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在中国历史上，大唐王朝可谓是个太平盛世，也涌现出了许多贤臣名相。比如贞观时期的“房杜”；开元年间的“姚宋”，不仅在当时名声赫赫，为大唐盛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们的事迹也常被后人津津乐道，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武则天时期的宰相王及善便是其中一例。王及善出身将门之后，为太宗时期左卫大将军王君愕之子，后袭承爵位，官至文昌左相，死后陪葬乾陵。然而这么一位权高位重的大臣却鲜见有学者研究，被后人更多记得的是“驱驴宰相”这个笑柄[1]。历史上的王及善究竟是什么样的?笔者通过墓志材料对传世文献中王及善的生年提出质疑，并对他的生平进行了重新的认识。
　　一 王及善生年考
　　有关王及善的卒年和年龄，新、旧《唐书》中均有详细记载。《旧唐书·王及善传》“圣历二年，拜文昌左相，旬日而薨，年八十二”[2]。《新唐书·王及善传》也记载“卒，年八十二，赠益州大都督，谥曰贞，陪葬乾陵”[3]。从文献中可以得出王及善生于武德元年(618)，死于圣历二年(699)，享年82岁。然而这一“确凿”的证据却与其父母墓志中的记载产生了矛盾。
　　首先，王及善的生年与其父母的结婚年龄相互冲突。从《大唐故幽州都督刑国公王君之墓志铭》“以贞观十九年六月廿二日薨于辽东驻跸之山，春秋五十有一”[4]可推算出王及善的父亲王君愕生于开皇十五年(595)，死于贞观十九年(645)，享年51岁。而根据《唐故赠左卫大将军幽州都督上柱国邢国公王君愕妻义丰县夫人张氏墓志铭》“春秋五十三，以永徽五年三月十五日遘疾，卒于京安众里隆政第……”[5]可推算出王及善的母亲张廉穆生于仁寿二年(602)，死于永徽五年(654)，享年53岁。张氏墓志中记载“年甫廿一，适于王氏”。表明张廉穆与王君愕于622年结婚。而新旧《唐书》中记载王及善生于618年，难道王及善是王君愕前妻所生?这一点在张氏墓志中得到排除，“有子兼尚乘奉御及善……”以及“长子及善、次子及福等，并至孝因心，充穷永慕……”均明确指出王及善为张廉穆的亲生儿子。这样说来王君愕与张廉穆在结婚前四年就已经生下王及善?然而这一种情况在唐代几乎是不可能。况且王君愕贵为名将，应当不会做出未婚先育这种有违常理的事情。
　　其次，王及善袭爵的时间也不合逻辑。《旧唐书》中记载“及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袭爵邢国公”[6]，说明王及善在14岁那年因父亲生前战功而授官袭爵。无论是王君愕墓志或是《新唐书·太宗本纪》[7]都确凿记载王君愕死于贞观十九年(645)，若是王及善真的生于618年，其父死时他已经28岁，怎么可能在14岁那年因父亲战死立功，而被授官朝散大夫并袭邢国公爵位?如此推算，王及善至少应该生于632年之后才能与“及善年十四，以父死王事，授朝散大夫，袭爵邢国公”这条史料相吻合。
　　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被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墓志材料正是“二重证据法”中的地下之新材料，属于原始史料。虽然言辞方面难免溢美不实，但在记录时间地点这种关键信息上还是要比传世文献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所以王君愕和张廉穆的生卒年以及结婚年龄应是相当准确的。《旧唐书·严善思传》记载：圣历二年，荧惑入舆鬼，则天以问善思。善思对曰：‘商姓大臣当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8]严善思的占卜固然有些迷信色彩，但也清晰的表明王及善确实死于699年。那么，王及善到底生于何年?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推断史书记载的王及善生于618年应当是有误的，其真实年龄应小于68岁而非82岁高龄。然而具体的考证由于缺乏史料暂无法确认，只待某日发现王及善的墓志方能拨开疑云。
　　二 为“驱驴宰相”正名
　　唐代不少宰相都有一些有意思的外号，比如“伴食宰相”卢怀慎、“弄獐宰相”李林甫、“模棱宰相”苏味道、“丹青宰相”阎立本。王及善也不例外，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驱驴宰相”这个“雅号”。“驱驴宰相”的称呼最早记载于《朝野佥载》：“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鸠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合。时人号为‘驱驴宰相’。”[9]书中认为王及善是一庸才，能位居高官纯属“鸠集凤池”。此人做宰相期间没有什么作为，唯独对官员考勤抓的比较严格，规定不许骑驴上班。而他为了保证这条规定的执行，甚至亲自上阵驱驴，于是得此外号。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以至后人都认为王及善碌碌无为。事实上王及善真的才疏智浅，庸才位居高位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就已经指出《朝野佥载》中的记载“盖张文成恶及善，毁之耳。今从《旧传》”[10]。认为是张鷟有意损王及善名声，不可全信。而在史书文献中，也可以看出王及善的一生也并非仅仅只会“驱驴”而无所作为。
　　《旧唐书·王及善传》“高宗时，累迁左奉裕率。孝敬之居春官，因宴集命宫官掷倒，次至及善，辞曰：‘殿下自有乐官，臣止当守职，此非臣任也。臣将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备。’太子谢而遣之。高宗闻而特加赏慰，赐绢百匹。”[11]李弘当的还是太子，王及善也不过是太子府中的一位小官。而当在座的大臣都强作欢颜的博太子一乐时，他却能义正辞严的回绝太子的命令，表明大臣应当忠于守职，而不是做这些无聊的娱乐。可以看出王及善的敢于直言与从容淡定。当然也不得不说他遇见了明主，否则，说这种拂逆的话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之后王及善仕途高升，武后时期依旧直言不讳。酷吏来俊臣当时一手遮天、祸害忠良，后坐事系狱，武则天欲赦免之。“及善执奏曰：‘俊臣凶狡不轨，所信任者皆屠贩小人，所诛戮者多名德君子。臣愚以为若不剿绝元恶，恐摇动朝廷，祸从此始。’则天纳之”[12]。不过好运没能继续，武则天晚年极度宠爱张易之兄弟，二张骄横跋扈，“及善数裁抑之，后不悦曰：‘卿年高，不宜侍游燕，但检校阁中’”[13]王及善称病数月武则天也不闻不问，以至于他最后感慨曰：“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14]
　　王及善不仅敢于直谏，同时在治理国家方面也颇有能力。“神功元年，契丹扰山东，擢魏州刺史。武后劳曰：‘逆虏盗边，公虽病，可与妻子行，日三十里，为朕卧治，为屏蔽也。’因延问朝政得失。及善陈治乱所宜，后悦曰：‘御寇末也，辅政本也，公不可行。’留拜内史。”[15]当时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反，一度攻陷冀州、瀛州，而派出的官军连番失利以致武后大怒，王及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准备出任魏州刺史[16]之职。临走之前，王及善与武则天商议朝纲，他提出数条治理国家的意见，武则天听后大悦，认为平叛事小辅政事大，立马改变主意留拜王及善为内史。虽然史书没记载王及善具体的献策内容，但通过武则天当机立断留下王及善辅政一事，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治国之才。
　　王及善一生深得高宗和武后信赖，高宗时期曾拜他为右千牛卫将军，并对他说道：“以尔忠谨，故擢三品要职。群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尔佩大横刀在朕侧，亦知此官贵乎?”[17]可见高宗对其的信赖。武后当政时也多次征询王及善的意见并予以采纳。王及善任文昌左相不久便去世，死后武则天宣布“废朝三日”，并陪葬乾陵，待遇可见一斑。而朝廷官方也一直肯定其功绩，《唐会要》载建中元年(780)评“国初以来将相功臣，名迹崇高，功效明著者，宜差次分为二等”[18]。王及善在宰相当中属上等之列。大中初年，王及善等37人被续图凌烟阁[19]，以表扬其功。王及善虽袭承爵位，沾了父亲的光，但能爬升到文昌左相，不可否认其自身的才能。《旧唐书·王及善传》道：“及善虽无学术，在官每以清正见知，临事难夺，有大臣之节。”[20]《新唐书·王及善传》也说：“及善不甚文，而清正自将，临事不可夺，有大臣节。”[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尚中肯。而如《朝野佥载》载“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以至于认为他当官期间一事无成只知道“驱驴”，未免有点太过。王及善最后谥号曰贞，《唐会要》中解释“贞”曰“大虑克就曰贞，外内用情曰贞，清白守节曰贞，图国忘死曰贞，内外无怀曰贞，直道不挠曰贞。”[22]这或许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
　　三 小结
　　墓志材料的发现让我们可以用全新的眼光去审视传世文献，即使像王及善这种“年龄确凿”的记载也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事实上对比新、旧《唐书》两篇王及善的列传来看，《新唐书》的记载基本是翻版于《旧唐书》，而《旧唐书》的内容也不知从何见闻而来，所以有些疏误就难免了。王及善历经高宗武后两代皇帝，曾两次致仕。第一次是在高宗时期，“以老病请乞致仕，加授光禄大夫”[23]。武后时期因契丹叛乱被重新启用。第二次因为上奏张易之兄弟之事遭武后不待见，遂“上疏乞骸骨”[24]，但武后不许。看似一直受高宗武后两代皇帝青睐，但其实在高宗末年至武后中期这一段基本是被冷遇的，也就是王及善第一次致仕到被武后重新启用这段时间。这一看似无奇的经历其实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丝缕相连。陈寅恪先生曾提出“关陇集团与山东豪杰之争”一说，唐代初期“其皇室及佐命大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25]而武后掌权后，“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集团之工作”[26]。这样看来，王及善的第一次致仕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受重视很有可能与武后垂拱后打击李唐旧臣有关。而到了神功元年(697)因契丹叛乱，王及善被任命刺史，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武后在自己权威巩固后对高宗时期的旧臣的态度的转变，不再是执政前期一味的全面打击。相对于其他名臣来说，史书对王及善的记载算是比较少的了。他的一生也比较平淡，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件，也没有留下一些诗文让后人纪念。然而他又是幸运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王及善的一生总体来看是仕途稳步高升，且作为高宗的心腹旧臣能在武后时期依旧深受信任，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碌碌无为并不代表他是个樗栎庸材，或许这正是王及善的高明所在。
　　注释
　　[1]王及善得“驱驴宰相”污名之事最早见于张鷟《朝野佥载》，后世文献例如《太平广记》、《类说》、《绀珠集》、《说郛》、《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有收录。今人的说法可见于一些历史杂谈文章，例如阿丁：《赶驴宰相》，《南方都市报》2010年7月15日；王树人：《官员与绰号》，《文史月刊》2010年第7期，第68页。
　　[2][6][11][12][20][23][2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0《王及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910—2911页。
　　[3][13][14][15][17][2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16《王及善传》，中华书局年1975年，第4240—4241页。
　　[4]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藉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5]《唐故赠左卫大将军幽州都督上柱国邢国公王君愕妻义礼县夫人张氏墓志》，第74页。
　　[7]《新唐书》卷2，第44页。
　　[8]《旧唐书》卷191《严善思传》，第5102页。
　　[9](唐)张鷟：《朝野佥载》卷4，中华书局1979年，第92页。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11“八月王及善为文昌左相同三品”条，引自《四部丛刊初编》卷31，上海书店1989年。
　　[16]有关王及善擢升刺史，《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记载是“滑州刺史”，唯有《新唐书》载为“魏州刺史”。滑州、魏州二地相差不远，孰是孰非，还待考证。
　　[18](宋)王溥：《府会要》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44页。
　　[19]《新唐书》卷191，第5512页。
　　[22]《唐会要》卷79，第1725页。
　　[25]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4年，第234页。
　　[26]《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35页。
　　(李晓敏，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郑言午，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