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与唐代史学
季庆阳
孝道作为中国古代道德伦理的核心理念广泛的渗透于各种文化形态之中，史学概莫能外。唐代史学是唐代思想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无论是史学理论、史学制度、史学体裁，还是修史的质量与数量方面，都可以说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形成了一座高峰，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拟以唐代史学为例，选取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史学著作作以分析，以期厘清孝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关系。
一 孝道与“唐八史”
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历时30年，唐朝政府专设史馆，挑选史官修成了六部纪传体前代“正史”，即《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加上私家修撰而后得到官方认可的《南史》、《北史》，称为“唐八史”。这八部史书大都是在唐太宗的要求下修撰的。唐太宗非常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从中探寻治国之道。他让史官修史的目的就在于“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1]。他在嘉奖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诏中说：“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2]从中更加明确的反映出他修史的宗旨。参与修史的魏徵、房玄龄、令狐德棻、姚思廉等人都积极贯彻了唐太宗“以史为鉴”的修史宗旨。
以史为鉴离不开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和评价。唐代以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指挥修撰“正史”的是大兴儒教的唐太宗，主持和参与修史的基本上是以魏徵、颜师古、孔颖达等为代表的一批儒学名士，所以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分析和评价自然以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为圭臬。孝道作为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石，作为唐代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良方，受到史家的高度推崇。仅从各史的孝友传序文就可以看出。《隋书》卷72《孝义传》序云：
然则孝之为德至矣，其为道远矣，其化人深矣。故圣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杜，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徽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此皆资纯至以感物，故圣哲之所重。[3]
《晋书》卷88《孝友传》序云：
大矣哉，孝之为德也。分浑元而立体，道贯三灵；资品汇以顺名，功包万象。用之于国，动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鬼神而昭景福。[4]
《梁书》卷47《孝行传》序云：
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为大，有国之所先欤!高祖创业开基，饬躬化俗，浇弊之风以革，孝治之术斯著。[5]
《陈书》卷32《孝行传》序云：
孔子曰：“夫圣人之德，何以加于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伦之至极也。凡在性灵，孰不由此。[6]
《周书》卷46《孝义传》序云：
夫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其唯孝子；奉大功而立显名者，其唯义乎。何则?孝始事亲，惟后资于致治；义在合宜，惟人赖以成德。上智禀自然之性，中庸有企及之美。其大也，则隆家光国，盛烈与河海争流；授命灭亲，峻节与竹柏俱茂。其小也，则温枕扇席，无替于晨昏；损己利物，有助于名教。是以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荀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观其所由，在此而已矣。[7]
《南史》卷73《孝义传》序云：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夫仁义者，合君亲之至理，实忠孝之所资。虽义发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圣哲贻言。[8]
《北史》卷84《孝行传》序云：
然则孝之为德至矣，其为道远矣，其化人深矣。故圣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徽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是以尧、舜、汤、武居帝王之位，垂至德以敦其风；孔、墨、苟、孟禀圣贤之资，弘正道以励其俗。观其所由，在此而已矣。[9]
从以上各史《孝义传》(《孝行传》或《孝友传》)序可以清楚地看出，孝道在唐代史家的眼中被看作是“至德”、“要道”，是立身、齐家、治国之根本。所以唐代正史的作者把孝作为重要的价值标准，用其来褒贬历史人物和品评历史事件，不仅如此，还专门为著名孝子立传，以褒扬孝道，宣扬孝化，以达到“化人”、“隆家光国”之目的。在唐以前就有人专门撰写《孝子传》，据《隋书》卷33《经籍志二》记载，在隋代流传的就有：王韶之所撰《孝子传赞》3卷，晋辅国将军萧广济所撰的《孝子传》15卷，宋员外郎郑缉之所撰的《孝子传》10卷，师觉授所撰的《孝子传》8卷，宋躬所撰的《孝子传》20卷，梁元帝所撰的《孝德传》30卷；此外还有不知何人所撰的《孝子传略》2卷，《孝友传》8卷。但在唐代之前所修的纪传体“正史”中并未专门设立孝子传。在正史中专门设立孝子传始于唐代。这充分说明唐人对孝道的重视和推崇。唐代建立了史馆制度和史料报送制度。唐代规定，地方州府必须及时将孝行卓著者的事迹及时上报朝廷，一是用于表彰，一是送交史馆，为其立传褒扬[10]。从唐代始，后世王朝修正史皆为孝子立传，以宣扬孝道。
历史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载，是对人们实践经验的总结，通过了解历史使人能够明辨是非，汲取生活的经验和教训。因此通过历史来宣扬孝道比之空洞的理论说教更加具有说服力，鉴戒和教化作用更加显著。唐太宗对此有深刻理解。这从唐太宗对五代史修成的褒奖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下令修《晋书》的良苦用心更能体现出这一点。
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承乾因谋反被废除，这件事对唐太宗打击很大。一则儿子的背叛让他很是伤心，担心“子不肖则家亡”；二则围绕太子废立大臣之间明争暗斗，担心臣子专权欺主而乱国。魏晋以来政权更替频繁，大臣篡逆夺权，皇子争位内乱而倾国的历史现象时有发生。在唐太宗看来这都是忠孝阙失的结果，他在分析西晋“海内版荡，宗庙迁播”的原因时说：
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闲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于众口，事不定于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11]
由此可见唐太宗下令新修和“御撰”《晋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忠孝之道，以劝诫皇子和大臣。修撰《晋书》的史官领会到了唐太宗的意图，在《晋书》中突出了孝道，并将孝道扩大到忠君，移孝作忠，把忠孝融为一体。在《晋书》中专立《孝友传》和《忠义传》，并将这二传放在类传的前列，除了《孝友传》中的“至孝”典型外，其他列传中也多宣扬孝道。如为卧冰求鲤以孝其亲的王祥专门立传，其被后世列入“二十四孝图”。《晋书》不仅正面宣扬忠孝，而且对不孝不忠者进行批判。如《晋书》中立有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传，正是因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对他们的批判在于告诫唐朝的皇子要以忠孝为本，不可重蹈覆辙。
实际上，在唐代八部“正史”的本纪和列传中随处可见某某“仁孝”，某某“幼以孝闻”，某某“性至孝”，某某“纯孝”，某某“孝友纯至”，……应该说宣扬孝道是这八部正史的共同特点，只是《晋书》更加突出而已。
二 孝道与《史通》
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是唐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作。刘知几(661—721)，字子玄，生于唐代名门，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推崇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以孔子后继自诩。他在《史通·内篇·自叙》中说：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者之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颇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欲也。[12]
可以看出他以孔子为楷模，欲效仿孔子修《春秋》、赞《易》、述《职方》来修史，并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所在，大有孟子舍我其谁的味道。
刘知几从崇圣尊儒的立场出发，要求史家以儒家政治伦理学说解释历史的变迁，将史学的宗旨和目的总结为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现实社会树立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的标准和规范，史学的方法要自觉为宣扬名教而服务。他在《史通·内篇·自叙》中这样说：
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13]
刘知几明确告诉世人其撰写《史通》在于解决各史“其道不纯”的问题，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以使史学达到“上穷王道，下谈人伦”的目的。刘知几认为“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对于“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使其“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14]。关于史官，刘知几认为应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为职责。他说：“史官之责也。夫能申藻镜，区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15]。关于史书，刘知几认为“正名”是“君子所急”。他推崇孔子修《春秋》，吴、楚虽称王，“仍旧曰子。此则褒贬之大体，为前修之楷式也”。他批评司马迁撰《史记》，“项羽僭盗而纪之曰王，此则真伪莫分，为后来所惑者乎”。他认为：“当汉氏云亡，天下鼎峙，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但以地处函夏，人传正朔，度长絮大，魏实居多。……逮作者之书事也，乃没吴、蜀号谥，呼权、备姓名；方于魏邦，悬隔顿尔，惩恶劝善，其义安归”[16]。也就是说刘知几在《史通》当中确立了以儒家纲常名教为准则的品评史家、论定史书的指导思想。儒家政治伦理的基石是孝亲和由孝亲而延伸的忠君思想，刘知几所要激扬的名教核心也在于此。他在《史通·曲笔》中说：
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17]
刘知几在《史通》中倡导的另一史学思想是“实录直书”，但他要求“实录直书”必须服务于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儒家纲常名教。他在《史通·内篇·序传》中说：
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而相如自序，及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已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18]
可以说刘知几从理论的高度对魏晋以来史家以儒家政治伦理为标准和规范撰写史书给予了总结和肯定，并且指导史家更加自觉的按照“激扬名教”的宗旨修撰史书，已达到惩恶扬善，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
三 孝道与《通典》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著者杜佑(735—812)，出身于名门大族。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78岁因病致仕。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刘知几一样，杜佑也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忠实信奉者，他在《进通典表》中这样写道：“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19]
他将儒家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看作治国理家之“要道”，天经地义之“大德”，封建帝王治国理政之永恒规范，可见他对儒家思想的推崇。杜佑之所以修撰《通典》在于儒家经典“多记言，罕存法制”，“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20]。他实际是想弥补儒家经典的不足，想从社会制度变迁的角度探寻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在封建社会统治中具体运用的规律，为唐朝统治者提供借鉴，即“至于往昔是非，可为来今龟镜”。在撰写《通典》时杜佑提出了一条将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具体化的治国方略，他说：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敌焉。是以食货为之首(12卷)，选举次之(6卷)，职官又次之(22卷)，礼又次之(100卷)，乐又次之(7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15卷)，其次五刑(8卷)，州郡又次之(14卷)，边防末之(16卷)，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21]
《通典》中制度门类编排的次序正透射出了杜佑的政治主张。杜佑继承了儒家把教化作为治家理国的前提和基础的主张。同时发扬了孔孟“既富而教”的思想，强调把经济民生作为教化的基础。选贤任能，先礼乐教化，后刑罚约束。这完全是儒家奉行的政治思想路线。
在《通典》当中杜佑用了大量的文字来记述礼制的发展演变。《通典》共计200卷，其中礼制方面的内容就占了100卷，即历代沿革65卷(目录1卷、吉礼14卷、嘉礼18卷、宾礼2卷、军礼3卷、凶礼27卷)，开元礼35卷(序例3卷、吉礼13卷、嘉礼9卷、宾礼1卷、军礼2卷、凶礼7卷)。杜佑在《通典》卷41《礼序》中说：
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令，其居仁曰义。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22]
正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礼被看作是立身、治家、处事、治国所必须遵循的规范，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体现，杜佑才对礼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吉礼主要是祭祀天地之礼和祭祀祖先之礼，嘉礼主要包括冠冕、婚嫁以及亲族之间相处和交往的礼仪，宾礼主要记朝聘之礼、宾主之仪，军礼主要指命将出师之礼，凶礼主要包括丧祭制度、亲族丧服制度等。对于礼仪，杜佑并不是等同待之的，而是有所侧重。在历代礼仪沿革的65卷中，仅凶礼就达27卷，占到了40％以上的篇幅，吉礼、嘉礼、凶礼加起来占了59卷，占到90％的篇幅，《开元礼》35卷中吉礼、嘉礼、凶礼加起来为29卷，占80％以上的篇幅。在中国古代，除了吃饭问题外，人们的社会活动主要围绕着祭祀、冠冕(衣服)、婚嫁、亲族、丧葬而展开。其核心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人际关系，维护这种关系的道德基础是孝道，其表现方式则是礼仪规范。也就是说杜佑以礼仪制度的方式揭示了忠孝之道是立身之本，治国之“要道”、天地之“大德”、百王之恒“式”。长期以来众多学者视杜佑用一半的篇幅来记述礼仪沿革为《通典》之缺陷，实际上是没有理解杜佑的良苦用心，没有认识到礼仪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四 孝道与《贞观政要》
杂史在唐代大量出现。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的杂史约有180多部，其中唐人记述唐代史事的占到整个著录的三分之一。《隋书·经籍志》解释，杂史是博达之士“各记闻见，以备遗忘”，或“抄撮旧史，自为一书”，内容“大抵皆帝王之事”。《贞观政要》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吴競(669—749)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修撰成《贞观政要》，其书10卷40目，主要记述的是唐太宗时的君臣问对，包括当时大臣的一些谏议和奏疏等，是一本集政论与史论于一体的史学著作。吴競撰写这部史学著作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在《贞观政要序》中说：
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至于垂世立教之美，典谟谏奏之词，可以弘阐大猷，曾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备加甄录，体制大略，咸发成规。于是缀集所闻，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纲，词兼质文，义在惩劝，人伦之纪备矣，军国之政存焉。……庶乎有国有家者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23]
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吴競撰写《贞观政要》的目的就在于给唐玄宗提供治国理政之鉴戒。吴競在《贞观政要》中列举了40个方面可以借鉴的内容，其核心思想是宣扬儒家的忠孝之道。其中第十四和第十五为忠义和孝友，专章记载贞观时期君臣有关忠义和孝友的讨论。除专章记述有关孝友的事例和论述外，在《择官》、《太子诸王定分》、《尊敬师傅》、《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仁义》、《俭约》、《杜谗邪》、《礼乐》、《慎终》等篇目中都有关于孝道的记述和褒扬。如《择官》中记载，魏徵向唐太宗建议选官要重品行，他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代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24]他提出“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25]，也就是说在择官要用具有儒家忠孝仁义品行的人。《太子诸王定分》记载唐太宗和大臣讨论确立太子和诸皇子的名分地位的言论，其言论中反映出的思想是要积极维护宗法关系的嫡庶之分，确立皇位的嫡子继承制度。《尊敬师傅》记载皇帝和太子及诸皇子如何尊敬师傅，如何挑选德高望重之人做太子和诸皇子的师傅，如何教授太子和诸皇子忠孝仁义之道的言行。反映的思想是要尊师重教，而作为老师则要以儒家忠孝之道来教导皇太子和诸皇子，如其所记：
贞观十一年，以礼部尚书王珪兼为魏王师。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驱使，甚知刚直，志存忠孝，选为子师。卿宜语泰，每对王珪，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师道自处，时议善之也。[26]
《教戒太子诸王》、《规谏太子》也多记述太宗和大臣如何劝诫太子和诸皇子遵守儒家忠孝之道。《规谏太子》中记载：
贞观中，太子承乾数亏礼度，侈纵日甚，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讽之。是时太子右庶子孔颖达每犯颜进谏。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颖达曰：“太子长成，何宜屡得面折?”对曰：“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谏诤愈切。承乾令撰《孝经义疏》，颖达又因文见意，愈广规谏之道。太宗并嘉纳之，二人各赐帛五百匹，黄金一斤，以励承乾之意。[27]
从以上所选内容可以看出，吴競在史料的选择上是以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为标准的，儒家忠孝观则是其核心思想，是给有国有家的提供的治国之“至道”，齐家之“宏纲”。
结语
综上所述，唐代史家对孝道无不推崇备至，自觉地以孝道作为价值标准来分析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无论是所谓的纪传体正史，或是杂史，或是新出现的典章制度史，都以宣扬孝道为己任，纪传体正史中专门创立孝友类传，充分反映了唐代史学家对孝道的推崇。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对以孝道为史学价值观进行了阐释，使史学与孝道的结合更加深入。从孝道与唐代史学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孝道伦理是古代史家修史的重要价值标准，这一标准不仅是史家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准绳，也是拣择史料的规矩之一，更是史家竭力想通过历史著述来进行弘扬的普世价值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历史著作成为宣扬孝道的重要工具之一。
注释
[1](唐)吴競：《贞观政要》第23《杜谗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04页。
[2](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554《恩奖》，中华书局1960年，第6657页。
[5](唐)魏徵：《隋书》卷72《孝义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661页。
[4](唐)房玄龄：《晋书》卷88《孝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3页。
[5](唐)姚思廉：《梁书》卷47《孝行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647页。
[6](唐)姚思廉：《陈书》卷52《孝行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423页。
[7](唐)令狐德棻：《周书》卷46《孝义传》，中华书局1971年，第825页。
[8](唐)李延寿：《南史》卷73《孝义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798页。
[9](唐)李延寿：《北史》卷84《孝行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825页。
[10](宋)王溥：《唐会要》卷63《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中华书局1955年，第2286页。
[11]《晋书》卷3《武帝纪》，第82页。
[12][13](唐)刘知几：《史通·内篇·自叙》，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第205-206页。
[14]《史通·内篇·直书》，第140页。
[15]《史通·内篇·品藻》，第135页。
[16]《史通·内篇·称谓》，第78-79页。
[17]《史通·内篇·曲笔》，第143页。
[18]《史通·内篇·序传》，第237页。
[19][2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3页。
[21](唐)杜佑：《通典》卷1，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22]《通典》卷41《礼序》，第1119页。
[23](唐)吴競：《贞观政要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页。
[24][25]《贞观政要》卷3《择官第七》，第79页。
[26]《贞观政要》卷4《尊敬师傅》，第119页。
[27]《贞观政要》卷4《规谏太子》，第141-142页。
(季庆阳，历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高级工程师)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