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的好坏是判断国家强弱的基本依据，也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进程。武则天统治时期，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本文拟从粮食供给、粮食种植和加工方法几方面对武则天时期农业发展做简要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保证粮食生产的各项措施
　　粟、麦、稻是唐代最主要的三种粮食作物，在我国具有广大的种植面积。华林甫先生详细考证了唐代这三种作物在我国的分布及变迁，粟(谷子)是唐代大多数人口的第一主粮，麦则居其次。粟喜温耐旱，它主要生产地域为黄河流域的华北平原、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以及今之四川东部。麦子生产地域则集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同时，在南方江南东道、荆湖地区，川西平原也有较多的生产，具有北多南少的特点[1]。水稻的生产，分布在幽州——并州——绛州——同州——雍州(京兆府)——陇州——渭州——兰州一线以南地区，在此线以南，水稻生产还可以分成四个区，江淮荆湖主要生产区、黄河流域稀疏种植区，巴蜀产区和岭南诸地零星分市区[2]。
　　为了保证粮食种植面积，高宗武则天时期继续推行均田制，抑制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缓和了地主兼并土地的潮流，确保农民有地可耕。出土的敦煌资料证明，武则天时期继续推行均田制，据《武则天大足元年(701)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记载：甘寿寿，家有未成年女儿及守寡弟媳，合应受田1顷31亩，实受44亩(其中20亩永业田，23亩口分田，1亩宅基地)，87亩未受；张玄均，家有寡母及成丁弟弟，合应受田2顷31亩，75亩已受(40亩永业田，35亩口分田)，1顷56亩未受[3]。大力实行屯田的典型人物有娄师德和郭元振。史书中用了大量文字描述了他们的屯田。武则天称娄师德“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耀之费，无复转轮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勤劳之诚，久而弥著，览以嘉尚，欣悦良深”[4]。
　　关于在河西走廊的屯田，《旧唐书·郭元振传》载：“大足元年(701)，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大使。……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5]
　　隋朝炀帝极盛时全国有户数八百九十多万，口数有四千六百多万，经历隋末战争，唐代初期户数仅二百多万，经历了高祖和太宗，到高宗永徽三年(652)时，全国户数三百八十多万，神龙元年(705)全国户数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6]。人口户数的快速增长，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水利建设是农业发展的血脉，高宗武则天时期在全国修建了多所水利工程，在中央政权统一指挥下，由各州县地方官员依据具体情况主动兴修，中小型水利工程特别发达，高宗武则天时期兴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有：
　　汴州陈留郡开封“有湛渠，载初元午引汴注白沟，以通曹、兗赋租。”[7]
　　晋州平阳郡临汾“东北十里有高梁堰，武德中引高梁水溉田，入百金泊。贞观十三年为水所坏。永徽二年，刺史李宽自东二十五里夏柴堰引潏水溉田。令陶善鼎复治百金泊，亦引潏水溉田。乾封二年堰坏，及西引晋水。”[8]
　　尧城北四十五里有万金渠，引漳水入故齐都领渠以溉田。咸亨三年开。[9]
　　山南道朗州武陵郡，武陵，北有永泰渠，光宅(684)中刺史胡处立开，通漕，且为火备。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琎增修，接古专陂，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入城隍及故永泰渠，溉田千余顷。[10]
　　楚州淮阴郡，宝应，西南八十里有白水塘，羡塘，证圣(695)中开，置屯田。[11]
　　彭州深阳郡，九陇，武后时，长史刘易从决唐昌沲江，凿川派流，合堋口垠歧水溉九陇、唐昌田，民为立祠。[12]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壬寅，天后上意见十二条”[13]。这是武则天为皇后的第20年，她向政府提出施政方针十二条，即史书所谓“建言十二事”。第一条，劝农桑，薄赋徭，第二，给复三辅地即免除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徭役。武则天是把“劝农桑，簿赋徭”，列为施政纲领的第一条。
　　为了方便江淮粮食、物资运抵长安、洛阳，高宗和武则天都重视对漕运水道的开凿、疏浚和整理使漕运的干流和支流通行无阻，到唐开元时期终于创造了盛况空前的唐代漕运[14]。
　　1971年发掘洛阳隋唐含嘉仓时，发现160号粮窖还保留着大半窑碳化了的谷子，据推算这窖谷子当年约50万斤。这一考古成果，雄辩地说明了当时政府储有大量的粮食[15]。地方州县的正仓，常平仓，义仓等仓廪皆满，这也是武周时期粮食产量丰富的明证。
　　许多学者都以米价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贞观八、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资治通鉴》载高宗永徽五年，“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秔米斗十一钱”[16]。麟德二年(665)农业大丰收，米一斗，钱五文，豆类大麦无人买卖。麟德三年，米每斗直五文。永淳元年，京师大雨，饥荒，米每斗四百钱，加以疾疫，死者甚众[17]。
　　二 提高粮食生产的种植技术
　　“垂拱二年(686)四月七日，太后撰百寮新诫及兆人本业记，颁朝集使。”[18]不仅对当时的农业起了指导作用，而且影响深远。100年后，贞元二年(786)，百僚向唐德宗进献《兆人本业记》三卷。140年后即太和二年(828)二月，“庚戌，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19]。据宋人记载，此书“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应当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主要对象。从书名着想“兆民”应当是“四民”与“齐民”的扩展，“本业”应当比“要术”或“月令”更彻底，大概用意在压倒前朝两个文人的私人著作[20]。在《齐民要术》之后到武则天时期，除了李淳风的《演齐民要术》我国南北方再也没有新的农书出现。究其原因应为战乱打扰了农业的正常发展，唐建立以后社会稳定农业发展有了良好社会环境，政府有能力对农业生产进行管理，也才有编制农书的可能。武则天的《兆人本业记》弥补了这一空缺，直到唐末才有陆龟蒙的《耒耜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出现。
　　耕犁的改变是唐代农具改变的最突出表现。唐以前的直辕犁，笨重，操作费力，唐初，南方出现了一种“江东犁”，即曲辕犁，它灵活省力，可由单牛牵引，很适合南方水田操作，于是很快普及开[21]。在三原李寿墓发掘时在第三天井底部发现从天井上部落下的壁画残片数层，反映了当时的农耕生产，有牛耕图、播种图，中耕图，庭院中还有人在担水、推磨[22]。
　　三 粮食加工技术
　　农产品的技术加工是以粮食等产量的增多为基础和前提的，农业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越多，农产品加工业也就越发展。
　　有学者指出，小麦在黄河流域的普遍种植是唐代北方碾硙业大规模流行的原因。稻麦粟加工的第一步就是蜕壳，舂碓在我国历史悠久，有诗云“数家舂碓磁，几处浴猿猴。”乾陵永泰公主墓就出土了一组陶舂碓和一组陶磨。碾磑(俗称磨子)业，在唐朝很发达，唐时碾米磨粉，有的地方用马牵磑，有水流的地方则利用流水的冲力，推动轮轴转动，带动碾磑。不过，因为碾磑的购置需要很大的资本，河道水力的占有，更需要政治势力，一般百姓做不到，所以这一行业多为大官僚、地主、贵族、富商等所有[23]。玄宗时，宦官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开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24]。唐都长安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粮食需求巨大，于是出现了碾磑与灌田之间的矛盾。
　　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奏言：“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竞造碾磑，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止溉一万余顷。请修营此渠，以便百姓。至于鹹鹵，亦堪为水田。”高宗曰“疏导渠流，使通灌溉，济泼炎旱，应大利益。”太尉无忌对曰：“白渠水带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发源本高，向下枝分极众。若使流至同州，则水饶足，比为碾磑用水，洩渠水随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于是遣祥等分减渠上碾磑，皆毁之，至大历中，水田才得六千二百余顷[25]。
　　妹尾达彦先生《唐代长安的东市与西市》中根据史料“天宝二年(742)交河郡市估案断片中可见到谷麦行与米面行之名，在米面行中记有白面、北庭面等商品名称”等推测，长安两市也设有米、麦行。说明面粉已经作为独立商品进行买卖。
　　中国很早就掌握了用粟、稻、麦发酵制酒的工艺，见于《齐民要术》的制酒方法就有30种之多，也有水果酒，但是到了唐代稻米已经成了酿酒的主要原料，唐代酿酒业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王赛时《唐代酿酒业初探》一文。《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酿醋法就有23种，还有各种酱的制作方法。
　　武则天统治时期在重农思想的指导下，实施了多项农业发展措施，使粮食产量增加，仓储丰富，以此为基础的各种手工业也发展起来，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对古代中国的进步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注释
　　[1]华林甫：《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第33页，《唐代粟、麦生产的地域布局初探(续)》，《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
　　[2]华林甫：《唐代水稻生产的地理布局及其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第27页。
　　[3]分别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数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30、133页。又唐《均田令》规定：丁男及中男，每人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寡妻妾受口分田30亩(《唐会要》卷83《租税上》，中华书局1955年，第1530—1531页)。可见敦煌县效谷乡投田时，永业田已经授足，两家分别有一个和两个丁男，分别受永业田20亩和40亩。口分田虽没有达到规定要求，但仍合乎比例(每丁实受15亩，余者每人约4—5亩)，当地为狭乡无疑。
　　[4]《全唐文》卷97《劳娄师德书》，中华书局1983年，第1000页。
　　[5](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044页。
　　[6]《通典》卷7《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年，第148页。
　　[7]《新唐书》卷38《地理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989页。
　　[8][9]《新唐书》卷39《地理三》，第1001、1012页。
　　[10]《新唐书》卷40《地理四》，第1029页。
　　[11]《新唐书》卷41《地理五》，第1052页。
　　[12]《新唐书》卷42《地理六》，第1080页。
　　[13]《旧唐书》卷5《高宗下》，第99页。
　　[14]武金铭、颜吾芟、杨西岩：《中国隋唐五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3—85页。
　　[15]河南省博物馆、洛阳市博物馆编：《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第53—54页。
　　[1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五年是岁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286页。
　　[17]《通典》卷7《食货七》，第149页。
　　[18](宋)王溥：《唐会要》卷36《修馔》，中华书局1955年，第657页。
　　[19]《旧唐书》卷17上《文宗上》，第528页。
　　[20]石声汉：《中国古代农书评介》，农业出版社1980年，第37—38页。
　　[21]《中国隋唐五代经济史》，第40—41页。
　　[22]陕西省博物馆：《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第73页。
　　[23]《中国隋唐五代经济史》，第55页。
　　[24]《旧唐书》卷184《高力士传》，第4758页。
　　[25]《通典》卷2《食货二》，第39页。
　　(赵维娜，乾陵管理处，文博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