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郭元振(656—713)是唐代一位颇负盛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历仕武则天、唐中宗、睿宗和玄宗四朝。任职期间，文韬武略，建树甚丰，尤其是在治边及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在时人中颇有口碑。本文拟就此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元振名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人(今河北大名北)[1]。史载，他身形伟岸，仪表堂堂[2]，性格豪爽，不拘小节。为人处事大方、仗义[3]，自小就颇有才智且胸怀大志。十八岁时，参加科举，中进士，被任命为通泉(今四川射洪县东南)尉，走上仕途。任职期间，“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4]。曾偷铸私钱，贩卖人口。被武则天召见，亦毫无惧色，慷慨陈词。则天惜其才，破格拔之为右武卫铠曹参军，进奉宸监丞。万岁通天元年(696)，为特使，出使吐蕃。大足元年(701)，迁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神龙二年(706)，任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不久，又任金山道行军大总管。景云二年(711)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未几，转兵部尚书。先天元年(712)，为朔方军大总管。开元元年(713)，以协助玄宗平息皇室内乱而被封为代国公，兼御史大夫，持节为朔方道大总管。后，玄宗于骊山讲武，因军容不整而被治罪，免死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同年，又被起为饶州司马，抑郁病逝途中。开元十年(722)，赠太子少保。从郭元振的履历可以看出，其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两个，一是经营西北边疆，二是协助唐玄宗平息皇室内乱。下面，笔者拟分别予以述评。
　　一 经营边疆
　　唐代高武、中宗、睿宗在位时期，社会经济虽然持续向前发展，但毋容讳言，这一时期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却十分糟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唐与周边少数民族间有记载的战争近30次(见附表)。究其原因，从唐朝政府这方面来说，就是政局不稳，内部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持久的民族政策。当然统治者们争权夺利，自然无暇他顾，其结果，就是减少了对边疆地区的关注，削弱了对边塞的防务。在这种情况下，边疆各民族对唐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民族继续忠实于唐，而另一些则乘机而起，如东突厥和吐蕃。他们自恃已发展壮大，于是破坏了原来与唐的友好关系，经常起兵寻衅，挑起战争。这些战争不仅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而且非常残酷，往往给交战双方都造成重大的人员及财产损失。由于战争通常是由突厥或吐蕃挑起的，加之其游骑性质，更利于进退，所以相对来说，唐政府的损失更为惨重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抵御突厥和吐蕃，如何搞好和周边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就成了摆在唐朝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不幸的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们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确而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在遇到民族问题时，常常“或欲和亲以息民，或欲严设守备，俟公私富实而讨之；或欲亟发兵击之”[5]。这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基本上属于本能反应的行为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整个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时期，民族矛盾一直比较突出。而民族问题的处理，更多的是依靠镇守边疆的大臣自身的能力和经验。也就是说，如果派往边疆的是一位识大局、能力强、有经验的人，那么民族矛盾一般都能较好地被处理，反之，矛盾有时不但得不到解决，而且有可能激化。幸好，郭元振属于前者。
　　1．出使吐蕃，为唐朝政府对付吐蕃出谋划策
　　吐蕃是今藏族的祖先，其君长尊称“赞普”(雄强丈夫)，居住在西藏高原西南部。贞观三年(629)，年仅十二岁的松赞干布即赞普位，他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里，削平了内部叛乱，征服了周围小国，统一了西藏。随后他又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使吐蕃逐渐成为一个奴隶制强国。在松赞干布后，吐蕃多次侵扰唐边境地区，唐与吐蕃因此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龙朔三年(663)，吐蕃灭唐朝属国吐谷浑，占领今青海地区。咸亨元年(670)，吐蕃攻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击龟兹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高宗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副，讨击吐蕃，由于将帅不合，这次出兵，“唐兵大败，死伤略尽”[6]。不久，吐蕃又侵入剑南地区。仪凤元年(676)闰三月，吐蕃攻击鄯、廓、河、芳四州(此四州皆属陇右道，地在今青海乐都化隆及甘肃临夏、迭部一带)，高宗因此不仅停止了拟议中的嵩山封禅，而且任命周王显、相王轮等率兵抵御吐蕃；七月，吐蕃又侵扰叠州(治所在今甘肃迭部县)。仪凤二年(677)五月，吐蕃入寇扶州临河镇(在今四川南坪县境内)，擒获镇将杜孝升。仪凤三年(678)九月，中书令姚河道大总管李敬玄领兵十八万与吐蕃大将论钦陵大战于青海，唐军大败。永隆元年(680)秋，吐蕃又侵扰河源，被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击退。此时的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7]。永淳元年(682)，吐蕃军在论钦陵带领下进扰柘、松、翼等州(今四川黑水、松潘及其东部一带)，不久又入寇河源军。天册万岁元年(695)七月，吐蕃寇临洮(治所在今甘肃岷县)，则天以王孝杰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帅兵讨之。万岁通天元年(696)三月，唐军与论钦陵赞婆大战于素罗汗山(今甘肃临潭一代)，唐军败，元气大伤。因此，当时唐王朝深以吐蕃为忧。这一年的九月，吐蕃遣使前来请求和亲，武则天于是派时为右武卫胄曹参军的郭元振出使吐蕃，察看事宜。在此过程中，吐蕃论钦陵提出罢安西四镇唐兵，分十姓突厥之地等条件。对于论钦陵的无理要求，郭元振质问：“四镇、十姓与吐蕃种类本殊，今请罢唐兵，岂非有兼并之志乎?”钦陵回答说：“吐蕃苟贪土地，欲为边患，则东侵甘、凉，岂肯规利于万里之外邪!”[8]由于双方意见不一，谈判未果。于是，吐蕃又遣使随郭元振入朝请之。
　　武则天召集群臣商议，但大臣们都犹疑不定。郭元振深知钦陵的话只不过是托词，掩人耳目，蒙蔽视听而已。于是上疏道：
　　臣闻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国家难消息者，唯吐蕃与默啜耳。今吐蕃请和，默啜受命，是将大利于中国也。若图之不审，则害必随之。今钦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镇兵，此诚动静之机，不可轻举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边患之起，必甚于前。若以镇不可拔，兵不可抽，则宜为计以缓之，藉事以诱之，使彼和望未绝，则其恶意亦不得顿生。且四镇之患远，甘、凉之患近，取舍之计，实宜深图。今国之外患者，十姓、四镇是也；内患者，甘、凉、瓜、肃是也。关、陇之人，久卒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脱甘、凉有不虞，岂堪广调发耶?夫善为国者，当先料内以弟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夷夏晏安，升平可保。如钦陵云：“四镇诸部接界，惧汉侵窃，故有是请”，此则吐蕃所要者。然青海、吐浑密迩兰、鄯，比为汉患，实在兹辈，斯亦国家之要者。今宜报钦陵云：“国家非吝四镇，本置此以扼蕃国之要，分蕃国之力，使不得并兵东侵。今委之于蕃，力强易为东扰。必实无东侵意，则还汉吐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还吐蕃。”如此，则足塞钦陵之口，而事未全绝也。如钦陵小有乖，则曲在彼矣。又西边诸国，款附岁久，论其情义，岂可与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审其情实，遥有分裂，亦恐伤彼诸国之意，非制驭之长算也。[9]
　　此建议，充分显示了郭元振过人的聪明才智，也显示了他看待问题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这个建议，既给了吐蕃主动放弃原来要求的体面台阶，又不会伤害十姓的感情，可谓一举两得。武则天接受了郭元振的建议，遂使吐蕃企图侵占西域的幻想落空。郭元振又上言说：
　　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愿早和。其大将论钦陵欲分四镇境，统兵专制，故不欲归款。若国家每岁发和亲使，而钦陵常不从命，则彼蕃之人怨钦陵日深，望国恩日甚，设欲广举丑徒，固亦难矣。斯亦离间之渐，必可使其上下俱怀情阻。[10]
　　武则天颇以为是。后来，郭元振的话果然得到应验。圣历二年(699)四月，年岁渐长的吐蕃赞普器弩悉不满论钦陵兄弟居中专权用事，于是趁钦陵外出之际，召集兵马执杀钦陵亲党二千多人，又率兵讨伐钦陵，钦陵兵溃自杀。钦陵之弟赞婆等无路可走，遂率部降唐。武则天闻讯后，诏令左武卫铠曹参军(官名，正八品下。掌戎杖器械及公廨兴造决罚之事)郭元振与河源军大使夫蒙令卿率骑兵迎接，封赞婆为特进、归德王。
　　不得不说，年仅三十且官职低微的郭元振有着与其年龄和职位不相称的洞察力。在对待吐蕃问题上，他基本是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认为，要解除吐蕃的威胁，那就要除掉“皆有勇略”[11]的吐蕃大将论钦陵兄弟，所以他上书施计离间。我们暂且不管他所献之计是不是最好的，但就实际效果来看，却是不错的。
　　久视元年(700)闰七月，吐蕃赞普亲率大军出征。他驻兵河州(治袍罕，今甘肃临夏)为援，令大将麴莽布支率数万兵马进攻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并围昌松(今甘肃武威东南)。唐军在陇右诸军大使唐休璟指挥下，双方激战于港源谷，唐军六战六捷，大获全胜。郭元振因“参预其谋”[12]，以功拜主客郎中(官名，属礼部。从五品上，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
　　2．经略凉州
　　汉唐以来，凉州(治所姑臧，今甘肃武威)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而成为河西的中心和西北战略要地，历代中原王朝都很重视对河西的经营、开发和管理，唐王朝也不例外。建国后，先后在凉州建立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机构以巩固其中心地位。唐太宗李世民亦曾担任过凉州总管。因河西走廊的得失对唐都长安有着重要影响，所以唐代河西节度使是当时设立的10个节度使和经略使中最大者之一。此外，唐朝建立后，与西北边境少数民族(主要是突厥和吐蕃)的战争，也多数都是围绕凉州或以凉州为基地进行的。凉州对唐政府经略大西北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唐王朝一直把一些才华、能力出众的文臣武将任命为凉州的军事行政长官。郭元振是其中之一。
　　大足元年(701)，郭元振被任命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由于凉州西通安西四镇，北抵东突厥，南临吐蕃，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时有发生。特别突厥和吐蕃自恃强女，常常侵扰，因此，凉州的百姓备受兵燹之苦。郭元振上任后，认真分析形势，积极制定对策。他主要从两方面入手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加强凉州防务。针对凉州缺乏防务纵深的现状，他在凉州城南部边境硖口构筑了和戎城(今甘肃古浪县)，以对付吐蕃。又在北边的沙漠中设置白亭军(军镇名，在今甘肃民勤县北境)，以防御东突厥。这些举措的采取，不但开拓凉州州境1500多里，而且基本上控制了一些军事要道，这样，吐蕃和突厥要想入侵，就不至于一下子就兵临城下了，唐军也可以凭险据守。其次，发展凉州地区农业生产。郭元振到凉州后，即令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刺史李汉通选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地区实行屯田，种植稻粟作为战备储粮。另外，还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推广桑蚕养殖等。此前，由于食粮欠缺，凉州斛栗动辄售价数千钱，而自李汉通开启屯田后，连年丰收，一匹细绢就可以换到数十斛粮，积存的军粮可以供数十年之用。武周时期之所以能够取得平定契丹叛乱等军事胜利，与此不无关系。
　　郭元振治理凉州五年，对凉州地区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不仅拓地千里，而且谷物充盈，“牛羊被野”、“路不拾遗”。加上郭元振风神伟壮，善于抚御，令行禁止，以至“夷夏畏慕”，“河西诸郡置生祠，揭碑颂德”[13]。经济是军事的后盾，凉州军富民强，吐蕃和东突厥都不敢加兵于凉州。
　　3．镇守安西
　　神龙二年(706)，郭元振迁任右骁卫将军，兼任安西大都护。安西大都护管辖的地域更广阔，除了疏勒、于闻、龟兹、碎叶四镇和西突厥十姓之地外，还包括西域十六附属国。而且这里民族众多，处地偏远，情况复杂，同时东突厥和吐蕃都有觊觎此地之心。所以，安西都护，任重道远。
　　郭元振初到安西时，西突厥突骑施首领乌质勒部落比较强盛，他们表示愿意与唐朝通好。十二月，唐中宗派郭元振赴突骑施牙帐商议有关事宜。当时天降大雪，郭元振立于帐外，与乌质勒会谈。天寒地冻，郭元振足不移地，而乌质勒因年老体弱，不胜严寒，会谈结束后竟被冻死。其子娑葛以为郭元振是故意害死自己的父亲，所以准备起兵攻打唐军。面对这种情况，副使、御史中丞解琬劝郭元振连夜逃走。但元振却说：“吾以诚信待人，何所疑惧，且深在寇庭，遁将安适?”遂安卧帐中。第二天，他“亲入虏帐，哭之甚哀，行吊赠之礼”[14]。娑葛终被郭元振的真诚所感动，与唐军和好如初，并遣使进贡马5000匹、骆驼200头、牛羊10余万头。二十八日，中宗册娑葛袭爵嗢鹿州(今新疆伊宁市西伊犁河附近)都督、怀德王。郭元振亦因功被授金山道行军大总管。
　　景龙二年(708)，娑葛与其父乌质勒时的部将阿史那阙啜忠节不和，多次发生武装冲突。阙啜忠节由于兵少将微，渐不能支。郭元振遂奏请将阙啜忠节召入京师宿卫，移其部落于瓜(治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锁阳城)、沙(治敦煌，今甘肃敦煌西)等州，此举得到中宗应允。阙啜忠节奉命率部东撤，行至播仙城(今新疆且末西南)时，不期与唐西域经略使、右威卫将军周以悌相遇。周以悌对阙啜忠节说：
　　国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统摄部落，下有兵众故也。今轻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谁复喜见?非唯官资难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纪处讷，并专权用事，何不厚贶二公，请留不行。仍发安西兵并引吐藩以击娑葛，求阿史那献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西域古国，在今塔吉免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征甲马以助军用。既得报仇，又得存其部落。如此，与入朝受制于人，岂复同也![15]
　　阙啜忠节以为言之有理，听从了周以悌的建议。遂遣使厚贿宗楚客、纪处讷，请求唐廷出兵攻打娑葛。郭元振听到这个消息后，当即上疏，极力劝阻：
　　往者吐蕃所争，唯论十姓、四镇，国家不能舍与，所以不得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扰者，不是顾国家和信不来，直是其国中诸豪及泥婆罗门等属国自有携贰。故赞普躬往南征，身殒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疠，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所以屈志，且共汉和，非是本心能忘情于十姓、四镇也。如国力殷足之后，则必争小事，方便绝和，纵其丑徒，来相吞扰，此必然之计也。今忠节乃不论国家大计，直欲为吐蕃作乡导主人，四镇危机，恐从此启。顷缘默啜凭陵，所应处兼四镇兵士，岁久贫羸，其势未能得为忠节经略，非是怜突骑施也。忠节不体国家中外之意，而别求吐蕃，吐蕃得志，忠节则在其掌握，若为复得事汉?往年吐蕃于国非有恩有力，犹欲争十姓、四镇；今若效力树恩之后，或请分于阗、疏勒，不知欲以何理抑之?又其国中诸蛮及婆罗门等国见今携背，忽请汉兵助其除讨，亦不知欲以何词拒之?是以古之贤人，皆不愿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惧后求请无厌，益生中国之事。故臣愚以为用吐蕃之力，实为非便。又请阿史那献者，岂不以献等并可汗子孙，来即可以招胁十姓?但献父元庆、叔仆罗、兄俀子并斛瑟罗及怀道，岂不俱是可汗子孙?往四镇以他匐十姓不安，请册元庆为可汗，竟不能招胁得十姓，却令元庆没贼，四镇尽沦。顷年，忠节请斛瑟罗及怀道俱为可汗，亦不能招胁得十姓，却遣碎叶数年被围，兵士饥馁。又，吐蕃顷年亦册俀子及仆罗并拔布相次为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灭。何则?此等子孙非有惠下之才，恩义素绝，故人心不归，来者既不能招携，唯与四镇却生疮磐，则知册可汗子孙，亦未获招胁十姓之算也。今料献之恩义，又隔远于其父兄，向来既未树立威恩，亦何由即遣人心悬附。若自举兵，力势能取，则可招胁十姓，不必要须得可汗子孙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税甲税马以充军用者，但往年虔瓘已曾与忠节擅入拔汗那税甲税马，臣在疏勒其访，不闻得一甲入军，拔汗那胡不胜侵扰，南勾吐蕃，即将俀子重扰四镇。又虔瓘往入之际，拔汗那四面无贼可勾，恣意侵吞，如独行无人之境，犹引俀子为蔽。今此有娑葛强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请相救。胡人则内坚城垒，突厥则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内外受敌，自陷危道，徒与贼结隙，令四镇不安。臣愚揣之。亦为非计。[16]
　　在奏疏中郭元振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如果将吐蕃引入西域，必致后患无穷，而阙啜忠节所求立的阿史那献同他的父兄阿史那元庆、阿史那斛瑟罗一样，都无过人之才。但由于其时宰相宗楚客等当朝用事，且已受了阙啜的贿赂，所以，郭元振疏奏不纳。
　　此年十一月，唐廷遣御史中丞冯嘉宾持节安抚阙啜忠节，侍御史吕守素处置四镇。任命将军牛师奖为安西副都护，发甘、凉以西各州之兵，并征吐蕃兵进击娑葛。当时娑葛所遣向唐献马的使者娑腊正在长安，闻讯后立即驰回碎叶，通报娑葛。娑葛即自立为可汗，又发精骑两万，在其弟遮弩等统领下，以五千骑攻安西，五千骑攻拨换(今新疆阿克苏)，五千骑攻焉耆，五千骑攻疏勒，分四路对西域唐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娑葛兵势甚盛，郭元振屯兵疏勒，设栅于疏勒赤河(今克孜勒河)河口，不敢出击。阙啜忠节率本部兵马在计舒河口(位于今新疆库车东南)迎接安抚大使冯嘉宾，娑葛派兵偷袭，生擒阙啜忠节，杀冯嘉宾。侍御史吕守素亦在僻城(今新疆库车附近)被擒，缚于驿柱而死。不久，安西副都护牛师奖所率甘、凉诸州兵也到了，与娑葛战于火烧城(今新疆库车东南)，唐军大败，牛师奖全军覆没。娑葛乘胜攻陷安西，断四镇路，安西的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娑葛遣使上表，请求唐廷处死宗楚客和纪处讷。但宗、纪二人依仗韦后之势，又奏请以周以悌代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征郭元振入朝以伺机陷之。并以阿史那献为西突厥十姓可汗，派军进驻焉耆，讨伐娑葛。
　　娑葛在唐军将要抵达焉耆时，上书安西大都护郭元振：“与汉本来无恶，只仇于阙啜。而宗尚书取阙啜金，枉拟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次而来，奴等岂坐受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乱军州，恐未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17]书中揭露了宗楚客和纪处讷接受阙啜忠节贿赂的罪恶，希望郭元振设法阻止唐军。郭元振对娑葛的处境也非常同情，知其是迫不得已，遂将事情俱实上报朝廷。这使宗楚客等大为恼怒，竟诬陷郭元振“有异图”，令其回京治罪。郭元振知道回京肯定凶多吉少，只好称“西土未宁，事资安抚”，暂不能回京。然后让儿子郭鸿携带娑葛书信走小路入京，通过太平公主上奏唐中宗，最终扭转了朝议。事后，引发此事的周以悌被流放白州(治今广西博白)，郭元振再次被任命为安西大都护，娑葛也被赦罪。不久，咽面、葛逻禄，车鼻施和弓月四姓部落又归附娑葛，娑葛自立为贺腊毗伽十四姓可汗。景龙三年(709)七月，娑葛遣使降唐，唐中宗册拜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赐名守忠。
　　西域能在短暂的时间里重新安定下来，郭元振居功至伟，可以说，如果没有郭元振在其中力挽狂澜，安西部护府恐怕已不复存在了。郭元振在安西五年，通过采取各种措施，比较好地加强了唐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完整。
　　景云元年(710)六月二十日，临淄王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一举诛灭韦后集团。宗楚客等因是韦氏党羽，也被诛杀。二十四日，相王李旦即皇帝位。由于郭元振在治军和理政上均有大才，因此深得睿宗李旦的赏识，被征拜为太仆卿，加银青光禄大夫。郭元振离任时，安西各部族的酋长掩面哭送，依依不合。从各部族首领及当地百姓的感情之中，足可以看出郭元振治理西部边疆诸事的成功之处。
　　民族问题历来都是最微妙、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处理好坏，事关全局。但郭元振治边十多年，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于他能审时度势，清楚认识问题的关键所在，并以此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在长期与边疆各民族接触的过程中，郭元振取得这样几点认识。第一，他认为“国家所患，唯吐蕃与默啜(东突厥可汗名)耳”[18]。这样，他就把主要矛盾找到了。第二，他认为，“善为国者，先料内以敌外，不贪外以害内，然后安平可保”[19]。这是告诫当朝者不要无故兴兵侵扰别的民族。第三，安西四镇对国家的安全和完整十分重要，“四镇本扼诸蕃走集”，四镇如果失守，则西域道绝，甘、凉诸地也就大受威胁了。第四，他认为当时各民族与唐已经建立了牢固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联系，“四镇久附”，即使是吐蕃百姓也“咸愿和解”，这是应该珍惜的。以上这些认识，总的来说，基本上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有了正确的认识，就有了正确的行动指南。所以，郭元振在凉州和安西时，以国家大局和边疆安定为重，能较正确地对待各民族，恰当地处理各民族间的纠纷。那么，郭元振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有什么独到之处呢?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
　　第一，理解和信任。
　　久视元年(700)，青海吐谷浑部落酋长宣超(《旧唐书》作赵)，率该民族到凉、甘、瓜、沙等州请求内附。怎样处置吐谷浑部落呢?朝廷内部意见分歧很大。以宰相张锡和右武卫大将军唐休璟等大臣为首，主张把宣超(赵)的部族拆开，分散到秦、陇、丰、灵等地安置，其目的是“令不得畔(叛)去”。这显然是对吐谷浑部族的不信任。如果付诸实施，吐谷浑再次叛去不是没有可能。所以，郭元振力排众议。他上书朝廷，主张“宜当循其情，为之制也。当甘、肃、瓜、沙降者，即其所置之，因所投而居，情易安……顺其情，分其势，不扰于人”[20]。也就是说，应当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内附的诚意，不要硬性把他们分散，迁往内地，这样他们就会安心，也就不会产生异心了。朝廷考虑后接受了郭元振的建议。果然，吐谷浑部落在凉州境内安居了下来，以后也没有发生叛去的事件。
　　由此可见，“顺其情，分其势”是当时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思想和方法，这样既可以争取戎狄之心，使其安居乐业，又可以完全“羁縻戎狄”[21]。“这一思想比单纯的‘全其部落……又不离土俗’[22]，或简单地‘责令渐去边隅，使居内地’[23]，或粗暴地将其逐出塞外的思想都要实际和完善”[24]。
　　第二，诚恳和尊重。
　　神龙二年，郭元振就任安西大都护。安西大都护是二品高官，权力大，地位高。按理，安西大都护到任，所辖各部落酋长、小国之君，是应该郊迎面谒的。但郭元振却不以此自居。他到达安西后，立即亲往西突厥的一个强大部落突骑施索葛莫贺部，主动“即牙帐”拜谒其酋长乌质勒，并同他商讨大事。这不仅表现了郭元振谦逊豁达的政治家风度，而且更体现了他对边疆少数部族的尊重。虽然后来乌质勒因年迈不胜寒而被冻死，其子娑葛误以为是郭元振设计害死了自己的父亲而欲领兵攻打，但郭元振自知问心无愧，故坦然自若。第二天，他亲往吊祭，并一连多日帮助娑葛操办丧事。郭元振这种光明磊落、以诚相待的行为，渐渐消除了娑葛的猜疑和怨恨。不久，郭元振又奏请朝廷，以娑葛袭其父职温鹿州都督、怀德郡王，这更使娑葛深为感动。于是娑葛遣使献物，以示对朝廷的忠诚。
　　历史上，凡派驻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官员，大都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往往以征服者自居，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其结果就是激化民族间的矛盾，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远的不说，即以郭元振的后继者杜暹为例。开元十四年(726)，杜暹为安西都护，突骑施苏禄可汗之妻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马千匹到安西去卖。使者向杜暹宣公主告谕，“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于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马经雪死尽”[25]。这种骄横的行为，当然激怒了突骑施可汗苏禄。于是苏禄发兵包围了安西四镇，将四镇所蓄积的大量人畜一掠而尽。亏杜暹此时已经回朝，才免过一劫。
　　第三、实事求是并适当让步。
　　自高宗显庆年间苏定方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可汗后，西突厥十姓已经散离，阿史那氏贵族也已衰落，谁也不再承认其世袭地位。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谁只要有号召力，能招集散离的部落并得到他们的拥戴，谁就可以自称可汗。可是唐廷无视这个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任命阿史那子孙为可汗。垂拱元年(685)，武则天以兴昔亡可汗之子元庆袭可汗，押五咄陆部落；二年，又以继往绝可汗之子解瑟罗袭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长安二年(702)，再册元庆之子阿史那献为可汗；四年，又册解瑟罗之子阿史那怀道为十姓可汗。景龙二年(708)，中宗以阿史那献为十姓可汗。那么其结果如何呢?正如郭元振在奏疏中所说的，这些可汗子孙无才无德，与其部族也无恩义，人心不归。而与之相反，解瑟罗的隶属莫贺达干乌质勒，不像解瑟罗那样“用刑残酷，诸部不服”[26]，而是“能抚下，有威信，诸胡顺附，帐落寝盛……尽并解瑟罗地”[27]。可是当时朝廷并不任命乌质勒为可汗，而仅封他为怀德郡王。朝廷既不考虑解瑟罗等是否有能力抚御十姓，也不了解他们是否得到西突厥十姓各部族的拥护，完全不符合当时西突厥的实际情况，所以十姓各部不予接受。郭元振根据实情，希望朝廷在册命西突厥可汗时，“不必要须可汗子孙”，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一些适当的让步和缓和，承认西突厥各部落所拥戴的人为可汗。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朝廷才不得不承认郭元振看法的正确性，同意了他的建议，认可了乌质勒之子娑葛在西突厥的地位，册其为十四姓可汗，才使“西土遂定”[28]。
　　第四，公平处理部族纷争。
　　郭元振镇守安西，对于西突厥部落间的纠纷，他能以大局为重，站在公允的立场上，帮助双方消除分歧，处置合情合理。如上文提到的突骑施乌质勒部将阙啜忠节事件。乌质勒死后，其子娑葛代为统众，而阙啜却不服娑葛的领导，要求阿史那献回来作可汗。对此，郭元振从稳定整个安西地区局势出发，建议朝廷将娑葛和阙啜两人分开安置，召阙啜入朝宿卫。这一建议，阙啜也表示了同意。如果不是后来周以悌等从中作梗，这场纷争本来就可以圆满解决了。当然，此后发生的事，不是郭元振可以控制的。
　　由于郭元振在一系列民族问题上处理的成功，因此赢得了从凉州至安西各民族人民的尊重和爱戴。景云二年，郭元振任满奉命还朝时，“安西士庶，诸蕃酋长，号哭数百里，或剺面截耳，抗表请留，因绐
　　之而后即路。其至玉门关也，去凉州八百里，河西诸州百姓蕃部落，闻公之至，贫者携壶浆，富者设供帐，联绵七百里不绝。公旌节下玉门关，百姓望之，宛转叫呼，声动岩谷，自朝至暮，传呼至凉州。凉州城中男女在衢路，并歌舞出城，咸言我父至矣。”[29]一个镇边的汉族大臣奉命还朝，沿途能受到各族人民如此隆重的发自内心的不舍和欢送，这实在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也是对他工作的最好评价。
　　二 协助剪除太平公主集团
　　太平公主(约667—713)在唐史上非常有名。她是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女儿，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的妹妹，还是玄宗李隆基的姑姑，特殊的身份使她在当时贵极一时。睿宗在位，她更是“权倾人主”[30]。史载，“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所言皆听。荐人或骤历清职，或至南北衙将相，权移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臣就第议其可否”[31]。唐玄宗即位以后，太平公主仍手握大权，“宰臣七人，五出其门。文武之臣，太半附之”[32]。此外，她还控制了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等将领，掌握了部分军权。她企图驾空唐玄宗，进而达到称帝的目的。对此，李隆基心知肚明，如鲠在喉，常思除之。
　　开元元年(713)，经过一番准备后，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决定在七月四日起事。但还未等动手，即被宰相魏知古所侦知，魏知古立即向唐玄宗作了汇报。唐玄宗觉得事情紧急，立即与其弟岐王范、薛王业以及身为宰相的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密议对策。最后众人一致决定提前动手，先发制人。七月三日，唐玄宗令王毛仲领闲厩马及兵士300余人，从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常元楷和李慈，斩之，并在内客省捕杀了散骑常侍贾膺福和中书舍人李猷，在朝堂捕杀了宰相萧至忠和岑羲。窦怀贞闻讯，逃入沟中自缢而死。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后出来自首，被赐死于家。当时在诛杀窦怀贞的过程中，宫中大乱，太上皇睿宗闻得风声，登上承天门察看。忽听说有兵士杀过来，不知所以的睿宗吓得要跳楼，而其时其他宰相都惶恐不安，力求自保，早四散而逃，唯有郭元振赶过来保护太上皇。他亲自搀扶睿宗并安慰道：“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无他也。”[33]初八日，事平，论功行赏，郭元振进封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赐物一千段。
　　唐玄宗李隆基与太平公主集团的矛盾和斗争虽说是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李隆基最后的胜利及此后的政策还是结束了自武则天晚年以来十余年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稳定局面，为唐王朝走向鼎盛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诛杀太平集团这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因而，协助平乱的郭元振应该也是值得肯定的。
　　此年十月十三日，唐玄宗率文武百官于骊山脚下阅兵讲武。此次阅兵规模巨大，场面壮观，史载，“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34]。玄宗对此事也相当重视，三令过后，他亲自击鼓以鼓舞士气。郭元振此时忽然出班奏事，致使演练中断，“军容不整”。玄宗大怒，令元振跪于军旗下，欲斩之。刘幽求、张说等人极力谏止，说郭元振有大功于社稷，虽有罪不可杀。于是免元振死，流放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时隔不久，起为饶州(治饶州，今江西鄱阳)司马。但不幸的是，在赴任途中，郭元振郁愤而卒，终年58岁。
　　郭元振的为人处事和历史功绩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很高评价。睿宗曾说他“正直齐于宋璟，政理逾于姚崇，其英谋宏亮过之矣”[35]。玄宗褒美他“伟才生代，宏量匡时。经纶文武，今之王佐；出入将相，古之人杰”[36]与他同时代、也是他的好友张说评价他“霜明烈心，玉立贞节。言行忠正，居取俭约，饬体杂于皇王，致君期于尧舜”[37]。诗人杜牧将他与周齐太公、秦王翦、西汉韩信、蜀诸葛亮、晋羊祜、初唐李靖、李勣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人“当此一时，其所出计画，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38]。《旧唐书》作者认为：“郭代公、张燕公解逢掖而登将坛，驱貔虎之师，断獯戎之臂，暨居衡轴，克致隆平，可谓武纬文经，惟申与甫而已”[39]。《新唐书》作者也叹其早死[40]。
　　的确，郭元振最终“怏怏不得志，道病卒”[41]，不得不说是一个悲剧，他本可以继续发挥才智，为李唐江山和黎民百姓作出更大贡献，但自古伴君如伴虎，皇帝的喜怒，决定着臣民的生死，况且新晋皇帝要借机立威，要杀一儆百，而他那时的“出班奏事”也多少显得不合时宜。文兼武备、出将入相的郭元振过早的死去对李唐王朝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但我们也只能对此一声叹息。但话说回来，回想郭元振自安西回朝时，西北各族人民割耳剺面、担壶携浆依依不合的情景，郭元振也该知足了。试想，一个人做官到如此境界，又夫复何求?
　　注释
　　[1]《全唐文》卷233《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称郭元振“本太原阳曲人”。本文从两《唐书·郭元振传》。
　　[2]《新唐书·郭元振传》载：(郭元振)长七尺，美须髯，少有大志。唐代一尺合今约29.5厘米。那么郭元振身长七尺，约相当于今2.065米，对于古人来说，这个身高似不可信，故笔者认为此为虚指，仅言其身材高大。
　　[3]郭元振为人处事大方仗义，从以下几则小事可以看出。其一，郭元振十六岁时，与薛稷、赵彦昭等同为太学生。一次，家里送来学杂费四十万钱，此时刚好有个穿孝服的人来敲门，说自己五世未葬，想借钱办丧事。郭元振不问三七二十一，把钱全部给了他，毫不犹豫，毫不吝惜。对此，薛稷等人大为叹骇。其二，郭元振为通泉尉时，曾偷铸私钱，贩卖人口，但他把非法所得并没有据为已有，而是连同薪水遗赠给了门下宾客。为此，他还被武则天召见过问。以上事例，参见《新唐书·郭元振传》。
　　[4][9][10][12[14][15][16][17][39][41]《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42、3043、3044、3044、3045、3045、3045—3047、3048、3060、3049页。
　　[5][7]《资治通鉴新注》卷202，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712、6722页。
　　[6]《资治通鉴新注》卷201，第6683页。
　　[8]《资治通鉴新注》卷205，第6857页。
　　[11]《资治通鉴新注》卷206，第6893页。
　　[13][18][19]《新唐书》卷122《郭元振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362、4361、4361页。
　　[20]《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传上·吐谷浑传》，第6228页。
　　[21][23]《全唐文》卷205《郭震·上安置降吐谷浑状》，中华书局1983年，第2078页。
　　[22]《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第5162页。
　　[24]崔明德、马晓丽：《隋唐民族关系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9页。
　　[25]《资治通鉴新注》卷213，第7153页。
　　[26]《资治通鉴新注》卷207，第6920页。
　　[27][28]《新唐书》卷215下《突厥下》，第6066、6067页。
　　[29][35][37]《全唐文》卷233《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第2355、2356、2356页。
　　[30]《资治通鉴新注》卷209，第7019页。
　　[31]《旧唐书》卷183《外戚·太平公主》，第4739页。
　　[32][33][34]《资治通鉴新注》卷210，第7054、7056、7059页。
　　[36]《全唐文》卷233《兵部尚书代国公赠少保郭公行状》。
　　[38]《全唐文》卷753《杜牧·注孙子序》，第7808页。
　　[40]《新唐书》卷122《赞曰》：“元报功显节完，一跌未复，世恨其早殁云”。第4366页。
　　(李青峰，乾陵管理处，文博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