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乾封元年(666)正月，唐高宗、则天武后至泰山封禅。封，是在泰山之巅设坛祭天；禅，是在泰山脚下梁父山或社首山辟场祀地。封禅是中国古代皇帝祭祀天地最隆重的盛典，经常是在所谓大平盛世时举行。在高、武之前，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这三位皇帝的泰山封禅，至此时，为何会出现唐高宗、则天武后的泰山封禅，在这次泰山封禅中则天武后为何会取得“亚献”地位，以及这次封禅盛典有何重要意义。笔者试就这三个问题，谈一些个人浅见；不当之处，敬请史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 唐高宗、则天武后至泰山封禅的原因
　　中国古代从何时开始有封禅盛典?相传最早记载“封禅”一事的，当属战国邹衍一派阴阳家的著作《管子·封禅篇》。今见此篇的主要内容系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的记载：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山)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这12位是无怀氏、虑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俈(喾)、尧、舜、禹、汤、周成王[1]。而其后《管子·封禅篇》失传。因此，隋朝时人们已认为封禅大典始自秦汉之际，《文中子》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2]根据历代的史书记载，至泰山封禅的皇帝，只有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6位[3]。因此宋真宗以后，欧阳修等人在所撰《新唐书》中概括说：“其非常祀，天子有时而行之者，曰封禅、巡狩、视学、耕籍、拜陵。”[4]将皇帝至泰山封禅，列为皇朝最隆重、最盛大的庆典，居“非常祀”之首位。因而成为许多皇帝的最大愿望。
　　第一，完成唐太宗至泰山封禅的宏伟愿望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到唐高宗李治，中间长达610年未曾有皇帝至泰山封禅。魏文帝曹丕、南朝宋文帝刘义隆、梁武帝萧衍等，都曾议论过封禅，终因战乱等原因未能成行。这期间，最有条件和威望封禅的皇帝，当属盛唐文明的奠定人和开拓者唐太宗。但由于种种原因，唐太宗的泰山封禅未曾成行。因此唐高宗、则天武后至泰山封禅的原因，首先就是为了完成太宗的遗愿。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于武德九年(626)八月即位后，能兼听纳谏，以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等为宰相，发展生产，轻徭薄赋，至贞观四年(630)便开始出现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5]既然出现盛世，朝集使赵郡王李孝恭等，便于贞观五年(631)春正月上表，“以四夷咸服，请封禅”，但太宗“手诏不许”。同年十二月，朝集使、利州(治今四川广元)都督武士彟等复上表请封禅，太宗仍“不许”。当时魏徵对太宗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6]由此可见，太宗不急于赴泰山封禅，是出于“居安思危”，要等待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家更加强盛后再考虑封禅。贞观六年(632)春正月，文武百官复请封禅，太宗仍不赞同，说“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必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后经群臣不断恳请，太宗“亦欲从之，魏徵独以为不可”。太宗问其原因，魏徵以“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为理由，并说“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在这种情况下不该劳民伤财以行封禅。太宗认为魏徵讲的有理，加之不久“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7]。从上述记载中可知，从贞观五年正月至六年正月，一年中经朝集使、群臣的三次上表请求，唐太宗开始赞同至泰山封禅。贞观十一年(637)三月，群臣复请封禅，太宗“使秘书监颜师古等议其礼，房玄龄裁定之”[8]。又过了三年，贞观十四年(640)十月，荆王李元景等复表请封禅，太宗不许。十一月，百官再一次上表请封禅，太宗“诏许之。更命诸儒详定仪注；以太常卿韦挺等为封禅使”[9]。这是唐朝第一次任命封禅使，标志泰山封禅的筹备正式启动。贞观十五年(641)四月，太宗下诏，明年二月登泰山，令“所司详定仪制”。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犯郎位。丙辰，停封泰山”[10]。太宗说“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11]。但由于身患“气疾”等原因，其后又多次欲行又止，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病死于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未能实现泰山封禅的宏伟愿望。但到唐高宗时情况大变。史载，“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12]。因此，则天武后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参预朝政，到乾封元年(666)正月，仅有5年多的筹备，就实现了唐太宗的宏伟愿望，举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泰山封禅的盛典。
　　第二，彰显“二圣”共建盛唐的政治格局
　　史载，永徽六年(655)十月，唐高宗在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拥武派官吏的支持下，废王皇后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13]。十一月，百官朝拜武皇后于宫城肃义门。但则天武后的参预朝政，是在显庆五年(660)以后，“帝自显庆已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14]。记载更具体的是，显庆五年(660)，“冬，十月，上(高宗)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15]。就是说，高宗因患病，委托聪明能干并有共同政治见解的则天武后处理部分政务。武后权势的增长，始于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宰相上官仪被杀事件。在宰相许圉师被贬官，李义府被流放的情况下，隐藏多年的反武派上官仪欲独揽相权，遂与武后辅政的格局发生冲突，结果被杀掉[16]。“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17]。这段评论多于记事的文字，显然过分夸张了武后权势的增长，但通过诛杀上官仪等人，武后的权力确实进一步增强，开始形成高宗、武后“二圣”共建盛唐的政治格局。
　　史载，从显庆四年(659)六月，到麟德二年(665)十月，正是高宗、武后至泰山封禅的紧张筹备阶段。其参与官吏以拥武派李勣、许敬宗为首，起关健作用的则是武后。显庆四年(659)六月，高宗下诏命中书令许敬宗议定封禅礼仪，“敬宗请以高祖、太宗俱配昊天上帝，太穆、文德二皇后并配地祇。从之”[18]。同年九月，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这是在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支持下完成的。《姓氏录》废除了门阀士族制度，列武氏家族为一等[19]，为武后参加泰山封禅并取得亚献地位开辟了道路。麟德二年(665)二月，高宗、武后车驾发京城长安赴东都，并为登泰山封禅，命礼官、博士撰定封禅仪注。十二月，有司进奏仪注。这时，武后从“密赞”到公开“抗表”，提出封禅的具体方案[20]。高宗立即批准，并任司空李勣为封禅大使[21]。由此可见，高宗、武后的泰山封禅之所以能盛况空前，是因为高宗执政、武后辅政的结果，彰显了“二圣”共建盛唐政治格局的功效。
　　第三，国力强盛、农业连年丰收，是泰山封禅成功的根本保障
　　高宗李治并非“昏懦”的君主[22]。他即位后，遵循其父太宗的教诲，兼听纳谏，发展生产，增强国力，竭力维护国家的版图和统一，颇有作为。永徽元年(650)，高宗令右骁卫郎将高侃击突厥车鼻可汗，追到金山(阿尔泰山)，大获全胜，诸部尽降唐。高宗设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加以管辖，“自是北边无寇三十余年”[23]。高宗在用兵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竭力推行均田制，发展农业生产。从贞观末至永徽初，土地兼并有加剧趋势，高宗下令禁止买卖口分田、永业田[24]。促使生产发展，户口增加，物价便宜。贞观时户不满300万，至永徽三年(652)达到380万；永徽五年(654)“是岁大稔(大丰收)，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25]。高宗丰收仍不忘纳谏，同年七月他又一次要官吏上书言事。十月，高宗下令雇雍州41000人筑长安外郭城，一月内竣工。雍州参军薛景宣上书说，汉惠帝修长安城，不久就死了；如今又修城，必有大不幸。宰相于志宁认为薛景宣“言涉不顺，请诛之”。高宗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遂赦之[26]。故史家评论说：高宗的“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27]。武则天晋升皇后，使唐朝的国力更加强大。显庆二年(657)高宗派遣大将苏定方，讨伐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的再次叛乱。唐军冒着大雪，昼夜兼行追获沙钵罗，平定西突厥，并在其故地设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加以管辖。次年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护府，镇高昌故地”[28]。由此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畅通了丝绸之路。从660年至665年，高宗在武后的辅佐下，国力更加强盛，农业更加发展。显庆五年(660)八月，苏定方率唐军平定百济，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龙朔元年(661)六月，唐高宗以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并隶属西安都护府。龙朔二年(662)春正月，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三月，大将郑仁泰、薛仁贵打败铁勒九姓合众十余万，“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余皆下马请降”，故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唐又以契苾何力为铁勒道安抚使，仅治酋长之罪，九姓遂定[29]。龙朔三年(663)四月，唐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以金法敏为都督。九月，高宗诏刘仁轨将兵镇百济，使全境各安其业。麟德元年(664)五月，唐又于昆明之弄栋川置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姚安县)，加强了对大西南的统治。麟德二年(665)，全国农业喜获大丰收，“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30]。时逢这种国强民殷的大好年景，高宗、武后“二圣”便开始启动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盛典。
　　二 则天武后获得泰山封禅中的“亚献”地位
　　史载，“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麟德二年二月，车驾发京，东巡狩，诏礼官、博士撰定封禅仪注”[31]。足见高宗对武后“密赞”的重视。在武后的坚定支持下，“二圣”车驾很快离开京城长安，向东都洛阳进发。闰三月，车驾至东都。随后，“及有司进奏仪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高祖窦皇后)、文德皇后(太宗长孙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就是说，按照这种《仪注》，在泰山之巅设坛祭天，以高祖、太宗同配，这为封；在泰山脚下社首山辟场祀地，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这为禅。皆以公卿充当亚献，终献之礼。这种封禅大典，同以往三次一样，把在世的皇后、嫔妃完全排除在封禅之外。看了这样的“仪注”，则天武后甚为不满，认为不尽情理。于是皇后抗表曰：
　　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妄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省俗，意在寻仙；或以情頭名，事深为已。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尊旧轨，靡创彝章?
　　妄谬处椒闱，叨居兰掖。但以职惟中馈，遵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苹、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祗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妄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今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睠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梁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用。
　　武后这篇“抗表”，讲得理直气壮，文彩飞扬，铿镪有声，富于创新。主要内容是用武皇后“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代替“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高宗看完武后的“抗表”，立即批准。“于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大妃为终献”[32]。废除了旧《仪注》，立下了新规则，谁来执行呢?“抗表”中讲得很清楚：“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具体说，由封禅大使来执行。同年五月，高宗“以司空、英国公李勣，少师、高阳郡公许敬宗，右相、嘉兴县子陆敦信，左相、钜鹿男窦德玄为检校封禅使”[33]。四人中最重要者，当属李勣。按唐代官制：“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为三公。皆正一品。……三公，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34]李勣(594—669)，本姓徐，名世勣，后因避太宗名讳，单名勣，字懋功。曹州离狐(今山东东明)人。隋末，参加瓦岗起义军；降唐后，历经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出将入相，为唐代前期杰出的军事家[35]。他虽位至宰相、司空，仍自称“我山东一田夫”。对高宗、武后至忠无贰。“麟德初，东封泰山，诏勣为封禅大使，乃从驾”[36]。另据史书记载，麟德二年(665)十月，武皇后上表称：“封禅旧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今公卿行事，礼有未安，至日，妾请帅内外命妇奠献。”高宗立即批准并下诏：“禅社首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37]于是，则天皇后在泰山封禅中居于“亚献”地位，在盛典开始前已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
　　三 高宗、武后的泰山封禅及其历史意义
　　麟德二年(665)十月丙寅(二十八日)，高宗、武后从东都洛阳出发，“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自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包括高丽太子福男及新罗、百济、日本、天竺、波斯等国使者)，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38]。遵照高宗的旨意，镇守百济的刘仁轨“以新罗、百济、耽罗、倭国使者浮海西还，会祠泰山，高丽亦遣太子福男来侍祠”[39]。《旧唐书》亦载：“麟德二年(665)，封泰山，仁轨领新罗及百济、耽罗、倭四国酋长赴会，高宗甚悦，擢拜大司宪。”[40]
　　乾封元年(666)正月初一，高宗登封泰山。首先“祀昊天上帝于山下之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如圆丘之礼”。然后，“升山。明日，又封玉册于登封坛。又明日，祀皇地祇于社首山之降禅坛，如方丘之礼，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以皇后武氏为亚献，越国太妃燕妃(太宗燕妃)为终献，率六宫以登，其帷帘皆锦绣。群臣瞻望，多窃笑之”[41]。就这样，武皇后率六宫嫔妃，浩浩荡荡，色彩斑澜，窈窕艳丽，展现在泰山脚下之社首山。这对随行的群臣男子汉们来说，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觉得好笑，又慑于武后的威严，只能悄悄“窃笑之”、“或窃议焉”。翌日，高宗御朝觐坛以见群臣。礼毕。宴文武百僚，大赦天下，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年。随后下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之碑，各于坛所”[42]。
　　以上便是高宗、则天武后泰山封禅的简略过程。既然古代帝王把泰山封禅看成是最隆重的盛典，那么我们今人亦不应因为祭祀天地为封建迷信，便将“封禅”全盘否定。若将此举放在当时如实地加以分析，应该承认高宗、则天武后的泰山封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武后为“亚献”，提高了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往秦始皇、汉武帝、东汉光武帝三次泰山封禅，没有一位活生生的妇女；如今泰山封禅以则天武后为“亚献”，成为堂堂正正的二号人物。并且不止她一人，而是由她率众嫔妃参加。这就是显示出有唐一代妇女地位的空前提高。它不仅改写了古代封禅史，填补了泰山的一项空白，而且标志着唐代妇女在各个领域开始取得自己应有的权利。
　　第二，宏扬了国威，增强了大唐各族人民的凝聚力。这次泰山封禅，如前所述，是在国力增强、农业获得大丰收的年景进行的。其规模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尤其外国使者之多，都是空前的。史载，秦始皇于二十八年(前219)，上泰山封禅，“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刻石立碑而还[43]。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四月，独与侍中奉车子侯(霍去病之子)“上泰山，亦有封”，“禅于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44]。东汉光武帝于中元元年(56)二月，登封泰山，后又“禅祭地于梁阴(梁父山北坡)，以高后(指高祖皇后)配，山川群神从”[45]。以上三次皇帝的泰山封禅，不仅规模远逊于乾封元年(666)这次，而且不见有关夷族参加的记载，更没有一位外国使者的身影。因此，高宗、则天武后的泰山封禅，确实宏扬了大唐国威，增强了国内各民族的凝聚力，成为初唐走向盛唐的重要标志。
　　第三，展现了大唐儒道佛三教兼容、共同发展的宗教文化风采，使泰山文化更加绚丽多姿。泰山文化历史悠久，源于远古时期的传说及有关记载。秦皇、汉武以后开始兴盛。汉武帝以后虽注入较多的儒术色彩，但东汉后亦不乏道、佛两教的渲染。至唐代，儒、道、佛三教鼎盛，前期皇帝高祖、太宗、高宗及一代女皇武则天，皆尊儒信道崇佛，虽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都推行儒道佛三教兼容、共同发展的宗教文化政策，从而使盛唐文化辉煌灿烂。
　　高祖尊儒，认为“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46]。太宗对儒学甚为崇敬，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47]高宗尤其推崇儒学创始人孔子，他与武后泰山封禅后，专程赴“曲阜县，幸孔子庙，追赠太师，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其褒圣侯德伦子孙，并免赋役”[48]。
　　高祖自称是道教始祖老子李耳的后代，武德七年(624)十月，“幸终南山，谒老子庙”[49]。从此终南山的楼观台成了道教的圣地。太宗、高宗相继信仰道教。尤其高宗，他于泰山封禅后，拜谒孔子庙之后，离开曲阜又去亳州(今属山东)，“谒老君庙，上尊号曰太上玄元皇帝”[50]，从此老子成了道教的皇帝。
　　高祖、太宗皆推崇佛教，使唐初佛教盛行，佛寺林立。高宗崇佛又过于祖、父。他为追念母亲文德皇后的恩德，为太子时修建了大慈恩寺；即皇位后又支持玄奘法师修建大雁塔，二人成了君臣至交[51]。他与武后在登封泰山前，于麟德二年“十二月，丙午(初九日)，车驾至齐州(治所历城，今山东济南市)，留十日。丙辰(十九日)，发灵岩顿，至泰山下”[52]。据笔者亲自考查，灵岩顿就是今天山东济南市管辖下的灵岩寺所在地。唐时属齐州辖区，是高宗、武后赴泰山封禅临时住宿的地方。帝、后从十二月初九日到达齐州，“留十日”，十九日离开灵岩顿，这近10天时间便住在灵岩寺。灵岩，即灵岩山。据清代姚鼐《游灵岩记》载：“泰山北多巨岩，而灵岩最著。”其间山峦起伏，松柏长青，溪水潺潺。在这优美的环境中，法空禅师于北魏孝明帝(元诩)正光年间(520—525)始建灵岩寺，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四大寺庙之一。唐高宗、则天武后在登封泰山之前，居在这里，显然是出于崇佛。待“有司于山(泰山)南为园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上为降禅方坛”[53]完成后，“二圣”便于乾封元年(666)春正月正式举行封禅盛典。高宗、武后在推崇佛教的同时，亦宣扬道教，可谓佛、道并重。高宗封禅毕即下诏“兖州(今属山东)界置紫云、仙鹤、万岁观、封峦、非烟、重轮三寺。天下诸州置观、寺一所”[54]。然后离开泰山，去曲阜拜谒孔子庙。这些史实说明高宗、武后的泰山封禅，充分展现了大唐儒、道、佛三教兼容，共同发展的宗教文化风采。此外，高宗、武后皆喜欢大唐乐舞，并擅长赋诗谱曲[55]。乾封元年(666)正月泰山封禅后，高宗当即宣布，免除齐州(今山东济南市)一年半赋税，管岳(泰山)县免除二年赋税，封禅队伍所经历的地方“无出今年租赋”。为庆祝封禅成功，“大赦天下，赐酺七日”。癸酉(初六日)，高宗、武后，“宴群臣，陈《九部乐》，赐物有差，日昳而罢”[56]。此时此刻，巍峨的泰山，广阔的齐鲁大地，迥荡着大唐乐舞优美的旋律，令人陶醉。这些都丰富了泰山文化、齐鲁文化，使其成为盛唐文化的绚烂篇章。
　　注释
　　[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61页。其后史书如《册府元龟》卷35《帝王部·封禅一》，皆因袭十二君封禅说，仅将其中“俈”字改为“喾”字。
　　[2]《新唐书》卷14《礼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349页。《文中子》，书名，又名《中说》，隋王通撰。
　　[3]详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汉书》卷6《武帝纪》、《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宋史》卷7《真宗本纪》。
　　[4][41]《新唐书》卷14《礼乐志》，第349、351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第6085页。
　　[6]《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五年，第6091页。
　　[7]《资治通鉴》卷194太宗贞观六年，第6094页。
　　[8]《资治通鉴》卷194太宗贞观十一年，第6128页。
　　[9]《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四年，第6158页。
　　[1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53页。
　　[11][12][18](宋)王溥：《唐会要》卷7《封禅》，第80、98、95页。
　　[13][33]《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第74、87页。
　　[14]《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15页。
　　[15]《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五年，第6322页。
　　[16]详见拙作《唐高宗再评价》，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17]《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第6343页。
　　[19]《唐会要》卷36《氏族》，第664页；《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679页。详见拙作《唐高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乾陵文化研究》(三)，三秦出版社2007年。
　　[20][31][32][42]《旧唐书》卷23《礼仪志》，第886—887、884、886—887、888页。
　　[21]《新唐书》卷93《李勣传》，第3820页。
　　[22]详见拙作《唐高宗“昏懦”说质疑》，载《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
　　[23]《唐会要》卷94《北突厥》，第1690页。
　　[24]《新唐书》卷51《食货志》，第1345页。
　　[25][26]《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五年，第6286、6286页。
　　[27]《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第6270—6271页。
　　[28]《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三年，第6309页。
　　[29]《资治通鉴》卷200高宗龙朔二年，第6328—6329页。
　　[30][37][38][39][52]《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二年，第6345、6345、6345、6344、6346页。
　　[34]《新唐书》卷46《百官志》，第1184页。
　　[35]详见拙作《李勣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原载《人文杂志》1980年第4期，同年9月24日《光明日报》摘要转载。
　　[36]《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487页。
　　[40]《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第2795页。
　　[43]《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2页。
　　[44]《史记》卷12《孝武帝本纪》，第475页。
　　[45]《后汉书》卷1《光武帝》，《资治通鉴》卷44光武帝中元元年，第1425页。
　　[46]《唐大诏令集》卷105《置学官备释奠礼诏》，中华书局2008年，第537页。
　　[47]《资治通鉴》卷192太宗贞观二年，第6054页。
　　[48][54][56]《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第90、90、89页。
　　[49]《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第15页。
　　[50]《资治通鉴》卷201高宗乾封元年，第6347页。
　　[51]详见拙作《唐高宗与玄奘法师》，载《乾陵文化研究》(一)，已收入拙著《武则天与唐高宗新探》，三秦出版社2008年。
　　[53]《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二年——乾封元年，第6346页。
　　[55]详见拙作《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刊《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拙作《论武则天在文化史上的贡献》，载《中华传统文化与新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
　　(赵文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