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科举，作为唐宋以后选拔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是由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制度发展而来的。它的产生、发展有一个过程，即萌芽于南北朝，形成于隋而盛于唐。隋朝建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并废除了州郡长官辟举佐官的制度，各级官吏包括地方佐官一律由中央任免。隋文帝开皇七年(587)正月“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1]，正式设立了定期举行的常贡。直至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才逐渐形成了包括常举(即常贡)和制举两种取士形式的比较完善的科举制度。常举以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名字、明算等六科为主，定期举行考试(一般每年举行一次，有的年份也不举行)。制举则不同，由帝王下诏举人，时间及科目均不很固定，往往根据需要而设。本文拟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制举科目入手，对其设置背景、发展过程及其作用作一简单考析，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随着一般地主阶级势力的发展和地主经济的繁荣，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关陇贵族和功臣贵戚集团的衰落，广泛地从一般地主士人中选拔有才之士担任各项官职的条件趋于成熟。常举已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唐高宗武则天便大开制科，把一批卓越的政治家提拔到重要的岗位。
　　据《登科记考》等书记载。真正意义上的制举开始于唐高宗永徽三年(652)，之后永徽四年和六年又分别举行了一次制举，但具体科目不详，且每次仅取士一到三人[2]。见于记载最早的制举科目为显庆三年(658)的志烈秋霜科，及第者也仅韩思彦一人[3]。之后显庆四年(659)举行了八个科目的制举，应试900余人，其中只有5人为上第。科目分别为洞晓章程科、材称栋梁志标忠鲠科、政均卓鲁字俗之化通高科、安心田亩力田之业夙彰科，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养志邱园嘉遁之风载远科，材堪应幕(募)科、学综古今科[4]。龙朔元年(661)又有忠鲠之科，只一人及第[5]。麟德元年(664)开茂才异行科、销声幽籔科、藏器下僚科、经明行修科等四科，严善思、李思训等人及第[6]。乾封元年(666)又开尤索科(即销声幽籔科)，苏瓌，解琬、苗神客、格辅元、王勃、徐昭、刘讷言、崔神谷、郭敬同等12人登科[7]。乾封二年(667)开二科，为词赡文华科、直言极谏科，未记登第士人[8]。上元元年(674)，李迥秀登英才杰出科[9]。上元二年(675)，杨炯应制举及第，未言科目[10]。仪风元年(676)又开八科，崔融、陈该登词殚文律科，马怀素登文学优赡科，员半千等三人统言应“八科举”，未知科目[11]。仪风二年(677)，开下笔成章科，张鷟、姚崇、韩思彦、王无登第[12]。永隆元年(680)开岳牧举，员半千、殷楷等人登第[13]。开耀元年(681)，陈该应制及第，未言科目[14]。
　　综上，永徽三年至乾封二年(652—667)的16年间有九年举行制科，共二十科，每1.78年举行一次，平均每年1.25科。其后有6年未举行制科举。从上元元年至永隆二年(674—681)9年间有六年举行制科，共十三科，平均1.5年举行一次，平均每年1.4科。以上33科大体可分为四类，即隐逸幽素之科5次，文学之科4次，英才之科3次，忠鲠之科4次。
　　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武德年间即有制举[15]，但唐初草创之时，急于人才，辟、荐等形式运用较多，但铨选制逐渐完善后，六品以下官则基本不用荐举的方式选任了。有时应制举人，不进行考试，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举，而为察举的另外一种形式。武德、贞观年间多为如此。《册府元龟》云，制诏举人，“始于显庆，盛于开元、贞元”[16]。之所以有这种说法，是因为“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17]，这是文献中见到的关于制举科目的最早记载。直到显庆四年(659)，高宗已经完全控制了朝政，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派已经被逐出政坛，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人才紧张局面，于是开始大规模招揽人才。而此时常举之进士、明经两科，每科也只能依据传统取士20人左右，远远不能满足朝廷对人才的需求，故高宗开制举八科，测试举人900余人。所开八科包括需要熟悉日常工作程序的洞晓章程科，可见之前打击元老派时部分中下级官员也受到了牵连，需要补充。才堪应幕(募)科、学综古今科、政均卓鲁科、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等科目，则说明当时急需补充学识、才能和道德等方面的人才。此年隐逸幽素类科目的设立，可以说释放了一个信号，即之前官场逐名求利风气盛行，朝廷欲革除这种不正之风，故设立此二科而求安心田亩、养志邱园之人才。此外，从此年武则天建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及李义府、许敬宗的得势等事件，可以推知以上制举科目的设立，武则天的作用至关重要。一次设立这么多的科目，应举者达900令人，并由皇帝亲自进行策试，这在唐代是空前的。麟德元年(664)由于唐高宗身体方面原因，武则天开始与闻政事。由于对朝鲜半岛和回纥战争的胜利，朝廷对具有奇异才能的人才开始重视。此年开茂才异行科、销声幽籔科、藏器下僚科、经明行修科等四科进一步扩大取士途径，从隐逸人士和中下级官吏中选拔有用人才。由销声幽籔科登第的严善思，武则天时曾为监察御史、太史令，景龙中为礼部侍郎，精天文卜相之术。睿宗在藩时，言其必登帝位，后拜右散骑常侍。经明行修科登第的李思训，为唐代著名书画家，唐宗室，官至右武卫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麟德三年(即乾封元年，666)，唐高宗采纳武则天的建议举行泰山封禅。受道教思想影响，又开幽素科，苏瓌、解琬、苗神客、格辅元、王勃、徐昭、刘讷言、崔神谷、郭敬同等12人登科。此年幽素科得人最多，苗神客、王勃为有名的文士；解琬以识练边事为武则天所赏识，中宗、睿宗时曾为朔方军大总管；格辅元、苏瓌均做到宰相。之后多年，因忙于对朝鲜半岛、西域等地的战争，未举行制举。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此年李迥秀英才杰出科及第，初为相州参军，后累官凤阁舍人。长安中，同平章事。中宗朝，终兵部尚书，卒赠侍中。遗世留存诗四首。从上元二年(675)开始到仪凤二年(677)这三年，文学之科的连续举行，其中产生了杨炯、崔融、马怀素、姚崇、张鷟、韩思彦等在政治、学术和文学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调露二年(680)置岳牧举，员半千、殷楷及第。岳牧举为麟德二年(665)唐高宗泰山封禅前所设，王勃、杨炯均曾举此科。调露二年又设此科，只是沿用旧名，已于封禅无关。
　　制举确实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明于韬略的人才，而且也使一些经世致治、挺特隽迈之士能够居于宰臣之位。从应制举人的身份看，既有白身，也有前资官和有出身人，而且六品以下在职的现任官员也可参加。其应试面之广，超过了礼部科举制与吏部铨选制所规定的范畴，具有更广泛的举士选官基础。但制举的根本目的，是要选拔更高层次的经世治国之才，要求应举者有广博的经史知识、高明的政治见解，而且要求有一定的政治实践。就唐朝的情况来看，平民中还很少这样的才识之士，所以制举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明显地为才高位下的一般官僚提供了快速升迁的途径，同时这也容易导致制举陷入现实问题的纠缠。
　　随着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每年获得任官资格的人不断增加，官阙有限而应选人多的矛盾日渐突出。铨选过程中出现“九流繁总，人随岁积”的混乱局面[18]，吏部待选之人越来越多。取得出身的士子和下级官吏参加制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制举及第，原来没有出身和官职的，多授以从九品下阶或上阶的县尉；有资荫或出身而未释褐、考试成绩一般的，即按其资荫或出身所叙之阶或高一阶授官；原有官职的，可加阶授官。以“永淳二年三月敕，令应诏举人，并试策三道，即为永例”[19]为标志，永淳二年以后，制举试策三道在制度上确定下来。高宗时科目比较杂乱，没有一定的格局，当属临时设科，制科还处于初创阶段。这应与直至高宗永隆二年铨选制度改革尚未确定下来有一定关系。
　　武则天时期制举科目的设置承前启后，嗣圣元年(684)设置抱儒素科、韬钤科、词标文范科[20]，多为文学之科，惟韬钤科似为武举。《登科记考补正》引《郭公庙碑铭》“以乡邦之赋骤膺将帅之举”句，以及其年龄，该年科目等，证郭子仪之父郭敬之荣登韬钤科[21]，笔者据此疑此韬钤科即武举。垂拱四年(688)置词标文苑科[22]，应与词标文范科类同。此外，《登科记考补正》据《赵洁墓志》“公去垂拱中武举及第”之句，证垂拱中曾置武举[23]，笔者疑其具体科目和之上韬钤科相近或相同，武举为此类科目之通称。永昌元年(689)置贤良方正科，张柬之登第[24]。是年又有明堂大礼科[25]。载初元年(689)又有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业科、词标文苑科、贤良方正科，张说词标文苑科登第[26]。载初二年(690)又有英才杰出业奥大经科、孝弟鲠直科，祝钦明荣登前科[27]。长寿三年(694)置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后来的著名书画家薛稷荣登是科[28]，此科的设立可能源于长寿元年对吐蕃的用兵。证圣元年(695)置超拔群类科，贺知章登第，又有才长广度、沈(沉)迹下僚科[29]，应类同于之前的藏器下僚科。天册万岁二年(696)置南郊科，孟二冬证其应为南郊大礼科。苏晋、裴漼登第[30]。苏晋为唐代著名诗人、饮中八仙之一；裴漼，在睿宗、玄宗朝，素有盛名，曾官至御史大夫、吏部尚书。又有贤良方正科，崔沔、苏颋、倪若水等人登第[31]。崔沔，唐代诗人，睿宗朝转著作郎，开元中历秘书监太子宾客；苏颋，唐代政治家、文学家，玄宗朝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位至宰相；倪若水，唐藏书家，其家藏书甚多，“列架不足，叠窗安置，不见天日”[32]，开元年间官至中书舍人，户部侍郎。万岁通天二年(697)置绝伦科，苏颋、卢从愿、孟温礼等8人登第[33]。苏颋为二次登第。卢从愿，应此举，拜右拾遗，睿宗朝官拜吏部侍郎，与李朝隐同时典选，亦有美誉，后官至吏部尚书。孟温礼，玄宗朝曾为京兆尹。圣历二年(699)，置迹隐缠肆科[34]，为隐逸之类科目无疑。圣历三年(700)置经邦科，求安国经邦之才。刘幽求登第[35]。又有拔萃出类科，齐澣5人登第[36]。大足元年(701)新置嫉恶科[37]，取“嫉恶如仇”之义。又置拔萃科，崔翘等3人登第；又有文坛词场科[38]，亦为文学之科。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嗣圣元年(684)举行三科制举后，有三年不见有制举的记载。直到垂拱四年(688)起，才又连续举行。从垂拱四年至长安二年的16年间，据现有记载，共有十一年举行制举，共十八科。每年约为1.13科，略低于高宗时；平均1.45年举行一次，频率则较高宗时为高。
　　武则天执政以后，为了稳定政权，大量破格用人，制举在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688—691)和长寿三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4—697)都是连年举行的。前一个四年恰好是武则天称帝前后，大开制科是其“以禄位以收天下人心”政策的一部分，她对不称职者，或贬或杀，明察善断，因而当时的英贤之辈都能为其所用[39]。后一个四年则是在武则天“任威刑以禁异议”革命成功之后，开始改变恐怖政策的时代，除了选拔经世治国之才的需要，仍然具有收天下人心的性质[40]。贤良方正、拔萃、超拔群类、绝伦、才应经邦等科的举行，说明通过制举选拔政治人才，已经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也确实选拔出了一批影响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政治人才。在科目的设置上，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文学之科略有增加，由高宗时的四次增加到五次。二是儒素科的出现。嗣圣元年(684)有抱儒素科，载初元年(689)有抱儒素之业科，天授二年(691)有业奥六经科，中宗时被称为大儒的祝钦明即于此年登此科。儒素科的设立反映了武则天称帝时力图借助儒学经典和学说的愿望。武则天称帝前，春官尚书李思文曾上言，《尚书·武成》篇，“辞有‘垂拱天下治’，为受命之符”。武则天听后就很高兴，当即颁示天下[41]。三是经邦科的出现。天授三年(692)左补阙薛谦光疏云：“只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42]可知天授前即曾有才应经邦科，只是由于没有出什么人物，故未被记录下来。直到圣历三年(697)才有明确的记录。但在此前，永昌元年(681)、载初元年(689)、证圣元年(696)、天册万岁二年(696)就先后举行过贤良方正、拔萃、超拔群类、绝伦等科，说明通过制举选拔政治人才，已经提到日程上来，而且也确实选拔出了张柬之、崔沔、苏颋、卢从愿、刘幽求等一批后来成为宰相、贵臣的政治人才。
　　注释
　　[1](唐)魏徵等：《隋书》卷1《高祖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25页。
　　[2](清)徐松：《登科记考》卷2永徽三年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39—43页。
　　[3][17]《登科记考》卷2显庆三年条，第46—47页。
　　[4]《登科记考》卷2显庆四年条，第48页。
　　[5]《登科记考》卷2显庆六年(龙朔元年)条，第50页。
　　[6]《登科记考》卷2麟德元年条，第52—53页。
　　[7]《登科记考》卷2乾封元年条，第55页。
　　[8]《登科记考》卷2乾封二年条，第56页。
　　[9]《登科记考》卷2上元元年条，第61页。
　　[10]《登科记考》卷2上元二年条，第63页。
　　[11]《登科记考》卷2上元三年条，第64—65页。
　　[12]《登科记考》卷2仪风二年条，第66页。
　　[13]《登科记考》卷2调露二年条，第69页。
　　[14]《登科记考》卷2开耀元年条，第71页。
　　[15]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1“武德元年”条据两《唐书》各人本传记有田仁会、崔仁师“武德初擢制举”，第1—2页。
　　[16]《册府元龟》卷639《贡举部·总序》，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7382页。
　　[18](清)董诰等：《全唐文》卷162《陈铨选六事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1655页。
　　[19](宋)王溥：《唐会要》卷75《帖经条例》，中华书局1955年，第1376页。
　　[20][21]《登科记考补正》卷3嗣圣元年条，第94页。
　　[22]《登科记考补正》卷3垂拱四年条，第104页。
　　[23]《登科记考补正》卷3垂拱四年条，第103页。
　　[24]《登科记考补正》卷3永昌元年条，第107页。
　　[25]《登科记考补正》卷3永昌元年条，第109页。
　　[26]《登科记考补正》卷3载初元年条，第115—116页。
　　[27]《登科记考补正》卷3载初二年条，第120页。
　　[28]《登科记考补正》卷3长寿三年条，第128页。
　　[29]《登科记考补正》卷4正圣元年条，第135页。
　　[30]《登科记考补正》卷4天册万岁二年条，第142页。
　　[31]《登科记考补正》卷4天册万岁二年条，第143页。
　　[32](唐)冯贽：《云仙杂记》卷3《束修羊》，民国二十八年(1939)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2页。
　　[33]《登科记考补正》卷4万岁通天二年条，第148页。
　　[34]《登科记考补正》卷4圣历二年条，第153页。
　　[35]《登科记考补正》卷4圣历二年条，第153页。
　　[36]《登科记考补正》卷4圣历二年条，第154页。
　　[37][38]《登科记考补正》卷4大足元年条，第157页。
　　[39]《资治通鉴》卷205长寿元年条曰：“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所用。”中华书局1956年，第6478页。
　　[40]《资治通鉴》卷205长寿元年记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第6485页。
　　[4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481页。
　　[4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01《薛登传》引《谦光(薛登)上书》曰：“只如才应经邦之流，唯令试策；武能制敌之例，只验弯弧。”中华书局1975年，第3139页。
　　(宋少宇，乾陵管理处，陈列部主任)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