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佛教，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免不了有说错的地方。本文就两位日本学者研究隋唐佛教的两则说法，阐述一下自己的不同见解。
　　一 官寺统一命名不是自武则天始
　　武则天时期，佛教界利用《大云经》为她改朝换代推波助澜，说她是净光天女下凡，当中国帝王。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建立周朝，当上皇帝。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一书说：“十月两京及诸州各设大云寺一所。在全国建起了用《大云经》经典命名的官寺。给官寺以统一命名之风，自此始。”[1]然而唐宋佛教文献所记载的情况，却和镰田茂雄的说法相左。唐初僧人道宣《续高僧传》卷8《慧远传》说：“大象二年，天元微开佛化，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2]唐人裴淮《少林寺碑》也提到这件事，说：“周武帝建德中，纳元嵩之说，断佛老之教，率土伽蓝，咸从废毁。明皇帝继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复佛像及天尊像，乃于两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为名。其洛中陟岵，即此寺也。”[3]这里所说的“天元”，即北周宣帝，他在其父周武帝伙同卫元嵩废毁佛教后即位，当政仅仅两年，即于大象二年(580)五月去世，年仅22岁。道宣《广弘明集》卷10《周高祖巡邺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林上表请开法事》记载道：大成元年(579)
　　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敕：“佛法弘大，千古共崇，岂有沉隐，舍而不行!自今已后，王公已下，并及黎庶，并宜修事，知朕意焉。”……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诏曰：“佛义幽深，神奇弘大，必广开化仪，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经自检。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今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欲供给资须，四事无乏。其民间禅诵，一无有碍。”唯京师及洛阳各立一寺，自余州郡，犹未通许。[4]
　　北宋僧人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菩萨僧》记载道：“寻武帝崩，天元宣帝立，意欲渐兴佛教，未便除先帝之制。大象元年，敕曰：‘太武皇帝为嫌浊秽，废而不立。朕简耆旧学业僧二百二十人，勿翦发毁形，于东西二京陟岵寺为国行道，所资公给。’”[5]可见周宣帝统一命名东西两京陟岵寺的具体时间，是大象元年(579)四月二十八日，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佛教不可废弃，两所陟岵寺属于国家官寺，用以安置佛教学者，从被迫还俗的僧人中挑选出220名杰出的人才，蓄发不剃，穿着俗人衣服，为国家行道祈福，由国家公费供养。今河南登封嵩山下的少林寺，被选中作为洛阳的陟岵寺，隋文帝建立隋朝后，恢复了少林寺的原名。长安的陟岵寺，西魏时期就有了。道宣《释迦方志》卷下《教相篇第八》说：“周太祖文帝，于长安立追远、陟岵、大乘等六寺，度一千人。”[6]周太祖文帝即西魏初年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北魏永熙三年(534)，他成为关中的实权人物，到西魏恭帝三年(556)病故，长安的陟岵寺在这二十年间设置。《续高僧传》卷19《智藏传》说：“十三出家，事蔼法师，当西魏之世，住长安陟岵寺。”[7]隋朝建立后，长安都城选择其东南的新址重新建造，长安陟岵寺随同迁至新址，寺名改称为大兴善寺。《续高僧传》卷24《僧猛传》这样记载：“隋文作相，佛日将明，以猛年俱德重，玄儒凑进，追访至京，令崇法宇。于大象二年敕住大兴善寺讲扬《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移都南顿，寺亦同迁于遵善里，今之兴善是也。”[8]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的说法有所不同，认为不是陟岵寺迁到遵善里，而是迁到新址后，最初名叫“遵善寺”。“隋文承周武之后，大崇释氏，以收人望，移都先置此寺，以其本封名焉。”[9]后来才叫大兴善寺。这个说法恐怕有问题。隋文帝步入仕途后，先后封为成纪县公、大兴郡公，后来袭爵隋国公，并没有“遵善”的封号。隋文帝新建长安城，名叫大兴城，城中一个里坊名叫靖善坊，陟岵寺迁到这里。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5《寺塔记上》解释寺名的由来，说：“靖善坊大兴善寺，寺取大兴城两字、坊名一字为名。”[10]
　　隋文帝仁寿年间(601-604)，还有一次更大规模的官寺统一命名。隋文帝出生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中，当即由尼姑智仙抚养，13岁时才回到家中。隋文帝称帝后，追念智仙，崇奉佛教。《续高僧传》卷28《道密传》说：“同州大兴国寺，寺即文帝所生之地，其处本基般若尼寺也。……其龙潜所经四十五州，皆悉同时为大兴国寺，因改般若为其一焉。”[11]此外，《续高僧传》卷18有《唐并州大兴国寺释洪林传》，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市。卷25有《唐邓州兴国寺释智勤传》，邓州即今河南邓州市。卷10《隋西京光明道场释慧最传》提到：“仁寿年中，敕遣送舍利于荆州大兴国寺龙潜道场。”[12]荆州即今湖北荆州市。卷28《明诞传》说：“襄州上凤林寺，……文帝龙潜之日因往礼拜，乞愿弘护，及践宝位，追惟往福，岁常就寺广设供养，仍又改为大兴国寺。”[13]襄州即今湖北襄阳市。卷28《法朗传》说到陕州(今河南陕县)大兴国寺，“寺即皇考武元(隋文帝的先父)本生处也”[14]。
　　可见武则天之前，官寺统一命名已有过两次，最早的一次比武则天这次早了110年。因此，官寺统一命名自武则天“始”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 《续高僧传·慧净传》一则文字不是后人添加
　　《续高僧传》的作者释道宣，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圆寂。通行本《续高僧传》中是否有道宣逝世后由后人补入的文字呢?《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中有一则说法：“其茔与兄捷公相近，苕然白塔，近烛帝城。寻下别敕，令改葬于樊川。”[15]苏晋仁《续高僧传》一文指出：“玄奘改葬是总章二年(669)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0，这时道宣已逝世二年，此语自是后人所补。《开元释教录》卷8玄奘的事迹，就是引用本传的文字，作‘至总章元年四月八日，有敕改葬樊川北原’。可见补入的年代是相当早的。”[16]这是目前能够确认的惟一一则后人补入的文字。
　　日本学者藤善真澄《<续高僧传>管见——以兴圣寺本为中心》一文宣称从《续高僧传》中又找到一则后人添加的文字。他说：
　　“皇储久餐德素，乃以贞观十三年集诸官宦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延净开阐《法华》。道士蔡晃讲道论好独秀，高宗下令遣与抗论。”(《续高僧传》卷3《慧净传》)皇储无疑就是后来的高宗。但是，使用“高宗”庙号，则是在道宣死去十五年后的文明元年(684)。显而易见，文中的“高宗”或是“太宗”之讹，或是后人添加上去的。[17]
　　藤善真澄这个说法经不起分析。首先，这是贞观十三年的事，当时的皇储是李承乾，后来成为唐高宗的李治当时是晋王，四年后才立为太子。这在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说：“[贞观]十七年，皇太子承乾废，魏王泰亦以罪黜，太宗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计议，立晋王为皇太子。”[18]那么，“皇储无疑就是后来的高宗”云云，显然说不过去。
　　其次，藤善真澄所引传文“高宗”，自己加注释说：“高丽本作‘玄宗’，应从三本。”即他在本文中交代的“宋、元、明三种版本”的《大藏经·续高僧传》。其实，在《高丽藏》之前，《赵城金藏》此处文字也作“玄宗”。藤善真澄所以不从《高丽藏》的“玄宗”行文，无疑认为“玄宗”是比唐高宗更晚的唐明皇的庙号。《续高僧传》中，“玄宗”这一词汇一共出现15次，都不是指唐玄宗。“玄宗”的含义指玄妙高深的理论，它既可以是佛教，也可以是道教，也可以是别的学说。“玄宗”指佛教，如卷19《道林传》说：“隋开皇之始创启玄宗，敕度七人。”[19]“玄宗”指道教，《辞源》“玄宗”条有释义，并引《文选》王仲宝《褚渊碑文》“眇眇玄宗”为例。《续高僧传》卷25《智实传》引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令道士在僧前诏》说：“滞俗者闻玄宗而大笑，好异者望真谛而争归。……遂使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华之教，翻居一乘之后。”[20]这里以“玄宗”、“真谛”对举道教、佛教，指出世俗嘲笑道教、崇奉佛教，使得外国传来的佛教占了上风，中华本土的道教反倒屈居其下。藤善真澄所引传文“官宦”，《赵城金藏》、《高丽藏》本作“官臣”，《碛砂藏》本作“宫臣”，我认为应从“宫臣”，指太子东宫的臣僚。
　　道宣还撰有《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一书，在卷3中再次记载这场事，但系年提前一年。其中有则文字，《碛砂藏》作“宫臣”，《高丽藏》作“官臣”，其余文字相同，兹移录标点于下：
　　贞观十二年，皇太子集诸宫臣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开明佛法。纪国寺慧净法师预斯嘉会，有今召净开《法华经》，奉旨登座，如常序胤。道士蔡晃讲道论好，独秀时英，下令遣与抗论。[21]
　　综合考虑，我觉得《慧净传》这段文字应这样标点：
　　皇储久餐德素，乃以贞观十三年集诸宫臣及三教学士于弘文殿，延净开阐《法华》。道士蔡晃讲论道好，独秀玄宗，下令遣与抗论。
　　《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卷3和《续高僧传·慧净传》，都说蔡晃善于言辩，条理清晰。前者作“独秀时英”，是说蔡晃在时贤中显得特别优秀；后者作“独秀玄宗”，便是说蔡晃在道士中显得特别优秀。因此，传文作“玄宗”是，作“高宗”非，当然不能理解为唐高宗。
　　再次，我这样标点传文，“下令”句子没有直接的主语，其逻辑主语是上文的“皇储”，即皇太子指示如何如何。这从《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这则记载的行文，可以得到证实。传文用“下令”，符合唐朝制度。《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尚书省”条说：“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册，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22]如果传文真是行用庙号“高宗”，说“下令”也可以，但符合礼仪的措辞应该是“下敕”或“下诏”。藤善真澄又推测“文中的‘高宗’或是‘太宗’之讹”，他认为如果行文“高宗”是弄错了称谓的话，那么，应该是当时的皇帝唐太宗。但唐太宗当时没在弘文殿辩论现场，怎么能当场“下令”?
　　因此，这则传文“是后人添加上去的”云云，其说法不能成立。
　　注释
　　[1](日)镰田茂雄著，郑彭年译：《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88页。
　　[2](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8《慧远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298页。
　　[3](清)董诰、徐松等：《全唐文》卷27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52页。
　　[4](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10，《碛砂大藏经》第101册，第278-279页。
　　[5](北宋)释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252页。
　　[6](唐)释道宣：《释迦方志》卷下(《赵城金藏》本)，《中华大藏经》第52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683页。
　　[7]《续高僧传》卷19《智藏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533页。
　　[8]《续高僧传》卷24《僧猛传》，《碛砂大藏经》第100册，第57页。
　　[9](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70年，第163页。
　　[10](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5《寺塔记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245页。
　　[11]《续高僧传》卷28《道密传》，《碛砂大藏经》第100册，第144页。
　　[12]《续高僧传》卷10《慧最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339页。
　　[13]《续高僧传》卷28《明诞传》，《碛砂大藏经》第100册，第146页。
　　[14]《续高僧传》卷28《法朗传》，《碛砂大藏经》第100册，第154页。
　　[15]《续高僧传》卷4《玄奘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219页。
　　[16]苏晋仁：《续高僧传》，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第四辑，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
　　[17](日)藤善真澄撰，刘建英、韩昇译：《〈续高僧传〉管见——以兴圣寺本为中心》，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一辑，中华书局2005年，第310页。
　　[1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65页。
　　[19]《续高僧传》卷19《道林传》，《碛砂大藏经》第99册，第517页。
　　[20]《续高僧传》卷25《智实传》，《碛砂大藏经》第100册，第69页。
　　[21](唐)释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实录》卷3，《碛砂大藏经》第98册，第162页。
　　[22](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6《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185页。
　　(郭绍林，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