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晚唐时期，功臣的赏赐制度在继承前制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内在的特征与独特走向，即无论从来源、待遇还是功臣最终走向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从封爵的形式，封爵、食邑户及衣食租税，封爵的接受、传袭及报恩，封爵制度与其他政治制度的关系等方面系统论述了汉唐时期的封爵制度，该书对唐代功臣的赏赐略有论述。王雪玲在《从滥赐铁券看唐朝政权的衰微》中论述：“有唐一代政府频繁地赏赐功臣铁券，借以嘉奖其为保卫社稷、维护皇权所做的贡献；安史之乱后，又不断地赐予有叛逆图谋的藩镇节帅，试图安抚其心，阻止叛乱。”[1]这反映了唐中后期对日益膨胀的藩镇势力的优容和姑息。在文中作者还提到，直到晚唐皇帝滥赐铁券的情况日益严重，对功臣的这种褒奖方式也越来越流于形式。彭炳金在《唐代赐官制度述论》中指出：“唐代不仅赐官人数众多，对象广泛，而且玄宗以后还出现了几种比较固定的赐官场合，赐官逐渐走向制度化，赐官成为唐代基本的延赏方式。”[2]作者还提到唐朝赐官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功臣及其后代子孙，而且也涉及到了懿宗、昭宗时期的赐官。这都使得有关功臣研究的资料更为丰富。
　　唐朝功臣的研究已经引起颇多学者的关注，研究范围广泛，并取得了相当的学术研究成果，但对唐代晚期尤其是懿宗、僖宗、昭宗三朝功臣的各方面还未做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从晚唐功臣的赏赐方式入手，洞悉晚唐功臣的特征。
　　一 功臣的释义及演变
　　功臣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长期演变。在中国古代，功臣多指于国于君有大功的臣子。“功臣”之说始于《尚书·大禹谟》，“禹曰：‘枚朴功臣，惟吉之从。’”至唐代，“功臣”的释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指对政府或君主个人做出显著贡献的人之外，更演变为给有功之臣的名号。《文献通考·职官十八》云：“加功臣号，始于唐德宗。”[3]
　　中国古代，对功臣的赏赐有漫长的发展过程。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受封者有三种原因：一为周王的同姓亲族，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功臣是分封的主要对象之一。西周功臣所封之地或为战略要地，或为富庶之地，受封地的同时还伴随着大量的物质、武装和人口。春秋战国时期对功臣的赏赐沿袭了西周的制度，赏赐内容以土地为主，也包括车马、衣服等。秦始皇扫六国建立秦朝之后，对其功臣进行赏赐，“诸子功臣以工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4]，可见，秦朝功臣待遇主要是钱物等物质的赏赐。汉代，铁券出现，并被统治者作为维护统治的法宝，铁券开始作为赏赐功臣的新的措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铁券制度比前代有了更进一步发展，颁赐铁券给有功之臣也越来越普遍。此外，配享制度也是主要的赏赐方式之一。
　　唐代，无论是封官授土、封赏钱物，还是颁赐铁券、功臣配享等都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从唐初开始，功臣还有了新的待遇，即绘图像于凌烟阁。贞观十七年(643)二月二十八日，唐太宗颁布《图功臣像于凌烟阁诏》，“自古皇王，褒崇勋德，既勒名于钟鼎，又图形于丹青……司徒赵国公无忌，司空河间王孝恭，故司空莱国公如晦……故徐州都督胡壮公秦叔宝等二十四人。宜酌故实，宏兹令典，可并图画于凌烟阁……永贻于后昆”[5]。敕令将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李靖等24人画像列于凌烟阁，以彰显他们的立国之功。这是首批进入凌烟阁的功臣。是为唐夺取江山的开国元勋。此后各代皇帝都遵循唐太宗图像功臣于凌烟阁的传统。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代宗、德宗时也曾大规模的绘功臣图像于凌烟阁，不过此时所图像的功臣有别于唐初，是在唐王朝统治出现危机时为唐王朝戡乱的功臣。唐代对功臣的封赏制度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晚唐时期各项封赏制度有所发展完善，直至宋、元、明时期，各项封赏制度进一步健全。
　　唐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辉煌时代，其功臣的赏赐制度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唐代功臣赏赐制度具有与前代共同的特性，然而在更多地方则显现了与前代的不同，直至晚唐，功臣赏赐制度的特性发展的更为明显。
　　二 晚唐功臣的待遇
　　对唐朝政府及君主个人有显著功绩，做出卓越贡献，就有与此相应的待遇。唐代前中期对功臣的封赏方式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功臣配享，即大臣凭功绩及生前官爵祔祀于帝王宗庙，功臣配享作为奖掖功臣的制度，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唐代功臣配享制度也十分隆重。并且入祀功臣的选择标准也比较严格，除了大臣要有显著功绩之外，还与其是否政治清白、有拥立之功以及他的后人表现等有密切关系。唐太宗、唐玄宗时期配享太庙的功臣有10人，其中唐太宗时期有7人，唐玄宗时期有3人。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力衰退，实力大不如从前，且权臣、党争不断，藩镇割据势力膨胀，中央的控制力相对减弱。处在这种窘境之下，唐朝政府对功臣配享制度就失去了原有的关注，配享功臣的人数有所减少，唐宪宗之后就没有配享的功臣了。所以功臣配享制度在晚唐时期没有实施。
　　晚唐虽没有功臣配享，但是功臣所享受的待遇也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就以懿宗、僖宗、昭宗三朝功臣所享受的待遇为例论述晚唐功臣的待遇。晚唐君主对功臣的赏赐方式也是各式各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颁赐铁券
　　铁券是封建帝王颁赐给有功之臣世袭的享有爵禄或免罪等特权的一种凭证，它通常一分为二，左颁功臣，右藏内府，有事则取以相合。唐朝政府大量的颁赐铁券来嘉奖为保卫社稷、维护皇权作出贡献的功臣，安史之乱后直至晚唐，又不断赐予图谋叛逆的藩镇节度使，以便安抚他们，阻止其叛乱。这反映了晚唐政府对日益膨胀的藩镇割据势力的放纵与无奈。
　　懿宗、僖宗、昭宗三朝颁赐铁券的功臣很多，尤其是僖宗、昭宗二朝，皇帝被兵乱所迫，频繁出幸。在皇帝仓皇出逃、颠沛流离的过程中又涌现了一批护驾有功的大臣，皇帝为表示赏赐便颁赐他们铁券。例如：僖宗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攻入潼关，据守大内，僖宗出逃，陈敬瑄亲自率兵护驾，“定邛州首望阡能、涪州叛校韩秀升，再进兼中书令，封颍川郡王，实封四百户，赐一岁上输钱及上都田宅邸硙各十区，铁券恕十死”[6]。这是僖宗对在平定黄巢叛乱中表现出卓越功绩的陈敬瑄的奖赏。光启元年(885)十二月，沙陀军队逼临京师，宰相孔纬、杜让能等护驾有功，于文德元年二月“赐铁券，恕十死罪”[7]。文德元年(888)三月，僖宗驾崩，杨复恭定策拥立昭宗，昭宗赐其铁券。乾宁二年(895)六月，李茂贞率军逼京师，韩建护驾，昭宗还京后下诏赐镇国、匡国等军节度使韩建铁券，恕其九死，子孙二死，并御写“忠贞”赐予韩建。乾宁三年(896)，董昌兵乱，僭号称帝，钱镠率兵斩董昌，平定叛乱，昭宗赐其铁券恕九死，恕其子孙三死。晚唐授予功臣铁券的频率与前代相比是较频繁的。下图就是根据史料记载总结的晚唐受赐铁券的功臣的情况。
　　(二)加功臣名号
　　对有功之臣加功臣名号始于唐德宗，到晚唐这种对功臣的赏赐方式应用更为普遍，懿宗、僖宗、昭宗三朝所加的功臣名号很多，在两《唐书》中有明确记载加功臣名号的有十三人。
　　(三)封官赏物
　　封官赏物是终唐一代最常见的对功臣的奖赏方式，晚唐因功被加官加爵、赏赐钱物的功臣仅限于记载的就非常多。懿宗、僖宗、昭宗三朝多以封官加爵作为赏赐有功之臣的辅助方式，即在赐铁券或加功臣号等主要方式之外再行封官加爵。能够有封官加爵的待遇的对象特别多，晚唐政府的封赐也很是频繁。晚唐赏赐功臣的时候往往都会在其主要赏赐措施之外加以封官加爵。例如孔纬，文德元年(888)因护驾有功，赐号“持危启运保乂功臣”，同时又加左仆射、进开府仪同三司，并于乾宁二年(895)进封鲁国公。再如李克用，乾宁二年(895)因功赐号“忠贞平难功臣”，同时还封其为守太师、中书令，并进封晋王，食邑九千户。韩建，乾宁二年(895)韩建护驾有功，昭宗赐其免死铁券，免其自身九死的同时也惠及子孙，可免其子孙二死。再如钱镠，杀董昌平定叛乱，昭宗赐其铁券恕其九死，同时可以恕其子孙三死。总之，晚唐功臣享受这种待遇的实例很多，此不详述。
　　(四)图像凌烟阁
　　贞观十七年(643)二月二十八日，唐太宗颁布《图功臣于凌烟阁诏》敕令将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李靖等二十四人的画像列于凌烟阁来彰显他们为国立下的汗马功劳。这是首批进入凌烟阁的功臣。晚唐也有图像凌烟阁的功臣，不过此时期的图像功臣与唐初不同，唐初的是为唐朝夺取江山的开国元勋，而晚唐所图像者是在唐王朝统治出现统治危机时因戡乱立功的功臣，甚至一些竟是图谋叛乱的逆臣，其功效难以与唐初功臣相比。晚唐图功臣像于凌烟阁的最后一个时期是在唐宣宗、唐昭宗时期，以昭宗朝为例，光化元年(898)，昭宗下诏图钱镠像于凌烟阁，“诏宗诏镠图形凌烟阁，升衣锦营为衣锦城”[8]。昭宗天复元年，孙德昭、周承晦等人平定刘季述等人叛乱，扶昭宗复位，昭宗下诏图孙德昭、周承晦像于凌烟阁。“赐号扶倾济难忠烈功臣，图形凌烟阁，俱留京师。锡赉宴赏之厚，恩宠权幸之势，近代罕比”[9]。昭宗天祐元年(904)，图朱全忠像于凌烟阁，“庚寅，中书奏：‘西京旧有凌烟阁，图画功臣，今迁都洛阳，合意修建。副元帅梁王勋庸冠世，请凌阁之侧别创一阁，以表殊勋，’从之”[10]。当时的梁王即朱全忠。
　　在唐代前中期，图功臣像于凌烟阁，让于国于君有重大功绩的人供后世瞻仰尊敬，不仅是对功臣的一种极高级别的赏赐，而且也能激励后世君臣，为唐朝统治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晚唐图像凌烟阁的功臣有些却没有那么显著的功绩，甚至竟是心存不轨的叛臣。例如朱全忠，在昭宗下诏将其图像凌烟间之后不久便发动叛乱，杀昭宗立哀帝，并最终在开平元年(907)废哀帝，称帝建梁。
　　三 晚唐功臣的人生结局
　　在晚唐混乱的社会状态下，每位功臣的人生命运也会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连。晚唐功臣的人生结局大有不同，本文就以唐懿宗、僖宗、昭宗三朝获铁券与加功臣号的功臣为例对晚唐功臣的命运作分析。
　　在上图所呈现的16位功臣的人生结局表格中可以总结出两类不同的人生结局：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上图统计的16位功臣中正常死亡的有7位：杨复光、孔纬、钱镠、李克用、王建、徐彦若、孙德昭，所占比例为43.8％；非正常死亡的有9位：陈敬瑄、王行瑜、韩建、杨复恭、杜让能、崔胤、周承晦、朱全忠，所占比例为56.3％。很明显的可以看出16位功臣中没得善终的比例占多数，就是在正常死亡的人中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最终是郁郁寡欢，遭到排挤的。例如徐彦若，与崔胤同时得封，崔胤嫉妒徐彦若位比己高，想把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就设计排挤徐彦若，次年徐彦若封为广州刺史、清海军节度、岭南东道节度等使，并死在其镇守的地方。
　　16位功臣中仅仅有7位是正常死亡，而明确知道死于非命的却有9位。这种现象也是晚唐功臣所特有的，与晚唐混乱的社会状态相互呼应的。也从侧面说明，在晚唐，对功臣的待遇实际并没有达到原来允诺的那样，赐予功臣的奖赏无论是赐铁券还是加功臣名号其权威性与神圣性已经大打折扣。
　　晚唐时期政府实力衰退，社会混乱加剧，藩镇割据势力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寇边情况时有发生。这就需要有人来解决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即产生了对唐朝政府或君主个人有杰出贡献的有功之臣，这些有功之臣也会因此得到唐政府的赏赐，或赐铁券，或加功臣名号，或封官加爵惠及子孙等。不可否认，晚唐功臣为维护正在走向灭亡的唐政府统治是作出了贡献的，而晚唐政府对功臣的赏赐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风雨飘摇的统治。但是晚唐整个社会的混乱状况让很多赏赐措施难以实现。
　　注释
　　[1]王雪玲：《从滥赐铁券看唐朝政权的衰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87页。
　　[2]彭炳金：《唐代赐官制度述论》，《人文杂志》1999年第1期，第104页。
　　[3](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64《职官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581页。
　　[4](西汉)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39页。
　　[5](宋)王溥：《唐会要》卷45《功臣》，中华书局1955年，第801页。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4下《陈敬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407页。
　　[7](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79《孔纬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650页。
　　[8](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第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839页。
　　[9](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5《孙德昭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212页。
　　[10]《旧唐书》卷20《昭宗本纪》，第782页。
　　(吴阳，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