]。韦述在史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编纂《国史》一书上，《国史》一书自令狐德棻至吴競多年来都未成一家之言，到韦述时，他“定类例，补遗续阙”，完成《国史》113卷并史例1卷。可见韦述史学功底之深厚，真可谓是“雅有良史之才”[70]。
　　从韦述的事例上就可以看出韦氏家族对子女的家学教育是十分重视的。陈寅恪曾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71]以宰相韦安石为例，他在对待子女的教育上，“敕子允就学，夜分视之，见其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72]可见其“家法修整”。
　　京兆韦氏家族在医学领域中曾出现过有“药王”之称的韦慈藏。韦慈藏在武后朝时被特聘为侍御医，在当时，他与张文仲、李虔纵都以医术闻名，同被尊为医学之首，可见其在当时医学界的地位。
　　(三)韦氏家族在武周时期婚姻上的表现
　　婚、宦这两个要素共同构建起中古士族发展的坐标空间，尤其是婚姻是中古士族避免家族衰落、事业沉沦的重要通道，也是加强与异姓士族扩大社会关系和网络的重要途径，因此，士族们对婚姻十分重视。故而有婚嫁“自当与乡里门户匹敌者”[73]的说法。京兆韦氏出身关陇，为“城南韦杜，去天尺五”[74]的望族，肯定会成为诸多士族的理想联姻对象。对于韦氏家族来说，无论是与皇室联姻还是联姻其他士族都是百利而无一弊的。首先，他可以扩大影响力以达到获得更多社会势力支持的目的，其次，可以消解潜在的政治威胁和敌对家族的排挤。所以，京兆韦氏与皇室和其他士族的联姻，实为各取所需、以求双赢之效的政治举措。
　　1．韦氏家族与士族之间的联姻状况
　　从有限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韦氏家族与当时不少士族有联姻，其中山东“郡姓”、关中“郡姓”及代北的“虏姓”[75]居多。
　　以武后时期宰相韦思谦为例。韦承庆在为其继母王婉撰写的《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琊郡君王氏(婉)墓志铭》中云：“先妣崔夫人，早年弃背。”[76]由此可知，韦承庆之父韦思谦是先娶夫人崔氏，后因其过世，再娶夫人王婉。王、崔二姓从魏晋南北朝至唐都是望族。
　　《旧唐书·韦述传》记载，高宗时洺州刺史元行帅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韦景骏的姑子，可见武后时期的韦氏家族与代北“虏姓”有联姻关系。而元行冲又是后魏常山王素连之后。另一例便是1990年出土的《大周故秋官尚书秀容县开国男尔朱府君志石文》及其夫人《大周洛阳县尉尔朱公夫人韦氏墓志铭》，志中载：“夫人韦氏者，京兆人也。断自殷周，豕韦得姓。”[77]由此可知，韦氏家族在唐代早期的联姻还保留着北朝社会的门第婚。
　　2．韦氏家族与皇室之间的联姻状况
　　在武后时期，京兆韦氏与皇室成员联姻最为突出的代表便是中宗韦后。韦后大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年间，其父韦玄贞是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参军，祖父为贞观时期的曹王府典军韦弘表，其时官职都较低。韦后早在闺房时就因美貌而闻名于长安，之后举于皇室，被高宗之子周王李显纳为王妃。后因李显的起起伏伏，韦后也追随其分别两次登上太子妃和皇后的宝座。并且曾跟随被废的丈夫在偏远的房州(治今湖北房县)度过了整整14年艰苦的贬谪生活，从而获得了中宗的极度信任。正因为如此，中宗皇帝才容忍日后韦氏干预朝政的种种行为。最终，也导致了中宗在位的六年中，韦后积极干预朝政，培植党羽，淫乱后宫，最后竟丧心病狂到鸩杀中宗而临朝主政，落得了一个被诛杀的可悲下场。在中宗朝时，因为韦后的地位，韦玄贞一脉也就是驸马房这一支极为显贵，韦后的妹妹也嫁于虢嗣王李邕为妃。王妃中还有睿宗之妃韦兰畹，出身于彭城公房。
　　在迎娶公主这一方面，据《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记载，武周时期韦氏家族共有两名成员尚中宗公主，分别是韦斌尚永寿郡主，韦捷尚新平郡主。
　　(四)韦氏家族在武周时期的经济表现
　　一方面，京兆韦氏在武后时期于政治上达到了高潮，从另一个方面说，其在经济实力上也有很突出的表现。在占有田地方面，韦氏除按官品占有数量很大的永业田之外还享有数量众多的食邑封户，其拥有的房产数也十分可观。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武周时期仅部分韦氏成员的居所就平均在两处以上，其余大部分出现了长安一处、洛阳一处、郊区一处的情形，当然这与当时特殊的朝代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表中几个韦氏成员的政治地位、经济能力及城南这一地区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从当时士族城市化的角度来看，韦氏家族依旧保持着“城乡两家”的形态，甚至是“多家形态”。而城南的别业往往不是主人的常居之所，而是主人在仕途失意后的退避之地或者一个满足精神需求的空间。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韦氏家族自从定居樊川韦曲之后，就以此为世居地，以迄隋唐，韦曲已经成为其最重要的聚居地。再加上韦氏祖辈百年的经营，这个庞大的聚落已经是桑榆繁茂、杨柳垂青、处处鸟语花香的地方，以致成为长安城南的佳游妙胜之处。
　　据骆天骧《类编·长安志》记载，韦安石的别业在樊川书曲，以林泉花竹之胜景而闻名。
　　在韦氏众多的处所别业中，最著名的便是韦嗣立的骊山别业，别名有韦嗣立山庄、东山别业、逍遥谷等。杜佑曾这样称赞道：“故中书令韦公嗣立骊山幽栖谷庄，实为胜绝。”[79]王维在《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燕集序》中这样称赞骊山别业：
　　神皋借其绿草，骊山起于朱户。渭之美竹，鲁之嘉树，云出其栋，水源于室。灞陵下连乎采地，新丰半入于家林。馆层巅，槛侧迳。师古节俭，惟心丹垩。[80]
　　据此可见骊山别业的奢华程度。韦嗣立的别业的美景还吸引了中宗前去游玩，由此便有了东山宴饮[81]的故事：据《资治通鉴》卷209记载，景龙三年(709)十二月，“甲午，上幸骊山温汤；庚子，幸韦嗣立庄舍。”[82]此次“东山宴饮”有近19首唱和韦嗣立山庄的应制之作，可见东山别业在其他唐代园林中的地位，也可以看出小逍遥公房在武周时期的经济实力。
　　关于郧公房韦安石的家境，据《旧唐书·韦安石传附书陟传》记载：
　　陟门第豪华，早践清列，侍儿阉阍，列侍左右昔十数，衣书药食，咸有典掌，而舆马僮奴，势侔于王家主第。[83]
　　韦陟乃是韦安石的儿子，从记载中就可窥知韦安石的家境和宅门规矩。在世家大族中，往往越贵重的世家家门规矩越严格。
　　三 武则天对韦氏家族的重视
　　武则天在夺取李唐政权时，必然要取得其他世家大族的支持，在她的积极推动下，这一时期一直到玄宗末，形成了以“李武为核心，韦杨助之黏合”[84]的统治局面。只有对京兆韦氏的重视和宠幸，才能获得其更多的政治上的支持。
　　武则天对韦氏家族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对其信任上，即使韦氏家族成员冲撞了武则天的亲信，武则天还是极力庇护着京兆韦氏的在朝人员。这在韦安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韦安石出身于郧公房，举明经科，武后时从久视元年(700)十月十三日到神龙元年(705)二月二十四日任宰相，共四年多时间。在韦安石任相的这段时间内，常常受到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二兄弟的排挤和诬陷，但其最终能保全自身，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得到了武则天的庇护。
　　在武周后期，张易之两兄弟受宠于武则天，短期之内，身价倍增，就连当朝的诸武兄弟和重要朝臣都争相登门造防，与之结交攀附，成为朝中红人。于是，这两兄弟在武则天的庇护下恃宠弄权，多为不轨之事，可是武则天却偏听偏信，任其为所欲为。皇孙李重润和其妹李仙蕙因私下里窃言二张专政，被二张诉之于武后，兄妹二人竟因此获罪而被置于死地。御史大夫魏元忠欲治二张罪，却遭二张反诬，在对质于朝廷时，张氏兄弟仍是妄言诬陷，最终导致魏元忠被放逐于岭南。可见二张当时的气焰之嚣张，以及武后对其的宠信。但是，韦安石深恶二张之所为，多次借机羞辱二张，因此张易之兄弟视韦安石为眼中钉。有一次，武则天在内殿宴请群臣，张易之叫来了蜀商宋霸子等人在宴会上玩博戏。韦安石随即上奏曰：“蜀商等贱类，不合预登此筵。”[85]并让宫人将宋霸子等人轰了出去。韦安石的这一举动令群臣震惊，也当场伤了二张兄弟的面子。但武则天并没有怪罪于他，反而认为“安石辞直，深慰勉之”[86]。还有一次，是在武后幸兴泰宫的途中欲走捷径，被韦安石劝阻：“千金之子，且有垂堂之诫；万乘之尊，不宜轻乘危险。此路板筑初成，无自然之固，銮驾经之，臣等敢不请罪。”[87]武则天听完便回辇走原道。韦安石多次冲撞武则天意志并进行劝谏，可谓是忠鲠宰相。可武则天却多次庇护之，并不发作，也并不见厌烦之语，可见武则天还是重视韦氏家族在朝堂之上的力量的。
　　武则天重科举轻门荫是其任用宰相的一个举措，但是韦嗣立、韦承庆递相任凤阁舍人的事件打破了她的这一规则。在韦承庆因病离开凤阁舍人之时，武则天即召韦嗣立接替此职，并说下这番话：
　　卿父往日尝谓朕曰：“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自卿兄弟効职，如卿父言。令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88]
　　虽然韦氏两兄弟都是进士科出身，但兄弟自相替代同一朝廷官职的情况是少之又少，更何况韦嗣立是从双流县令这一低级官员直接晋升为凤阁舍人四品官的，这更加说明韦氏家族在武则天心目中的分量，以及韦氏家族成员举荐官员在朝廷的影响力。并且韦承庆一直占据着修国史的职位，可见武则天对其的信任和重视。
　　四 韦氏家族与武周政权的关系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韦氏家族与武周政权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李武为核心，韦杨助之黏合”[89]。
　　如果要全面了解京兆韦氏与武周政权的关系，就要深入了解韦氏家族在武周政权时兴盛的原因：
　　1．唐朝初期山东门阀士族的衰落。入唐以后，主要剩有两大士族集团：山东士族和关陇贵族，而西晋末年形成的江南“侨姓”士族在隋和唐初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衰落互关陇贵族的附庸。而山东士族因为农民起义的不断打击和朝代的变换，加之隋初政权把九品中正制、士族地主世袭做官和世代控制地方行政等特权的废除也使其随之逐渐衰落。尤其是在唐初地位迅速下降，这一点从唐太宗更改《氏族志》就可明显体现。《氏族志》共分为九等，其中“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90]，而山东士族被降级的原因是“太宗疾山东士人自矜门第，婚姻多责资财”[91]。且在此之前，唐太宗就曾流露过贬低山东士族的态度，“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92]。由此可见，山东士族集团在唐初时就受到了打击，且因太宗祟尚关陇门阀的观点，关陇贵族集团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明显提高，并在此时关陇贵族的地位明显尊于山东郡姓集团。京兆韦氏家族作为关陇军事贵族集团的“首席”而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地位也得到提升和尊崇。综上所述，这是京兆韦氏家族在武周政权时期兴盛的外因之一。
　　2．武则天对关陇集团其他贵族的打击。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高宗立为皇后，显庆四年(659)八月顾命大臣之首长孙无忌被贬，“自是政归中宫矣”[93]。武则天利用唐高宗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的机会，施行了一系列打击世族地主势力的措施。
　　首先，《姓氏录》的最后撰定顺序为：
　　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94]
　　其目的是将世族、士大夫同庶族寒门一并录进，以改变原来按门第出身排列社会声望、政治地位、权力大小的顺序，这样就无形之中再一次地贬低了士族大家的地位。
　　二是在施行《姓氏录》的同时，下诏将贞观年间的《氏族志》没收焚毁，这就是将太宗时有意提拔起来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地位给予打击，也是给反对寒门庶族录入《姓氏录》的世家大族的一个警告。
　　三者，在太宗打击山东士族的基础上，武则天对太宗时期的大臣新贵实施了致命的打击，诸如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瑷、来济、于志宁、裴炎、程务挺[95]等，或遭杀戮，或遭贬逐。以贵族集团来说，这些被诛杀的大臣多数来自于关陇贵族和“代北”贵族集团。而韦氏家族的主要成员因为当初并没有参与反对“立武”的事件，从而没有受到武后的深度打击。并且在高宗朝时韦氏家族没有成员任相，所以武则天对其家族的结缔并不深，也就是说可以放心起用韦氏家族的成员。
　　3．武则天掌权后不断地遭到李唐宗室极力反对，即使其本人虽与李唐宗室有血缘关系，但为夺取皇权、巩固皇权，不惜打压李唐宗室，抬高武氏。但是在皇权地位巩固之后，武则天立即采取调和政策，有限制地起用李唐宗室，因此在武后的推动下，一直到玄宗末期，唐朝形成了李武为主、韦杨为辅的政权格局。但此时，武氏的本门子嗣和隋朝杨氏后裔、以及武则天的外家杨氏却少有经世之才，虽然多次被破格任用，但都时间较短，难堪大任。例如武承嗣四次入相，分别是光宅元年(684)、垂拱元年(685)、永昌元年(689)和神功元年(679)，但四次任相时间都十分短暂，长则三年，短则几日，可见其才学平平；武攸宁共三次入相，分别是天授元年(691)一月十日至二年(692)八月十日、天授二年(692)九月二十六日至长寿元年(693)八月十六日、圣历元年(698)九月七日至二年(700)一月四日，短则两月，最长也不到一年。杨氏入相的两个人杨执柔、杨再思，重复入相次数多，任相时间短。因此对于那些支持武氏、确有才干的士族，武则天便会予以奖励，授以重用。韦氏家族便在此间脱颖而出。
　　4．从韦氏家族在武周政权中兴盛的内因来说，家族地位是很重要的原因。一方面，韦氏家族为“三辅冠族”，关陇贵族的首席，武则天若与其联手，也就可以安抚关陇贵族在政权更迭时期所受的委屈。另一方面，武周时期兴盛的韦氏家族按照社会地位总共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隋、唐初这一时期已经繁盛的郧公房和逍遥公房，二是在武则天时期迅速崛起的小逍遥公房。郧公房和逍遥公房在武则天打击士族、抬高寒门庶族的大环境下没有迅速衰落，反而保持辉煌的原因有：一、这两个房支的成员并没有参与反对武氏掌权的政治斗争中，或者说他们并不是主要核心人员。二、这两个房支的成员，在政治上倾向于武后，并在高宗早期时就有所作为，其中尤以韦待价为著。而韦思谦的先祖，在隋朝、唐初年间任职也只到县令一级，虽然本出京兆大族，祖上徙居襄阳之后更徙郑州阳武(今河南原阳)。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小逍遥公房不能算是世家大族，可以算是一个“士庶”，这正符合武则天奖拔官员的一个条件。在武周一朝宰相中，士族出身占当时宰相总数的38.7％；庶族出身占46.7％，而“士庶”占15.6％，共10人。可见“士庶”这一阶层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5．正如第二部分所讲，京兆韦氏在这一时期兴盛的另一个内因，与其家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前文所述，三国魏晋时，韦氏家族就正式定型为士族，并且成为了凭籍世业世传(也就是两汉经学世家)的士族。在此之后，京兆韦氏虽然为了生存，在北朝时曾崇尚武功，如韦孝宽、韦待价等人，但家学还是这个家族的传承之本。尤其是在科举这一方面，韦氏家族宁可放弃祖荫，也要让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来获得更快的晋升之路。而武则天为了抑制士族，奖拔庶族，在任用宰相乃至管理方面的表现恰恰是科举多于祖荫，并且其十分重视科举。再者韦氏成员的能力是重要的方面，比如韦承庆善于写作、韦待价军事才能出众、韦叔夏通晓礼仪典制、韦述为史学奇才等等。这些都是统治者欣赏的才能，所以韦氏家族能在武周政权时兴盛且不衰。
　　由此，韦氏家族成员得以在武周政权中受到重视，其大部分成员被委以重任，且以四五品官员居多。而且武则天也十分信任和重用他们，除破格提拔韦承庆和韦嗣立为宰相，还在政治斗争中庇护他们，意在拉拢以京兆韦氏为首的关陇望族。在婚姻上，据史记载韦氏家族在这一时期有二女嫁为武则天的儿媳妇，分别是睿宗妃和韦后。这些本文前两部分都有过详细描述。
　　但是，无论一个家族在一段时期内多么辉煌强大，随着中古时期中央集权的逐步增强和科举考试逐步推广，世家大族的地位也逐步下降，而他们的政治权势和地位也随之成为了统治者中央集权化的一个绊脚石，即使这个家族曾受到当朝统治者的重视。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说：
　　魏、晋以来，政治意识堕落，政府变成私家权势之争夺场，于是君、相不相辅而相制。权臣篡窃，即剥夺相权，归之私属。然君臣猜忌无已，私属所居，驯为要位，又不得不别用私属以为防。就其时之王室言，则削去相位，似乎便于专制；就其时之士族言，则各成门第，亦复亦近封建。结果王室亦仅等一私家，政府解体，君权、相权均不存在。[96]
　　然而入唐以后，政治意识逐渐转向清明，政府行政也逐渐走向正轨，于是君臣相的关系形态也逐渐有了变化，“君、相仍为相辅而治，而非相克成敌”[97]。
　　同样这句话也反映了京兆韦氏家族与武周政权的关系，他们并非是完全依赖于对方和完全的相克成敌，而是相互辅佐和相互牵制的关系。
　　虽然武则天在一些方面维护韦氏家族的利益，但是，当韦氏家族成员触及到其根本利益的时候，武则天便实行了雷厉风行的黜陟政策。据《资治通鉴》载：“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98]
　　例如韦方质，虽然他在与武氏三兄弟的斗争上幸存了下来，但是最终因为反对武氏集团篡夺李唐江山，而被放逐儋州，最终惨死于儋州。又如韦待价，本为武官出身却身处文职宰相，其多次要求辞去相位，武则天都推辞不予。可在韦待价任相4年之后因为征讨吐蕃的军事行动失败，而被革职流放于绣州(治今广西桂平县)。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一族，嗣圣元年(684)中宗即位后打算建立一支自己的力量与武则天抗衡，于是开始提拔外戚，他首先把韦玄贞从一名蜀地小吏一跃为豫州刺史，还想任命韦玄贞为侍中，并还对反对的大臣发怒说：“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99]于是，武则天以此为理由废中宗为庐陵王，韦玄贞也因此被流放至钦州，不久便辞世，妻子崔氏也被杀。四个儿子韦洵、韦浩、韦浻和韦泚全部死于容州(治今广西北流市)，作为长女的韦后也随中宗在房州(治今湖北房县)度过了长达14年(683—698)的艰苦生活。可见一旦有人阻碍了武则天掌权的道路，即使他是她再亲近的人也会被黜陟，就连深被重用的韦氏家族成员也难逃她的这一准则。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古时期的君权与相权是相辅而治的。武周政权的统治者武则天与韦氏家族的关系亦是如此，武则天需要与京兆韦氏家族联手以获得曾被她打压的关陇贵族的支持，而韦氏家族也需要依靠武则天来稳固“三辅冠族”的地位，从而在唐代初期的政治舞台上继续活跃下去，但是武则天作为一名统治者还需要加强中央的权利来打压士族，这就出现了一批酷吏，例如周兴等。
　　注释
　　[1](唐)魏徵等撰：《隋书》卷47《韦世康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267页。
　　[2]《隋书》卷47《韦世康传》，第1279页。
　　[3]这里指《隋书》等正史。
　　[4]其他姓氏分别为：博陵安平崔氏、清河崔氏、赵郡平棘李氏、陇西狄道李氏、太原晋阳王氏、范阳涿县卢氏、京兆杜陵杜氏、渤海蓨县高氏、河东闻喜裴氏、彭城刘氏、河东解县柳氏、河东汾阴薛氏。
　　[5]毛汉光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2《韦述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185页。
　　[7]自汉至唐，京兆为历代常设之建制。韦氏家族之居住地杜陵，紧邻长安，历来为京兆所辖之地，故以“京兆”为其郡望，中古时期多称其为京兆韦氏，在部分载籍中也以“三辅”或“杜陵”称之。而在这里所提到的“京兆韦氏”只是京兆韦氏家族九大公房之一房，即京兆韦氏家族之京兆房。在本文中经常使用的“京兆韦氏”或“韦氏家族”的术语，所指仍是京兆韦氏家族。
　　[8]《郑故大将军虞公之铭》，见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明〇〇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9]参见王伟著：《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10](明)王夫之撰：《读通鉴论》第24卷德宗条，中华书局1975年，第1977页。
　　[11](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182页。
　　[12]在唐代前期，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为法定宰相。
　　[13]参见王建国：《唐代韦杜家族宰相综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7期，第64页。
　　[14]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列16人为宰相，表后统计则曰14人，漏计了韦安石与韦承庆2人。又唐宣宗时，韦琮曾官至宰相，为《宰相世系表》所缺。故韦氏家族在唐代实际入相者应为17人。
　　[15][16]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33页。
　　[17]“五服”原本是指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后来，五服也指代五辈人从高祖开始，高祖、曾祖、祖父、父、自己，凡是血缘关系在这五代之内的都是亲戚，即同出一个高祖的人都是亲戚，从高祖到自己是五代，就成为五服。五服之后则没有了亲缘关系。
　　[18]《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第2874页。
　　[19][20]《旧唐书》卷77《韦挺传附韦待价传》，第2672页。
　　[21]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吏部为天官，吏部尚书为天官尚书。中宗神龙元年(705)，复原名。
　　[22]即同中书门下三品。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门下省为鸾台。
　　[23]即尚书左仆射。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尚书省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
　　[24]《旧唐书》卷92《韦安石传》，第2955页。
　　[25][27][85][86][87]《旧唐书》卷92《韦安石传》，第2956页。
　　[26]分别为门下侍郎和门下侍中。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门下省为鸾台，门下侍郎为鸾台侍郎，门下侍中为鸾台纳言等。
　　[28]《旧唐书》卷92《韦安石传》，第2964页。
　　[29]《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第2861页。
　　[30]即为宗正卿，会官名改易，改为司属卿。
　　[31][32][58]《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第2865页。
　　[33]即刑部侍郎，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改刑部为秋官，刑部侍郎为秋官侍郎。
　　[34]《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第2869页。
　　[35]《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第84页。
　　[36][37]《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附韦方质传》，第2633页。
　　[38]《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附韦方质传》，第2633—2634页。
　　[39][40][41][42]《旧唐书》卷189下《儒学下·韦叔夏传》，第4964页。
　　[43]孟祥娟著：《隋唐京兆韦氏家族文学论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4月，第52页。
　　[44][45](宋)章定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4《世号郎官家》，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3页。
　　[46][47]《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第1159页。
　　[48]钱穆著：《国史大纲》(全两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修订本，第404页。
　　[49]此数据自王双怀《论武周时期的宰相》，见王双怀：《古史新探》(西部人文讲座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50]士族与庶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其升沉变化，势所必然。魏晋以降，“士庶天隔”，洎乎隋唐，“选无清浊”。有的士族在衰落，有的庶族在上升。这样，在社会上便逐渐出现了一些介于士、庶之间，难定成份的家庭。姑谓之“士庶”。
　　[51]根据两《唐书》本传记载，只可找到两位是以门荫出世，韦方质与韦弘敏没有记载其入仕途径。
　　[52](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641《条制第三》，中华书局1982年，第7684页。
　　[53](宋)王谠撰、(清)李锡龄辑：《唐语林》卷8《补遗》，中华书局1987年，第117页。
　　[54]王伟著：《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北方论丛》2010年第5期，第73页。
　　[55]梁王即武三思。
　　[56](唐)张说撰：《中书令逍遥公墓志铭》，见《全唐文》卷232，(清)董诰等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2349页。
　　[57]《国史大纲》，第359页。
　　[59]《旧唐书》卷88《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第2863页。
　　[60]《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承庆传》，第2864页。
　　[61]分别出自《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全唐文补遗》第一辑、《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全唐文补遗》第二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7年。
　　[62](唐)韦承庆撰，见《全唐文》卷188，中华书局1983年。
　　[63](唐)韦承庆撰，见《全唐诗》卷46，(清)彭定求等编，中华书局1960年，第557页。
　　[64]参见王伟著：《唐代京兆韦氏与文学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42页。
　　[65]参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2007年。
　　[66]《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琊郡君王氏墓志铭》，参见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9页。
　　[67]《旧唐书》卷102《韦述传》校刊记，第3185页。
　　[68][69]《旧唐书》卷102《韦述传》校刊记，第3183页。
　　[70]《旧唐书》卷102《韦述传》校刊记，第3184页。
　　[71]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72]《新唐书》卷122《韦安石传》，第4353页。
　　[73](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卷5《文德郭皇后》，中华书局1962年，第165页。
　　[74]杜甫《赠韦七赞善》：乡里衣冠不乏贤，杜陵韦曲未央前。尔家最近魁三象，时论同归尺五天。北走关山开雨雪，南游花柳塞云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虾菜忘归范蠡船。见(唐)杜甫撰，王学泰校点：《杜工部集》卷18《近体诗五十七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83页。
　　[75]据《新唐书·柳冲传》中记载：“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76]《大周故纳言博昌县开国男韦府君夫人琅琊郡君王氏墓志铭》，见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9页。
　　[77]见李献奇：《武周尔朱及夫人韦氏墓志考释》附录，《中原文物》1998年第4期，第86页。
　　[79](唐)杜佑撰：《杜城郊居王处士凿山引泉记》，见《全唐文》卷477，中华书局1983年，第4878—4879页。
　　[80](唐)王维撰：《王右丞集笺注》卷19《暮春太师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燕集序》，上海古藉出版社1961年，第339页。
　　[81]东山宴饮为韦嗣立拜相及由小逍遥公房转籍韦后之驸马房后，唐中宗率群臣宴饮其东山别业之盛会。
　　[82](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卷209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十二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638年。
　　[83]《旧唐书》卷92《韦安石传附韦陟传》，第2959页。
　　[84][89]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33页。另见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1页。
　　[88]《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附韦嗣立传》，第2865-2866页。
　　[90]《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正月条，第6136页。
　　[91]《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十月条，第6318页。
　　[92]《旧唐书》卷78《张行成传》，第2703页。
　　[93]《资治通鉴》卷200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十月条，第6317页。
　　[94](宋)王溥撰：《唐会要》卷36《氏族》，中华书局1955年，第664—665页。
　　[95]魏明孔：《<氏族志>与<姓氏录>比较刍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3期，第100页。
　　[96]《国史大纲》(上册)，第393页。
　　[97]《国史大纲》(上册)，第394页。
　　[98]《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元年(692)一月条，第6478页。
　　[99]《资治通鉴》卷203则天皇后光宅元年(684)正月条，第6417页。
　　(王昊斐，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