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名冠古今、声震遐迩的英明君主。他在位期间与朝臣共同努力，精心打造出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不仅创造了君主时代最文明的政治环境和最和谐的君臣关系，还奠定了唐朝三百年的制度基业，成为后世帝王学习的典范。然而在开创这一治世华章的过程中，除了他任人唯贤、依靠手下的一大批谋臣勇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有勇有谋的妻子长孙皇后竭尽心力的辅佐是分不开的。本文试就长孙皇后在唐太宗执政初期的辅助作用简论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 长孙皇后生平
　　长孙皇后(600—636)，于仁寿元年出生于长安，北魏皇族拓跋氏之后。生父长孙晟是隋右骁卫将军、著名外交家，平突厥之功臣。生母高氏，为北齐清河王高岳之孙，乐安王高励之女，名臣高士廉之妹。大业九年(13岁)嫁给了唐国公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为妻，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被册封为秦王李世民妃。武德九年(626)六月，玄武门之变发生后，被册封为太子李世民妃，同年八月李世民升储登基以后，被立为皇后。贞观十年(636)病逝，享年36岁。高宗上元元年(674)上尊号文德顺圣皇后。长孙皇后与李世民是在隋末唐初战乱之时结为夫妻的，二人历经艰难，感情深笃，特别是长孙氏深明时事的运行机制，对于成就李世民的人生功业多有裨益，功不可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贤后。
　　二 长孙皇后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
　　武德九年六月的玄武门之变，为秦王李世民辉煌帝业走向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皇位继承的激战中，长孙皇后与李世民默契配合，同心协力，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下积极奔走，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为李世民最终赢得政变的胜利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稳定后宫，除去后顾之忧
　　唐朝建立之初，身为长子的李建成被立为太子。按照惯例，太子建成则要留在朝廷辅佐高祖李渊处理一些日常军政要务。于是，防止边关战乱，歼灭各路诸侯，征战沙场，统一天下的重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李世民的肩上。使得李世民经常是人不解甲，马不离鞍。这样，对于长期带兵外出、远离京城的李世民来说，便没有了和父皇李渊后妃处好关系的机会。据《资治通鉴》记载，早在武德二年，太子建成就“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1]，经常在底下唆使挑拨，使李世民与后宫的关系更加不和起来。再加之，在李世民与太子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李渊就一直偏袒太子，这样一来，李世民的处境就非常困难。
　　为了使夫君摆脱困境，长孙氏则责无旁贷的利用其特殊身份，在后宫多方活动，拉动人脉，努力改善各种关系。她“孝后事高祖，恭顺嫔妃”[2]，尽力弥补李世民在这方面的不足。为李世民缓解了与后宫的矛盾，减轻了来自李渊及后官的压力，解除了李世民的后顾之忧。
　　(二)笼络才俊，成其大业
　　在后宫，长孙氏亲妃尊长，从容应对，左右逢源，为李世民的储位之争赢得主动；另一方面，她又私下为夫君密络贤士，储备人才，并和他们一起精心策划，周密部署，这点在《旧唐书·房玄龄传》里有所记载。贞观十年(636)，房玄龄因微过谴归第，黄门侍郎褚遂良上书太宗，极力为房玄龄说情，其中说道：“及九年之际，机临事迫，身被斥逐，阙于谟谋，犹服道士之衣，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其于臣节，自无所负。”[3]这就足以说明长孙皇后于政变前和秦王府核心人物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运筹帷幄，为秦王制订切实可行的政变方案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三)亲力亲为，慰勉将士
　　长孙皇后在玄武门政变之前就清醒地认识到，李家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已无法调和，只能借助武力。于是她和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人，力劝李世民发动政变。由于有她和一帮文臣武将的支持与鼓励，李世民才在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下定了发动政变的决心。当李世民率其私党出发时，长孙皇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4]。有了她的亲临和激励，群情振奋，士气更加高涨。她用一个弱女子的英雄气概，为李世民储位之争的胜利充实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三 长孙皇后在“贞观之治”中所传递出的正能量
　　贞观初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泰民安，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局面。这种祥和稳定的局面和长孙皇后不断传递出的正能量是分不开的。后妃在中国古代是特殊阶层中的群体，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自古有“贤妃助国君之政，哲妇隆家人之道”，长孙皇后的贤妃、哲妇形象是毋庸置疑的。贞观年间，长孙皇后在处理好后宫的同时，以其非凡见识和聪明才智，与君臣们一起励精图治，尽心尽力地帮李世民打造“贞观之治”这一宏伟蓝图，荣膺后世称颂。
　　(一)勇于犯颜直谏，保护鼓励谏臣
　　贞观年间，臣下直言进谏，主上虚己纳谏蔚然成风。长孙皇后不仅勇于犯颜直谏，而且保护和鼓励谏臣直谏。
　　太宗有一匹心爱的骏马，在宫中饲养，有一天这匹马却无病而暴亡。太宗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想杀了养马的宫人。皇后知情后谏道：“昔齐景公以马死杀人，晏子请数其罪云：‘尔养马而死，尔罪一也；使公以马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尔罪二也；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尔罪三也。’公乃释罪。陛下尝读书见此事，岂忘之邪?”[5]唐太宗听后豁然醒悟，终于改变初衷。他还对房玄龄说，皇后以平常事启发我，真是我受益匪浅。长孙皇后去世，他说皇后“每能规谏，补朕之阙”[6]，李世民承认皇后能够弥补自己的过失。
　　唐太宗虽然知人善任，从谏如流。但有时，谏臣的直率会触犯他的尊严，他也会暴跳如雷。贞观六年(632)三月，魏徵在朝堂上给唐太宗提了意见，太宗一时接受不了，气愤退朝。回到后宫，余怒未消，吼道：“会须杀此田舍翁!”[7]长孙皇后问其故，太宗说：“魏徵每廷辱我。”[8]长孙皇后当时没说什么，退回里间换上朝服出来，连声向太宗祝贺。太宗不明其意，问：这是为何?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9]魏徵敢于提意见，那是因为他忠于您，他敢于这样，正好证明陛下的贤明。现在我有一个贤明的夫君，这是国家、人民之福啊，我能不贺吗?唐太宗听后，转怒为喜。从此，对魏徵更加信任和器重。作为“贞观”谏臣之佼佼者，魏徵曾数犯龙颜，所谏之事二百余件，皆为太宗采纳。正如太宗所讲：“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以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党，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10]由此可见，“贞观”进谏、纳谏之风的盛行是与长孙皇后保护谏臣、支持直谏分不开的。房玄龄是初唐著名的政治家，贞观良相。长孙皇后病重期间，他因小过，被太宗停职，回府反省。长孙皇后觉得这事处理的不妥，在弥留之际，告诫太宗一定要相信房玄龄。她认为房玄龄为人谨慎，忠心报国，值得信任。这足以看出长孙氏的政治谋略和远见卓识的一面。
　　(二)防范外戚，大局为重
　　自古以来，外戚专权，多会扰乱朝纲。他们狐假虎威，飞扬跋扈，祸国殃民。
　　在防止外戚权重方面，长孙皇后能够立足保全家族和维护初唐社会长治久安的大局，对于防范家族势力膨胀、外戚权重采取了诸多努力，从而对唐太宗执政期间绝少外戚干政现象起到了积极作用。
　　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长孙安业，为人不厚道，游手好闲。在他父亲死后，就把年幼的长孙无忌和长孙氏赶出家门，因此长孙无忌兄妹二人是在舅父高土廉家中长大的。长孙氏当了皇后，并没有忌恨以往之事，还劝太宗加以任命，使长孙安业官至监门将军。贞观元年，长孙安业参与了李孝常等人的谋反阴谋，按照律法，这种十恶不赦之罪当处以死刑。当时重权在握的长孙无忌没有说情，但皇后出面了。她对唐太宗说：“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恃宠以复其兄，无乃为圣朝累乎!”[11]长孙皇后认为安业按其罪行，确实应予以诛杀，只是这样做了以后，天下之人还以为她公报私仇，这不仅对她的声誉有影响，而且也将影响朝廷的声誉。唐太宗遂免去了长孙安业的死罪，将其流放岭南。长孙皇后在保护安业问题时的这种顾全大局的理性，在阻拦长孙无忌掌权的问题上也同样理性。
　　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在唐太宗夺取最高权力的过程中，他出谋划策，功劳居首。太宗即位后，长孙无忌任吏部尚书，后来李世民打算任其为宰相。但是，皇后不同意，并私下向太宗谏道：“妾即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12]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预防外戚干政。这一点，唐太宗很不理解，所以，还是让长孙无忌当上了右仆射(宰相)。但是，长孙皇后还是很坚持，她让哥哥自觉退出。长孙无忌理解妹妹的良苦用心，坚决请求太宗辞去他右仆射之职。太宗无法说服他，加上皇后的一再劝说，只好同意了。皇后这才释怀一笑。长孙皇后能够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外戚势力对政治的恶劣影响，并能坚持己见，努力抑制外戚专权，这在历史上实为罕见，体现了她时刻以大局为重的豁达胸怀和道德风范。
　　(三)和睦后宫，不徇私情
　　太宗即位，百废待兴，日理万机，难免有不顺心的时候，无故责罚宫人。为了不因后宫事务牵扯太宗精力，长孙皇后要求由她负责惩处。等过段时间，太宗心情平静下来后，她再为之申诉，因此宫中“刑无枉滥”[13]。皇后性格温顺，贤淑善良。嫔妃有病，她会把自己的药和可口的饭菜送过去。她的仁慈，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位嫔妃，嫔妃们也时常以她为榜样，彼此尊重，所以，贞观时期的后宫少了历朝后宫里的勾心斗角，美人争宠的血腥局面，反而充满了祥和的气氛。
　　由于长孙皇后精心处理宫内的各种事务，不仅让太宗省心，还赢得了宫中上下的赞扬和爱戴。唐太宗的女儿豫章公主从小丧母，长孙皇后将她收养，疼爱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女，树立了良好的道德风范。皇后的亲生女儿长乐公主是太宗“特所钟爱”[14]之女，出嫁时，太宗为其准备了十分丰厚的嫁妆，超过了永嘉长公主几倍。唐制，公主和长公主，都是正一品待遇，而且按照封建伦理，长公主名义上还要尊于公主。魏徵认为唐太宗这种做法于礼不合，坚决反对。太宗退朝后，把魏徵的意见转述给皇后，皇后听后深有感慨，魏徵真是难得，作为皇帝妻子的我和陛下谈论时尚且察言观色。过去常听说陛下重用魏徵，但不知其缘故，今听到此谏，真可谓社稷之臣也，并趁势向太宗进谏道：“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有国有家者急务，纳之则俗宁，杜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之，则天下幸甚。”[15]还派人给魏徵送去钱帛，以示嘉奖，并告诉魏徵：“闻公正直，乃今见之，故以相赏。公宜常秉此心，勿转移也”[16]。皇后不仅赞赏魏徵，更能对魏徵的言行进行分析，做到了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长孙皇后不徇私情，秉公办事，才使得复杂的后宫风平浪静，井井有条。为李世民不受后宫干扰、聚精会神地处理朝政发挥了一个贤内助的重要作用。
　　(四)举止言行，有章有法
　　长孙皇后出身名门望族，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举止言行，必循法度，她的这种遵纪守法的良好作风伴随其短暂的一生。长孙皇后为了戒约自己的言行，曾根据历代妇女参政得失之事撰写了《女则》一书，共10卷，作为戒约自己言行的借鉴。又亲自为此书作序，且自认为此书编写缺乏条贯，编它是为了戒约自己的言行，所以，要求左右不要告诉唐太宗。皇后崩后，宫中女官才把她的遗著《女则》呈给唐太宗。太宗读后感慨颇深，他对侍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17]长孙皇后还写了一篇论驳《汉明德马皇后》的文章，认为汉章帝的母亲马太后，虽然制止了章帝对外戚的封爵，却没有抑制其势力的发展，才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18]。她所撰写的都不乏真知灼见，值得后人借鉴学习。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从幸九成宫，不幸身染重病。朝中御医尽力诊治，珍贵药物用尽，仍不见好转。太子李承乾见状私下言之母后：“医药备尽，尊体不疗，请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19]长孙皇后听后表态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20]还说，至于国家大赦，那是国家大事，怎可因我而乱了天下法规呢?承乾虽心疼母后，可不敢奏明太宗，便通过宰相房玄龄告知太宗，太宗深有感慨，同时朝臣也奏请赦免，为皇后修福，太宗同意了。长孙皇后闻知后坚决反对，太宗不得已而放弃。
　　长孙皇后恪守法度，不以个人得失而乱国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唐朝法律制度的有效贯彻执行，防止了违法乱纪的不良风气给贞观一朝带来的不良影响。
　　(五)崇德尚俭，高风亮节
　　厉行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古今治世之道。长孙皇后宽厚明达，见识非凡，虽身居高位，但深知节俭的重要性，并能严以律己，以身作则。
　　当了皇后以后，长孙氏仍然保持着以前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式，谦虚贤惠，生活节俭。据《旧唐书·长孙皇后》记载：“后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21]说明长孙皇后在衣食生活方面严格按规定行事，决不滥用权势为所欲为，时刻表现出母仪天下的贤后形象。长孙皇后不但自己简朴，在教育子女方面，也是如此。有一次太子李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跟皇后说，东宫的用度不够，请求增加，遭到拒绝，并说：“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扬，何忧少于器物也。”[22]
　　更为难得的是长孙皇后在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方面，尤是体现了其高风亮节，智慧理性和深远用意。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病危，太宗与其诀别，弥留之际，她语重心长地告诉太宗：“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23]她的这些言辞，情真意切，得到唐太宗的支持，其墓室修筑仅动用百余人，数十日完工，且墓室内不藏金银玉器，人马器皿，皆用土木之器。作为一位在经济文化繁荣时期的唐太宗的皇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仅动用这点人力修成陵墓，实属少见。这不正是皇后的美德所在吗?后来，唐太宗在撰写《昭陵刻石文》碑时，评价了长孙皇后节俭的美德，阐明了因九嵕山为陵的原因，并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
　　贞观十年(636)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年仅36岁，同年11月，葬于昭陵。初谥曰文德，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长孙皇后与唐太宗情深意笃，她的去世使太宗悲痛不已，为了能每天看见皇后的陵墓，他便在宫苑之内修建了一座高楼。有一次，太宗让魏徵同他一块登楼北望昭陵。魏徵说：“臣眼昏花，看不见啊。”唐太宗真以为他看不见，就用手往昭陵的方向指去，魏徵说：“臣以为陛下是在望献陵，如果是昭陵，我早就看到了。”太宗听后不觉伤心地哭了起来，遂下令拆了此楼。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魏徵这样说是有意讥讽唐太宗只想念妻子，不想念父亲，这让天下人知道了，可有损太宗的英明形象啊。楼虽然拆了，可在唐太宗的心里，却永远装着他的贤妻良佐。
　　可以看出，长孙皇后以她的贤惠善良，厉行节俭，以身作则，顾全大局的优良作风不时地向贞观盛世所传递出的正能量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股正能量的传递，才使得贞观时期的政局更加稳定繁荣，才使得长孙皇后的人格魅力更加的深入人心。
　　四 长孙皇后与昭陵遗存
　　由于长孙皇后临终所提的“因山而葬，不须起坟”的深远想法，所以在她病故后，太宗按照其遗愿，在九嵕山[24]的山腰开凿了一洞石窟，采取“因山而葬”的方式，把皇后临时安厝进去，遂确定了昭陵的陵地和名称。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由此可见，昭陵与长孙皇后关系的密切程度。
　　昭陵是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陪葬墓最多、遗存文物最为丰富、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唐代帝王陵墓。陵园面积200平方千米，现存遗址有北司马院遗址、献殿遗址、寝宫遗址。遗址内现存文物有昭陵六骏石刻像座，十四国蕃酋君长石刻像及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祭奠昭陵时遗存下的祭陵碑20余通。除以上遗存外，还有200余座[25]气势浩荡的陪葬墓，现已明确身份的有73座。陵山居高临下，200余座陪葬墓以陵山主峰为轴心，以关系亲疏和功绩大小作由近而远、犹如群星拱月般的扇面形排列。有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魏徵、李靖、李勣、秦琼、尉迟敬德、房玄龄、程咬金等陪葬墓。目前已发掘清理了40余座，出土文物6000余件，其中有色彩艳丽，做工精湛的彩绘釉陶文武官俑、沙漠精灵骆驼俑、三彩中的佼佼者蓝彩女站俑及那些袒胸露背、个性张扬的仕女壁画等。
　　昭陵地面建筑屡遭战乱虽被毁坏，但地上地下所遗存的大量珍贵文物，是当今了解、研究唐代社会、经济、文化的翔实资料，是中国封建社会综合国力最强盛时期的历史产物和历史见证，也是大唐盛世华丽篇章的缩影。试想，如果没有长孙皇后弥留之际，向太宗叮嘱“因山而葬，不须起坟”的遗言，九嵕山会成为长孙皇后与唐太宗的归宿之处吗?九嵕山会被定名为“昭陵”吗?只因有了“昭陵”的定名后，才会在广袤的关中平原上出现200余座皇亲国戚、文臣武将的陪葬墓，才会有昭陵博物馆馆藏的6000余件唐代陪葬墓出上的精美文物。正是昭陵这些珍贵遗存，才使人们在谈论起唐太宗的丰功伟绩时，时刻都会想起他身后的贤内助——长孙皇后。
　　综上所述，长孙皇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性。在其短暂的人生中，以其非凡的政治才能和母仪后宫的良好形象，参与了唐初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成就唐太宗的千秋大业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从她身上所传递出的正能量，今犹可效，垂范百世。无愧是皇后楷模，太宗高参，也无愧于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颂扬和崇敬。由此可见，唐太宗创造了贞观之治，而她也成就了英明的唐太宗。
　　注释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7武德二年九月条，岳麓书社1990年，第442页。
　　[2][4][6][11][12][14][15][17][18][19][20][21][22][2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1《后妃·文德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4—2166页。
　　[3]《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第2463页。
　　[5](唐)吴競：《贞观政要》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8页。
　　[7][8][9][16]《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条，第533页。
　　[10]《贞观政要》卷2，第33页。
　　[13]《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性仁孝俭素条，第542页。
　　[24]九嵕山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境内，海拔1224.9米，由九道山梁拱聚而成。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嵕，这座山峰因而得名九嵕山。
　　[25]昭陵陪葬墓的数量，文献记载有所不同。两《唐书》载74座，《唐会要》载155座，宋《昭陵图》载85座，《长安志》载165座，清《礼泉志》载203座。转引自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第6期，第535页。1977年，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载167座，其中可确定墓主姓名、身份和入葬时间的有57座，《文物》1977年第10期，第34页。1987-1989年，宋德闻、姚思汉、秋维道《昭陵古墓葬遥感解释和定位的研究》载188座，其中可以确定墓主的陪葬墓有62座。1992年，王兆麟报道昭陵陪葬墓为185座，详所撰《唐昭陵发掘一批陪葬墓》，《中国文物报》1992年6月14日第1版。
　　(刘群，昭陵博物馆，文博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