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文史兼通，多谋善断。她参与朝政34年，临朝称制6年，当了15年的皇帝，在唐朝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将近半个世纪。在她当政的武周时期文化艺术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本文拟对武周时期的乐舞加以探讨，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武周乐舞对初唐乐舞的传承
　　武周王朝是在唐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必然与唐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乐舞方面来看，情况也是如此。具体来说，武周时期的乐舞是在唐代前期乐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高祖时期、太宗时期和高宗时期的乐舞有所传承。
　　《礼记·乐记》载：“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1]中国历代皇帝在继承大统之后均会制礼作乐，以借此进行更有效的统治。唐高祖武德年间因唐朝刚建立不久，加之统一战争的影响，顾不上制礼作乐，便在音乐方面沿用了隋代的九部乐，即《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唐国》《安国》《天竺》《高丽》《礼毕》。这算是对隋代乐舞的承继。
　　太宗即位后，大阐文教非常重视音乐发展。《新唐书·礼乐志》载：
　　太宗谓侍臣曰：“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国之兴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陈将亡也，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有《伴侣曲》，闻者悲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以是观之，亦不乐之所起。”帝曰：“夫声之所感，各因人之哀乐。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以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十一年，张文收复请重正余乐，帝不许，曰：“朕闻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2]
　　由此可见，唐初太宗皇帝认识到音乐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在乐与政的关系上，太宗显然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唐太宗不仅自己喜欢音乐，还亲自为《秦王破阵乐》画出乐舞图，命太常寺创作成大型乐舞《破阵乐》。《南部新书》卷己：“贞观初，文皇重制《破阵乐图》，诏魏徵、虞世南等为词，因名《七德舞》。自龙朔已后，诏郊庙享宴，必先奏之。”[3]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通过祖孝孙等人的努力，到贞观十六年(642)形成了十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
　　高宗朝的礼乐，在继承太宗时期“贞观”雅乐的基础上更有新的发展。雅乐乐章的改制有《祀五帝》、《朝日》、《蜡祭百神》、《祭先农》、《文宣王乐章》、朝会乐章。高宗还亲自参与雅乐创作。高宗时三大乐舞入雅乐：《功成庆善之乐》、《神功破阵之乐》、《上元舞》，丰富了雅乐的形式。麟德二年(665)定乐舞。郊庙、享宴奏文舞，用《功成庆善乐》，曳履，执绋，服裤褶，童子冠如故。武舞用《神功破阵乐》，衣甲，持戟，执纛者被金甲，八佾，加箫、笛、歌鼓，列坐县南，若舞即与宫县合奏。《上元舞》者，高宗所作也。舞者180人，衣画云五色衣，以象元气。
　　上述乐舞成为武周时期乐舞发展的基础。由于武则天辅佐高宗20余年，当时朝中将他们称作“二圣”，故高宗时期的乐舞实际上是在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共同努力下发展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武则天对唐代前期的乐舞特别是高宗时期的乐舞有较好的传承。
　　二 武周王朝在乐舞方面的创新
　　武则天作为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在她改唐为周后，出于皇权统治的需要，非常注重礼乐制度的重建，她亲自参与制礼作乐，使得在她统治期间礼乐制度的建设比前朝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显示出别具一格自成特色的风格。
　　1．郊庙乐舞
　　在国家礼乐制度的建设中，祭祀仪式是国家统治秩序的象征。因此，郊庙音乐的重建尤为重要。武则天一生在亲祀南郊、明堂和拜洛神等郊庙音乐方面多有建树。《旧唐书》载，武则天先后两次亲祀南郊，第一次是在天册万岁元年(695)秋九月，第二次是在长安二年(702)戊子。为配合亲祀南郊，她御制《则天大圣皇后大享昊天乐章十二首》以祭祀昊天上帝。这组《昊天乐章十二首》不仅与南郊祭祀有关，或许还与封嵩山有关[4]。
　　值得注意的是，武周时期修建了举世闻名“明堂”，称之为“万象神宫”。武则天亲自御制《则天大圣皇后享明堂乐章十二首》，并于永昌元年(689)正月举行了盛大的祭天大典。《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载：“太后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贺。戊午，布政于明堂，颁九条以训百官。己未，御明堂，飨群臣。”[5]由此可看出，武则天在明堂建成后，将祭天和朝会群臣都放在明堂举行。从永昌元年(689)后，武则天亲享明堂先后达有九次之多。《旧唐书》卷28《音乐志》载：“长寿二年正月，则天亲享万象神宫。先是，上自制《神宫大乐》，舞用九百人，至是舞于神宫之庭。”[6]长寿二年(693)九百名舞伎在明堂上演的《神宫大乐舞》由女皇亲自御制歌辞12首。《旧唐书》收录了如下11首：《皇帝行》、《皇嗣出入升降》、《迎送王公》、《外办将出》、《登歌》、《配飨》、《宫音》、《角音》、《徵音》、《商音》、《羽音》。武则天通过《享明堂乐章十二首》和《神宫大乐》，运用艺术的手段把国家思想的教化和女皇的意识，在一遍又一遍的鼓乐声中强化起来。
　　出于改朝换代的需要，武则天在武周时期毁唐太庙，立武氏七庙，御制《则天大圣皇后崇先庙乐章一首》，这是女皇对武氏太庙的崇祀。又御制《则天皇后享清庙乐章十首》，在这组乐章里武则天自称“隆周创业，宝命惟新。帝图草创，皇业初开。”帝业初创，女皇运用乐章这种仪式化的程序，来表达那种不可轻易更改，只可恭敬服从的庄重气氛，以此来达到强化政权巩固政治的目的。
　　此外，武周时期还曾祭祀河洛。为此武则天御制《永昌元年大享拜洛乐章十五首》。据《旧唐书》载：“十二月己酉，神皇拜洛水，受‘天授圣图’。”[7]在此次活动中，礼设用《昭和》，其次《致和》，再次《咸和》，乘舆初行用《九和》，次拜洛受图用《显和》，登歌用《昭和》，迎俎用《敬和》，酌献用《钦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齐和》，武舞用《德和》，撤俎用《湮和》，辞神用《通和》，送神用《归和》，又《归和》。武则天通过拜洛神的歌辞想要向世人宣扬帝业天命的思想，这样的歌辞也影响了朝中大臣的思想，获得他们的认同，因此也有不少大臣留下相关作品，诸如崔融的《进洛图送表》，李峙《为百僚贺瑞石表》等等[8]。
　　武则天朝创制的郊庙乐舞是为适应改唐为周后统治的需要，《旧唐书·音乐志》载，太宗贞观二年(628)时，由祖孝孙制定《大唐雅乐》，到贞观六年(632)，又由褚亮、虞世南和魏徵等分制乐章歌辞，至武则天武周一朝时，却多有更改，歌辞皆是内出。由此可知武周时郊庙乐舞的创制一改自古以来的祭祀大忌，改由女性主持祭祀的一切事务。
　　2．宴享乐舞
　　宴享乐舞是唐代宫廷中最为流行的娱乐活动。唐代帝王宴饮活动举办的原由很多，诸如朝廷或皇帝的喜事、帝王祭祀封禅、庆贺节日、功宴等等。根据史料记载，唐代帝王宴饮活动举办的次数大大高于两汉，汉代帝王共有24位，在位时间388年，宴饮总次数大约80余次，唐代帝王共有21位，在位时间289年，宴饮总次数大约580余次，唐代帝王的宴饮活动的总体次数比汉代多近499次[9]。
　　武周时期，除了节日庆典活动之外，常常在宫廷中举办大大小小的宴饮活动，女皇借着欣赏乐舞的过程，享受着作为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势和身为母亲、祖母畅享天伦之乐的满足感。同时女皇还借此来加强与众大臣的沟通与交流，希望通过此等节目制造相对轻松娱乐的环境，以缓解朝堂之上的紧张的君臣关系。
　　皇帝在宫内与部分较亲近的大臣或宗室皇族一起举行的宴会，在皇宫或皇族的宅邸中举行，以皇帝为中心。武则天久视元年(700)，曾有6岁的玄宗在明堂大宴中一舞《长命舞》。又有5岁的卫王李隆范在一次明堂家宴中表演的唐代歌舞戏《兰陵王》，卫王在表演前还专门为女皇念了一段祝福语：“卫王入场咒愿神圣神皇万岁，孙子成行。”据两《唐书》记载，武则天还亲自创作过一些宴乐。如《圣寿乐》就是武则天亲自创编的。公元674年，高宗上元元年，武则天与高宗创编此舞。乐舞中的16个字由140人以载歌载舞的方式巧妙摆出来，这不仅需要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更需要编排上的队形、舞步、舞姿之间的配合。《圣寿乐》开创了我国舞蹈艺术组字的先河，用人摆字的舞蹈，后来都称为“字舞”，形式自此后流传开来。《天授乐》也是武则天编制的。公元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称大周女皇，为此她亲自编创了这部《天授乐》，此乐舞有武则天称帝是上天授予的使命的含义。乐舞场面宏大，舞衣锦绣，头饰五彩凤冠，表现了女皇君临天下的气度。具体的舞蹈形式虽未见记载，但此乐舞强烈的政治目的性却异常明显。《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当时宫中养了几只能学人说话的鸟，常喊着万岁之类的吉祥话，武则天专门为此创编《鸟歌万岁乐》。此舞表演时舞者头戴鸟形冠，身穿羽毛纹衣裙，模拟飞鸟动作，口喊万岁。此乐舞在舞蹈编排和设计上都颇具匠心，对后世乐舞编排有很大影响。
　　武则天一生宴饮活动无数，无论是皇帝家宴还是宴飨群臣，音乐的表演形式无非是艺术观赏，由乐妓表演，宴乐者是观众，一边饮酒一边赏乐。女皇创编的《天授乐》、《圣寿乐》、《黄獐舞》等均属于此种表演形式。或是歌筵舞席，宴乐者本人酒酣之后兴起歌舞，或在彼此劝酒中唱歌，或在酒令游戏中以歌送酒，宴乐者本人参与音乐表演，乐妓也在中间穿插表演并起到协助的作用，皇帝内宴时这种表演形式更能拉近女皇与家人的距离。
　　3．民间乐舞
　　武周时期皇室的宴饮活动也推动了民间乐舞的发展。受皇室的影响乐舞成为唐代社会生活中最被普遍接受的活动，民间之盛，不亚于宫廷。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常在各种场合诸如街头、歌楼、酒肆等学习和欣赏乐舞，饮酒唱歌赏乐成了一种社会时尚。
　　第一，唐代文人歌词音乐。唐代家宴活动是城市中贵族活动和文人活动中的流行风。贵族家宴主要表现为歌筵舞席中，贵族在欣赏乐妓的表演的同时，常彼此间以歌送酒，酒后起舞。唐代诗歌中有大量的贵族夜宴诗足以证明。唐代的文人，大多是亦官亦文的双重身份，文人聚集在一起举行宴乐活动，除却为朋友送行外，名士良辰宴聚，清谈赋诗投壶雅歌以杯酌献酬，也是文人宴会重要内容，以琴酒诗书自乐，酒后放言高论唱歌，是文人名士的普遍喜好。《全唐文》载：“自则天久视之后，中宗景龙之际，十数年间，六合清谧。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搜英猎俊，野无遗才。右职以精学为先，大臣以无文为耻。每豫游宫观，行幸河山，白云起而帝歌，翠华飞而臣赋。雅颂之盛，与三代同风。岂惟圣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协赞者。”[10]在女皇宴乐群臣或近臣的过程中，皇帝本人经常在酒酣乐阕之后兴致高昂而作诗，臣子皆属和，有时候，群臣也会受皇帝的要求而作诗。可能其中也有很多浮华不实之词，但武则天对包括音乐在内的当时文化艺术繁荣的推动作用，广受文人士大夫们的认同。
　　第二，武则天所著的《乐书要录》。《旧唐书·则天皇后》载：
　　太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政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11]
　　黄翔鹏先生在撰写《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这一条目时便写道：“《乐书要录》是中国唐代乐律学著作，10卷，武则天敕撰。约成书久视元年(700)，原书在国内早佚。日本今存第5至第7卷。清末由驻日使节搜寻归国并予翻刻。唐代律学崇尚实践，因而，此书多启实践。”[12]
　　第三，寺院音乐。唐代社会佛教盛行，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女皇信佛大力推动了佛教寺院的兴盛。唐代寺院既是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是进行商品交易的市场和娱乐活动的场所。因此寺院对唐代民间音乐有着重要的影响。敦煌莫高窟佛教壁画中有许多关于唐代乐舞的壁画。如莫高窟第112窟南壁观无量寿经变中的主尊阿弥陀佛座前的舞乐场面。中间美丽的舞者，举琵琶背在身后，曲身向右，吸右脚，和着激动人心的乐曲声，跳着欢快的反弹琵琶舞。又如同窟北壁报恩经变中的舞乐，舞者头戴宝冠，身穿羽领紧袖贴身小衫，下着羽口裙，窄裤，赤露双足，双手十指交错，高举过头，向右倾侧，左脚立地，右膝高提，吸足，舞姿轻捷，神情娴雅。
　　三 武周乐舞对盛唐乐舞的影响
　　武周时期的乐舞对盛唐时期的乐舞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在立部伎与坐部伎的形成与发展上都有充分的表现。唐代坐、立二部伎是一种大型飨宴歌舞表演，服务于宫廷表演，它隶属于太常寺管辖。太常寺是唐代礼乐的实施机构，唐代沿袭了隋代“太常，掌陵庙群祀，礼乐仪制”这一旧制。武则天时代曾将太常寺改称司礼寺，神龙元年(705)复称之为太常寺。《新唐书·礼乐志》卷22载：“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13]
　　《旧唐书》卷29《音乐志》：“今立部伎有《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凡八部。”[14]立部伎是在室外表演的，八部的节目不同，舞的人数也互相不同，大约最多时180人，最少时60人。《安乐》者，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世谓之城舞。舞者80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
　　《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师子鸷兽，出於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秉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立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足，持绳者服饰作崑仑象。
　　《破阵乐》，太宗所造也。太宗为秦王之时，征伐四方，人间歌谣《秦王破阵乐》之曲。及即位，使吕才协音律，李百药、虞世南、褚亮、魏徵等制歌辞。百二十人披甲持戟，甲以银饰之。发扬蹈厉，声韵慷慨，享宴奏之，天子避位，坐宴者皆兴。
　　《庆善乐》，太宗所造也。太宗生於武功之庆善宫，既贵，宴宫中，赋诗，被以管弦。舞者六十四人，衣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德洽而天下安乐也。
　　《大定乐》，出自破阵乐。舞者百四十人，被五彩文甲，持槊。歌和云，“八紘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
　　《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人，画云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
　　《圣寿乐》，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铜冠，五色画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变而毕。有“圣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字。
　　《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鸟冠，五彩画衣，兼以《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迹所兴。[15]
　　对坐部伎也有影响。《旧唐书》卷29《音乐志》：“坐部伎有《宴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寿乐》、《龙池乐》、《破阵乐》，凡六部。”[16]坐部伎是在室内表演的，舞的人数较少，大约最多是12人，最少是3人。
　　《晏乐》，张文收所造也。工人绯绫袍，丝布袴。舞二十人，分为四部：景云乐，舞八人，花锦袍，五色绫挎，云冠，乌皮靴；《庆善乐》，舞四人，紫绫袍，大袖，丝布袴，假髻；《破阵乐》，舞四人，绯绫袍，锦衿褾，绯绫袴；《承天乐》，舞四人，紫袍，进德冠，并铜带。……此乐惟景云舞仅存，余并亡。
　　《长寿乐》，武太后长寿年所造也。舞十有二人，画衣冠。
　　《天授乐》，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画衣五采，凤冠。
　　《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也。武太后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鸲鹆，冠作鸟像。今案岭南有鸟，似鸲鹆而稍大，乍视之，不相分辨，笼养久，则能言，无不通，南人谓之吉了，亦云料。开元初，广州献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识人情，慧于鹦鹉远矣，疑即此鸟也。汉书武帝本纪书南越献驯象、能言鸟。注汉书者，皆谓鸟为鹦鹉。若是鹦鹉，不得不举其名，而谓之能言鸟。鹦鹉秦、陇尤多，亦不足重。所谓能言鸟，即吉了也。北方常言鸲鹆踰岭乃能言，传者误矣。岭南甚多鸲鹆，能言者非鸲鹆也。
　　《龙池乐》，玄宗所作也。玄宗龙潜之时，宅在隆庆坊，宅南坊人所居，变为池，望气者亦异焉。故中宗季年，泛舟池中。玄宗正位，以坊为宫，池水逾大，弥漫数里，为此乐以歌其祥也。舞十有二人，人冠饰以芙蓉。
　　《破阵乐》，玄宗所造也。生于立部伎《破阵乐》。舞四人，金甲胄。
　　自《长寿乐》已下皆用龟兹乐，舞人皆着靴，惟《龙池》备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蹑履。[17]
　　注释
　　[1]黄高维校：《礼记》卷19《乐记》，中华书局2000年，第127页。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1《礼乐志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461页。
　　[3](宋)钱易：《南部新书》卷己，中华书局1958年，第64-65页。
　　[4]李宝玲：《武则天郊庙歌辞的政治观察》，吴湘洲主编《乐府学》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10年，第214页。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4，中华书局1956年，第6456页。
　　[6](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28《音乐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050页。
　　[7]《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中华书局1975年，第119页。
　　[8]张金保：《风雅女皇武则天—武则天与洛阳歌舞艺术的发展》，《牡丹文学月刊》2011年第1期。
　　[9]韩云娃：《唐代帝王的宴饮活动推动乐舞和宴饮诗的创新与发展》，《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增刊。
　　[10](清)董诰：《全唐文》卷225，中华书局1983年，第2275页。
　　[11]《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33页。
　　[12]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第837页。
　　[13]《新唐书》卷22《礼乐志十二》，第475页。
　　[14][15]《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第1059-1060页。
　　[16][17]《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第1061-1062页。
　　(吕清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