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玄奘居住的东都净土寺
郭绍林
北魏隋唐时期，洛阳有一所净土寺。该时期洛阳佛寺林立，净土寺在其中算不上出类拔萃，名气自然不大。但在隋朝末年，佛教伟人玄奘法师在净土寺居住、出家、学习多年，夯实了坚实的佛学根基，使得人们想知道净土寺的具体情况。在洛阳市东面一百里外，有今巩义市石窟寺，北魏景明年间(500-503)始建，时称希玄寺，唐初改称为十方净土寺，清代改称为石窟寺。在洛阳市南面五十里外，有今伊川县白元乡水牛沟村净土寺。该寺出土一方《净土禅寺记》石碑，系“大明嘉靖十一年(1532)岁在壬辰孟冬望日后十日立碑”。碑文说“寺创自[北魏]天赐(404-409)延和(432-434)间，历乎宋，沿乎金元。”这两所净土寺都不可能是玄奘出家的寺院。
关于玄奘与净土寺的因缘，唐初僧人道宣在《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中这样记载：
释玄奘，……洛州缑氏人焉。……兄素出家，即长捷法师也，容貌堂堂，仪局环秀，讲释经义，联班群伍，住东都净土寺。以奘少罹穷酷，携以将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论。年十一，诵《维摩》、《法华》，东都恒度，便预其次。……时东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摄论》，轮驰相系，每恒听受，昏明思择。……时年十五，与兄住净土寺，由是专门受业，声望逾远。[1]
这里明确指出是“东都净土寺”，即净土寺在洛阳城地面。假如净土寺真的在隋代洛阳地区的巩县或者伊川县(隋文帝时期设县，隋炀帝时期撤销，并入洛阳县)，应该称作洛州净土寺或者河南郡净土寺。那么，东都净土寺的具体方位在哪里，它的沿革情况怎样?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记载：“东城之东，第五南北街，从南第一曰毓材坊。”毓材坊有武则天时期设置的大云寺，“本后魏净土寺，隋大业四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贞观三年，复徙此坊。天寿二年改大云。会昌中废。”[2]
关于玄奘生年，有开皇二十年(600)和仁寿二年(602)两种说法。他11岁时，正当大业六年(610)或八年(612)，四年后15岁，则为大业十年或十二年。隋炀帝大业四年(608)至唐太宗贞观三年(629)之间，净土寺在建阳门内，玄奘就在这里居住和学习。建阳门是隋朝的称谓，唐初改称为建春门，是洛阳东城墙三门中的中门，在洛河以南，今洛阳市洛龙区李楼乡楼村东侧。贞观三年，净土寺迁至毓材坊，此后再没有迁址。毓材坊在上东门内，上东门是洛阳东城墙三门中的北门，在洛河以北。毓材坊的位置约在今洛阳市瀍河区启明路一带。
学术界普遍认为，玄奘度为沙弥后，在净土寺跟从景法师学《涅槃经》、严法师学《摄大乘论》。持这种观点的著作有宋云彬的《玄奘》(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初版，收入《玄奘传三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5页)，苏渊雷的《玄奘》(重庆胜利出版社1944年初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修订重版，收入《玄奘传三种》，第131页)，陈扬炯的《玄奘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第11页)，杨廷福的《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第61-62页)，张力生的《玄奘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傅新毅的《玄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页)，董煜焜的《玄奘大师与玄奘故里》(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7页)等。这一结论的得出，实际上是《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叙述含混所导致的。这部由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撰写的玄奘传记，在卷1中说：玄奘“既得出家，与兄同止。时寺有景法师讲《涅槃经》，执卷伏膺，遂忘寝食。又学严法师《摄大乘论》，爱好逾剧，一闻将尽，再览之后，无复所遗”。似乎景、严两位法师就是净土寺的僧人。隋炀帝身为晋王时，曾担任扬州(今江苏扬州市)总管。开皇十九年(599)，他在扬州设立四个道场。两个是道教道场，叫做玉清、金洞；两个是佛教道场，叫做慧日、法云。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四道场随同迁来，设在皇宫内，叫做内道场。这里所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几句话，其下隔了二百余字之后，又说：“初，炀帝于东都建四道场，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征来者皆一艺之士，是故法将如林，景、脱、基、暹为其称首。”[3]可见景法师不是净土寺的僧人，而是佛教内道场的僧人。严法师没有提到。但参以本文前面所引《续高僧传·玄奘传》中“时东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摄论》，轮驰相系，每恒听受，昏明思择”云云，这个问题便清楚了。原来这两位法师都是东都内慧日道场的僧人，景法师是《涅槃经》的讲主，严法师是《摄大乘论》的讲主。其余僧人脱、基、暹，《续高僧传》都有记载。脱是智脱，《续高僧传》卷9有《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智脱传》。基是道基，《续高僧传》卷14《唐益州福成寺释道基传》说：“释道基，……即请于东都讲扬《心论》。……自尔四海标领盛结慧日道场，……以基荣冠望表，韵逸寰中，大业五年敕召来止，遂即对扬玄论，允塞天心。……及将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归，并揖基而为玄宰。”本传附有宝暹传，说四川宝暹“明《摄论》”，曾“誉腾京国”[4]《续高僧传》卷15《唐蒲州仁寿寺释志宽传》说：“释志宽，……属炀帝弘道，海内搜扬，以宽行解，同推膺斯荣命，既处慧日，讲悟相仍。”隋朝平定杨玄感叛乱后，志宽、宝暹等僧人受到牵连，在洛阳囚禁起来，作为徒隶，每天干苦活。后来“配流西蜀”，“路次潼关，流僧宝暹者高解硕德，足破不进，宽见卧于道侧，泣而哀焉”[5]。那么，《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说的“暹”，无疑就是宝暹。隋唐之际，玄奘同二哥为躲避洛阳地区的战乱，奔赴长安，抵达四川。武德二年(619)，玄奘在成都，继续跟从宝暹学习《摄大乘论》，跟从道基学习《杂毗昙心论》。这些内道场的皇家僧人，承恩得意之时，断然不至于降格隶属于净土寺。
《续高僧传》卷12《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灵幹传》记载：灵幹“年十四，投邺京大庄严寺衍法师为弟子”，“冠年受具”，“周武灭法，通废仁祠，居家奉戒，仪体无失。隋开佛日，有敕简入菩萨数中，官给衣钵，少林安置，虽蒙厚供，而形同俗侣。开皇三年，于洛州净土寺方得落*(上髟下采)，出家标相，自此繁兴。”[6]灵幹在北周武帝废佛运动中被迫还俗。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在北周后期掌控朝政，恢复佛教，在统治区内遴选120名菩萨僧，在东西两地各立一所陟岵大寺，来安置他们。西面的陟岵寺，即后来的长安大兴善寺。东面的陟岵寺，由嵩山少林寺改名而来。灵幹是菩萨僧之一，安置在东面的陟岵寺中。隋文帝称帝后，才正式恢复佛教，灵幹得以于开皇三年(583)在洛州净土寺剃度。这里说“洛州净土寺”，是因为隋文帝以长安为都城，洛阳不是东都，洛阳地区设置为洛州，隋炀帝才营建东都洛阳。依据上面徐松“后魏净土寺，隋大业四年，自故城徙建阳门内”的说法，灵幹在净土寺剃度，早于净土寺这次迁址15年，因而在迁址前的旧址“故城”，即汉魏洛阳城。汉魏洛阳城在白马寺以东，隋朝营建东都时，新城址确定在汉魏洛阳城以西18里洛河、伊河汇合地带。北魏洛阳有佛寺1367所，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一些重要的佛寺，没有提及净土寺。北魏净土寺的具体方位现在无从确定，但一定不会远离城区，要不然就称不上旧址在“故城”了。
隋唐时期，净土寺中有杰出的僧人和众多徒弟，还举办高级别、大规模的佛学讲会。除了上述长捷法师，《续高僧传》卷13《唐京师普光寺释道岳传》还记载道：
释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阳人也。……父暠，仕隋为临淄令，治声远肃。有隐士西门义者……步自山阿，来仪府舍，……乃命诸子绍、续、绩、旷、岳、略等列于义前，令其顾指。义曰：“府君六子，诚伟器也。自长而三，州县之职，保家自若也。已下之三，其志远，其德高，业心神道，求解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谈也。”旷年十七，遂得出家，操行贞固，志怀明约，善《大论》及《僧祗》，深镜空有，学徒百数，禅观著绩，物务所高，即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是也。[7]
道宣另一著作《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卷4《上幸东都召西京僧道土等于彼论义事》记载：
显庆五年(660)，上幸驾东都，……下敕追大慈恩寺僧义褒、西明寺僧慧立等，各侍者二人，东赴洛邑。登即邮传依往，至合璧宫奉见，叙论义旨，不爽经通。下敕停东都净土寺，褒即于彼讲《大品》、《三论》，声华崇盛，光价逾隆。……晚巡洛下，重复征延。声荣藉甚，弥隆今古。……因疾卒于洛邑。[8]
可见义褒被巡幸洛阳的唐高宗多次延请前来讲论，驻锡于净土寺中。《续高僧传》卷 15《唐京师慈恩寺释义褒传》再次记载：“龙朔元年(661)驾往东都，别召追往，频入宫禁，义论横驰。乃于净土讲解经论，七众载驱，群公毕至，英声逾盛。不久，遘疾卒于净土，春秋五十有一。[9]
关于净土寺珍藏的西域雕像，《续高僧传》卷25《唐京师胜光寺释慧乘传》记载道：
释慧乘，……大业六年，有敕郡别拣三大德入东都，于四方馆仁王行道，别敕乘为大讲主，三日三夜兴诸论道，皆为析畅，靡不泠然。……至八年帝在东都，于西京奉为二皇双建两塔，七层木浮图，又敕乘送舍利瘗于塔所。……十二年，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祯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10]
除了僧传，医书中还有净土寺的记载，涉及一桩中外文化交流的事。唐代药王孙思邈，在所著《千金翼方》卷12《养性服饵第二》中，记载隋唐之际印度医学传入中原的情况，提到一则“服菖蒲方”，能“令人肤体肥充，老者光泽，发白更黑，面不皱，身轻目明，行疾如风，填骨髓，益精气，……寿百岁”。关于这则药方的来历，孙思邈说：“天竺摩揭陀国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跋摩米帝，以大业八年(612)与突厥使主，至武德六年(623)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德护法师净土寺主矩师笔译出。”[11]
唐代僧人道世《法苑珠林》卷94《感应缘·唐洛州任五娘》，是一则出自《冥报拾遗》的传闻，与洛阳净土寺有关。唐高宗龙朔元年，雒州景福寺有一位比丘尼，法名叫做修行。她房中有一位侍童，叫任五娘，突然死去。修行为任五娘立灵位祭祀，一个多月后，任五娘的姐姐和弟弟，夜里忽然听到灵座上发出呻吟。弟弟起初有些恐惧，后来壮着胆子发问，灵位上传来死者的回答声：“我生时于寺上食肉，坐此大苦痛。我体上有疮，恐污床席，汝可多将灰置床上也。”弟弟按照死者的说法，在床上放了很多灰，然后观察，见床上都是脓血。死者又对弟弟说：“姊患不能缝衣。汝大蓝缕，宜将布来，我为汝作衫及袜。”弟弟把布放在灵床上，过了一夜，见已经做成衣袜。死者又对姐姐说：“儿小时患漆，遂杀一螃蟹取汁，涂疮得差。今入刀林地狱，肉中现有折刀七枚。愿姊慈念，为作功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济辨。但随身衣服，无益死者，今并未坏，请以用之。”姐姐还没来得及回答，死者又说：“儿自取去。”过了一会儿，死者又说：“衣服已来，见在床上。”姐姐去看，原来是装殓死者时放进棺材中的衣服，“遂送净土寺宝献师处，凭写《金刚般若经》”。每写完一卷，死者即汇报说：肉中的刀已经出了一枚。七卷写完，死者汇报说：“七刀并得出讫，今蒙福助，即往托生。”关于这则传闻，《冥报拾遗》交代来源：“吴兴沈玄法说。净土寺僧智整所说亦同。”[12]
武则天想改朝换代当皇帝，但自己的女性身份与传统的儒家男性皇储继位制度发生冲突。十六国时期，北凉昙无谶翻译了《大方等无想经》，也就是《大云经》，其中说佛告诉净光天女，你所以能转生到六道中最高层次的天道中，是由于你曾在别的佛那里听过宣讲《大涅槃经》，遇到我以来，又听我讲解佛教深义。你是天界的男菩萨，现在要化导众生，以女身形象降生中国，在世间当转轮圣王，君临南阎浮提(四大洲之一)，做女居士，教化哪里所有的男女老少，摧毁一切邪门歪道。你下凡后，国中大臣会拥戴你当国君，你将闻名遐迩，万国朝宗。载初元年(690)，洛阳僧人薛怀义、法明等九人对《大云经》作出政治导读，说《大云经》是对武则天的政治预言，她本是男身菩萨，下生人间，要作阎浮提主，李唐气数已尽，必然衰微。武则天的困境因此解除，立即下制颁布《大云经》于各州县。武则天称帝后的下一个月份，设置大云寺以彰显和保存这个佛教政治预言。大云寺设置的时间、范围以及后来的变化，北宋王溥编辑的《唐会要》卷48《寺》记载道：“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13]载初元年九月九日，武则天称帝，改唐朝为周朝，年号由载初改为天授。上引《唐两京城坊考》“天寿二年改大云”的说法，不但年号用字弄错了，而且年份也弄错了。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东都寺观壁画》记载洛阳大云寺，说：“门东两壁《鬼神》，佛殿上《菩萨》六躯，《净土经变》，阁上《婆叟仙》，并尉迟画，《黄犬》及《鹰》最妙。”[14]这位尉迟，是西域画家尉迟乙僧，《历代名画记》卷9说他是“于阗国人”，即今新疆和田地区民族政权的人。但唐人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说他是吐火罗国人，即今阿富汗地区的人，评论他的作品，说：“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是外国之物象，非中华之威仪。”[15]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将全国各地的大云寺统一改名为开元寺，旨在清除武则天改朝换代给唐朝带来的政治耻辱、政治痕迹和政治记忆。既然是全国的统一行动，洛阳净土寺的名称也应该由大云寺更换成开元寺。《唐两京城坊考》没有提到这一点。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在全国范围内废佛，一共拆毁国家赐额的佛寺4600多所，称作招提、兰若的未赐额私立小寺四万多所，强令僧尼还俗260500人，放免寺院奴婢15万人为平民身份。净土寺这时是东都的开元寺，属于国家赐额的佛寺，很显眼，遭受法难在所难免，因而如同《唐两京城坊考》所说：“会昌中废。”
注释
[1](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线装书局2005年，第192页。
[2](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5《东京·外郭城》，中华书局1985年，第176页。
[3](唐)释慧立、释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6-7页。
[4]《续高僧传》卷14《道基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399-400页。
[5]《续高僧传》卷15《志宽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427-428页。
[6]《续高僧传》12《灵幹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366-367页。
[7]《续高僧传》卷13《道岳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388页。
[8](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卷4，《碛砂大藏经》第98册，第181-182页。
[9]《续高僧传》卷15《义褒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438页。
[10]《续高僧传》卷25《慧乘传》，《碛砂大藏经》第100册，第64-66页。
[11](唐)孙思邈著，刘清国等校注：《千金方》(《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合刊本)卷12《养性服饵第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658页。
[12](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94《感应缘·唐洛州任五娘》，中华书局2003年，第2716-2717页。
[13](北宋)王溥：《唐会要》卷48《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96页。
[14](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73页。
[15](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1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第165页。
(郭绍林，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