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马匹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装备之一，它不仅是驮运给养的重要工具，也能供战士骑乘，保证军队的最大机动性。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匹就是战斗力。“马者，兵之用也”，“出师之要，全资马力”[1]。渴望由健壮剽悍的军马组成强大的骑兵是唐代需要通过“丝路贸易”引进良马的直接原因。
　　一 唐前期养马业概述
　　唐代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唐高祖、唐太宗父子确定的文治武功战略的付诸实施，迫切需求大量的马匹。隋末复杂的战争形势造成牲畜资源的严重稀缺和马政破坏的局面，唐中央政府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经济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唐政府对马匹的供给与繁衍十分重视，从太宗时起就建立了完整的马政系统，并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养马业。国家牧场设在辽阔的陇右地区，其种马大都通过“丝绸之路”与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绢马贸易”或“朝贡贸易”所得，唐朝把引进的良马统称为胡马或蕃马。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陇右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和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畜牧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
　　唐高宗时期继承了唐前朝重视马政的传统，采取各种途径发展养马业。继续实行严密的管理和制度，明确牧监考核和赏罚制度。牧监不仅按规模分等级，而且牧监中还有不同级别的官吏进行管理，并制定各项制度，明确赏罚。《唐六典》规定：“凡监牧孳生过分则赏。”鼓励马匹的繁衍。重视官马品种的改良，通过与突厥、吐蕃互市，引进良种，改良了军队的装备，增强了战斗力。在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下，畜牧业蓬勃发展，到唐高宗麟德(664-665)年间，“天下以一缣易一马”[2]。马匹数量激增，马价下跌，国家养马业大盛。高宗晚年马政渐废，养马业一度中衰。玄宗重整马政，任用“严察有干力”的王毛仲为检校内外闲厩使[3]，马政稍稍恢复。开元十一年唐玄宗颁布政策，不准宰杀马、驴、牛等大牲畜，通过政策保护马匹等牲畜，保障了马匹数量的稳定增长，如临洮军有兵15000人，配给8400匹马，平均不到二人就有一匹，这是养马业的繁盛期。
　　唐前期国家重视马政，提倡养马，不仅官马大量生息繁衍，民间养马也有新增长。初唐时期，禁止民间养马，但是随着国家的不断强盛和统治集团认识的不断深化，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国家应当鼓励民间养马。唐高宗仪凤三年(678)，出于军事目的，魏元忠上书：“‘臣请开畜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马；若官军大举，委州县长吏以官钱增价市之，则皆为官有。彼胡虏侍马力以为强，若听人间市而畜之，乃是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4]高宗君臣审时度势，做出放开民间养马的新决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激发了民间养马的积极性，形成了唐代养马业的多元立体化发展格局。唐玄宗时期除了继续保证官营牧场人员配备和进行一系列马政改革外，仍然延续高宗时期积极发展民间私人养马业的措施，以作为官营养马业的重要补充。为了鼓励私人养马，规定凡私人养马10匹以上者，凡“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5]。马匹数量不作为定户等的依据，以优惠的经济激励政策来刺激民间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的历史趋势。使其在为国营牧业从事生产时既能得到一定数额的报酬，又有政府提供的马匹“刍秣”，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二 唐前期“丝绸之路”畅通与陇右国营养马业的恢复和发展
　　“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于此”[6]。这是唐朝养马业的开始，唐政府以所获突厥马和隋代马匹为基础，不断调整和拓展官营牧场，至唐太宗时已经颇具规模，“自京师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7]。原州辖境相当今宁夏固原至甘肃平凉一带，在唐王朝广大的牧马场之内，地位尤为重要。这些马匹被安置饲养在陇右牧马监，作为西北官营牧场的基础。
　　唐前期陇右地区养马业的发展非常明显，高宗时期“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狭隘，更拓八监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8]，继续扩展国家养马场的规模，国营牧场横亘陇右，包括了今甘肃全境及宁夏部分地区。唐玄宗亲理马政之后，马匹数量由24万匹，很快增至43万匹[9]。截至唐玄宗天宝十二年(753)，西北诸监马匹存栏数为319387匹，其中133598匹为淉马[10]。陇右地区官营牧场的存栏数相当高。
　　唐前期在陇右地区建立了完善的马政管理制度，即官营牧场“监牧”制，加强管理。国家养马机构设置完善，管理制度科学合理。在岐、豳、泾、宁千余里地，设置保乐、甘灵、南普润、北普润、岐阳、太平、宜禄、安定等八坊。八坊之内的马匹分为四十八监，规定凡马5000匹以上者为上监，3000—5000匹者为中监，3000匹以下者为下监[11]。国营监牧内部的官职，副监以下有丞和簿以及牧长、牧尉等下级官吏。
　　唐初国营牧场一改隋代以前军事色彩浓厚的特点，其生产一般是“募民耕之，以给刍秣”[12]。实际上，唐初国营牧场并不是单一的马匹生产基地，而是以马匹为主，兼及其它，如牛、羊乃至骆驼等，是综合性牧场。不但为国防提供了比较充足的马匹武装，而且还为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和商业的进步提供了后劲，同时也为军队和居民提供了一定数量的食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食物结构，也促进了畜牧加工业的繁荣。
　　陇右国营牧业实行舍饲与野牧相结合制，即今日所谓定点放牧，有比较固定的生产、生活基地，然后以此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管辖一定范围的牧场，以及包括生产必要的粮食、马料所必需的牧场及田地，即牧场半径。唐代规定八马坊每年农历四月四日后因天暖草茂，改由舍饲为野牧；等到秋寒草枯时，则将野牧的马群改为棚内饲养。这种舍内与牧地相结合的饲养方法相当科学，保证了马匹肥壮和成活率。同时，国营畜牧业基地对于调剂民间畜力耕作及运载能力，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于农业和丝路贸易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唐高宗以后，国营牧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情况，马匹数量明显减少。永隆年间(680—681)，仅夏州牧马之死亡或流失者，已达184990匹，牛11600头[13]。其他国营牧场的情况也大体相当，以致武则天垂拱(685—688)以后出现“马潜耗太半”的严重问题。唐玄宗开元时期(713—741)在政治上颇有作为，他曾经担任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对国营牧业比较了解，由他亲自主持制定的恢复国营畜牧业的基本对策，比较符合实际。玄宗还挑选精悍务实的官吏从事国营畜牧业的管理，他曾经以太仆寺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开元十三年(725)，“加毛仲开府仪同三司”，开元十八年(730)，玄宗封王毛仲刚出生的儿子为五品官，这在当时是罕见的。玄宗如此器重王毛仲，表明中央政府对国营畜牧业的高度重视。张万岁不负所望“三代典群牧，恩信行于陇右，人以马岁为四齿两齿。亦谓之背二向三者。为张氏家讳岁字者也”。在玄宗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唐代马政大有起色，开元十三年(725)已有马43万匹，此外还有很多牛羊。玄宗泰山封禅，“以牧马数万匹从，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14]。
　　三 唐前期陇右国营养马业繁荣原因浅析
　　唐代前期陇右地区畜牧业经济的长足发展，促进和带动了其他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业和商品流通网络的形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15]。交通便利，驿站酒店遍布丝路沿线，丝路贸易的繁荣，大量胡商蕃客千里贩易。以马为主的畜牧业之发展也是外来物种大量入华的契机，少数民族的游牧传统使其积累了马匹的饲养与繁殖技术，向唐朝贡献名马也是许多国家和部落朝贡的主要内容。唐初已经非常重视良马的引进，此时良马多来自突厥，如高祖太原起兵，突厥始毕可汗就曾“遣其特勤康稍利等献马千匹”[16]。而唐太宗征战四方时乘坐的六骏就多来源于突厥。就连在战马的装饰和装具上，突厥的马具也对唐朝产生了影响。比如唐初典型的三花马(马匹剪鬓做三花)的样式以及唐代使用的后桥倾斜鞍也来源于突厥习俗。
　　养马业的发展与水草丰美的牧场和有效地管理密切相关，唐代官马也冠有“秦、汉以来，唐马最盛”[17]之誉。其所以盛者，“盖以监牧之置得其地，而监牧之官得其人，而牧养之有其法也”[18]。同时，唐朝孳牧所选牧场集中在西北地区，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孳牧条件，地处高寒，水甘草软，于马性最相适宜，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地区。从而成为唐代官马的主要孳牧区和重要的军事基地。故而唐人有“陇右百姓，羊马是资”[19]一说。
　　唐代前期国营畜牧业的高度发展，与当时全国的政治清明、行政效率高、国势强盛、经济发展相一致。安史之乱前经过不断努力，唐王朝发展了以陇右、河西牧场为主要骨干的大型国营牧场群，它们主要分布于西北一个巨大环形区域内，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营牧场。唐代马政在高宗麟德年间又一次达到鼎盛，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占据河陇最适应畜牧的地区，在太宗贞观朝开创和保持的安定局面，为高宗朝官马的繁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贞观之治以来，国力不断增强，在对内对外征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战争中缴获了大批良马和善于养马的战俘，他们都在唐前期的马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养马业的复兴繁荣，促进了国力的强盛，保证了边防的安全，使犯边部族慑之而敛迹，有利于边疆地区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定条件内也为屯田提供了畜力供给，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养马业的发展，对唐政权的安全意义重大。如安史之乱发生后，肃宗李亨起事，还是借助陇右的战马，《唐会要》记载，肃宗至平凉郡，“致搜阅官监，及私群牧马数万匹，军威始振”[20]。冷兵器时代，马匹是长途奔袭对付少数民族骑兵的必需军备物资，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周边游牧民族与唐朝沿丝路通商互市与朝贡，开辟了良种马匹的又一渠道，使唐马总能汲取新鲜血液，保持其强劲的战斗力。
　　注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仪风三年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6388页。
　　[2](清)董诰：《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中华书局1983年，第2282页。
　　[3]《资治通鉴》卷212高宗咸亨二年条，第6735页。
　　[4]《资治通鉴》卷202太学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条，第6388页。
　　[5][6][9][11][12][13][1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0《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8、1337、1338、1339、1337、1338、1338页。
　　[7][10](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卷3，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
　　[8](宋)王溥：《唐会要》卷72《军杂录》，中华书局1955年，第1302页。
　　[14]《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条，第6767页。
　　[15](唐)杜佑：《通典》卷7《食货七》，中华书局1988年，第152页。
　　[1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3页。
　　[18](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114《为修茶马政要》，中华书局1962年，第1058页。
　　[19]《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第2733页。
　　[20]《唐会要》卷72《马》，第1303页。
　　(冯敏，宁夏师范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