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政时期登科人物的地理分布
许美惠
武则天当政时期是唐代重要的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用人政策有了重大的改变和调整。史载武则天首创武举，注重对武将的选拨；首创殿试，选拔天子门生；她还提倡并落实自荐做官的政策。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选官途径，也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了更多的入仕机会。本文拟对武则天当政时期登科人物的地域分布进行考察，并分析影响登科人物地理分布的各种因素，希望有助于对武周社会史的研究。
一 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形成于隋朝而完善于唐代。唐太宗扩大了国学规模，把科举和学校教育联系起来，规定“学生能通一大经已上，咸得署吏”[1]。“自是士族所趣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贞观八年(634)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2]。高宗时“尤重文吏”[3]，永隆二年(681)八月诏：“自今已后，考功试人，明经每经贴试，录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4]到武则天时期，在进士、明经等科的考试之外，又设置了新的考试科目，实行了新的考试方法。
首先，确立殿试制度。《唐会要·制科举》：“载初元年(690)二月十四日，试贡举人于洛城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5]《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690)条载：“二月，辛酉，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6]《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亦载：“武太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7]殿试的创设使新科进士成为“天子门生”，加强了仕人与帝王之间的联系。
其次，首创武举制度。《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二年(702)载：“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8]《新唐书·选举志》：“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9]以前武官选拨主要靠战功或门荫，现在又多了一个门径。武举的设置为中央选拔了一批军士人才，使武人有了发挥的空间。文武并举，不仅增强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力量，而且大批习武人员参加武举从而加入列统治阶级中并为之服务，也减少了社会上潜在的动荡因素。
再者，实行糊名考判。糊名之法行用于吏部试和制科。“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10]。永昌中，武则天策试贤良方正，令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考复”，举子“(张)说所对第一”[11]。糊名法的实施增加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考官、考生徇私舞弊的现象，有利于正考试之风。尽管糊名法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但此法为后来的北宋所承用，可谓影响深远。
最后，推行自举制度。这种制度在高祖武德五年(622)已提出，但未得到很好的实施。武则天于垂拱元年(685)“诏内外文武九品已上及百姓，咸令自举”[12]。载初二年(691)“冬十月，制官人者咸令自举”[13]。自举制度的实施对于进一步笼络优秀人才进入官僚阶层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庶族百姓绝少有通过自举而进入仕途者。
据《登科记考》中载，在高宗咸亨五年(674)到中宗神龙元年(705)共施行6次重试。其中有4次实行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可见武则天对人才质量也十分重视。由于武则天重视科举，因而科举制在武则天时代得到完善与发展，通过科举入仕的人员也明显增加。
二 登科人物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
如前所述，在武则天时代，随着科举制的发展，登科人数明显增加。那么，这些登科人物来自何方?在地理分布上有哪些特点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现兹据两《唐书》、《唐会要》等唐代基本文献，并《唐代墓志汇编》、《全唐文》、《全唐文补遗》等书中唐人墓志的记载以及各省地方志等原始史料，并参考徐松《登科记考》、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王洪军《登科记考再补正》等书，对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登科人物进行分类统计，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知，武则天时代可考的登科人物共123人，其分布情况是：河南道33人，占总数的26.83％，为诸道之最。以下依次为：河北道23人，占总数的18.70％；关内道21人，占总数的17.07％；河东道16人，占总数的13.01％；陇右道9人，占总数的7.32％；江南道、山南道各7人，占总数的5.69％；剑南道3人，占总数的2.44％；淮南道、岭南道各2人，占总数的1.63％。显然，武则天时代登科人物的地理分布是不平衡的。从南、北方的分布上来看，北方五道(关内、河东、河北、河南、陇右)共102人，占总人数的82.93％，其中人数最多的为河南道，共33人，人数最少的为陇右道，共9人。而南方五道(江南、淮南、山南、剑南、岭南)则一共是21人，占总人数的17.07％，其中江南、山南两道为最多，各有7人，而淮南、岭南两道最少，只有2人。南方总数还不到北方人数的三成。就北方而言分布也不平衡，基本呈以洛阳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状，关东多于关西，南部多于北部。登科人员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河南道洛阳附近地区、关中平原、河东道南部汾河流域、华北平原地区。这与该地区是王朝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所在以及当地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从各道、州分布的人数上看，登科人员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人数最多的河南道33人，主要集中分布在作为武周时期政治中心的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其中洛州就有11人，占该道总数的33.33％。洛阳附近各州如陕、虢、孟、滑、汴、郑、濮等州又分布有十多人。关内道则主要分布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上，而关内道北部的大片地区却只有夏州分布有1人。江南道有7人，集中分布在江南道东部的环太湖流域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江南道西部的广大地区则只有郴州分布有1人。但河北道有登科人分布的10个州，相对均衡地分布在华北平原上，呈现出不同于其他道的分布态势。这与唐代河北地区自然条件的优越和经济的普遍发展密切相关。
三 影响登科人物地理分布的因素
为什么武则天时代登科人物的分布会呈现出这种态势?为什么北方五道占据了当时登科人员的绝大部分，而南方广阔的地区仅仅占据了很小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饶有趣味的，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从大量资料来看，影响武则天时代登科人物地理分布的因素很多，择其要者，盖有五端：
第一，政治原因。李唐王朝建国后以长安为首都，长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统治阶层的集中核心地区，因此，北方地区有着强大的政治地缘优势，同时统治中心附近也是统治者重点笼络的地区。北方五道中人数最多的是河南道，这也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高宗显庆二年(657)十二月“以洛阳宫为东都”[17]，提高了洛阳的政治地位，升为陪都，当然这也是武则天积极提倡的。“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18]后来武则天以洛阳为都，洛阳成为真正的统治中心，因此河南道登科人员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所占比重较大是势在必然的。
第二，经济原因。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仍在北方黄河流域。早在七世纪六十年代，武则天和高宗“已在一份诏书中认定洛阳在交通和供应方面优于长安；而中国的经济中心向南面和东面的逐渐转移从此又加强了这些优势。”[19]洛阳相对于长安来说更接近一些重要的产粮富庶地区，更能保证粮食的充足供应。我们知道，经济是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在经济基础打牢的情况下其他上层建筑诸如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等活动才能有序有质有量向前发展。因此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为一些世家大族继续维持自身地位提供了良好的保证，也为一些读书人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可以不为生计所迫而专心读书，进而通过科举入仕。
第三，文化教育原因。由于北方地区更接近统治中心，所以对于文化教育更为关注。唐初统治者在中央设立有六学二馆，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和崇文馆、弘文馆。尤其是科举取士之后，学校教育有所发展，唐太宗改国子学为国子监，提高了学校的地位，扩大了国学规模，中央地区学校教育的大力开展对周边地区有着积极的带动作用。高宗时期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武则天更是一贯重视科举制而相对忽视其他各种以特权进入官僚集团的方式，她统治期间的垂拱四年(688)至天授二年(691)和长寿三年至(694)至万岁通天二年(697)都是连年进行制举选士[20]。“大开制科是她‘以禄位以收天下人心’政策的一部分”[21]。这在相当程度上拉动了教育的发展，相反文化教育的广泛发展又为科举取士提供了大量的人才。由于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和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北方文化教育显然和中央取士衔接比较好。另外，由于唐初统治者大部分为北方人，这些人在中央做官，影响了家族和乡里的风气，也推动了当地人士走“读书——应举——做官”的道路。
第四，历史原因。中原地区从秦汉开始就一直是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许多世家大族，世家大族对社会影响广泛。一方面，统治阶层必须限制世家大族发展的势头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担心世家大族发展势力太大会威胁自身的统治，以至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社会现象重演。因此唐初太宗组织修撰《氏族志》企图用政治强制手段，以法律的形式压制高门望族的影响，以抬高李唐皇室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但同时他们又不得不借助世家大族的力量来稳定自身的统治。在政府用人方面表现最为明显，如京兆杜氏：杜如晦、杜淹等；京兆韦氏：韦待价、韦思谦等；赵郡李氏：李峤等；陇西李氏：李炯秀、李靖等[22]；这些大族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唐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世家大族本身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其家族的文化风气是历经多年累积下来的门风，这是其他小士族和寒族短时间内所不能超越的。他们本身的文化底蕴使得他们很重视学术之风，同时也相当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世家大族的文化地位对其社会地位乃至政治地位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家传文化“不仅可以影响家族成员的思想意识与思维方式，指导他们的行为模式，而且还有助于加强整个家族的凝聚力。家传文化的盛衰对于世家大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世家大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地位，进而影响其政治地位。”[23]良好的教育使得他们的子弟普遍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在科举考试中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在登科人员中是占有相当大比重的，这也是北方登科人员比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自然环境因素。黄河流域为中国古文明的发源地，地形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由表中可知，人数较多的地区或是河流沿岸、或是湖水周围的平原地带，符合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建城选址条件。因此这一地区人口基数相对也较大。
总之，武则天时期登科人员的地域分布呈现出北多南少的极不平衡的状态，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单纯地重视其中某一项而忽略其他方面。登科人员的这种地理分布也印证了当时唐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黄河流域，这对于武周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
[2](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354页。
[3]《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传上》，第4942页。
[4](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06《贡举·条流明经进士诏》，中华书局2008年，第549页。
[5](宋)王溥：《唐会要》卷76《贡举中·制科举》，中华书局1955年，第1390页。
[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4则天皇后天授元年二月辛酉，中华书局1956年，第6463页。
[7]《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制下》，第354页。
[8]《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二年正月乙酉，第6558页。
[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0页。
[10](唐)刘餗撰：《隋唐嘉话》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07页。
[11]《新唐书》卷125《张说传》，第4404页。
[12]《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第117页。
[13]《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第122页。
[14]《唐会要》卷76《制科举》云：“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颋、崔玄童、袁仁敬、何凤、孟兼礼、洪子兴、卢从愿、赵不欺及第。”《唐会要》卷79《谥法上》：“礼部尚书孟温礼谥肃。”《旧唐书》卷185下《良吏传》下《潘好礼传》：“(潘好礼)少与乡人孟温礼、杨茂谦为莫逆之友。”《郎官石柱题名》主客员外郎第三行有孟温礼。今按孟温礼。
[17]《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第58页。
[18]《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第81页。
[19](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77页。
[20](清)徐松：《登科记考》卷2、卷3，中华书局1984年。
[21]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0页。
[22]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刊黄约瑟编《港台学者隋唐史论文精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9—92页。
[23]夏炎：《中古清河崔氏家传文化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1年第1期。
(许美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