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丧葬礼仪是处理死者殓殡祭奠的仪式，也是亲属友人等哀悼、纪念、评价死者的礼节。就大体而言，古代的葬仪程序，从初丧到终丧，一般为停尸、招魂、殓殡、吊丧、服丧、送葬、居丧、墓祭等几个主要仪节。下面结合唐代丧葬的实例，依次叙述之。
　　一 停尸 招魂 殓殡
　　人死后，需将尸体安放在特定的地方，并在短时间内对尸体进行一系列处理。唐《开元礼》卷146“凶礼”“六品以下丧初终”条云：“气绝废床，寝于地。”注云：“人始生在地，庶其生气返。”就是将死者抬放在靠近地面的尸床上。在此前后，需按照古代的丧俗，依次履行各种丧葬仪节。
　　属纩 人濒临死亡时，用新丝绵絮置于临死者的口鼻上，以验呼吸之有无，称之为属纩。据《仪礼·既夕礼》和《礼记·丧大记》记载，病人病危时，要给他脱掉内衣，换上寿衣，四肢要有人捉着，以防手脚痉挛。然后“属纩以俟绝气”。郑玄注：“纩，今之新绵，易动摇，置口鼻之上以为候。”若不见新絮摆动，便可验明已经断气。诸子及亲属、侍者皆哭。属纩习俗，自周代开始，沿袭甚久，唐代也遵此俗。《新唐书·礼乐志》云：“疾困，去衣，加新衣，撤乐，清扫内外。四人坐而持手足，遗言则书之，为属纩。气绝，寝于地。”后来人们渐渐地把属纩作为人临终的代称。
　　招魂 招魂是一种很古老的习俗，周代已盛行，在古代礼典中的正式名称叫“复”。是指人刚死，亲属招唤死者灵魂回复到身体，希望起死回生的一种仪式。古人认为，人有魂魄。魂是人体出入的气息，魄是人的感觉。人刚死，魂先脱离人体，只要招回魂返魄，人就可以活过来。
　　招魂的仪式原载于《礼记·丧大记》中。简单说来，是在属纩之后，由复者(负责招魂的人)持死者上衣登上屋顶，沿屋脊走到屋顶的中央，面向北高喊死者的名字：“某人呀，你回来吧!”连喊三次，再把死者的上衣卷起来投到屋下，由人接住，装入一种圆形竹器(“箧”)，入内覆盖到死者身上，这就叫“复”。招魂时一定要面向北，是因为古人认为那里是“幽阴之方”，鬼魂住在那里。魂离身后，定会向北而去，故以北向呼之。
　　招魂的目的，《礼记·檀弓下》曰：“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孔颖达疏：“始死招魂复魄者，尽此孝子爱亲之道也。”就是说，生者不忍心其亲属死去，祈求鬼神，希望死者的灵魂从幽阴处回到身体上来，死而复苏。这大概是最主要的。此外还有希望死者归来受飨和祓除不祥等用意。
　　唐代人死后，仍行招魂之俗。《新唐书·礼乐志》云：“复于正寝。复者三人，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东霤，当屋履危，北面西上。左执领，右执腰，招以左。每招，长声呼‘某复’，三呼止，投衣于前，承以箧，升自阼阶，入以复尸。”
　　关于死而复苏的记载，唐人笔记小说中所记甚多。如段成式《酉阳杂俎》在叙述元和年间人董进朝，因为经常诵念《金刚经》而得免死的异迹时，就提到：“及明，己闻对门复魂声。”又如《太平广记》卷351“韦氏子”条云：韦氏子宠妓卒，“韦悼痛之……向嵩山任处士求返魂之术……处士持裙面帏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暎帏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生忍泪揖之，无异平生。”最著名的莫过陈玄祐的小说《离魂记》，记载武后天授年间，任职衡州的张镒，其女倩娘离魂与情人王宙同赴四川，五年后魂体复合为一。这些故事自然多为虚构。宋代高仰崇作《送终礼》时说，越人有种习俗，一旦有突然死亡者，就赶紧叫人在街弄里呼喊他的名字，或有如此而苏醒者。清人高闶也曾说，淮南风俗，民有暴死者，就叫几个人爬上屋顶或在路边到处呼叫他，有如此而复活者。可见，招魂之俗一直流传到近代。
　　死而复生毕竟多是一种愿望。为了使复礼合理化，后世儒家又加上一层“使归受飨”的意义。据说鬼魂若无祭祀血食，是会作祟的，一定得让它们受飨才行。此种“招魂受飨”的观念，后来演变成“招魂幡”的具体仪式。南宋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
　　柩之有幡，礼曰：“死者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识之。”古人施于柩侧，近俗多用竹悬出于屋。阴阳家从而附会之，以为死(者)之魂悠扬于太空，认此以归。
　　它向我们揭示了招魂幡的作用，在于让死者的鬼魂“认此以归”。
　　招魂的第三个目的是祓除不祥。此种观念在唐代关陕一带较为流行。如安史乱后，杜甫欲北行投奔灵武的肃宗。行至彭衙，夜宿老友孔宰家，受到热情款待。杜以《彭衙行》酬之。诗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后来蔡梦弼为杜诗作笺时说：“甫意若曰盗贼充斥，身涉艰苦，魂魄为之沮丧，故孔宰剪纸以招其魂也。”此处的“招魂”，显然并非专为死人。
　　由于招魂古俗的传承，又出现了所谓“招魂葬”和“招魂祭”。招魂葬，即人在外地或在战场上死了，不得其尸，便用死者生前所穿戴的衣冠招魂而葬。唐代张籍《征妇怨》诗云：“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招魂祭，即人死在外地，家里人进行招魂祭奠，使死者魂不致四处飘荡。相传大诗人李白在安徽马鞍山采石矶抱月而亡，后人便以其衣冠招魂而葬。李白衣冠冢至今仍立于采石矶头。后世流行的“衣冠冢”，就是招魂古俗的变型。
　　沐浴 招魂之后下一个仪节便是沐浴。“沐”是洗头，“浴”是洗身。人死后要给死者洗头和身体，表示洁净反本，称为沐浴。唐代关于沐浴的细节见于《新唐书·礼乐志》和杜佑《通典》卷84。其方法大体和生人一样，包括栉发、整容和修剪指甲等。
　　饭含 死者沐浴后，将珠玉米饭等物放入死者口中，称之为饭含。据《公羊传·文公五年》何休注说，这样做是“孝子所以实亲口也，缘生以事死，不忍露其口。”《白虎通·崩薨》云：“所以有饭含何?缘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含。用珠宝物何也?有益死者形体，故天子饭以玉，诸侯饭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贝也。”尸口的含也有一定限制，唐代皇帝饭粱含玉．三品以上官员饭粱含璧；四品五品饭稷含碧(绿玉)，六品至九品饭粱含贝。《新唐书·李大亮传》载：“将敛，家无珠玉为含，惟贮米五斛，布三十端。”司马光《书仪》曰：“古者饭用贝。今用钱，犹古用贝也。钱多既不足贵，又口所不容，珠玉则更为盗贼之招，故但用三钱而已。”说明饭含之仪式代皆有之，只是所用之物不同罢了。
　　沐浴饭含之后，为死者穿寿衣并装入棺材，称为殓。《释名·释丧制》云：“殓者敛也，殓藏不复见也。”殓有小殓、大殓。殡即将殓尸后的棺柩安置于堂的西阶，停柩待葬。其细节详下。
　　小殓 死后的第二天早晨，行小殓之礼，就是正式为死者穿着入棺的衣服。《仪礼·士丧礼》和《礼记》中的《檀弓》、《丧大记》均载，进行复魂、沐浴、饭含之后，便是为死者着入棺寿衣。其做法是：于户内(卧室里)床上铺席，在席上铺绞(宽布条)，绞上铺衾(被子)，置尸于衾上，然后着寿衣。当此之时，主人和主妇都要将头饰卸除，只将头发盘在头上。男子还需“袒”而号哭，以饰悲痛已极。寿衣穿好后，用衾被裹尸，所谓“更衣加衾”。再用绞捆紧，然后盖上覆尸的被子(叫做夷衾)。至此，小殓礼成。在殓服习俗中，还有许多特定的名称，诸如盖在死者面部的布称“幎目”，包死者头部的巾称“掩”，死者穿的尸衣称“袭”，盖死者尸身的巾单称“冒”等等。唐代官员在职期间死去，可以身穿公服朝服入殓。有封爵的人，可以用冕服入殓。《通典》卷84载：隋制，官人在职丧，听殓以朝服，有封者殓以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单衣，妇人有官品者亦以服殓。唐百官以理去职而薨卒者，听殓以本官之服，无官者介帻单衣，妇人有官品亦以其服殓。殓衣的件数多寡，也依官品高低而不同。《通典》卷138云：唐制品官小殓衣十九称，大殓衣三十称。着装已毕，用衾被裹尸，用绞布收束。
　　小殓毕，接着以预先准备好的酒食为死者祭奠，称“小殓奠”。死者的近亲抚尸擗踊(捶胸顿足)痛哭，尽哀而止。是夜，于庭中彻夜燃灯。
　　大殓 小殓的次日(即人死后的第三日)将已装裹好的尸身放入棺材盖棺的仪式，称为大殓，又称入殓。这是孝眷亲友对遗体最后告别的仪式。
　　大殓的地点在堂前的东阶上，即所谓“大殓于阼”[1]
　　为什么要在死后三日才入殓呢?《礼记·问丧》解释说：“孝子亲死，悲哀志懑，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殓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殓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这里讲得很清楚：一为俟其死而复苏；二为置办丧服丧具；三为等待远方的亲人。故以三日的期限作为礼制。当然也有例外者。如《太平广记》卷381“赵文若”条云：唐“雍州长安县人赵文若，死经七日，家人大殓”。
　　入殓的棺木以宽大为好。据说若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便可“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2]。入殓时在席櫬中需放入“送亡人之食”[3]，并要在棺中放置一些日用什物等。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唐人习惯于把装有木梳、小银碗、小铜镜的漆盒和银筷、银勺、金碗、铜灯、陶砚以及铜牛、玻璃小珠和石质如意等物，放入棺中[4]。有的在棺底散置铜钱[5]，供死者在阴间享用。还有人在世时官司败讼，临死告诫妻子“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6]。或“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7]
　　一切装备完毕，孝眷及亲友再次瞻视饮泣，与死者诀别，然后主人奉尸入棺，加盖。据《酉阳杂俎》前集卷13云：“近代丧礼，初死内棺，而截亡人衣后幅留之。”这大概是死者留给生者的最后一点纪念。又云：“内棺加盖，以肉饭黍酒著棺前，摇盖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后止。”在大殓时，孝子要跳起脚来呼天呛地放声大哭，叫“踊”。尸体处理停当，孝眷及亲友再次掀起痛哭送丧的高潮。在灵座前行祭奠礼后，大殓仪式才算结束。
　　棺木盛尸之后，称“灵柩”。停柩待葬叫“殡”。周代制度，人死，殓尸于棺，在堂的西阶掘一块地停柩，这就是孔子说的“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8]。西阶是客位，殡于西阶，就是把灵柩当作宾客了。如代宗贵妃独孤氏薨后，“殡于内殿之西阶”[9]。停柩待葬的处所名称，历代不尽相同。如先秦时称殡庙，唐代则称为殡宫。殡宫有设于“寺中”者，如《太平广记》卷354“张仁宝”条；有设于“道观”者，如《旧唐书》卷107“玄宗诸子”条；有设于住所附近的“后园”者，如《太平广记》卷339“阎敬立”条；还有设于荒郊野外或所谓“道左”者，如《宣室志》云，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洋州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
　　二 服丧 吊丧
　　小殓后，孝眷中派人分赴死者的上司和诸亲友家报丧。这是把举办丧事公开化的仪式。唐《开元礼》载有遣使报丧的情况：“遣使赴于阙，使者进，立于西阶，东面南上。主人诣使者前，北面曰：‘臣某之父，某官臣某薨。谨遣某官臣姓某奉闻。’讫，再拜。使者出，主人哭入，复位。”另一种报丧的方式是以丧主的名义用书面形式发出，称讣告、讣文。丧主一般是死者的儿子。讣告需写明死者(父称显考、母称显妣)姓名、履历、生卒年月日时及出殡日期。韩愈《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说：“今特以讣告不及时，闻死出其月数则不服，其可乎?”表现了唐代对报丧的重视。
　　丧服 大殓之后，死者亲属需穿戴丧服，叫成服。《仪礼·丧服》云：“三日，成服”，即在死者大殓的次日开始穿戴。丧服又称孝服，指丧礼中亲属们根据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而穿着的不同服饰，主要包括冠、服、鞋及麻衫等。宋·高承《事物纪原·丧服》曰：“三王乃制丧服。则衰经之起，自三代始也。”至周代则成为一种制度。
　　据《仪礼》、《礼记》等书记载，丧服为：男子去冠，把头发挽起成髻形，上面系以麻绳。手中持竹杖或桐杖(为父用竹，为母用桐)，叫做哀杖[10]。女子将头发挽束成髽形，上面系以麻绳。男女衣裳均不缉边，上衣襟插进腰中，系以麻绳，脚穿草鞋。丧服以其制作样式和材料的粗细，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俗称“五服”。与五服相应，居丧期限也分为三年、一年、九月、五月、三月五等。通常说来，丧服越粗疏，丧期越长，服制越重，表明与死者关系越亲近；丧服越精细，丧期越短，服制越轻，表明与死者关系越疏远。
　　《仪礼·丧服第十一》云：“天子以下，死而相丧，衣服年月，亲疏隆杀之礼。”这是对丧服制度的高度概括。其中“衣服、年月”即丧服、丧期，是形式，“亲疏隆杀之礼”即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原则，是实质。
　　为死者服丧(即为死者守孝)，原为古代社会的共同风俗。丧服和丧期是生者悼念死者的重要形式，其意义在于“慎终追远”。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形式逐渐由简到繁，从刚开始的单纯的感情因素，发展成为不成文的制度，即风俗习惯。进入阶级社会丧服制度形成以后，丧服、丧期不再纯是感情的象征，而主要成为表示身份等级和服丧人与死者之间政治、血缘关系远近亲疏的原则了。正如清人雷学淇《古经服纬》所说：“礼，别尊卑，严内外，辨亲疏，莫详于眼，而僭妄者亦于是兆端焉，故古经之义，服为尤重。”
　　“五服”之制，自周朝以后，历代沿袭，其内容大体依据《仪礼·丧服》规定的基本精神，只不过在具体服用对象及服期的长短方面略有调整。如斩衰三年，直至清代仍在通行，但其间也曾略有变化。西汉文帝死前遗诏：“出临三日，皆释服。”[11]魏武帝临终也遗令：“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12]故大臣不行三年丧，遂为成例。又如《仪礼·丧服》规定，子为父服斩衰三年。子为母的服制，若父在，则齐衰杖期(即一年)，父卒则齐衰三年。杜佑《通典》卷89载：“大唐前上元元年，武太后上表曰：‘父在为母服止一周，虽心丧三年，服由尊降。窃谓子之于母，慈爱特深，所以禽兽之情，犹能知母，三年在怀，理宜崇报。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为此，唐《开元礼》改为：子为母，不论父在父卒，均为齐衰三年。
　　下面将“五服”的具体内容作一诠释。
　　斩衰 斩衰(即缞)，是丧服中最重要的一种，其意思是用剪刀直接把粗麻布斩断做成服装。“不言裁割而言斩者，取痛甚之意”[13]
　　斩衰服是用极粗的生麻布做成的，边不缝纫，断茬外露。衣缝向外，裳缝向内。裳前三幅，后四幅，每幅又作三褶。背后负一个一尺八寸的版，胸前胸口处缀一块长六寸、宽四寸的布条，称为“衰”。用厚纸做成冠，宽三寸，长过头顶。再用麻绳缠在额头下(称武)，多余部分从两耳垂下(称缨)。头和腰各缠以单股和双股的黑麻，称“绖”。并持手杖。穿草鞋或麻鞋。妇女则大袖、长裙，用麻布作盖头等。凡属儿子和未出嫁的女儿对父母、媳对公婆、承重孙(即嫡孙)对祖父母、妻对夫，皆服“斩衰”。服期为三年，实际是二十五个月。
　　齐衰 齐衰是五服中仅次于斩衰的丧服。因其缝边整齐，故称齐衰。《仪礼·丧服》云：“疏衰裳齐。”疏，粗也；齐，缉(衣服缝边)也。意为用粗麻布做成的缝衣边的丧服。服期主要为一年。因一年曰“期”，故又称“期服”。
　　齐衰除衣、裳边和下际皆缝起外，其他形制与斩衰相同，只是“武”、“缨”、“绖”的佩戴方法略有区别。另外，在具体服用对象和服期长短上，各代均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如宋·高承《事物纪原》曰：“三代之制，父在为母服齐衰期。唐武后始请同父三年。……父在之服母三年，自唐垂拱中始也。”周制，妇为舅姑服齐衰不杖期。唐制改妇为舅服斩衰，为姑服齐衰三年。又如《仪礼·丧服》规定，孙及未嫁孙女为曾祖父母服齐衰三月。唐《开元礼》则加为服齐衰五月。周制无齐衰五月之制，至唐代增之，宋以后一直沿袭。唐代凡长辈中，对祖父母、伯叔父母、在室姑母之丧；平辈中，对兄弟、姊妹、妻室之丧；小辈中，对侄、嫡孙之丧，均服之。又子之丧，其父反服，亦为“期服”。此外，已嫁女对父母，已嫁孙女对祖父母之丧，也服“期服”。服者用杖，称“杖期”[14]，不用杖，称“不杖期”。如为妻服丧，若自身父母健在，不宜持杖，故称“不杖期”。
　　大功 大功是五服中次于齐衰的丧服，用熟麻布制成，较齐衰精细，较小功为粗，故称之为大功。《仪礼·丧服》孔颖达疏：“言大功者，用功粗大。”服期为九个月。这是男子为出嫁的姊妹、姑母、堂兄弟和未嫁的堂姊妹的丧服。女子为丈夫的祖父母、伯叔父母和自己的兄弟居丧，也用大功。
　　小功 小功是五服中的第四等。其服以细熟麻布制成，视大功为细，较缌麻为粗。《仪礼·丧服》贾公彦疏：“但言小功者，对大功是用功粗大，则小功是用功细小精密者也。”服期五月，是男子为伯叔祖父母、堂伯叔父母、再从兄弟、堂姊妹以及外祖父母等的丧服。女子为丈夫的姑母、姊妹以及妯娌之间也用小功。
　　缌麻 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丧服。其服以细熟麻布制作，较小功更为精细。《仪礼·丧服》郑玄注：“谓之缌者，治其缕细如丝也。”服期为三个月。此服主要用于较疏远的亲属和亲戚。凡本宗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族兄弟及未嫁族姊妹，又外姓中为中表兄弟、岳母等，皆服之。
　　上述服制虽皆沿袭周代，但具体服用对象，各代有所调整和变化。而且丧服包括的内容甚广，除衣服之外，还有衰、裳、绖、带、杖、冠、履等等。比如“绖”，分首绖与腰绖。《仪礼·丧服》郑玄注：“麻在首在腰皆曰绖。经之言实也，明孝子有忠实之心，故为制此服焉。”再如“履”，为服中最低贱的部分。制履原料的优劣，用功的多少，也是区别丧服轻重的标志之一。
　　五服的习俗是和我国古代传统的九族制直接相关的。九族，即由本人高祖到本人玄孙之间的九代血缘系统。服丧戴孝是晚辈为长辈或平辈尽哀，所以五服制的丧服，正是九族制血缘观念具体形象的反映。五种丧服的等级差别，清楚地显示了父系、母系有别，亲疏有别，男女有别，嫡庶有别的特点。凡此完全符合宗法制度的原则。可见，丧服制度与宗法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丧服制度中每一种服制，除了特定的居丧服饰、居丧时间外，对于饮食起居日常行为也有一定的限制。以持“斩衰”之服者为例，在饮食方面，首先要绝食三天。《礼记·间传》说：“斩衰三日不食。”“亲始死……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三日后方可“食粥”；百日卒哭后，可以“疏食水饮”；一年小祥后，可以“食菜果”；二年大祥后，可以用酱醋调味；三年丧满禫祭后才能饮酒食肉，恢复正常生活。当然也有变通之处，若居丧者患病或年事已高，仍可增加营养以维护健康。
　　《仪礼·丧服第十一》在居处方面，亲死未葬之前，孝子要“居倚庐，寝苫枕块”，“寝不脱绖带”。倚庐是靠着门外东墙临时搭盖的简陋棚屋，苫为草垫，块指土块。既葬以后，依庐可稍加修整。一年小祥，可居改建的小屋(称垩室)。二年大祥，复居正寝，但不能用床。三年丧服毕，才能归于正常。此外还规定，孝子在未殡之前，要哭不绝声，“昼夜无时”。既殡之后，一朝一夕哭两次。至于不得婚娶、赴宴、游戏等，更属理所当然。如《册府元龟》卷923载：故京兆府法曹陆赓之子陆慎余，与其兄博文“居丧衣华服，饮酒食肉于坊市，为京兆府所奏。诏各决四十，慎余流循州，博文归本贯。”
　　唐人行孝道，大量表现在对父母的礼葬和哀毁上。据两《唐书·孝友传》载，梁文贞从征归而父母双亡，恨不获终养，乃穿圹为门，磴道出入，晨夕洒扫，结庐墓侧，未尝暂离。罗让父死，服除，“尚衣麻茹菜，不从四方之辟者十余年”。林攒闻母病，弃官还。及母亡，水浆不入口五日，自埏甓作冢，庐其右。
　　以上这些是唐代行孝道的典型。不过居丧期间，许多繁琐苛刻的规定，一般人很难完全做到。一些士流既不想遵守规定，还想骗取个“孝子”的美名，于是就利用当时所谓“孝感”的迷信，玩弄了一些把戏。《朝野佥载》记有两则生动的事例。一则云：“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鸟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后访乃是孝子哭，即散饼食于地，群鸟争来食之，其后数如此，鸟闻哭声，莫不竞凑，非有灵也。”另一则云：“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内，惯食其乳，遂以为常耳。”
　　古代官员遭父母丧，需解职归家守制三年，叫做丁艰或丁忧。父丧称丁外艰(或丁外忧)；母丧称丁内艰(或丁内忧)，丧制结束，才能重新复职。守制未满应朝廷召出而任职，称为起复(又称夺情)。唐代夺情起复之事甚多，有许多官僚还通过种种手段私自奏请起复，以至连朝廷也认为有伤风俗。早在高祖时期，尚书左丞崔善为就针对性地指出：“丁忧之士，例从起复，无识之辈，不复戚容。如不纠劾，恐伤风俗。”代宗时又敕：“三年之丧，谓之达礼……文官自今以后，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请。”然而奏请起复者，有增无减。许多名重于时位至将相的高官，也想方设法谋起复。据《资治通鉴》记载，顺宗时，王叔文用事，既而有母丧，韦执谊多不用其语。叔文乃日夜谋起复。宪宗时，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父丧，朝廷无起复之命，乃赂宦官吐突承璀，请发本军讨王承宗，以冀起复。当然也有一些虽应召起复仍能按孝道行事者。如高宗时中书舍人欧阳通起复本官，“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门外，然后著鞾韈而朝。直宿在省，则席地藉藁，非公事不言，亦未启齿。归必缞绖，号恸无恒。”[15]杜佑认为：“国朝夺情者多矣，惟(欧阳)通能合典礼。”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典礼”，未免太戕害人性、不近人情了，难怪大多数人不愿遵循。
　　奔丧 奔丧多用于亲丧，指接到父母的噩耗从外地赶回料理丧事。据《礼记·奔丧》孔颖达疏：“案郑《目录》云，名曰奔丧者，以其居他国，闻丧奔归之礼。”按孙希旦集解云：“奔丧者，在外闻其亲属之丧而归也。”奔丧之礼原非专指亲丧，后世沿用，渐演变为专指亲丧。
　　杜佑《通典》卷94《奔丧及除丧而后规制》条云：“奔丧之礼，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若未得奔，则成服而后行。过州至境则哭，尽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奔丧者至家后，“内外哭待于堂上。奔丧者入门而左，升自西阶，殡东西，面凭殡哭，尽哀，少退，再拜；退于序东，被发，复殡东，西面坐哭，又尽哀，尊卑抚哭如常。讫，内外各还次，奔丧者乃还次。厥明，坐于殡东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还有一些细节，兹从略。
　　吊丧 吊丧，又称吊孝，指死者的上司、亲戚、朋友接到讣告后，亲自或派人至丧家祭奠死者。吊丧者赠给死者家属衣衾，叫做“吊禭”或“致禭”。死者家属对前来吊丧者跪拜答谢，迎送如礼。
　　在吊丧过程中，为死者守灵的家属对来吊丧的亲友，有一套繁琐的礼节。唐杜佑《通典》卷138“宾吊”条云：“宾至，掌次者引之次，宾著素服。相者入告。内外缞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于阼阶下，妇人升哭于殡西。相者引宾入立于庭，北面西上。为首者一人进，当主人东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颡。为首者复北面位。吊者俱哭十余声，相者引出。少顷，相者引主人以下各还次。”宋司马光《书仪》有更为具体的说明(文多不载)。如其中说：“古者吊服有绖，唐人犹著白衫，今人无吊服，故但易去华盛之服。”“古礼，吊人无不哭者。世俗皆以无涕为伪哭，故耻之”。吊丧期间，非丧事不谈，面垢禁洗，女忌脂粉，食米粥淡饭，不食菜果，以示哀恸。如家有车马，须改金属饰具为木制，彩丝改为绳，马不修剪鬃尾。
　　在唐代，凡诸司三品官“经任将相密近者”及文宗以后的丞、郎官薨卒，都能得到皇帝辍朝举哀的恩典，并常派鸿胪卿、丞或京兆尹监护丧事[16]。尤其是皇帝恩宠的近臣，更要以中使临吊。如《旧唐书·李吉甫传》载，元和九年(814)，吉甫卒，“宪宗伤惊久之，遣中使临吊，常赠之外，内出绢五百匹，恤其家，再赠司空”。更有甚者，如唐初功臣李勣死后，“帝为之举哀，辍朝七日”。“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楼临送，望柳车恸哭，并为设祭”。“诏百官送至故城西北”[17]。有时，皇帝还亲临哭泣[18]。《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云，宦官仇士良薨，“敕送孝衣”。一些有功将士阵亡，也可得到政府的吊祭。《旧唐书·刘仁轨传》载：“贞观、永徽年中，东西征役，身死王事者，并蒙敕使吊祭，追赠官职。”
　　庶民百姓之家，临吊者自然均为亲戚朋友和邻里乡亲。他们穿着素白色的衣服(或称孝衣)来到灵前哭吊，依亲疏远近之不同，有哭二、三声，五、六声，十余声，二十余声，直到哭尽哀者。如敦煌写本斯1725号书仪关于吊丧的举例云：“舅母亡，外生吊：外生至门哭，入屋灵前立哭五、六声。拜灵讫，退户西头，面向北跪，哭二十余声。于捉内兄弟手出。”此时孝子于灵堂或庐前设尸受吊。
　　凡吊丧必有口头吊答之词。敦煌写本书仪为我们提供了极为生动的史料，如伯2622号写奉书仪曰：
　　吊人父亡(当作母)云：不图凶祸，尊丈人(原并列丈母)倾背，伏维攀慕号绝!答：罪逆深重，不自死灭，上延所恃(原注：母云所怙)，不堪号绝!
　　吊人翁婆云：不图凶祸，尊翁婆倾背，奉助哀慕摧割!答：私门凶衅，上延翁婆倾背，不胜良慕摧殒!
　　吊人经葬云：日月长流，安厝永毕，奉助哀慕号绝!答：罪逆深重，不自死灭，安厝永诀，不胜攀慕号绝!
　　此外，还有吊人伯叔姑兄姊亡、吊人弟妹亡、吊人妻亡、吊人姨舅亡、吊人小孩亡、吊人女婿亡等等，吊答之词规定周到细致，反映了唐代社会宗法观念之强和它所要求的行为准则之严。
　　除了初终临吊外，敦煌书仪中还记载有吊二殓、吊成服、吊临葬、吊临圹、吊殡埋毕、葬回吊、诸追七吊、百日吊、小祥吊、大祥吊、除服吊等等场合的吊词。这些场合必然都举行仪式，才有吊客。仅一个吊丧，竟有如此众多的繁文缛节，充分说明了唐代对丧葬的重视和礼仪的繁琐。当然规定属规定，实施起来并不一定都要照此办理。
　　唐代对于吊丧的赙赠也有一定规定。由于古代丧礼极为隆重，耗财力很多，故死者的上司及亲友，常拿财物助丧家办理丧事。这一习俗，称为赙赠。杜佑《通典》卷86“赗赙”条云：“大唐制，诸职事官薨卒，文武一品，赙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段，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段，粟七十石；从四品物六十段，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段，粟五十石；从五品物四十段，粟四十石；正六品物三十段；从六品物二十六段；正七品物二十二段；从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从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从九品物十段。王及二王后若散官及以理去官三品以上，全给；五品以上，给半。若身没王事，并依职事品给。其别敕赐者，不在折限。诸赙物应两合给者，从多给。诸赙物及粟，皆出所在仓库。服终则不给。”
　　以上为政府对各级官员死后赙赠的规定。至于民间亲友致赙之礼，自以亲疏及财力而异。据《酉阳杂俎》卷13云：“送亡者，又以黄卷、蜡钱、兔毫、弩机、纸疏、挂树之属。”而“不可送韦革、铁物及铜磨镜奁盖，言死者不可使见明也。”赙赠之物，只能是钱、布、帛、纸之类。有人不懂礼仪，闹出一些笑话来。如《太平广记》卷262“助丧礼”条说：“有人吊丧，并欲赍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答曰：钱布帛，任君所有尔。因赍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穷奈何。曰：造豉[19]。孝子又哭孤穷。曰：适得便穷，更送一石。”又如同书同卷“行吊”条说：“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首者以足触詈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痴物。”为了预防这类事情发生，吊丧者需在事先“教以行吊之礼”。
　　三 送葬
　　送葬，亦称出葬、出殡、送殡，即将灵柩(棺材)送至葬地，埋入坟墓的丧仪。这是丧葬阶段的最后程序。这一程序细述起来，相当复杂。兹就送葬前后停尸待葬、凶具准备、卜择建墓和出殡下葬的大致情况分述如下。
　　1．停尸待葬
　　灵柩在殡宫停放的时间，似无明文规定。一般说来，达官显贵和富裕人家因讲求铺张，停灵礼忏，及迷信风水或以久停为孝等关系，比平民百姓需要较多的时日。如前述代宗贵妃独孤氏，大历十年(775)五月死后，“殡于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十三年(778)十月方葬”。据《唐会要》卷38载，宪宗死后，葬期未定，太常博士王彦威奏：“臣按礼经，天子七月而葬。国朝故事，高祖六月而葬，太宗四月而葬，高宗九月而葬，中宗六月而葬，睿宗五月而葬，顺宗七月而葬。玄宗肃宗二圣山陵，以圣诞吉凶相属，有司惧不给，故并十二月而葬，盖有为而然，非常典也。今国哀在正月，并闰至六月，即合礼经七月之数。……待诏杨士端远卜十二月二十八日。……自国哀以至虞拊凶毁之仪，首尾十四月，国朝且无故事，岂惟礼经不合。臣谨参详礼文，用六月为便。”可见唐代礼书中对葬期并无定制。
　　百姓之家由于丧葬简单，原不需许多筹备的时间。同时停灵在家，不但房舍隘小，出入不便，多停一日多费一日的钱财；而且守灵之人，不得劳作，便要影响一家的生计。因此灵柩不便长停，一般以三日或七日为限。当然，由于战争、病疫、贫困、忌避、亲情等种种原因，也有一些“停丧不葬”者。如《太平广记》卷32“颜真卿”条云：“河东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于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也有少数是以久停为孝或积蓄钱财，以事厚葬者。
　　停灵期间，需在灵柩前树旗幡，称为铭旌(同明旌)。
　　铭旌，也叫旌铭，或简称铭。人死后，按死者生前等级身份，用绛色帛制一面旗幡，上以白色书写死者官阶、称呼，再用与帛同样长短的竹竿挑起，竖在灵前右方，称之为铭旌。
　　杜佑《通典》卷138“铭”条云：“为铭以绛，广充幅(四品以下广终幅)，长九尺，韬杠(杠，铭旌竿也。杠之长准其绛也。公以上杠为龙首。四品五品幅长八尺，龙首，韬杠。六品以下幅长六尺，韬杠)。书曰‘某官封之柩’(在棺曰柩。妇人其夫有官封，云‘某官封夫人姓之柩’。子有官封者，云‘太夫人之柩’。郡县君随其称。若无封者，云‘某姓官之柩’。六品以下亦如之)。置于宇西阶上。”葬时，去杠及题者姓名，以旌加于柩上。李白《上留田行》诗有“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举铭旌”之句。平民之丧，不用铭旌。
　　灵堂 殡宫内停放灵柩，设置灵堂，以供家人和亲友们吊唁。灵堂的摆设大致为：在灵柩前垂白幔，幔前放供桌，桌上设魂魄[20]，摆供品、置香炉、配蜡台。灵堂地上铺干谷草，孝眷坐卧其上，虔诚卫护，叫做守灵。
　　殡仪之后到送葬前，每天早晚，死者家属要到殡所哭奠，称朝夕哭、朝夕奠。遇宾客来吊唁致奠，主人要答拜迎送。下葬前的晚上．在殡所作最后一次哭奠，称既夕哭。
　　2．凶具准备
　　凶具，或称凶器，指埋葬死者的送死之具，如寿衣、棺椁、冥器、葬车等。按照唐朝的有关规定，皇室、百官、宫女及为国捐躯的将士死后，凶具皆由政府供给。《新唐书·百官一》云：“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没，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皇亲三等以上丧，举哀，有司帐具给食”。同书《百宫三》曰：司仪署“掌凶礼丧葬之具。京官职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祖父母、父母丧，职事散官五品以上，都督、刺史卒于京师，及五品死王事者，将葬，祭以少牢[21]，率斋郎执俎豆[22]以往。三品以上赠以束帛，黑一、纁(绛色)二，一品加乘马；既引，遣使赠于郭门之外，皆有束帛，一品加璧。五品以上葬，给营墓夫。”凡兵士为国捐躯，则“令军使为造棺，递送本贯，委州县府助其埋殡。……祭以酒脯，高大筑坟，使久远标识”[23]。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即使“左降官及流人先有官者，如已亡殁”，或“流贬人所在身亡”，“仍仰州县量给棺榇，优当发遣”[24]。宫女们的丧葬之事，由奚官局据其生前品级供给衣服、凶具。“无品者，殓以松棺五钉，葬以犊车”[25]。
　　民间的凶具主要依靠“息利自办”和“结社相资”两种形式来备办[26]。在当时的大中城市里，几乎都有专门出售和租赁凶具的铺面，称为“凶肆”。早在北魏时，“洛阳大市北有奉终里，里内之人，多卖送死之具及诸棺椁”[27]。到了唐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厚葬之风的盛兴，在各地的城镇里，出现了许多“鬻凶器家”。他们不仅出售寿衣、冥器、冥钱、租赁凶具，而且还备有为人执丧葬之礼和唱挽歌的人。如白行简《李娃传》中的男主人翁荥阳生，就曾在凶器肆(即棺木店)中“执繐帷，获其直以自给”。据同书所载，当时长安东西两市各有凶肆，“二肆之庸凶器者，互争胜负。其东肆车舆皆奇丽，殆不敌，唯哀挽劣焉。其东肆长知生(荥阳生)妙绝，乃聚钱二万索顾焉”。经过一场激烈的较量，东肆以凶器和挽歌大获全胜，而“西肆长为众所诮，益惭耻，密置所输之直于前，乃潜遁焉”。这一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唐代凶肆行业的兴盛景况。
　　在广大农村，由于经济等条件的限制，遭丧之家凶具的置办，多靠“结社相资”，《新唐书·韦挺传》云：“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据说在南北朝时期，州县里便多有“会社斋供嫁娶丧葬之席”的邑社民间组织[28]。到了唐代，立社助葬之事更为普遍。民间的邑社组织，对于“吉凶之家”，确曾起过救急互助的作用。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农村，立社济助婚丧大事，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具有互助共济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那些“邑义诸色等社，远集人众，别有聚敛。递相绳纠，浪有征求。虽于吉凶之家，小有裨助，在于百姓，非无劳扰”[29]。邑社的邑主(或称邑师父)聚敛到百姓的钱财后，便大肆挥霍，“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30]。这就完全背离了邑社互助的初衷，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引起有识之士的斥责和政府当局的禁止。如太宗时韦挺针对这些情况曾上疏：“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高宗咸亨五年又下诏：“春秋二社，本以祈农。如闻此外，别为邑会。此后除二社外，不得聚集，有司严加禁止”[31]。然而，民间邑社组织，终唐之世亦未绝迹。
　　3．卜择建墓
　　唐人十分重视墓地的选择。《旧唐书·方伎·严善思传》云：“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后之胤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亦难长享。”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后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后损。认为墓地的选择，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祸福安危。
　　据史书记载，唐代的陵墓中，太宗的昭陵和玄宗的泰陵，都是本人预先选定的。李世民在进军长安时，曾以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右三军经略渭北，在九嵕山一带打过仗。后来也常到这里打猎，熟悉这一带地形。他曾说：“九嵕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朕实有终焉之理。”后来就以九嵕山作为他的陵山。玄宗在开元十九年祭其父睿宗的桥陵时，在金粟山附近，“观岗峦有龙盘凤翥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于此。’”于是就在金粟山上为他建了泰陵。显然，“卜陵”的主要条件是山川形势、风水龙脉。
　　司马光《书仪》卷7云：“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以为子孙贫富贵贱、贤愚寿夭，尽事于此。”既然墓地的选择如此之重要，那么遭丧之家必然要以高薪厚礼“求善图墓者”，卜择建墓。所谓善图墓者，当时称葬师，就是后世所说的风水先生。他们中有些人专以相地脉、看风水、方茔地、点丧穴、定墓向等迷信勾当愚弄人，从而骗钱财、混吃喝。为了迎合人们的迷信观念，一些牵强附会的故事也应时而生。如《桂林风土记》云，玄宗开元中，陈思膺按某葬师指点葬其亲。“他日拜墓，忽见其地生金笋甚众，遂采而归。再至，金笋又生。及服阕，所获多矣。”其后又应葬师之言，终于当上了桂州都督，说得神乎其神。
　　当时社会上不仅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卜择构冢的堪舆家，甚至连一些“村夫”野民，也能“凭下俚斗书”为人卜葬[32]。对此，唐政府听之任之，不加限制。如玄宗《禁卜筮惑人诏》中，明文规定“缘婚礼丧葬卜择者听”[33]。以至“巫者利其货贿，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度吉凶，拘而多忌”。这种迷信葬书的风俗，给社会生活带来许多弊端，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起来揭露。如唐初，“善阴阳方伎之书”的学者吕才，在《序葬书》中列举七条罪状予以批判。其第七条云：“野俗无识，皆信葬书，巫者诈其吉凶，愚人因而侥幸。遂使擗踊之际，择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选葬时以规财禄。……圣人设教，岂其然也?葬书败俗，一至于斯。”[34]这些言论揭穿了卜择建墓的迷信弊俗，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辉。可叹的是这种思想并未被世人所接受。每逢丧事，葬师之家，仍“求者盈门”，上自官吏，下至百姓，几无例外。
　　不过，对于堪舆之学，似也不能全盘否定。近年有些学者研究认为，在堪舆学中，确有一些符合自然规律的内容，这是人们对自然界长期观察、研究的科学总结。当然其中更有大量的迷信说法，例如把山川形势、土壤质地同社会的盛衰、家世的兴败联系起来并以因果关系来解释，这显然是无稽之谈。
　　唐人在卜择好的葬地上营建坟墓。墓葬的形制，已如前述。这里再摘引武则天后期据说“能通鬼神之意”的黄州僧泓的一段论述，以窥其详。
　　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设窀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顶谓之中樵，中樵欲俯敛而傍杀。墓中抹粉为饰，以代石垩。不置瓴甑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矾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尸也。铸铁为牛豕之状像，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实之墓内，以助神道。[35]
　　4．出殡下葬
　　出殡下葬，指将死者的灵柩运送到墓地，安葬于坟墓。按说这是一件简单的事，可做起来却仍有一套繁琐的仪节。
　　死者出殡时，品官得用生前所用仪仗。《唐会要》卷38载：品官送葬，应给卤簿[36]。职事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京官职事五品以上，本身婚葬皆给之。仪仗还要配以鼓吹。如武德六年(623)二月十二日，高祖女平阳公主葬，诏加前后鼓吹。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谓曰：“鼓吹是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军，既常为将，执金鼓，有克定功。是以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匹也，何得无鼓吹?宜特加之，以旌殊绩。”再从以下所举“柩车发引”和“当冲设祭”等几个细节可知，唐代的送葬，并不那么简单。
　　柩车发引 柩车发引，又称执绋、执引，是古代送葬时的一种礼节。出殡时，灵柩用车拉，送葬的亲友须挽牵引灵车的绳索而行。引和绋为牵引柩车的绳索。清·吴荣光《吴学录·丧礼三》云：“挽车之索谓之引，亦谓之绋。今以整匹白布为之，系于杠之两端，前属于翣，柩行，引布前导。《礼·檀弓》所谓‘吊于葬者必执引’，《曲礼》所谓‘助葬必执绋’，皆是物也。”
　　执绋原意为帮助拉灵车，实际上则徒具形式。后代送殡行列两旁拉两根带子，即为执绋旧俗的遗迹，执绋遂成为送葬的别称。
　　这一仪节中还有许多专用名称，诸如所谓披、铎、翣及挽歌等。披为布系于灵车四柱，在旁执之，以防倾覆。铎是一种乐器，由铜制成，用以节拍挽歌。翣为出殡时的棺饰，其形状似大扇，由人举持，用来障车。翣以木为框，广二尺，高二尺四寸，其形方，两角高，衣以白布，柄长五尺。车行时人持之以从。后代皆用以障柩。引、披、铎、翣，庶人不得僭用，即使品官也有一定限制。如唐代一品官，引四，披六，铎十六，翣六。二、三品，引二，披四，铎十二，翣五。四五品，引二，披二，铎八，翣四。六品以下，引二，披二，铎二，翣二。
　　敦煌写本书仪伯2622号叙述柩车发引云：“以帛两匹属輀车两边，以挽郎引之，持翣振铎，唱《薤露》之歌。”
　　《薤露》之歌，即挽歌，是由执绋者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出殡时唱挽歌是古来传统。据说在先秦时，对王公贵人唱的挽歌是《薤露》，对士大夫和一般士人，唱的是《蒿里》。干宝《搜神记》云：“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绋者，相和之志也。挽歌辞有《薤露》、《蒿里》二章，汉田横门人作。横自杀，门人伤之，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晞灭，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故有二章。”
　　唐代送葬时，亲戚在哭泣的同时，呼号着“××奈何”之类的词句。《薤露》之歌则由挽柩人歌唱，并有哀乐伴和，渲染凄凉气氛，表达对死者的哀悼。唐代帝王葬礼：“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帻。”杜佑《通典》载，挽郎分别排列在送葬队伍两边，沿途唱挽歌。如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葬，“乃诏常参官为挽歌。上自选其伤切者，令挽士歌之”[37]。又《太平广记》卷260“李佐”条，说他父亲在“鬻凶器家”劳作三十年，晚年到李佐家就养之后“散召两市善《薤露》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露》歌一声，凡百齐和”。《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荥阳生，善唱挽歌，“歌《薤露》之章，举声清越，响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觑欷掩泣”。唐代这些所谓“挽士”、“挽郎”、“歌者”，颇类解放前从事“杠房”职业者，他们不仅被雇来挽柩车，而且还需善歌《薤露》，以增添送葬时悲戚的气氛。
　　当冲设祭 出殡时，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有哭有唱，途中行至要冲之地，死者的诸亲友好撑张帷幕，盛设祭盘，举行道祭，这便是所谓的“当冲设祭”。对此，唐代宗时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曾作过详尽的描述，摘引于下：
　　玄宗朝，海内殷赡。送葬者或当冲设祭，张施帷幕，有假花、假果、粉人、面兽之属。然大不过方丈，室高不逾数尺，议者犹或非之。丧乱以来，此风大扇，祭盘帐幕，高至八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张，雕镌饰画，穷极技巧，馔具牲牢，复居其外。
　　大历中，太原节度辛云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使人修祭，范阳祭盘最为高大。刻木为尉迟鄂公与突厥斗将之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与汉高祖会鸿门之象，良久乃毕。缞绖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观戏。事毕，孝子陈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
　　这段文字对道祭的描述，可谓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毋需多余解释。又据《旧唐书·李义府传》载，李义府改葬其祖父，“王公以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輀輶(丧车)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从这些记述中，可以想象得出官宦人家死后的风光：鼓吹仪仗的阵势，棺榇丧车的华丽，送殡队伍的浩荡，沿途供帐的奢华，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想来当冲设祭原本是送葬途中休息时，死者生前友好“邻境致祭”的一种仪式。随着侈风弊俗的流行，各地官府节度，“互相窥觇，竞为新奇”，竟成为一种显示富有和实力、借以攀附争宠的手段。
　　对此，唐政府曾多次明令禁止。如代宗《申约葬祭式敕》曰：“葬祭之仪，古有彝范。顷来或逾法度，侈费尤多。自今以后，宜俭约悉依令，不得於街衢致祭，及假造花果禽兽”[38]。德宗贞元二年，昭德皇后王氏崩。后母郑氏请设祭。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自是，宗室诸亲及李晟等皆设祭，“至发引方止”[39]。不过，当冲设祭之风，很难因此而骤煞。
　　下葬 灵柩到达墓地，还有一番下葬的礼节。在墓地上先已掘好墓圹(即墓穴)、墓室，并铺垫石灰、木炭(用以防潮)。将碑树于圹前。抬下灵柩，又有祭奠。在圹底铺席，两边用绳索平稳地将灵柩放入圹中，叫做窆。下柩时把铭旌放在柩上，家属男东女西肃立默哀。灵柩安放停当，“主人哭踊无算”。将各种随葬品放在棺木之旁，棺木和随葬品都要用棺衣覆盖，称为加见。其上又铺席，加抗木，然后用土掩圹，并筑土成坟，拜奠如仪。有墓室者，通过墓道放置棺木。
　　敦煌写本书仪伯2622号对下葬的细节还有些描述：“三献讫，孝子再拜辟踊，抚棺号殒，内外俱哭。则令僧道四部众十念讫，升柩入圹。”其中所谓僧道，当即指僧人，盖与道士无关。四部众，指僧、尼、信男、信女。十念者，指僧人最后诵“南无阿弥陀佛”十声。周一良先生认为，唐代佛教盛行，人死后七七和小祥、大祥等场合都要营斋延僧，殡葬恐亦不例外，所以这条材料很值得注意[40]。灵柩入圹后，掩埋也有规程。《通典》卷139《掩圹》条云：“掌事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祝奉以入，奠于灵座，主人拜稽颡。施铭旌志石于圹门之内，置设讫，掩户，设关钥，遂复土三。主人以下稽颡哭，尽哀，退，俱就灵所哭。掌仪者设祭后土于墓左。”掩圹封墓后，需盛设酒脯，以祭后土。其祝文曰：“维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之神：某官封谥，窆兹幽宅，神其保佑，俾无后艰。”以虔诚的祭文，祈求后土之神的保佑。
　　祭文是一种哀悼性的文字，它虽然也追记死者的生平并称颂死者，但内容却偏重于对死者的追悼哀痛，多半富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祭文是设祭时拿来诵读的，所以一般都有一个表示祭享的格式。如开头都有某年某月日，某某致祭的话，结尾则是“呜乎哀哉!尚飨”一类语言。唐代文豪韩愈《祭十二郎文》[41]是祭文中的千古绝调。韩愈三岁丧父，靠兄嫂为生，自幼及长都和侄子生活在一起，叔侄俩感情甚笃。本祭文以质朴无华的文辞，真挚地倾诉了叔侄之间的骨肉情谊，读来凄楚动人。
　　四 居丧 墓祭
　　中国古代是十分讲究孝道的。孟子说：“大孝终身慕父母。”因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服丧期间越能依古礼行事，越算是尽孝。
　　居丧 为直系亲属(父母或祖父母)服丧，称之为居丧。换句话说，凡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子与承重孙(嫡长孙)自闻丧之日起，不得任官、应考、嫁娶、娱乐等，要按居丧礼制的规定，在家守孝三年(以二十七月为满)。
　　居丧之俗规定的礼节很多，很繁琐。这些规定后世不少写进法律，违犯者要受到惩罚。如《唐律疏议》规定：居父母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若忘哀作乐，徒三年；杂戏徒一年”。居期亲之丧，“丧制未终，释服从吉，杖一百”。“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内，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丧，生子，徒一年”。“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丧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丧，解官居服，而有心贪荣任，诈言余丧不解者，徒二年半”。
　　庐墓 庐墓，或称庐，是孝子等人在居丧期间临时搭盖小屋居住，守护坟墓。这是至痛至哀的一种表示。《荀子·礼论》曰：“齐衰，苴杖，居庐，所以为至痛饰也。”庐古称“倚庐”，即依靠树木搭起的简陋草棚。《礼记·丧大礼》曰：“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即不能涂上泥)，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庐最初搭在殡宫大门外东壁，后搭在墓旁，故又有“庐墓”、“庐冢”之称。
　　两《唐书·孝友传》和《册府元龟》卷756记载，唐代社会曾出现过一些“以孝闻于世”的孝子贤孙。他们在服丧期间多“庐于墓侧”，“哀毁骨立，殆不胜丧”。如灵武人侯知道、程俱罗者，“居亲丧，穿圹作冢，皆身执其劳，乡人助者，即哭而却之。庐坟次，哭泣无节。知道七年、俱罗三年不止。知道垢尘积首，率夜半傅坟，踊而哭，鸟兽为悲号”。还有不少居丧以哀毁致命者，如何澄粹，“亲没，伏于墓，哭踊无数，以毁卒”[42]。
　　墓祭 埋葬死者后继续举行的祭祀、追悼仪式，谓之墓祭(或称扫墓、拜扫、上墓等等)。墓祭主要包括葬后墓祭和岁时墓祭两个方面。
　　葬后墓祭指虞祭、七七、卒哭、小祥、大祥、禫祭等。
　　父母葬后，迎魂安于殡宫之祭叫虞祭。虞是安的意思。据说，死者下葬后，骨肉归土，魂尚无所归，故行虞祭，使灵魂也得安息。虞祭要举行三次。第一次在葬日举行。《礼记·檀弓下》：“葬日虞弗忍一日离也。”第二次在始虞后的第一个柔日举行。按天干记日法，乙丁己辛癸日为柔日，甲丙戊庚壬日为刚日。如乙日下葬，则丁日举行第二次虞祭。取柔日是因为“柔日阴，阴取其静”。第三次在再虞后的第一个刚日举行，亦即在再虞的次日举行。因为“刚日阳也，阳取其动也”。
　　七七，人死后每隔七日为忌日，须祭奠一次，到七七四十九日止。这是佛教在我国流行后产生的一种风俗。唐代也盛行此俗。如《旧唐书·姚崇传》曰：“崇为遗令诫子孙云：若未能合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
　　卒哭祭，即终止“无时之哭”的祭祀。孝子从父母始死到殡，哭不绝声；殡后居庐中，念及父母即哭，都叫无时之哭。卒哭祭后，改为朝夕各一哭，叫“有时之哭”。卒哭祭举行于第三次虞祭后的一个刚日。古礼，士三月而葬。卒哭祭离始死约百日。
　　小祥 即父母死一周年的祭礼。到小祥祭，孝子渐除丧服，换上吉服。例如男子可以除去首绖(头上用麻制的丧带)，换上练冠(练是熟丝织成的缯)，故小祥祭又叫“练祭”。《礼记·檀弓上》孔颖达疏：“练，小祥也。小祥而著练冠、练中衣，故曰练也。”《旧唐书·礼仪志》载，小祥祭后，“毁庐室为垩室，设蒲席。垩室者除之，席地。主人及诸子沐浴栉翦，去首绖、练冠，妻妾女子去腰绖。”
　　大祥 父母死后两周年的祭礼。据《礼记·间传》，卒哭祭后，孝子只能吃粗饭饮水，小祥祭后才可以吃蔬菜水果，大祥祭后，饭食中才可用酱醋等调味品。
　　祭 是丧家除去丧服的祭礼。《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郑玄注：“中，犹间也。禫，祭名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淡，淡然平安意也。”禫祭后，丧家生活归于正常。
　　岁时墓祭，指一年之中按照各种时令节日祭扫坟茔。如秦汉时期，以晦、望、二十四节气、伏、社、腊日供饭祭墓。唐代大体仍遵行之。《新唐书》卷14载：“高宗永徽二年(651)，有司言：‘先帝时，献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腊、清明、社(日)上食；今昭陵丧期毕，请上食如献陵。’从之。”唐代有皇帝谒陵之礼，倘若不能亲自谒陵，也要派公卿大夫前去墓祭。朔望、节日上食，日祭，荐新，礼极繁琐，所费甚多。
　　唐代民间的墓祭主要集中在每年三月的寒食节。从达官贵人到庶民百姓，寒食拜扫之风十分兴盛。《旧唐书·玄宗纪》云，寒食上墓，礼经无文，但近代相沿，积久成俗。士庶之家，每逢寒食，无不祭扫。有鉴于此，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年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自此，寒食扫墓列入五礼之中。每逢寒食节到来，“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43]。诗人王建《寒食行》对此曾作过生动的描述：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
　　丘垅年年无旧道，车徒散行入衰草。
　　牧儿驱牛下塚头，畏有家人来洒扫。
　　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
　　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
　　但看垅上无新土，此中白骨应无主。
　　从这首《寒食行》中我们至少可以得知：(一)“年年”寒食这天，“家家”都要出城墓祭；(二)独在异乡的“远人”无坟可上，也要进行“水头祭”、“望乡拜”，以表示对已故先人的追悼之情；(三)墓祭的节目除了洒扫和祭奠而外，主要是为死者焚烧纸钱。这些都可从唐代史籍中得到印证。
　　《旧唐书·宪宗纪》载，宪宗元和元年三月诏，京师官员寒食拜墓，在京畿以内者，可于假日中往还，在外州府者，也可奏请扫墓。可见唐政府对寒食墓祭的重视。当时举国上下都将拜扫祭祖作为表达慎终追远、克尽孝道的方式。一些漂流异乡的诗人墨客，每当寒食节到来，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如宋之间《途中寒食诗》：“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又如沈佺期《岭表逢寒食》诗道：“岭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洛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争朝发，轩车满路迎。帝乡遥可念，肠断报亲情!”
　　寒食节究竟是哪一日?一说是清明的前一日，也有说是清明前二日。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造饧大麦粥。”也就是说，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天就是寒食，故“一百五”就成为寒食的代称，如温庭筠《寒食节日寄楚望》诗中，就有“时当一百五”之句。但也有认为冬至后第一百零六天才是寒食，如元稹《连昌官词》说：“初届寒食一百六，店舍无烟宫树绿。”古人从寒食起禁火三天，只吃冷食(寒食节由此得名)，到清明节重新起火，叫“新火”。由于寒食和清明两节相接，故唐人将此二节合二而一，作为全国墓祭和踏青的节俗。白居易《寒食野望吟》中，有“鸟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之句，说明唐代在扫墓上，寒食与清明已是一回事了。此后，历代相因，直至今日。
　　唐人在祭祀中焚烧纸钱事也很值得注意。《新五代史·周本纪论》：“寒食野祭而焚纸钱。”纸钱，又曰鬼钱、冥钱等，是旧俗祭祀时烧化给死人当钱用的纸锭之类。
　　纸钱的正式使用盖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新唐书·王玙传》云：“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俚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唐玄宗开元后期，祠祭使王玙“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44]。这是关于纸钱的最早记载。又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载：“率易从简，更用纸钱。纸乃后汉蔡伦所造，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今自王公逮于匹庶，通行之矣。”从这些记载来看，纸钱的最早产生应始于魏晋时的民间，到唐玄宗开元之末，官方才正式使用。民间俚俗“以纸寓钱”，实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唐后期随着墓祭之风的盛兴，纸钱更是广为流行。
　　唐人对纸钱的迷信观念，屡见于一些传奇笔记之中。如《太平广记》卷381“裴龄”条云，开元中，长安县尉裴龄遇暴病，到阴曹地府走了一遭。临离去时，冥吏向他索求金银钱各三千贯。龄曰：“京官贫穷，实不能办。”吏曰：“金钱者，是世间黄纸钱。银钱者，白纸钱耳。”龄曰：“若求纸钱，当亦可办。不知何所送之?”吏曰：“世作钱于都市，其钱多为地府所收。君可呼凿钱人，于家中密室作志，毕，可以袋装，当于水际焚之，我必得也。受钱之时，若横风动灰，即是我得。若有风扬灰，即为地府及地鬼神所受。此亦宜为常占。然鬼神常苦饥，烧钱之时，可兼设少佳酒饭，以两束草立席上，我得映草而坐，亦得食也。”这条材料说明，墓祭时焚化的黄、白纸钱，到了阴间可作为金、银使用；纸钱要如数送到死者手中，还需一定方式；烧钱之时，要兼设酒饭等。
　　又如《北梦琐言》卷12云：“唐王潜司徒，与武相元衡有分。武公仓卒遭罹，潜常于四时爇纸钱以奉之。”后武元衡设法向王潜致意曰：“司徒不忘，每岁常以纸钱见遗，深感恩德。然所赐纸钱多穿不得。”“王公闻之，悲泣惭讶……自此选好纸剪钱以奉之。”看来纸钱一定要经过凿眼剪孔，才便于阴间的保存和使用。
　　纸钱除了烧寄阴间的亲人使用外，还有祓禳灾祸、奠神祭鬼的用场。若有恶鬼作祟，则“设祭于庭”“焚纸钱于门侧”[45]。若遇地府冥吏勒索，便“更多与纸钱”[46]，这是现实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在冥世间的曲折反映。
　　五 归葬 陪葬 殉葬
　　在丧葬礼仪中，还有一些情况，诸如归葬，陪葬、殉葬等，也需在此作一简介。
　　归葬 归葬，是将亡于外地的亲人迁回乡里安葬。将夫妇葬于同一墓穴的合葬，也应属于归葬的范围。《礼记·檀弓上》“周公盖袝”。孔颖达疏：“周公以来，盖始袝葬，袝即合也，言将后丧合前丧。”此种习俗与古人重视形魄的观念有关。人们在生前讲究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死后更要把尸体埋葬回故里。
　　唐代归葬的事例甚多。如《旧唐书·列女传》载，元和年间，徐州孝女王和子的父兄在边地战死。“母先亡。和子时年十七，闻父兄殁于边上，被发徒跣缞裳，独往泾州，行丐取父兄之丧，归徐营葬。”又大中年间，兖州郑神佐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女“以父战殁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与母合葬”。《新唐书·列女传》还载有一则以归葬双亲作为许婚条件的事：杨含妻萧氏，父为抚州长史，以官卒，母亦亡。萧年十六，与妹载二丧还乡里，贫不能给舟庸，次宣州战鸟山，舟子委柩去。萧结庐水滨，与婢穿圹纳棺成坟。长老等为立舍，岁时进粟缣。丧满不释绩。人高其行。或请婚，女曰：“我弱不能北还，君诚为我致二柩葬故里，请事君子。”于是，杨含以高安尉罢归，聘之，且请如素。已葬，乃释服而归杨焉。还有为寻父之遗骸，历尽艰辛，不惜“刺体以试之”的典型。如王少玄父为乱兵所害，少玄遗腹生。年十余岁，问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尸以葬。时白骨蔽野，无由可辨。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渗入焉”。少玄乃刺其体以试之，凡经旬日，竟获父骸以葬。尽体病疮，历年方愈[47]。
　　以上三位列女和一个孝子因归葬亲人而受到列传嘉奖，足见世视归葬之重。诗人王建在《北邙行》中说：“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归葬之事既如此普遍，唐政府只得顺应民俗予以认可。代宗于大历十四年(779)八月诏，人死亡于外，以棺柩还城者勿禁[48]。宣宗大中三年(849)六月，敕：“先经流贬罪人，不幸殁于贬所；有情非恶逆，任经刑部陈牒，许令归葬。”[49]据《全唐文》卷945《李元贞》载：元贞，越王贞之元女孙。曾祖珍，于先天中得罪，配流岭南。元贞祖父皆亡殁岭外。虽经恩赦，而未昭雪。元贞进状，请归葬越王墓次。诏许之。
　　当时不为亲归葬者世人耻之。如德宗时崔损，“身居宰相，母野殡不展墓，不议迁袝……君子罪之”[50]。此种流俗到五代时更甚。据《旧五代史·周太祖纪》载，广顺二年(952)太祖诏曰：“应内外文武官僚幕职、州县官举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者，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将归葬亲人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条件，更能说明一代风尚。
　　陪葬 陪葬多见于皇帝的陵墓。皇帝的亲属或公卿大臣死后，葬于帝王陵墓附近，名为陪葬或陪陵。《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218)令：“《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唐代皇陵大多有陪葬。《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条云：旧制，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若父祖陪陵，子孙从葬者，亦如之(若宫人陪葬，则陵户为之成坟。凡诸陵皆置留守，领甲士，与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内，禁人无得葬埋)。
　　功臣密戚身后有幸得以陪葬帝陵是一种殊荣。贞观年间曾多次下诏，赐佐命功臣和懿戚宗亲陪葬献陵(高祖陵)。贞观八年(634)，太宗在《九嵕山卜陵诏》中说：“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赐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51]太宗死后，高宗又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八月二十八日下陪陵名位诏曰：“懿戚宗臣，类同本之枝干；元功上宰，犹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实，取譬拱辰，庶在鸟耘之地，无亏鱼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厢，封量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52]此后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的近百年间，皇亲国戚、文武大臣，陆续陪葬昭陵，遂形成了一个周长120里，占地30万亩的陪葬陵园。
　　且看太宗昭陵的陪葬墓群。
　　在礼泉县九嵕山下的东南方向，星罗棋布地布列着185座大小不等的陪葬墓，形成一个庞大的陪葬陵园。众多的陪葬墓，以昭陵(九嵕山主峰)为轴心，踞高临下，在陵的东、南、西三面呈扇面形辐射分布，如同群星拱月一般，体现着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
　　陪葬制度反映着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在昭陵陪葬群中，嫡出的公主如城阳公主、长乐公主、新城公主，都葬在山上，距陵山较近。城阳、长乐二墓封土呈覆斗形，封土前后各有四个土阙，墓前石刻除石羊、石虎、石人外，还有一对石柱，碑为龟座。有子封王的皇妃，如燕妃、韦妃也葬在陵山附近。而庶出的公主、王子则同一般大臣一样，多葬于山下的平原上，封土呈圆锥形，墓前石刻比大臣只多一对石柱，体现了明显的亲疏贵贱之分[53]。
　　陪葬的大臣之中，魏徵因山而葬，葬于陵山附近的凤凰山上，墓前有一对土阙。李靖、李勣虽在山下，但都依汉卫、霍故事，筑坟呈山峦起伏状。这与他们卓越的政绩和赫赫战功有关。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将领，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契苾何力、执失思力、李思摩、安元寿等。这又体现了太宗和谐的民族政策和“四海一家”的思想。
　　众多的陪葬墓主，除皇亲国戚外，大多为三品以上的高官，其中有的是李唐王朝的开国元勋，有的是辅佐太宗安邦治国，促成“贞观之治”的佐命功臣，如人们熟知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房玄龄、虞世南、马周等等。这是贞观年间人才济济、君臣相得的历史见证。
　　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的陪葬区，也布列着17个大小不等的封土堆。墓主是高宗则天时代的嫡系、皇族、密亲和臣僚。这些陪葬墓主，按生前地位、亲疏，由北向南排列。太子墓两座：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亲王墓三座：泽王上金、许王素节、邠王守礼。公主墓四座：义阳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兴公主。文武大臣墓八座：特进王及善、中书令薛元超、特进刘审礼、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特进杨再思、右仆射刘仁轨、左卫将军李谨行、左武卫将军高侃。
　　殉葬 此处的殉葬是指将活人葬入墓中，作为对墓主的陪葬。《礼记·檀弓下》曰：“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以人殉葬是奴隶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先秦时代，殉葬之风盛兴，奴隶主贵族死后，往往有大量的奴隶殉葬。《墨子·节丧》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河南发掘的殷墟古墓，发现有几百人殉葬的遗迹。《西京杂记》说，汉人发掘周幽王墓，“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史记》记秦武公死，初以人从死，用66人。秦穆公死，从死者177人。秦始皇死，二世令后宫宫女皆从死，死者甚众。
　　唐代殉葬之事，就文献资料来看颇为罕见，寥寥几例，仅见于宫廷后妃、节妇烈女和少数民族人中。譬如武宗病危之际，问宠妃王才人道：“我死，汝当如何?”答曰：“愿从陛下于九泉。”武宗以巾授之，王才人自缢于帐下[54]。懿宗爱女同昌公主死，懿宗不顾宰相刘瞻劝谏，将同昌公主乳母、保傅等一一殉葬。《太平广记》卷270“义成妻”条载，汉源县人义成妻，“夫死将葬，及先殡时，含毒药酒。至未入墓时，抚棺吞之而死，乃为合葬焉。”这是主动为死夫殉葬的所谓节妇。又如《旧唐书·杜伏威传》所记：“有战死者，以其妻妾殉葬。故人自为战，所向无敌。”此事发生在非常情况之下。唐代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着殉葬的习俗。如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死后，“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请杀身殉葬”，高宗遣人谕以先旨不许[55]。肃宗女宁国公主下嫁回纥毗伽阙可汗。可汗死，其国人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56]
　　以上说明，唐代殉葬，实属少见。这盖与唐代进入封建社会鼎盛时期，诸方面文明程度的提高有关。《全唐文》卷673白居易的一段判词，更能反映唐代士庶对殉葬的态度。“得甲将死，命其子以嬖妾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违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于恶。”白居易判曰：“观行慰心，则禀父命。辨惑执礼，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没齿归乱，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爱妾为殉，死而有害于人。违则弃言，顺为陷恶。……诚宜嫁是，岂可顺非。”
　　然而，考古发掘的一份报告，又使我们对唐代殉葬的认识陷入某些困惑。据《人民日报》1986年5月13日报道，我国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在陕西凤翔县雍城遗址内，相继发掘隋唐殉人墓葬49座，其殉葬人牲121人。殉葬者多在墓道中部或上部，其状惨不忍睹：或大劈，或砍头，或削足，或剁手，有的被肢解后放置于填土之中，最多的一座墓中殉葬12人。这一重要发现在国内还是首例。隋唐墓中大量“人牲”的出现，对史学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它为研究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发展史提出了新课题。
　　据考证，唐代凤翔一带处于回纥、突厥族等少数民族与唐王朝拉锯争战之地。面对累累尸骨，专家们提出了三种看法：一、殉葬者可能多为战俘；二、殉葬者可能是尚处于奴隶制时代少数民族的奴隶；三、早已建立封建制的唐王朝，在一些地区还保留着奴隶制的旧制和习俗。这说明在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新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旧制度的彻底灭亡。我认为第一种看法，可能性很大。因为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战胜者将战俘殉葬，既是发泄对敌人的仇恨，又可告慰死难将士的英灵。第二种看法若墓主是少数民族的首领贵族，奴隶殉葬亦属其固有习俗。而第三种看法则未必可靠。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元年，止从死。”史学界根据以往的发掘普遍认为，用牺牲活人去殉葬，从秦代以后就废止了。尽管其后历代仍时见殉葬事例，但毕竟只是一种余绪和残存。特别是在具有较高封建文明的隋唐时代，不可能保留如此严重的旧制和习俗，何况凤翔距唐都长安又如许之近。
　　注释
　　[1]《仪礼·既夕礼》。阼，古代堂前东面的台阶，主人迎客的地方。
　　[2]《太平广记》卷69“张云容”条，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2册，第553页。
　　[3]《太平广记》卷339《鬼二十四·阎敬立》，第9册，第40页。
　　[4]尚振明：《河南孟县店上村唐墓》，《考古》1988年第9期。
　　[5]陈文华、许智范：《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6]《太平广记》卷353“周元枢”条，第9册，第239页。
　　[7]《太平广记》卷352“李矩”条，第9册，第226页。
　　[8]《礼记·檀弓上》。
　　[9](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2《后妃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2191页。
　　[10]哀杖：又叫哭丧棒，是孝子居丧期间所执之杖。为何用杖?《礼记·问丧》曰：“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为何用竹桐?《白虎通·丧服》云：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阳也，桐者阴也。”
　　[11](唐)杜佑：《通典》卷79《凶礼一》，中华书局1988年，第2133页。
　　[12](唐)房玄龄：《晋书》卷20《礼记》，中华书局1974年，第613页。
　　[13]《仪礼·丧服》。
　　[14]杖期：杖是丧杖(齐衰所执的杖是用刨光的竹所制，称削杖，与斩衰服中的苴杖不同)，期是一年。居丧期间执杖，故称杖期。
　　[15]《通典》卷72，第1982页。
　　[16]参见《旧唐书》卷176《崔龟从传》，第4573页。
　　[17]《旧唐书》卷67《李勣传》，第2488页。
　　[18]参见《旧唐书》卷68《张公瑾传》，第2507页。
　　[19]豉：即豆豉，食品。把黄豆或黑豆泡透蒸熟或煮熟，经过发酵而成。
　　[20]魂魄：指精灵所在魂魄所附之牌位，上书“已故先考(父称考，母称妣)某公(母则称某太君)之魂魄”。
　　[21]少牢：古代称祭祀用的豕和羊。
　　[22]俎豆：俎和豆都是古代祭祀用的器具。
　　[23](清)董诰等：《全唐文》卷29《赐兵士葬祭诏》，中华书局1983年，第331页。
　　[24]《全唐文》卷68《南郊赦文》，第719页。
　　[2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7《百官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223页。
　　[26](宋)王溥：《唐会要》卷38《服纪下》，中华书局1955年，第697页。
　　[27]《太平广记》卷375“崔涵”条，第9册，第562页。
　　[28]《太平广记》卷91“阿专师”条，第3册，第175页。
　　[29]《唐会要》卷22《社稷》，第421页。
　　[30]《新唐书》卷98《韦挺传》，第3902页。
　　[31]《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第98—99页。
　　[32]《太平广记》卷389“源乾曜”条，第10册，第183页。
　　[33]《全唐文》卷31《禁卜筮惑人诏》，第347页。
　　[34]《旧唐书》卷79《吕才传》，第2726页。
　　[35]《大唐新语》卷13《记异第二十九》，中华书局1984年，第195页。
　　[36]卤薄，本指古代帝王外出时在其前后的仪仗队。蔡邕《独断》：“天子出，车驾次第，谓之卤薄。”按：自汉以后，后、妃、太子、王公、大臣皆有卤薄，各有定制，并非为天子所专用。
　　[37][39]《旧唐书》卷52《后妃传下》，第2193页。
　　[38]《全唐文》卷48《申约葬祭式敕》，第533页。
　　[40]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年第7期。
　　[41]见《全唐文》卷568《祭十二兄文》，第5734页。
　　[42]《新唐书》卷195《孝友传》，第5589页。
　　[43]《全唐文》卷573《寄许京兆孟容书》，第5789—5790页。
　　[4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4，中华书局1956年，第6831页。
　　[45]《太平广记》卷351“王坤”条，第9册，第20页。
　　[46]《太平广记》卷328“漕店人”条，第8册，第552页。
　　[47]《旧唐书》卷188《孝友传》，第4921页。
　　[48]《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第323页。
　　[49]《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第622页。
　　[50]《册府元龟》卷923“不孝”。
　　[51][52]《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第416页。
　　[53]参见陈志谦：《昭陵文物胜迹漫话》，陕西旅游出版社1990年。
　　[54]《资治通鉴》卷248，第8025页。
　　[55]《资治通鉴》卷199，第6269页。
　　[56]《旧唐书》卷195《回纥传》，第5202页。
　　(牛志平，海南师范大学，教授，现移居美国洛杉矶)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