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曹钦墓志1972年出土于陕西乾县石牛乡石牛村，青石质。志盖盝顶，厚14厘米，底边长80厘米，四刹饰缠枝花草纹，盖面减地阳刻篆书“大唐故左骁卫将军上柱国开国公墓志”。志石方形，厚14.2厘米，边长80厘米，四侧饰缠枝花草纹，志文正书46行，满行44字，题“大唐故左骁卫大将军上柱国云中县开国公曹府君墓志铭并序”，无撰书者姓名。现藏乾陵博物馆。曹钦两《唐书》无载，《资治通鉴》仅记其一事，志文可补史料之阙。
　　一 墓志录文
　　大唐故左骁卫大将军上柱国云中县开国公曹府君墓志铭并序
　　公讳钦，字三良，京兆好畤人也。其先黄帝之后，陆终之子安，实为曹姓，大矣哉。丰蛇感帝，敬伯赞彤云之业；汉象凝图，玄德膺黄星之举。故能声华万叶，道霭三分。拥神器于寰中，导时英于海内。岂止登高演赋，文清于爵台；临水题篇，词工于马箠。英灵未泯，有足言焉。曾祖乂，周镇东将军、仪同三司、宁远大将军、使持节并汾晋忻四州诸军事、并州总管、华阳郡公。大父宝，随开府仪同三司。并望重荐绅，勋高授钺。黄閤肇仪台之贵，朱骖光按部之荣。显考整，随上开府仪同三司，皇朝赠使持节缘州诸军事、缘州刺史。小年遽往，虽晦德于昏朝；□遗爱空存，更追荣于圣代。公以金方挺锐，玉野疏祯。夙懋奇杰之姿，早弘英伟之量。身长九尺，腰带十围。蒙轮扛鼎之材，翘关拔距之力。足以吐纳前良，抑扬后进。加以技高猨臂，识洞龙韬。两宝齐子罕之廉，百金轻季布之诺。龟文马啄，有富贵之标；燕颔兽颈，伫风云之会。大业十一年，缘州府君始膺朝寄，出镇秦垌。公陪游陇上，言随膝下。属汉东失道，河西肇乱。董卓奸雄，椎耕牛以享容(客)；陈胜乐祸，援飞鸿以宅心。公虽地接嚣城，即奉龙颜之帝。武德元年，自薛举归国，拜正议大夫，即于北门长上。刘武周挺訞晋水，偁乱夏庭。太宗作援三河，聊申六伐。公先驱阳毂(榖)，首陷坚城。凶徒蹈裂兀之机，大君乘破竹之势。搴旗斩将，勋赏居多，拜仪同三司。王充逼迁宗祏，荐食伊瀍。西距双崤，啸风召雨；北连三赵，举印提戈。太宗推毂咸京，援旗洛呐。公以材官入选，勇爵先登。克奉中军，载光上德。国家如熊四合，已守碧鸡之津；建德封豨万群，仍浮白马之水。太宗分兵东拒，始入成皋；建德置陈北旋，直趋岩制。公乘危迥进，跃马先涂。既斩颜良，仍追项羽。建德所以然齐破胆，伪郑所以肉袒牵羊，则公之勋也。拜上仪同三司，赐物五百段。于时戎(□)已定，四奥方清。而铜马余妖，覆土噍类；金人遗孽，吞噬生灵。公又鞠旅遄征，则燕垂已泰；旋师薄伐，则豳郊式静。以功拜将军。既而望箢亏良，承华怙乱。已构流言之隙，方成弄兵之祸。太宗道凝区外，识洞机前。聊陈命子之雄，用防宫甲之变。以公为柏堂左右，恩同卧内，寄深牖下。家难克清，预有其力。赐物三千段，金带一具，拜新城府别将。吐谷浑负崑河之险，爽涂山之会。太宗将诛后服，且命前军。以公名洽汉飞，勋高魏勇，拜崑山道总管。公傍临悬度，斜控胥山。尽落倾巢，波澄雾廓。畴庸命赏，帝有嘉焉，拜大将军。昔卫青功高绝幕，始洽抽荣；霍光寄重负图，方弘徒授。比德前哲，孤映一时。仍除明威将军，拜香谷府折冲都尉、交河道总管。喋血前庭，衅兵右地。汤池由其失险，火坂所以销烟。功冠诸军，独标上赏。赐口卅人，绢五百段，马廿匹，拜上柱国。及玄夷背诞，黄钺徂征。江夏王任总元戎，公亦擢居裨将。我则长驱兽落，直济辽河；彼亦近率蚁徒，来婴险渎。营连偃月，陈拥高云。当时偏将先奔，中权独进。孤军当陷泽之险，匹马乘旋泞之危。战土星离，干夷雾合。公挺冲星之剑，回驻日之戈。一呼而溃重围，再举而登万级。朝鲜遂衄，王旅用康。此又公之勋也，赐物一千段，马十匹，除长上折冲。名超樽俎之间，功著旗常之表。廿一年，又拜灵武道总管，从英国公李勣北度榆溪，西驰梓岭。厥功已懋，式践高班，拜监门中郎将。趋职雉门，阶荣凤阙。望高丹禁，宠冠紫机。阿史那贺鲁种杂天骄，兵缠土著。入羁兰陛，厌交戟之勤；出牧葱河，阻引弓之众。由是良家占募，恶少从军。裨统伫才，佥论攸属。永徽六年，拜葱山道总管。斩楼兰之首，断凶奴之臂。勣茂甘陈，勋逾辛赵。是时前军失道，元帅无功。未屠宛马之城，并黩叔鱼之货。公以清直缉誉，义勇驰名。朝廷嘉焉，爰降优旨，诏使将军王果就军中慰劳，并赐紫袍金带等。紫服*(左忄右离)文，光殊于塞草；华金毓彩，危丽于吴钩。远符朝恩，独标荣观。戎章机要，禁掖严华。旌旃之务既殷，勋贤之寄斯重。麟德二年，拜左骁卫将军。褫绂彤闱，翔缨玉殿。五营自肃，八校以清。及礼贲泥金，恩加会玉。既符承家之宠，载光书社之锡。封云中县开国公，又奉敕于献陵留守。衣冠已远，空想烟霞之游；园寝无追，更殷泉壤之痛。沉忧贬豫，精感伤年。寝疾弥留，云亡奄及。呜呼哀哉，以乾封二年四月十日薨于陵次，春秋七十有四。公业尚雄举，体识英奇。抚翼归昌，名参于附凤；蹛图兴运，功贻于汗马。扬麾赤坂，悬日鸟于高天；举缴青丘，落风禽于大壑。故能功垂戈鼎，业盛山河。抚下垂弘裕之容，接上降公侯之贵。咨所谓全德具美，名将良臣者欤。而天不慭遗，摧梁已及。春蹊萎绝，事隔而哀深；大树飘零，人亡而功在。呜呼哀哉，粤以其年龙集丁卯十一月丁巳朔五日半酉迁祔于先君缘州刺史之旧莹，礼也。丘山可望，黛柏切愁云之心；陇路难分，白杨动悲风之听。呜呼哀哉。有子嘉会等，匪莪斩虑，集蓼崩心。顾苴棘之方穷，践霜露而凝感。恐尘飘濬澥，火烈曾崑。掩金书于芸阁，沉玉字于松门。式旌蒿里，永志桐阍。其词曰：
　　轩台峻趾，若水浮源。迁邾命国，佐汉开藩。台华未远，鼎业斯尊。侧闻遗庆，光昭后昆。其一。华阳赳赳，仪同烈烈。绿绂充庭，朱轮满辙。缘州澹雅，声尘昭晰。饰礼金章，追荣玉节。其二。爰有奇杰，沉毅光前。词高入赵，气重游燕。牛星引剑，菟月开弦。文摛友席，花照宾筵。材优八校，声蔼三边。其三。言陪陇坻，越蹈秦垌。金鸡夜失，玉弩霄惊。将依汉井，独避嚣城。驰魂象阙，奏款承明。其四。援旗夏甸，拥兵汾沚。陷敌河濆，摧坚洛涘。黄巾掩色，白波澄水。羌笛飞梅，胡山绝梓。其五。扬麾赤坂，顿缴青丘。宛王送马，夷长潜牛。朱干霞举，丹阙云浮。爰膺帝命，亟奉王游。哥堂振绮，乐肆鸣球。其六。龙川遽阅，鹄瞥潜洎。日御未低，泉扃已閟。悲风动而寒松苦，严霜霏而宿草萃。惟素范之无追，空留连于堕泪。其七。
　　二 郡望、族系及归唐本事
　　1．郡望
　　《志文》言曹钦以“京兆好畤”为郡望。好畤为关中一县，言其隶于京兆郡者，则谓三国魏以京兆尹改置之京兆郡，而非东晋孝武帝侨置于荆楚之京兆郡(治邓县，在今湖北襄樊西北)。《中国历史地名词典》云三国魏所置之京兆郡：
　　三国魏以京兆尹改置，治所在长安县(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北魏移治霸城县(今西安市东北)。北周还治长安县，复为京兆尹。隋开皇三年(583)废，大业三年(607)复置，改治长安县及大兴县(今西安市)。唐武德元年(618)改置雍州。[1]
　　好畤县的废置情况则较为复杂，《中国历史地名词典》于好畤县条云：
　　秦置，治所在今陕西乾县东五里好畤村。汉元年(前206)刘邦败章邯于此。东汉废。西晋元康中复置，移治今好畤村东南二里。北周建德三年(574)废。隋开皇十八年(598)又改莫西县为好畤县，治所在今陕西永寿县西南莫水西岸，大业三年(607)废。唐武德二年(619)复置，移治故址东南。贞观二十一年(647)移治今永寿县西南好畤河镇。元至元五年(1268)废。[2]
　　《中国历史地名词典》又于莫西县条云：“北周太和十一年(489)置，治所在今陕西永寿县西南莫水西岸。隋开皇十八年(598)改名好畤县。”[3]
　　《志文》所言的好畤县，到底是指北周建德三年所废的好畤县，还是隋开皇十八年以莫西县改置的好畤县，现在还很难讲清楚，因为二说皆通。据《志文》，曹钦薨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享年74岁，当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如果曹钦曾祖父及祖父就以京兆好畤为郡望，那么此好畤必为北周建德三年所废之好畤，如果曹钦曾祖、祖父本不居好畤，只是曹钦父子徙居好畤，后以之为郡望，那么此好畤当为隋开皇十八年以莫西县改置之好畤。因此，要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还需要新的有关好畤曹氏的考古资料以资研究。
　　2．族系
　　(1)高祖以上族系
　　隋唐碑版墓志，述主人族系，往往上溯炎黄(以黄帝居多)，或从得姓说起，尔后罗列三代(夏商周)以降同姓名人，目为先祖，以状族系之盛，然后才具体铺叙曾祖、祖、父三代直系祖先名讳官爵。曹钦墓志亦蹈窠臼，从曹姓渊源落笔，叙其族系，云：“其先黄帝之后，陆终之子安，实为曹姓。”
　　曹姓出于黄帝，旧史多有记载。《元和姓纂》卷5曹姓条云：“颛顼元孙陆终第五子安为曹氏。至曹挟，周武王封之于邾，为楚所灭，遂复曹氏。”[4]而颛顼为黄帝之孙，又为史籍所载，《史记》卷1《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又云：“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5]其实，曹与楚之芈姓同出于陆终，《史记》卷40《楚世家》记载更为详尽，其文云：
　　楚之先祖出自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6]
　　《志文》铺叙曹钦三代以降先祖，罗列了西汉初平阳侯曹参及东汉末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皆堆砌典故，铺排辞藻，即《志文》从“丰蛇感帝”到“词工于马箠”一段。“丰蛇感帝，敬伯赞彤云之业”一语，即言曹参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朝事。丰蛇，丰西泽中之蛇。感帝，得到上帝的感应。刘邦是沛县丰邑中阳里人，旧史说他在丰西泽中逃亡时，有条白蛇拦路，刘邦拔剑斩之。原来白蛇为白帝之子(五行之说附会它代表秦)所化，而刘邦是赤帝之子(五行之说附会它将代秦)所化，当有天下。事在《史记》卷8《高祖本纪》、《汉书》卷1上《高帝纪》中。敬伯，汉平阳侯曹参的表字。曹参是沛县人，秦末曾为沛县狱吏，佐刘邦入咸阳，灭项羽，封平阳侯。惠帝时，继萧何为相。《史记》卷53有《曹相国世家》、《汉书》卷39有《曹参传》。曹参表字敬伯，《史记》世家书及《汉书》本传不载，刘宋裴骃《史记集解》云：“(晋)张华曰：曹参字敬伯。”[7]所谓彤云之业，即帝业。彤云即红云，亦即五彩祥云，旧史附会刘邦将兴，头顶常有祥云。事在《史记》之《高祖本纪》及《汉书》之《高帝纪》中。“汉象凝图，玄德膺黄星之举”一语，即言曹丕代汉立魏事。汉象，汉朝天象，具体指汉桓帝时黄星现于楚、宋之分(曹丕家乡沛国谯郡)的天象。凝图，显示出楚、宋之分得到天象兆示有人将成帝业。玄德，谓潜德不著于外的品德。实谓曹丕有潜德，当代汉立魏。黄星，古迷信认为，天现黄星兆示有帝王兴而改朝换代。天象兆示曹氏父子当兴，记于《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中，其文云：“初，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后五十岁当有真人起于梁、沛间，其锋不可当。”[8]“故能声高万叶，道霭三分。拥神器于寰中，导时英于海内”数句，言曹丕代汉立魏事。“登高演赋，文清于爵台”语，言曹植登铜雀台作《铜雀台赋》事。爵，通“雀”。“临水题篇，词工于马箠”语，乃言曹操北征乌桓，于途登碣石观沧海作《观沧海》诗事。马箠，即马鞭。以言曹操挥鞭指点，慷慨而歌。
　　曹钦先祖，未必出于曹参与三曹，唐人好曲叙族谱，不妨以文学语而观之。然曹操乃曹参之后(或言曹操本姓夏侯，父嵩为曹腾养子，故姓曹。此处以宗法论之，非以血缘论之)，正史有载，《三国志》之《魏志·武帝纪》：“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9]刘宋裴松之《注》录王沈《魏书》云：“(操)其先出于黄帝。当高阳世，陆终之子曰安，是为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后，封曹侠于邾。春秋之世，与于盟会，逮至战国，为楚所灭。子孙分流，或家于沛。汉高祖之起，曹参以功封平阳侯，世袭爵土，绝而复绍，至今适嗣国于容城。”[10]所言曹姓渊源亦与《元和姓纂》同。
　　(2)三代直系先祖
　　《志文》言曹钦曾祖曹乂，官为北周镇东将军、仪同三司、宁远大将军、使持节并汾晋忻四州诸军事、并州总管，爵封华阳郡公。曹乂在《北史》、《周书》中无传，《志文》所言官爵，宁远大将军、并州总管都达到正三品，爵位华阳郡公达到从一品。这些官爵里有无薨后追荣所赠，《志文》没有明确交代。如果实职里有，那么曹乂的真实地位比所言要稍低。
　　《志文》言曹钦祖父曹宝，仕隋(墓志为“随”，乃隋之本字)为开府仪同三司。曹宝《隋书》无传。开府仪同三司于隋是散官，从一品。从《志文》未记曹宝实职来看，可能实职低微，故讳而未叙。周隋二代，设诸如仪同三司(正二品)、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上开府仪同三司(亦是从一品，然加“上”更尊荣)之类散官“以酬勤劳”[11]非常普遍，实职七品以下获一二品散官，司空见惯。
　　《志文》言曹钦之父曹整仕隋历官，与曹宝相仿佛。在专门铺叙其官爵时云：“随上开府仪同三司，皇朝赠使持节缘州诸军事、缘州刺史。”接着又云：“小年遽往，虽晦德于昏朝；□(此为衍文)遗爱空存，更追荣于圣代。”很显然，曹整仕隋实职同样讳而未言，同时告诉我们，曹整亡于隋朝。至于他所获唐之赠官，依照常理，应当是曹钦仕唐稍有地位后朝廷依例给予的恩典。至于曹整仕隋实职的情形，可以从《志文》叙述曹钦的本事中略窥一二。《志文》在叙述曹钦本事时云：“大业十一年，缘州府君(曹整)始膺朝寄，出镇秦坰。”所谓出镇，是对官员出任地方官或军官驻节地方军府的美称。秦坰，即秦州之野。当指隋秦州(天水郡)所辖某地。《志文》泛言秦坰，而不言秦州(天水郡)辖地具体行政区划或军府名称及官职，应当是曹整只任秦州(天水郡)辖县僚属(若为县令，《志文》当铺叙)或军府下级军官，因品秩太低，故不实言。秦州在隋时，与天水郡互置。西晋泰始五年(269)置州，治所在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太康三年(282)废，七年(286)复置，移治上邽县(今甘肃天水市)。隋大业三年(607)废州以为天水郡，唐初废郡复置为州。据《志文》所言曹钦寿考推算，大业十一年(615)时，曹钦已22岁，其时曹整最低年龄当在40岁左右。
　　至于曹整亡故的具体时间，《志文》没有明确交代，不过从《志文》所述唐武德元年(618)曹钦仍羁留天水郡来看，曹整当亡于天水辖地任上，且时间应当在大业十一年到武德元年五月隋亡之间(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李渊攻入长安，立隋代王侑为帝，是为隋恭帝，改元义宁，因而史书把大业十三年也称义宁元年。大业十四年五月，隋恭帝禅位于李渊，李渊建国号唐，年号武德，因而史书把大业十四年也称义宁二年，又称武德元年)。期间短短两三年时间，曹整壮年亡故，虽然不排除因病正常死亡的情形，但也不排除因战争而非正常死亡的情形。大业十二三年，正是天水局势波谲云诡之际，其时最大的变故莫过于金城郡(隋时与兰州互置)校尉薛举起兵攻掠陇右事件。薛举在两《唐书》中俱有专传，其举兵事《资治通鉴》卷184至185亦有详细记载。薛氏乃隋河东汾阴人，“凶悍善射，骁勇绝伦”[12]，隋末为金城郡校尉(即驻节金城郡的折冲府校尉。隋时折冲府受兵部和驻地州郡双重领导)，大业十三年(617)四月以讨捕群盗为名举兵起事，自称西秦霸王，建元秦兴，攻城掠地，先后克鄯、廓等州。七月，自称秦帝，攻克天水，自金城徙而都之。未几，攻张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尽有河西五郡之地。十一月，李渊、李世民父子攻入长安，立隋代王侑为帝。十二月，薛举遣其子薛仁果(两《唐书》作“杲”，《资治通鉴》作“果)进逼关中，寇扶风，秦公李世民率兵抵御，“大破之，追奔至垅坻而还”[13]。武德元年六月，薛举寇泾州(今甘肃泾川)，唐“以秦王世民为元帅，将八总管兵以拒之”[14]，但唐军大败。会薛举病亡，其子薛仁果继位，复又攻唐。秦王李世民再次出征，于十一月大破薛仁果于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东北)，薛仁果计穷降唐，被斩于长安。唐军乘势尽并河右薛举之地。如果曹整确实是在薛举起事期间因战争而亡，那么亡于下面几个节点的概率较大：1．薛举起事，攻击天水，曹整作为旧隋官员(军官)，因抵御薛举而亡。2．薛举克天水，曹整奉其正朔，为其攻掠别郡而亡。3．大业十三年七月随薛仁果攻扶风时而亡。4．武德元年(618)六月至十一月，随薛仁果攻唐时而亡。当然，从《志文》所述曹钦投唐后即被安排在玄武门为官来看，曹整为唐军(含隋恭帝朝军)所杀的概率相对小一些，因为玄武门直通帝王寝宫，为防寻仇，通常情况下，选拔值守玄武门的官兵时，会将与唐有仇隙者排除在外。
　　(3)投唐本事
　　《志文》在叙述罢曹钦以品子(品官之子，但无官职)随父到天水任上之后，接着便说曹钦投唐事，云：“属汉东失道，河西肇乱。董卓奸雄，椎耕牛以享容(客)；陈胜乐祸，援飞鸿以宅心。公虽地接嚣城，即奉龙颜之帝。武德元年，自薛举归国。”所谓“汉东失道”，是指隋末窦建德在河北起兵反隋。东晋刘渊在山西离石县东建立汉政权，后迁都平阳。隋唐碑版墓志常以汉东指河北之地，故《志文》以言窦建德起兵河北事。所谓“河西肇乱”，即指隋末薛举父子金城起兵事。《志文》又用东汉末董卓在陇西椎牛招延豪杰和秦末陈胜借鸿鹄而言心志二典，言隋末群雄竞起，天下沸腾之势。言曹钦所处“地接嚣城”，谓曹钦所处地接天水城。嚣，指隗嚣，东汉名士，地方势力首领，字季孟，天水成纪人。少仕州郡，后为王莽国师刘歆引誉为士。歆死，归乡里。因素有名望，被推为上将军，起兵应汉，据有天水、武都、金城等郡。一度依附刘玄，任为御史大夫。光武即位，因谋劫刘玄归光武，事泄亡归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后助光武镇压赤眉军，不久又叛降割据四川的公孙述，建武九年(33)为汉军所败，忧愤而死。《后汉书》卷43有传。隗嚣东汉初曾自称“年武”年号，以天水为首府，故《志文》以嚣城指代天水，又以之喻薛举称帝建都天水事。“即奉龙颜之帝”，谓曹钦投奔唐高祖李渊。从《志文》言曹钦独避嚣城来看，似乎薛举占据天水时，曹钦没有归附他，所谓“自薛举归国”，不过是从薛举控制的地方投奔了唐高祖。这恐怕与时势不符。薛举称帝雄踞天水，天水郡不奉正朔的旧隋遗老遗少恐怕不能苟存，因此，曹钦此时应当归附了薛举，且还担任了低级军职，而在薛举父子覆亡之后，为唐所俘，从而开始效力唐室。为什么会有曹钦在薛举军担任低级军职的推测?因为曹钦投唐后，所任的第一个实职是“北门长上”，这虽是个低级军职，但岗位重要，且须是勇武之士方可担任，如果没有从军作战的阅历，恐怕不能得到这个岗位。不管怎么样，曹钦投唐，才开始了他真正的军事生涯。
　　曹钦投唐后，被授予正议大大、北门长上职务。《旧唐书》卷42《职官志》云“高祖发迹太原，官名称位皆依隋旧。及登极之初，未遑改作，随时置署，多有省便。”[15]又云武德七年，初步颁定本朝官制。因此，言唐立国至武德七年官职职能品阶，须以隋代官制为主，隋无而唐有者，酌情从唐武德七年所立官制。正议大夫，散官，隋始置，唐因之，正四品上阶。北门长上，即宫城北门玄武门长上。玄武门，汉在南宫，唐代在紫宸殿之北，是诸王及文武出入宫禁的主要通道，唐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事变”即发生于此。长上，武职事官，从九品下阶。唐制，兵部尚书选取骁勇材艺可任统领者，拔其优者，目为诸色长上。
　　三 高祖朝军事生涯
　　1．随秦王抵御刘武周军事集团
　　《志文》在叙述罢曹钦武德元年归唐事后，即写曹钦随秦王出兵晋西南，抵御刘武周军事集团事，其文云：“刘武周挺訞晋水，偁乱夏庭。太宗作援三河，聊申六伐。公先驱阳毂(穀)，首陷坚城。凶徒蹈裂兀之机，大君乘破竹之势。搴旗斩将，勋赏居多。”所言刘武周寇唐，秦王(《志文》作于高宗时，故言太宗庙号，时李世民为唐秦王)出兵抵御事，旧史以两《唐书》之《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刘武周传》，《资治通鉴》卷187至188记载最为详尽，下面结合诸史，稍陈梗概。
　　刘武周是隋河间景城人，骁勇善射，隋末为鹰扬府校尉，驻节边州马邑郡(隋与朔州互置)。大业十三年二月，杀马邑太守王仁恭起事。为了壮大力量，“遣使附于突厥”[16]。三月，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突厥封其为“定杨可汗”[17]，遂又自称帝，改元天兴。李渊、李世民父子大业十三年五月于晋阳(太原郡晋阳县，郡治在晋阳，隋时郡与并州互置)起兵后，也曾卑辞笼络突厥，突厥对李渊亦表示支持。李渊在关中称帝后，媚事突厥，突厥因之没有支持刘武周南下攻唐。武德二年，唐的势力逐渐强大，对突厥再也没有从前那么言听计从，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于是突厥支持刘武周南下。武德二年四月，刘武周采纳了其大将宋金刚“入图晋阳，南下以争天下”[18]的建议，任宋金刚为西南道大行台令，率兵二万，入侵并州，又引突厥之众，兵锋甚劲。山西是李唐的发祥地，本也有重兵驻守，但诸将拒战不力，纷纷败绩。《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云：
　　(刘武周)袭破榆次县，进陷介州。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众讨之，为贼所执，一军全没。仲文后得逃还。复遣右仆射裴寂拒之，战又败绩。武周进逼，总管齐王元吉委城遁走，武周遂据太原。遣金刚进攻晋州，六日城陷，右骁卫大将军刘弘基没于贼。进取浍州，属县悉下。夏县人吕崇茂杀县令，自号魏王以应贼。河东贼帅王行本又密与金刚连和，关中大骇。[19]
　　河东局势危如累卵，李渊惊呼：“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20]并颁下手敕，让河东诸军放弃抵抗，“谨守关西而已”[21]。在这种险恶形势下，李世民坚决不同意放弃河东，上表请求率兵支援河东战场，得到了李渊的同意。武德二年十一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乘坚冰渡河，屯于柏壁关与宋金刚对峙。在这次战役中，李世民采取坚壁不战方针，只令部将乘间抄掠敌军，以挫宋金刚锐气。经过五个月的相持，宋金刚锐气大挫。武德三年四月，宋金刚粮尽，被迫北撤。李世民率军追击，连战皆捷。刘武周与宋金刚逃往突厥，被突厥贵族杀掉。
　　据前述诸史记载，武德二年随秦王李世民抵御刘武周的高级军事将领，有名可查的就有数十位之多，曹钦以从九品下阶低级军官从军出讨，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足以影响战局的特殊功绩，但《志文》以骈文擅长的辞藻进行渲染，倒也有声有色。这里将行文辞藻，稍作解释。“挺訞”，延伸祸乱。“夏庭”，夏王庭。相传大禹建立夏朝，建都安邑。其地在今山西省夏县北。志文以指晋西南之地。“三河”，汉以河内、河南、河东三郡为三河，即今河南洛阳市以北黄河南北一带。因晋地河东郡为三河之一，故《志文》以泛指晋西南之地。“阳毂”，“毂”为“穀”(谷)之误。阳谷乃春秋齐邑名，今为县名，属山东省。《志文》用春秋鲁僖公三年诸侯联合伐楚，会于阳谷之典。《春秋左传·僖公三年经》：“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22]又其年《传》：“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齐侯为阳谷之会来寻盟。冬，公子友如齐莅盟。”[23]《志文》用此典，谓曹钦奉调到秦王帐下听令北征。“裂兀”，分裂折断。“大君”，天子。《志文》指秦王李世民。因其后来成为皇帝，故谓。
　　《志文》云，曹钦随秦王北征取得胜利后，被拜“仪同三司”，此为正二品散官，实乃隋之遗制。唐武德七年后不置此职，设开府仪同三司，为从一品文散官。《志文》此处不言曹钦实职升迁情况，依照常理，当有升迁，不过品秩仍低，故讳而不言。
　　2．随秦王消灭王世充伪郑及窦建德伪夏政权
　　事接上文。《志文》接着叙述曹钦随秦王李世民出关灭亡王世充伪郑及窦建德伪夏政权，篇幅约140字，从“王世充逼迁宗祏”到“伪郑所以肉袒牵羊，则公之勋也”，兹不录文。《志文》所言唐灭郑、夏事，旧史以两《唐书》之《高祖本纪》、《太宗本纪》、《王世充传》、《窦建德传》，《北史》之《王世充传》，《隋书》之《王世充传》，《资治通鉴》卷187至189记载最为详尽。这里依照前文成例，略作陈述。
　　隋大业中，炀帝数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王世充为江都丞，又转江都通守。瓦岗军壮大后，王世充奉炀帝旨，在洛口和瓦岗军开战。大业十四年(618)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弑杀炀帝后，王世充和武安将军皇甫无逸于五月在东都立隋东都留守越王侗为帝，建元皇泰，史称皇泰主。王世充被拜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十月，王世充击破瓦岗军，加太尉、尚书令、总督内外诸军事。武德二年(619)三月，皇泰主封王世充为郑王，加相国，假黄钺，总百揆。四月，王世充废皇泰主，自立为帝，改元开明，国号郑。隋漳南(今河北故城县)人窦建德，世代务农。大业七年(611)举兵反隋，据河北诸郡，称夏王，建元五凤。宇文化及弑杀炀帝后拥兵北上，与瓦岗军战于黎阳，败后北窜，被窦建德擒杀。王世充称帝后，建德亦称夏帝，都洺州(今河北永年县东南)。
　　平定中原，统一全国，是李渊、李世民父子攻克长安后首先考虑的问题。早在义宁二年(618)正月，李渊(时为恭帝朝大丞相)就命世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督军出讨关东，但因当时王世充和李密的力量都很强大，李渊不得不调回军队。李渊建国后，正要东图，薛举父子从西北而来，唐王朝为了对付薛举父子，调李世民抗击，无暇东顾。李世民在陇右战场取得胜利后，立即出镇长春宫(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西北)，节度关东兵马，讨伐王世充。正要有所作为时，不料刘武周南下，唐在山西战场失利，打乱了唐王朝的总部署，李世民不得不放下河南战场，北上抵御刘武周。刘武周败，唐军的力量进一步强大，于是唐王朝立即组织兵力于武德三年(620)七月大举出关。唐军这次东征的主帅依旧是李世民，主要高级军事将领有李元吉、屈突通、李勣、尉迟敬德、张士贵、秦琼、程知节、段志玄、刘弘基、翟长孙、秦武通、史万宝、刘德威、王君廓、黄君汉、李神通、李道宗等，主要高级参谋有房玄龄、杜如晦、薛收等。
　　秦王李世民率领唐军，势如破竹，很快兵至洛邑，王世充亲将“精兵三万阵于慈涧”[24]，唐军奋力攻打，击溃郑军，王世充退守洛阳。接着，李世民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自洛口断贼粮道，又遣黄君汉夜从孝水河中下舟师袭回洛城”[25]，自己则率大军“进屯邙山”[26]，这样，筑成了对东都的包围圈，使王世充陷于孤立挨打的境地。武德三年八九月，李世民率军在洛阳城外与王世充激战数次，杀伤甚众，逼得王世充“不敢复出，但婴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27]。虽然唐军猛攻，但洛阳城守御甚严，唐军伤亡亦重，一时无法攻克。
　　就在唐郑相持阶段，王世充请求窦建德支援。起初，窦建德对王世充的呼救不予理睬，后来听信其部下刘彬“郑破则夏有齿寒之忧”[28]的建议，率众南下，驰援王世充。武德四年(621)三月，窦建德攻克周桥(今山东菏泽附近)，很快抵达成皋东原。在这种情况下，唐的许多将领谋士主张退回关中，李世民采纳谋士薛收的建议，决定采取围城打援战术，留李元吉、屈突通率主力继续围困洛阳，自率“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趣武牢(即虎牢，唐避先祖李虎讳而改)”[29]与窦建德决战。五月己未，窦建德“悉众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陈，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属鹊山，亘二十里，鼓行而进”[30]，与唐军决战。李世民命诸军坚守，以待时机。及至午后，李世民见夏军“士卒饥倦，皆列坐，又争饮水，逡巡欲退”[31]，乃率精骑东涉汜水，卷旆而入，大破夏军，俘获窦建德。王世充见窦建德败，乃于丙寅日以洛阳城降。王世充、窦建德被押回长安后，王世充为仇家所杀，窦建德为朝廷所杀。
　　曹钦随李世民出关东讨时，依旧是下级军官，对唐军一战而擒二王的作用有限，但从《志文》来看，曹钦曾跟随李世民在成皋东原与窦建德决战，应当是极其骁勇的一名军官。李世民东驰打援，所选者皆敢死之士，所以，《志文》夸赞曹钦于此役中“乘危迥进，跃马先涂”，应当不纯是溢美之词。
　　兹依照前例，将行文辞藻略作解释。“王充”，即王世充。唐太宗在位，发《二名不偏讳令》，申明“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与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避”[32]，唐高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即位后，立即要求世与民不相连亦须避讳，《资治通鉴》于此条记云：“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连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讳者。”[33]《志文》作于高宗时，故避太宗讳称王世充为王充。唐人碑版文籍，以骈文言初唐事，常以“王世充”与“窦建德”为对文，为此，又常书“窦建德”为“窦德”或“建德”。“逼迁宗祏”，谓王世充废皇泰主。宗祏，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室。《志文》以代隋之宗庙。“荐食”，祭祀进献食品。谓王世充自立为帝，立伪郑宗庙。“伊瀍”，伊水、瀍水。皆在洛阳附近，以代洛阳。“西距”，指在洛阳以西依托崤山抗拒李唐。距，通“拒”。“双崤”，即崤山，在河南洛宁县北，西接陕县界。山分东崤、西崤，也叫南崤、北崤。东崤长坂峻阜，车不得并行。西崤多石板，险绝不异东崤。唐郑相争，崤山是伪郑政权依托的天险。“三赵”，即战国赵地。《志文》以指窦建德占领的河北之地。“推毂”，谓助人成事，如助人推车轮，使之前进，常用以言将帅助帝王成就大业。《志文》指李世民协助父亲平定天下。“咸京”，即咸阳。《志文》以代唐都长安。“援旗”，举旗。谓领兵出征。“洛汭”，即洛水沿岸。汭，河流弯曲处。《志文》指王世充所占领的洛水流域。“材官”，勇武之士。“勇爵”，谓武将英勇。古设爵位以招勇士，因谓。“克奉”，能够勤勉侍奉。“中军”，古代行军作战分左、右、中(或上、中、下)三军，主将居中军发号施令，因称主帅为中军。《志文》指秦王李世民。“载光”，能够光显。“上德”，帝王的功德。《志文》指秦王李世民的功德，因其后来为帝，故谓。“如熊四合”，谓唐军将王世充压缩在洛阳城内，四面合围。“已守碧鸡之津”，谓唐军控制了洛阳城外所有险关要隘。碧鸡为山名，在今昆明市西，峰峦碧色，石壁如削，因以指代险要之处。“封豨”，大猪。比喻贪暴之人。《志文》指残暴的军队。“仍浮白马之水”，用东汉末袁绍遣大将颜良渡白马水攻击东郡被关羽诛杀之典。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对峙官渡，绍遣其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津(在今河南滑县北)。曹操自官渡引军趋白马，颜良逆战，操使张辽、关羽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详见《三国志》之《蜀志·关羽传》、《资治通鉴》卷63建安五年四月条。《志文》言此典，以袁绍喻窦建德。“成皋”，亦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西。春秋时名虎牢，后改成皋。汉置县，属河南郡，隋开皇十八年改名汜水。“北旋”，指旋门关。东汉灵帝时，为河南八关之一，乃成皋之门户，因于八关位次居北，故谓北旋，故址在今河南荥阳县西。窦建德与唐决战，置阵成皋东原，此地背依旋门。骈文言之，盖取大意。“然齐破胆”，谓窦建德败亡。用东汉末董卓败亡燃脐之典。然，“燃”的本字。齐，通“脐”。《后汉书》卷102《董卓传》言王允、吕布杀董卓后，“乃尸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34]。后常用此典，以言敌帅毙命。“肉袒牵羊”，谓王世充投降。古代作战，败者脱去上衣，赤裸肩背(肉袒)，牵着羊，表示愿接受刑罚。《志文》用春秋郑伯战败肉袒牵羊之典。《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十二年(前597)春，楚子围郑……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35]
　　《志文》言唐灭郑、夏，“则公(曹钦)之勋也”，系碑版溢美套词。战后，曹钦被拜“上仪同三司”，又不言实职升迁情况，依例当有升迁，亦是因品秩低微而不言。
　　3．随秦王东讨刘黑闼、北御突厥颉利可汗
　　《志文》叙述罢曹钦跟随秦王李世民讨灭郑、夏后，接着写道：“于时戎(□)已定，四奥方清。而铜马余妖，覆土噍类；金人余孽，吞噬生灵。公又鞠旅遄征，则燕垂已泰；旋师薄伐，则豳郊式静。”虽然只有短短40余言，却反映出曹钦在武德中后期参与了唐王朝统一战争的又一次大决战，且参与了李世民处理唐与突厥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下面随文辞之释，揭开曹钦随军出讨本事真相。
　　“于时戎(□)已定，四奥方清”一语中的“戎”后似脱一字，以“事”字较宜，为使文义通畅，姑且以“事”而代之。所谓“戎(事)”，指李唐统一全国的战争。“已定”，谓李唐已基本统一了全国。李唐建国，周围大的割据势力有雄踞陇右的薛举父子封建军事集团、依靠突厥占据晋北的刘武周军事集团、盘踞中原的王世充伪郑集团、据有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集团、以江陵为中心的萧铣贵族军事集团、活动在江淮一带的杜伏威、辅公祏江淮起义军集团。这六大军事集团，秦王李世民指挥唐军先后灭掉了黄河流域的四个，武德四年，唐宗室李孝恭、大将李靖率军平定了萧铣贵族军事集团，杜伏威、辅公祏上表乞降，唐的统一战争宣告结束。因此，《志文》说“四奥方清”。
　　但是，唐统一天下的大好政治局面很快被打破，原因是窦建德部将刘黑闼又在河北燃起战火。《志文》“铜马余妖，覆土噍类”即指此而言。铜马，即铜马军，西汉末活动在河北之地的一支起义武装，后为光武所破。《志文》以代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余妖，是对窦建德旧将的诬称。覆土，犹言覆地。谓占领地盘，寇掠危害。噍类，谓活者。《汉书》卷1《高帝纪》上：“(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36]《注》：“如淳曰：‘噍音祚笑反。无复有活而噍食也。’”[37]《志文》指窦建德故将刘黑闼起兵反唐。刘黑闼是贝州漳南人，初为瓦岗军裨将，瓦岗军败，归王世充，又亡归窦建德，因“素骁勇，多奸诈”[38]而多打胜仗，“军中号为神勇”[39]，成为窦建德部将中最有威名的一个。及窦建德败，其众四散，他“自匿于漳南，杜门不出”[40]。由于战后唐王朝在处理河北问题时犯了决策上的失误，即朝廷在长安杀死窦建德后，要求窦的部将们主动到京师自首，唐王朝在河北的官吏，又对参加过窦建德集团的士兵残酷杀害。于是，窦建德故将范愿、高雅贤找到刘黑闼，鼓动说：“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日擒获淮安王(李神通)，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41]刘黑闼在众将鼓动下，于武德四年七月在漳南起兵，而“建德将士往往杀官吏以应”[42]，势力迅速壮大，唐河北诸将频战不利，刘黑闼仅用半年时间，“悉复建德故地”[43]。这时，唐兖州总管徐圆朗又叛唐依刘，刘黑闼“其势益张”[44]。武德五年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志文》所言“公又鞠旅遄征，则燕垂已泰”，对应前边“铜马余妖，覆土噍类”语，谓曹钦领兵跟随主帅平定刘黑闼。鞠旅，统领军队。遄征，迅速征伐。燕垂，泛指燕地，即河北之地。已泰，谓得到平定。唐王朝在河北诸军对刘黑闼作战不利的情况下，于武德四年十二月，命秦王李世民督军征讨。李世民率领的唐军与刘黑闼多次激战，并未很快取得战场优势。武德五年(622)三月，唐军在洺水南岸坚壁不战，与刘黑闼对峙，双方相持六十余日，黑闼粮尽，南渡洺水攻唐，李世民早有预料，提前在洺水上游作堰，战时决之，“洺水大至，深丈余，黑闼众大溃，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45]。刘黑闼大败，与范愿等二百余骑奔突厥。李世民班师后，刘黑闼又与突厥联合，数寇定、并、洺、魏、恒等州，依惯例朝廷将再派秦王出征，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希望太子李建成能立军功，巩固太子地位，劝太子自请出讨。在太子的请求下，高祖乃于武德五年十一月诏太子建成领兵出讨，并令“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并受建成处分，得以便宜从事”[46]。由于刘黑闼这时已是强弩之末，“众不满万，资粮匮乏”[47]，所以，李建成到河北，很快取得战场优势，并于武德六年正月擒刘黑闼，斩之于洺州，河北悉平。在唐与刘黑闼这次长达一年有余的战争中，曹钦具体是跟随秦王还是太子出讨，《志文》语焉不详，现在还难以作出具体判断，从《志文》后面言曹钦在武德后期就被李世民视为“柏堂左右”(北魏河间王元琛建文柏堂与人斗富，因以柏堂指亲王府)来看，其跟随李世民出讨的可能性更大。
　　《志文》所言“金人余孽，吞噬生灵”及其对应“旋师薄伐，则豳郊式静”语，则是讲曹钦跟随李世民抵御突厥进行豳州战役本事。金人，是北方匈奴人祭天的金属偶像，也有一说是佛像。《史记》卷110《匈奴传》：“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骑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48]《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亦有同样的记载。因谓匈奴人为金人。旧史认为北朝至隋唐强盛于北方的突厥是匈奴别种，因蔑称突厥是“金人余孽”。言其“吞噬生灵”者，谓突厥南侵寇掠唐境。唐自武德二年与突厥交恶后，突厥就一直对唐进行寇掠，与唐小的战役从未中断。武德中后期，突厥新立的颉利可汗对唐的寇掠更是有增无减，唐每年输突厥大量金银子女，以求苟安。《志文》所言，具体是指武德七年唐与突厥的豳州之役。旋师，谓曹钦从河北战场回到首都。薄伐，讨伐。薄，语首助词。豳，即豳州。地在今陕西彬县。武德七年(624)七八月间，突厥颉利大可汗、突利小可汗叔侄举国入寇，连营南下。七月壬申，寇忻州；丙子，寇并州；戊寅，寇绥州。秦王李世民率军北上抵御，与颉利、突利所率主力遇于豳州。颉利与突利素有矛盾，早在武德初年，李世民为分化突厥势力，曾遗突利无数金银子女，结成盟约。豳州之役，李世民机智利用突厥高层之间的矛盾，约突利阵前谈话，故意说道“香火之情”[49]，颉利闻听，果起猜疑，担心突利与唐有谋，遂愿与唐讲和，“世民亦以恩义抚之，与盟而去”[50]。事在两《唐书》之《高祖本纪》、《太宗本纪》、《突厥传》，《资治通鉴》卷191中。
　　《志文》言曹钦因参与平定刘黑闼及抵御突厥之功而“拜将军”。这里不言将军名号，唐制，实职将军为从三品，大将军为正三品，从后文言曹钦在贞观初年职事军职才升迁为新城府别将这一中级军职来看，此处所授将军亦是仅赏功爵的散官而已。曹钦此前已有上仪同三司二品散官，故此处将军品阶亦应不低于二品。武德七年三月，高祖初定唐代官制，曹钦此次得将军名号，在八月以后，按理应为唐制将军名号，但唐制从二品以上武散官里尽为大将军名号，如骠骑大将军(从一品)、辅国大将军(正二品)、镇军大将军(从二品)，因此，曹钦此次所得将军名号，可能仍按隋制而授。隋制二品散官将军有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
　　4．协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
　　《志文》在讲罢武德七年曹钦随秦王李世民于豳州抵御突厥入侵之后，即用约80字记述曹钦协助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事，从“既而望箢亏良，承华怙乱”到“家难克清，预有其力”一段即是。关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来龙去脉及因果，本文不再作详细介绍，只结合墓志行文稍作点窜。
　　“望箢亏良”一语，谓太子李建成有亏良善。望箢，也作“望苑”，即博望苑。汉宫苑名。据《汉书》卷63《戾太子刘据传》及《注》、《三辅黄图》四《苑囿》，汉武帝为卫太子刘据立博望苑，供他结交宾朋。博望，取可以广观博望之意。故址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后因以指代太子宫或太子。《志文》即指太子李建成。“承华怙乱”一语，谓太子李建成作乱。承华，古代太子宫门名。后因以指代太子宫或太子。《志文》即指太子李建成。怙乱，谓乘乱取利。泛指作乱。“已构流言之隙”，谓太子李建成散布流言，使李家兄弟父子产生疑隙。《志文》言此，实用周初管叔及其群弟流言周公谋反之典。《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51]管叔鲜、蔡叔度、周公旦都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摄政。管、蔡流言，周公惧而避东都。其后，成王知周公冤，乃迎归周公，管、蔡遂挟纣王子武庚叛。周公出兵，杀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乱始平。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推刃同气，喋血宫门，有违封建人伦纲常，为了给自己发动宫廷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一直强调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思欲谋反，有类周初管、蔡，而自己则如周公诛管放蔡一样诛杀他们。李世民甚至要求史官按照这个基调来写本朝历史，《资治通鉴》记贞观十七年(643)，房玄龄、许敬宗删定高祖、太宗《实录》，上之，太宗“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52]。今天我们看到的两《唐书》、《资治通鉴》所言高祖、太宗朝事，多取材高祖、太宗《实录》，事虽直书，然却将建成、元吉都写成加害太宗，思欲篡逆的鬼魅。《志文》前面所言“望箢亏良，承华怙乱”，即是按太宗为玄武门事变所定的基调而写。真实的情况，恐怕不是这样。唐太宗把自己发动玄武门事变和周公诛管、蔡相提并论是毫无道理的。玄武门事变是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周公诛管、蔡是平定对周的叛乱。关于这一点，和司马光共著《资治通鉴》的范祖禹在其另著的《唐鉴》里就曾明确指出。唐太宗那样说，显然是文过饰非。《志文》接着所写的太宗“聊陈命子之雄”，是对李世民调兵遣将的褒称。命子者，当承天命的帝王之子。谓李世民当承天命，显然是对玄武门事变的肯定。“用防宫甲之变”，则是用春秋楚太子商臣发动宫廷政变逼缢乃父楚成王之典，进一步为李世民诛杀建成、元吉在政治伦理上摇旗呐喊。宫甲，即太子卫队。《春秋左传·文公元年》载，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接着又想废黜他，商臣得到消息，“以宫甲围成王”[53]，成王等救兵不至，乃自缢而亡。
　　《志文》又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时，把曹钦当成“柏堂左右”，从而“寄深牖下”，并夸赞曹钦为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取得胜利(家难克清)“预有其力”，这个说法应当是准确的。众所周知，李世民因为屡立战功，夺嫡之心由来已久。为达其目的，他特别注意网罗骁将和谋士，到统一战争结束时，在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一批骁将，如秦琼、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张士贵等，都被他网罗为心腹。他不推荐这些人到地方任职，而是把他们统统留在秦王府，给以秦府统军之类职务。武德二年李世民率军抵御刘武周时，曹钦奉调到李世民帐下听令，表现英勇。战役结束后，曹钦似乎没有回玄武门继续任职，而是像秦琼、程知节等人那样，在以后李世民对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甚至突厥作战时就跟随着李世民。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虽然曹钦实职品秩低下，但他的英勇颇受李世民青睐，从而把他留在秦王府，作为“寄深牖下”的侍卫军官。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随李世民进入玄武门者，旧史记载略有出入。《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上云：“九年(626)，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54]同书之《长孙无忌传》云：“六月四日，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55]《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之载与《旧唐书》本传同，唯将“郑仁泰”书为“郑仁恭”[56]，郑仁泰墓志已出土，现藏昭陵博物馆，以“泰”为是。两《唐书》之《隐太子建成传》、《巢王元吉传》、《高祖本纪》及《资治通鉴》等其他史料，没有记载跟随李世民入玄武门的人数及具体人名。不过，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年随李世民入玄武门的将校谋士甚多，史料所载十二人、十人者皆指重要人物，一些次要人物或士兵史书自然阙载。如《资治通鉴》卷191记当时玄武门战斗情况云：“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秦王府在玄武门西，太子东宫和齐王府在玄武门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趋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57]尉迟敬德一人所将就达“七十骑”，可见当时入玄武门者之众。另外，当时还有许多秦府私党留守秦王府，还有一些将士被安排到其他宫门以备不测，如昭陵陵园出土的安元寿墓志，记述安氏在玄武门事变之时，被安排到“嘉猷门宿卫”[58]。《资治通鉴》卷191还记述尉迟敬德劝李世民发动政变时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蓄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秦王府)，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59]这八百人，一部分应当进入玄武门，绝大部分应当留守秦王府。依理论之，六月四日秦府之私党，在京城者不管是否进入玄武门，都应当看成是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预有其力”的人物。因此，曹钦六月四日是否进入玄武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毫无疑问是秦府私党，参与了这次事变。正因如此，才为他紧接着军职有了大的升迁奠定了基础。《志文》云，玄武门事变后，曹钦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并被拜为新城府别将。唐代前期，因隋旧制，在全国设数百军府(《新唐书》卷50《兵志》载贞观十年军府数为“六百三十四”[60]，分为上、中、下，诸军府长官为折冲都尉(隋开皇时为骠骑将军，大业时为鹰扬郎将)，其品阶因军府级别略有不同。上府正四品上，中府从四品上，下府正五品下。每府又设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别将各一人。上府别将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曹钦从军效力，自武德二年至武德七年，参与多次重大战役，屡立战功，实职可能有升迁，但《志文》作者都因其品秩太低讳而不书，这次因为在政治上站对了队且立有大功，升为七品实职，达到了下级军官的顶层。
　　四 太宗朝本事索隐
　　1．出讨吐谷浑
　　武德之时，唐王朝把主要精力放在统一战争中，而贞观时，唐太宗开始逐步解决周边民族问题。贞观三年，对唐王朝威胁最大的东突厥内部发生分裂，加之天灾又使战马多死，唐太宗把握住战略机遇，以兵部尚书李靖为帅、并州大都督李勣为副帅，将数总管兵十余万众北伐，一举灭亡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解除了百余年来突厥自北方对中原王朝的威胁。据《志文》，唐王朝发动的这次对东突厥的战争，曹钦没有参加。
　　东突厥灭亡后，唐威远播，“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61]，唐太宗欣然应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62]。汉魏以降中原王朝强盛后，总是要力控西域，这既是封建帝国开疆拓土的需要，也是维护中原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唐太宗既为天可汗，自然希望对西域的影响能够日益扩大。而唐王朝要经营西域，首先要解决好唐与吐谷浑的关系。《志文》叙述曹钦贞观朝第一件本事就是参与唐对吐谷浑的战争。其文云：“吐谷浑负良河之险，爽涂山之会。太宗将诛后服，且命前军。以公名恰汉飞，勋高魏勇，拜崑山道总管。公傍临悬度，斜控胥山。尽落倾巢，波澄雾廓。”
　　吐谷浑在《隋书》、两《唐书》中俱有专传。它是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与隋室有姻亲关系，隋和唐初据有今青海省北部和新疆西南地区，都伏俟城(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布哈河附近)。唐武德和贞观初年，唐对同吐谷浑的关系比较重视，这是因为吐谷浑控扼唐通往西域的要道，且具有一定的国力，如果它和西突厥联合起来，对唐西部边陲安全和唐经营西域都很不利。因此，这一时期，唐尽量争取吐谷浑，并派使者数次讲和。但吐谷浑国王伏允对唐无礼，依旧数犯唐境。贞观初年，位于吐谷浑之南的吐蕃迅速强大起来，并很快对吐谷浑构成威胁。如果吐谷浑倒向吐蕃，吐蕃骑兵将会不受阻碍地通过青藏高原北部侵略中原，这使得唐解决与吐谷浑的关系迫在眉睫。可偏巧吐谷浑的大多数统治者重吐蕃而轻大唐，随时都有归附吐蕃的可能。于是，贞观八年，唐太宗以吐谷浑寇掠兰、廓二州为藉口，下决心对吐谷浑用兵，希望赶伏允下台，扶持一个亲唐派领袖来统治吐谷浑。《志文》所言吐谷浑“负崑河之险，爽涂山之会”就是对这一历史背景的概括。崑河，指昆仑、黄河。涂山之会，用大禹会诸侯于涂山之典。《春秋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63]或言其地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南淮河东岸。言“爽”者，谓不遵守。以言吐谷浑不遵唐命。
　　《志文》言唐对吐谷浑大规模用兵，以曹钦为“崑山道总管”，旧史皆不载。诸史所载唐与吐谷浑此次战争，以两《唐书》之《吐谷浑传》和《资治通鉴》卷194记载最详，罗列了唐军的基本作战序列和战争进展情况，均未提及崑山道行军事。《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云：“贞观九年(实为贞观八年十二月)，诏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为鄯州道行军总管，仍为靖副，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沫道行军总管，岷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甑生为盐泽道行军总管，并突厥、契苾之众以击之。”[64]《新唐书》卷221上《吐谷浑传》及《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八年(634)十二月条之载与《旧唐书》基本相同，唯人名、行军道名稍异，如“鄯州道”，《新唐书》、《资治通鉴》皆作“鄯善道”[65]；“且沫道”，《新唐书》、《资治通鉴》皆作“且末道”[66]；“高甑生”，《新唐书》作“高既生”[67]等。唐太宗这次用兵，担任行军总管者的本职，未有低于都督、刺史者(唐代前期州级行政建制基本分“州”和“州都督府”，属同级，前者长官称刺史，后者长官称都督)，亦即职事品阶在三、四品；另外，像契苾何力、执失思力、薛万均、薛万彻诸将，皆有三品(含从三品)实职将军、大将军名号，且未得总管职务。因此，以仅有七品实职的曹钦为行军总管，似不可信。或是《志文》作者溢美，信手拈来“总管”一职，冠于志主。今姑存疑，以期有新的史料以为佐证。不过，曹钦参与此次战争，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关于这次战争的进展情况，这里简而述之。唐军在李靖的指挥下，发起了一系列战役，多次击破吐谷浑主力，追击伏允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县一带)、突伦川(今新疆且末与和田之间)等地，穷其西境。贞观九年四月，伏允率千余骑逃入碛中，为左右所杀，献首军门。李靖遵照太宗安排，立伏允子大宁王慕容顺为国王。大宁王请举国内附，唐封其为西平郡王。
　　《志文》言唐军班师后，封赏诸将，拜曹钦为“大将军”。这时虽已是贞观中期，但看样子授散官仍有隋朝遗风，此前曹钦已有“将军”散官，唐王朝可能为了照顾官员情绪，不妨沿袭旧制，给以加荣。至于《志文》用卫青抗击匈奴屡获大胜有绝漠之功、霍光辅立宣帝如周公相成王具负图之美二典，以美曹钦得“大将军”之号，是因为卫青、霍光当年皆有大将军名号之故，然曹钦所得大将军之威势与卫青、霍光所得大将军之威势有天壤之别，骈文渲染，以增文采罢了。《志文》后文又言除曹钦“明威将军”，这才是真正的唐制武散官，从四品下阶。换言之，曹钦有此武散官衔，才能真正被人目为四品高官。
　　2．随侯君集出讨高昌
　　《志文》言贞观九年(635)唐对吐谷浑用兵取得胜利后不久，即除曹钦“明威将军”，又“拜香谷折冲都尉、交河道总管”，说明曹钦作为主要将校参与了贞观十三年底至贞观十四年五月唐对高昌发动的战争。《志文》所谓“喋血前庭，衅兵右地。汤池由其失险，火坂所以销烟”就是对曹钦所历这次战争的记述。
　　高昌在《隋书》、两《唐书》中俱有专传。它位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乃西汉车师前王庭、东汉戊己校尉故地，后魏高昌王麴嘉首立国家，都高昌城，即车师前王庭首府交河城，地在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雅尔和屯。这个城邦国家是一个以汉人为主的地方割据政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68]。隋时，国王麴伯雅与中原关系密切，隋授其官爵，以贵族宇文氏女为华容公主而妻之。唐朝初年，麴伯雅死，子麴文泰继位，遣使来告，唐高祖也曾遣使道贺。唐太宗即位，麴文泰又遣使通好，并在贞观四年亲自到长安拜谒唐太宗。唐王朝非常重视与西域城邦绿洲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处在唐与西突厥两大阵营之间，其相背对唐王朝经营西域有战略意义；另外，团结好它们，有利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贞观中期，西域诸小国与唐关系最密切的是高昌，唐王朝还应麴氏之请，赐国姓于麴文泰之妃宇文氏，又“封常乐公主，下诏谕之”[69]。
　　唐与高昌关系恶化的直接起因与丝路贸易有关。过境贸易是丝路沿途绿洲国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收入来源。隋末丧乱，大碛路关闭不通，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臣和商队都需经过高昌到大唐，高昌通过垄断商路获得很大利益。贞观六年，高昌西边的小国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西南四十里)请求唐王朝主持重开大碛路，以方便商旅往来，唐太宗同意了焉耆的请求。高昌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对唐产生不满。后来，它干脆转而投靠西突厥，并对唐使出言傲慢，当唐使责备它“朝贡脱略，无藩臣礼”[70]时，麴文泰反诘道：“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71]还派使者对已臣服内属的薛延陀夷男可汗说：“既为可汗，则与天子匹敌，何为拜其使者!”[72]极尽挑拨之能事。另外，它还不顾焉耆与唐的友好关系，与西突厥联合攻破焉耆三城，焉耆王向唐求援，唐派使者虞部郎中李道裕前去调解，并诏麴文泰入朝，麴氏称病不至。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唐太宗决定出兵高昌，以灭其国。
　　唐此次对高昌用兵，诸旧史所载行军大总管、副大总管、总管颇详，然皆不载曹钦为交河道行军总管事。兹罗列如下：
　　《旧唐书》卷198《高昌传》云：“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73]
　　《新唐书》卷221《高昌传》：“乃拜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萨孤吴仁副之，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武卫将军牛进达为行军总管，率突厥、契苾骑数万讨之。”[74]
　　《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十四年，授行军总管以平高昌。”[75]
　　《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十四年，以交河道行军总管平高昌。”[76]
　　《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讨平高昌。”[77]
　　《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十四年，为葱山道副大总管，与讨高昌，平之。”[78]
　　《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三年十二月条云：“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军大总管、吏部尚书侯君集，副大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等将兵击之。”[79]
　　《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十二月条追记唐平高昌诸将表现情况时还提到“行军总管赵元楷”[80]。
　　据以上史料，唐军此次出讨高昌，授阿史那社尔“交河道行军总管”。检两《唐书》之《阿史那社尔传》，社尔此时本职为“左骁卫大将军(正三品。《旧唐书》书“骁”为“骑”，属误)”[81]。另外，《牛进达墓志》云：“后西讨高昌，复资戎筭，为交河道行军总管。”[82]当时牛进达本职为“左武卫将军(从三品)”[83]。如果连曹钦算上，此次唐讨高昌，光交河道行军总管就有三人之众。唐代前期授某道行军总管临时军职，似无同时授三人(含三人以上)同一道名之制，出现这种情况，当是史料记述有误。总的来讲，曹钦时为折冲都尉，以此职领行军总管的可能性相对要小一些，但他绝对是参与了唐对高昌的战争。
　　麴文泰得到唐王朝出兵的谍报，对文武说：“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草不给；三万已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84]贞观十四年盛夏，侯君集驱动大军，踏进沙碛，向前跋涉。麴文泰得知唐军已到碛口(高昌城东沙海边沿)，惊惧而死，其子麴智盛立为国王。侯君集率军攻克田城后，夜袭高昌城，高昌军败绩。侯君集要麴智盛到军前投降，麴智盛不肯，据城以待西突厥之援。侯君集一面命唐军攻城，一面派偏将攻击与高昌相援的西突厥可汗浮图城(今新疆萨尔县北。唐置庭州及北庭都护府治此)，西突厥将领阿史那步真不战而降。麴智盛见大势已去，放弃抵抗，开门投降。侯君集又分兵攻取高昌属地，高昌军民争相开城迎接。不几天，高昌国二十二城全为唐军占领。麴智盛被带回长安后，唐拜其为左武卫将军，封金城郡公。平定高昌后，唐太宗不顾魏徵、褚遂良等大臣的反对，力排众议，在高昌设立西州，在西突厥可汗浮图城设立庭州，加上此前设立的伊州，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伊、西、庭三州，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三州各据要津，牢牢地控制了西域中部地区，为紧接着唐王朝势力继续向西域西部发展，建立安西四镇，基本控制住西突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志文》载，曹钦出讨高昌凯旋后，朝廷嘉奖，赏赐其奴婢三十口、绢五百段、马二十匹，拜为上柱国(勋官，正二品)。
　　3．随太宗征讨高句丽
　　唐王朝在解决高昌问题后，势力进一步西进，开始着手解决焉耆、龟兹和西突厥问题。正当唐王朝在西域发展的顺风顺水之时，却在东北与高句丽发生了矛盾，为保护大唐在辽东半岛的天朝秩序不被破坏，唐太宗于贞观十九年，御驾亲征，讨伐高句丽。《志文》从“及玄夷背诞，黄钺徂征”到“名超樽俎之间，功著旗常之表”，用140余字的篇幅记述了曹钦随太宗征辽本事。
　　唐于贞观十九年(645)对高句丽的战争，史称唐第一次征辽战争，其起因与意义，至今仍为学者们孜孜探讨，这里依据旧史成说，略作交代，重点依据《志文》行文，将曹钦本事勾勒出来。
　　高句丽，也叫高丽，在两《唐书》中俱有专传，本传记述唐第一次征辽战争颇详；两《唐书》之《太宗本纪》、《资治通鉴》卷196至198，亦对此次战争有详细记载。辽东古营州外域有古国朝鲜，为周初箕子的封地。汉初卫氏继之，为武帝所灭，其南部为三韩诸国，皆属于汉。后分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唐初，辽东半岛三国名义上皆为唐之属国，武德七年，唐封高丽王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贞观中前期，唐与高丽使者往来，从未中断，高丽以藩臣礼事唐。贞观十六年(642)，高丽国西部大人(《资治通鉴》卷196、《新唐书》卷220《高丽传》作东部大人，《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作西部大人)盖苏文犯法，高丽国王建武与诸大臣商议，欲杀盖苏文。事泄，盖苏文先发制人，率部下反，杀国王建武及大臣将佐百余人。立建武弟子藏为王，自立为莫离支，这一职务，“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85]，自是揽军政大权于一身。唐太宗对盖苏文弑君大为不满，一心想除掉他。后来，高丽发兵攻打与唐关系密切的新罗，唐遣使者相里玄奖前去劝谕，盖苏文强辩道：“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86]玄奖反驳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87]盖苏文虽然词穷，但不罢兵。唐太宗大怒道：“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讨。”[88]于是决定亲总诸军，以讨高丽。
　　《志文》所言“玄夷背诞，黄钺徂征”，即言高丽不遵唐命，太宗亲征。玄夷，玄指北方，夷是我国古代对东方异民族的贬称。高丽在唐东北方，故谓。黄钺，以黄金为饰之钺。天子所用，有时遣大臣出师，也假黄钺以示威重。《志文》指天子。徂征，远征。《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贞观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89]诸旧史之载尽与此同。《志文》言“江夏王任总元戎，公亦擢居裨将”，谓曹钦以偏将身份在江夏王帐下听令。唐军此次征辽，水陆并进，诸道大行军总管、副大行军总管行军基本序列是：刑部尚书郑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左领军将军常何、泸州都督左难当为之副，率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太子詹事、左卫率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为之副，率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趋辽东。各行军大总管、副大总管又下辖数总管。太宗随陆路军行动。《志文》接着便写唐军与高丽军激战及曹钦战场表现情况，虽是骈文铺排之词，却未用典故，事近实情。由于曹钦为副大总管李道宗偏将，而李道宗又为李勣之副，故在辽东，李勣、李道宗所组织的重大战役，可以认定曹钦基本上都参加了。而唐军渡辽后的第一仗，史书还专门写到了曹钦的勇悍，这也是曹钦在旧史里留下的唯一一笔。《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四月条云：“夏，四月，戊戌朔，世勣(李勣)自通定济辽水，至玄菟(北魏延和元年徙郡治于幽州界，今址未详)。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壬寅，辽东道副大总管江夏王道宗将兵数千至新城(今河北无极县西)，折冲都尉曹三良引十余骑直压城门，城中惊扰，无敢出者。”[90]李勣率军拔玄菟、新城后，壬子，又拔盖牟城(今辽宁抚顺)。五月，李勣率军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庚午，太宗车驾至辽泽，布土作桥，行泥淖二百余里，增援李勣。辽东多泥淖，故《志文》赞扬曹钦作战有“孤军当陷泽之险，匹马乘旋泞之危”语。己亥，高丽步骑四万来救辽东，江夏王道宗将四千骑逆击之。道宗与数十骑左右出入，高丽大败，斩首千余级。在这次战斗中，史书提到果毅都尉马文举“策马驱敌，所向皆靡”[91]。曹钦当时为折冲都尉，毫无疑问随江夏王大破高丽军。甲申，唐军克辽东，杀万余人，以其城为辽州。六月，丁酉，唐军克白岩城(今辽宁辽阳东北)。丙辰，大军围安市城(今辽宁海域县东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萨延寿、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来救安市。戊午，双方在安市城外对阵，大杀一场，唐军获胜，延寿、惠真率其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太宗自豪地对延寿、惠真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92]《志文》所谓“营连偃月，陈拥高云”、“偏将先奔，中权独进”、“战土星离，干夷雾合”、“一呼而溃重围，再举而登万级”诸语，就是对曹钦参与唐军一次又一次攻城破阵的真实描写。不过，虽然唐军在安市城外取得歼灭高丽主力的伟大胜利，却久攻安市不克。九月，太宗“以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93]，乃下敕班师。旧史载，唐此次征高丽，凡拔玄菟、横山、盖牟、磨米、辽东、白岩、卑沙、麦谷、银山、后黄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共斩敌首四万余级，唐军死者二千人，战马死者十之七八。唐太宗以未能遂成战争目的，彻底征服高丽，自认为以失败而告终。但正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消耗了高丽国力，唐太宗因而也制定出了对高丽不断侵扰，俟其疲于奔命，最后一击灭之的基本国策，为高宗时李勣率军灭亡高丽，化为唐之州县奠定了基础，其意义应当是广阔而深远的。
　　《志文》言唐军班师后，封赏诸将，除曹钦“长上折冲”，即折冲府最高军官，其实还是折冲都尉。为何要加“长上”以美之?很可能是此番所授，军府为上军府。
　　4．随李勣讨灭薛延陀
　　《志文》记述罢曹钦跟随太宗征辽班师后，接着写道：“廿一年，又拜灵武道总管，从英国公李勣北度榆溪，西驰梓岭。”检之诸史，贞观二十一年(647)，唐无灵武道行军事，而李勣于是年又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诸军东征高丽，亦无北上用兵事。《志文》所言，实指贞观二十年(646)李勣深入漠北，灭并薛延陀事。众所周知，唐设行军总管，其名称均以作战意图或作战目的地命名。贞观朝自灭东突厥后，凡用兵与灵武有关者，皆针对薛延陀。隋唐之际，灵州与灵武郡互置，治在回乐县(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它是隋唐王朝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重镇。贞观十五年(641)，薛延陀犯边，唐军五道出击，即任命“右卫大将军李大亮灵州道行军管”[94]，此则以作战意图命名，意为从灵州出兵进行讨伐；贞观十七年(643)，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请与唐和亲，太宗答应并下诏幸灵武，打算在此与薛延陀举行和亲典礼，说明灵武作为边州，控带戎夏，是连接唐与薛延陀的枢纽。另外，《志文》所谓“榆溪”、“梓岭”皆北方要隘关塞。因此，《志文》所言，非对薛延陀用兵莫属。
　　薛延陀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游牧民族，居于漠北。本为匈奴别种铁勒之一部，初与薛族杂居，后灭并延陀族，称薛延陀，其“官方兵器及风俗大抵与突厥同”[95]。两《唐书》未为立传，其兴衰之事见于《旧唐书》卷199《铁勒传》、《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
　　薛延陀兴于贞观，亡于贞观，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由于《志文》对其未着点墨，故这里交代一下。隋大业和唐武德之时，薛延陀居于东突厥之北，与漠北铁勒诸部一样，臣属于东突厥。贞观二年(628)，唐太宗为削弱东突厥颉利可汗势力，认为应当团结薛延陀，遂册封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赐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贡，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一名乌德键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与东突厥分庭抗礼，成为唐在漠北的一个附属国。
　　薛延陀汗国成立后，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固、霫等部族纷纷归附，在唐的鼓励下，从北方频频攻击颉利可汗。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后，漠北空虚，薛延陀乘机扩大势力，占据了大部分原东突厥的地盘，并将牙帐由郁督军山迁至都尉捷山北逻河之南(今蒙古国土拉河流域)，拥有精兵二十万，进入了全盛时期。
　　自汉至隋，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中原王朝扶持起来的北方游牧民族在强大起来之后总要南侵，掠夺财物和人口，中原王朝即使采用和亲的办法，往往只能解决一时之难，而不能保持长久和平。魏徵就曾不止一次地向唐太宗分析过这种历史的必然。当薛延陀崛起后，太宗“亦以其强盛，恐为后患”[96]，因此上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首先，分夷男之权。夷男立其两个儿子为南北部长官，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遣使备礼册命夷男这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外示优崇，实则分其势”[97]。其次，建立军事缓冲地带。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授东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可汗，使其率十余万突厥之众重返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为河套东北地区通往阴山以北的交通要道)以北。唐太宗的目的，是要在薛延陀和大唐之间，建立一个军事缓冲地带，使薛延陀不能直接攻击中原。为达目的，唐太宗还警告夷男：“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98]再次，注意保持北部边防重镇的军事威慑力量。着重加强了营州、幽州、并州、灵州、凉州等军事重镇的实力，为这些重镇始终安排着当时最具威名的将领。名将驻守北部边州，无疑对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强大的震慑作用。
　　阴山南北，水草肥美，薛延陀对唐安排突厥之众北返阴山大为不满。当阿史那思摩率众渡过黄河后，薛延陀乃以担心当年归附自己的东突厥部众叛归阿史那思摩为由，安排精骑，准备突袭阿史那思摩。情势十分危急，唐太宗忙下敕制止，迫于唐王朝压力，薛延陀未敢动手，但夷男绵里藏针，发泄了许多对唐不满的言辞。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幸洛阳，为封禅泰山做准备。消息传到夷男那里，他认为这正是赶走阿史那思摩的最佳机会，对部众说：“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99]因发兵二十万，度漠南，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思摩不敌，退守朔州。唐太宗乃命兵部尚书李勣、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右卫大将军李大亮、营州都督张俭、凉州都督李袭誉，各为行军总管，分道北伐。李勣率精骑三千在诺真水(今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北)大败薛延陀，斩首三千余级，俘虏军民五万多口，追至漠北。薛延陀退回漠北，正逢天降大雪，人畜冻死者十之八九。
　　贞观十五年，薛延陀挑战大唐权威彻底失败后，遣使朝贡，并请求和亲，以为唐婿。对于怎样才能更好地解决薛延陀问题，唐太宗设计了两套方案，征求群臣意见：一是选精兵十万，深入漠北，夷灭其国，可保北方百年之安；二是许以和亲，缓辔羁縻，可保北方三十年之安。宰相房玄龄等文臣以天下始平，疮痍未复，主张和亲，而大将军契苾何力等武将以夷男凶险刚戾，反复无常，主张征讨。唐太宗采纳了文臣的主张，许以和亲。但接着，太宗又为聘礼上琐碎小事，下诏废婚。这说明，太宗的内心，还是希望用武力彻底解决薛延陀问题。为此，太宗明确对主和大臣说：“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国之婿，杂姓谁敢不服!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今吾绝其昏，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100]正当唐太宗打算联合铁勒诸部，瓜剖薛延陀之时，唐与高丽关系恶化，太宗准备征辽，其事遂寝。
　　贞观十九年九月，夷男病亡，他的嫡子拔灼杀庶长子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沙多弥可汗。拔灼性格暴戾，多杀部下，群情惶惶。为了转移矛盾，拔灼趁太宗远在辽东，攻唐之夏州，被守将执失思力击败，拔灼逃走，为回纥所杀。
　　拔灼死后，其余众五六万人窜回故土，诸姓酋长相互攻杀。贞观二十年，唐太宗决心利用薛延陀内乱，彻底并灭之。六月，诏以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瀚海安抚大使，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将突厥兵，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将凉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万彻、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分道并进。太宗又“亲幸灵州，为诸军声援”[101]。江夏王出碛口，大破薛延陀主力，斩首千余级。薛延陀余众西走，共立真珠毗伽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归其故地。寻去可汗之号，遣使奉表，请居郁督军山之北，诏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去安辑。
　　敕勒九姓酋长，闻咄摩支来，颇为恐惧，唐王朝亦怕咄摩支招抚九姓，反成朝廷之患，乃命李勣出塞，统一指挥战事。太宗对李勣交代总方略：“降则抚之，叛则讨之。”[102]李勣仅率二百骑到敕勒九姓部，招九姓健壮，屯郁督军山。薛延陀酋长梯真达官率众归降，咄摩支南奔荒谷，李勣遣大将萧嗣业前往招慰，咄摩支归顺。其部众犹阴持两端，李勣大怒，纵番兵奋击，斩首五千级，俘虏三万余口。七月，咄摩支至京师，唐授其为右武卫大将军，薛延陀遂亡。
　　薛延陀亡后，唐于其地设瀚海、金微、燕然、幽陵、龟林、卢山、皋兰、高阙、鸡鹿、鸡田、榆溪、蹛林、寘颜等十三个州府(前六个为府，后七个称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诸酋长上奏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大道，参奉太宗。诏许之，道成，凡置六十八驿，谓之参天可汗道。
　　早在辽东战场，曹钦作为裨将，跟随江夏王道宗作战。贞观二十年唐对薛延陀之役，江夏王奉旨出塞，首先与敌交战。而李勣是在漠北大局基本已定的情况下，奉旨统筹，去时仅带二百骑。因疑授曹钦灵武道总管要稍早于李勣出塞，且曹钦跟随江夏王的成份较大。《志文》言唐对薛延陀之役后，曹钦因“厥功已懋”而“式践高班”，被拜为监门中郎将，迈入高级将领行列。《志文》所谓“趋职雉门，阶荣凤阙。望高丹禁，宠冠紫机”诸语，皆为铺陈禁军将领官显职荣的浮词，兹不详释。
　　五 高宗朝本事
　　1．随程知节伐叛阿史那贺鲁
　　《志文》在叙述罢曹钦跟随李勣对薛延陀用兵后，即用约150字的篇幅记述了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降唐、叛唐及唐高宗永徽六年曹钦为葱山道行军总管跟随程知节伐叛贺鲁事，即从“阿史那贺鲁种杂天骄，兵缠土著”到“远符朝恩，独标荣观”这一段。下面将历时背景略作交代，再结合墓志行文，将曹钦永徽六年伐叛贺鲁本事勾勒出来。
　　阿史那贺鲁是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牙前曳步利设射匮特勤之子，两《唐书》之《突厥传》有附传，其事迹两《唐书》之《太宗本纪》、《高宗本纪》及《资治通鉴》卷196至卷200均有载。前文已经述及，唐在贞观十四年讨灭高昌时，乙毗咄陆可汗令阿史那步真与高昌为援，但阿史那步真降唐。阿史那步真降唐后，乙毗咄陆可汗任命阿史那贺鲁为叶护，以代阿史那步真，居多逻斯川，“统处密、处月、姑苏、歌逻禄、弩失毕五姓之众”[103]，对唐庭州构成威胁。唐在西州(即高昌城)设安西都护府，与西突厥进行军事抗衡，争夺对西域焉耆、龟兹等绿洲国家的领导权。受唐与西突厥两大政治、军事力量的影响，焉耆、龟兹等诸绿洲小国左右摇摆，但唐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在贞观十五年以后一段时间，没有战役层面的军事冲突。
　　贞观十五年后，与唐为敌的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势力因内讧而亡散，由唐扶持起来的西突厥泥孰系乙毗射匮可汗挥师东进，乙毗咄陆西逃，使阿史那贺鲁陷入乙毗射匮与唐夹击的不利地位。但唐仍把注意力放在焉耆、龟兹等诸小国的向背上，并未十分留意阿史那贺鲁。当乙毗射匮兴起后，唐太宗放弃了在西域大规模用兵，希望通过驾驭乙毗射匮，和平解决西域问题，但这个希望在乙毗射匮的抵触下破灭了。贞观二十年六月，乙毗射匮遣使入贡，请嫁与公主，唐太宗答应，但要求乙毗射匮放弃对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的控制，以这五国算作聘礼，乙毗射匮没有答应。唐太宗索要西域五国作聘礼，不过是想摸摸乙毗射匮的态度，当乙毗射匮拒绝后，唐太宗意识到用和平的办法已不能解决西域问题，于是决定找一个合适的借口，对西突厥用兵。
　　贞观二十一年十二月，龟兹国王苏伐叠死，弟弟诃里布失毕立，唐太宗以诃里布失毕没有及时朝贡为由，立即组织兵力讨伐龟兹，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与大将契苾何力、郭孝恪、杨弘礼、李海崖等领汉兵，连同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十余万骑以及吐谷浑、吐蕃兵进兵西域，总兵力超过二十万。有趣的是，在唐太宗为进行此次战争所发的诏书中，连篇累牍地攻击了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的种种罪恶行径，反而连龟兹一句都没有提到。这说明，唐军此次昆丘道行军，攻打龟兹固然是其主要目的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讨伐龟兹给乙毗射匮可汗以颜色，确立唐对西域的领导权。
　　在唐大军进入西域之前，阿史那贺鲁被乙毗射匮可汗“遣兵追逐”，而“不常厥居”[104]，贞观二十二年四月，当阿史那社尔大军进入西域后，贺鲁遂率其余众数千帐内属，“诏处之于庭州莫贺城，拜左骁卫将军”[105]。贺鲁还自告奋勇，请为向导，以击龟兹。仍从数十骑入朝，太宗任命他为昆丘道行军总管，使随阿史那社尔作战。唐军在西域，连战大捷，擒天竺王阿罗那顺，斩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擒龟兹王诃里布失毕，乙毗射匮可汗率众西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等争馈驼马军粮”[106]，社尔勒石纪功而还。此次战争结束后，唐将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到龟兹，并设置了龟兹、于阗、碎叶、疏勒四个军镇，隶属于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的设置，对唐经营西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碎叶、疏勒、于阗，由北向南，一线排开，各自控制着战略要地，且遥相呼应，龟兹则总控其后，为三镇之依托，它们好似一把把虎头铁钳，牢牢地钳住了西突厥这匹难以制服的烈马的鼻子。应当说，阿史那贺鲁在这次唐对西域的战争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战后，朝廷封其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鼓纛，使招抚西突厥之未服者。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唐又在西域置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都督。《志文》所谓“阿史那贺鲁种杂天骄，兵缠土著”，即谓阿史那贺鲁是突厥人，所率部众亦是西域番兵。《志文》所谓“入羁兰陛，厌交戟之勤；出牧葱河，阻引弓之众”，即谓阿史那贺鲁不愿在朝做禁军将领，而是到帘外任瑶池都督，依恃控弦之众，反叛朝廷。入羁，入朝而寄居为官。兰陛，即帝宫。交戟，执戟相交。引申为侍卫宫廷。出牧，出京牧民，为地方官。葱河，即葱岭水。古代统称今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天山西段为葱岭，其水分流东西，西入大海，东为黄河之源。《志文》以之谓葱水流域。意为阿史那贺鲁担任瑶池都督。贞观二十三年所置瑶池都督府，治庭州莫贺城。后改为金满县，即今新疆阜康县。阻，依恃。引弓之众，即游牧民族控弦之众。《志文》此处未明言贺鲁叛唐，然加一“阻”字，实谓其叛唐。阿史那贺鲁反叛之心，起于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驾崩之后，而行反叛之实，在唐高宗永徽二年。《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二年正月条云：
　　左骁卫将军、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招集离散，庐帐渐盛，闻太宗崩，谋取西、庭二州。庭州刺史骆弘义知其谋，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桥宝明驰往慰抚。宝明说贺鲁，令长子咥运入宿卫，授右骁卫中郎将，寻复遣归。咥运乃说其父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于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五啜、努失毕五俟斤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以咥运为莫贺咄叶护。[107]
　　阿史那贺鲁叛唐，唐王朝自然要平叛，但这次平叛战争一打就是八年之久，原因一是唐王朝此时亦正对高丽用兵，对平叛贺鲁投入的兵力较少，二是贺鲁自知不是官军对手，一直采取消极避战策略，官军劳师远征，颇有捕风系影之感。总体来讲，唐平叛贺鲁，数次易帅，先后发动过三次大的战役。而《志文》所言永徽六年曹钦为葱山道行军总管讨击贺鲁事，实为唐王朝第二次平叛贺鲁。这里先将唐王朝第一次平叛贺鲁略作交代。
　　永徽二年(651)七月，贺鲁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杀略数千人。唐诏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右骁卫将军高德逸、右武候将军薛孤吴仁为副，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及回纥五万骑以讨之。永徽三年正月，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处月朱邪孤注于牢山，追奔五百余里，斩首五千级，引军而还。
　　永徽六年(655)，唐王朝决定第二次深入西域平叛。诸史皆载此次平叛，唐军主帅是程知节(程咬金)。《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上永徽六年条：“夏，五月，癸未，命左屯卫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等五将军帅师出葱山道以讨贺鲁。”[108]《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永徽六年条：“(五月)癸未，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伐贺鲁。”[109]两《唐书》程知节本传皆云：“显庆二年(657)，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贺鲁。”[110]《资治通鉴》卷199永徽六年五月条：“癸未，以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111]两《唐书》程知节本传所谓的“显庆二年”，是针对该年初程知节还在西域前线而言，无本质错误。《志文》云：“由是良家占募，恶少从军。”似乎此次唐王朝是扫地兴师，举国而动，其实不然，此番唐对贺鲁用兵，是三次用兵规模最小的一次，因此，两《唐书》之《突厥传》均未载此次唐对西突厥用兵事。《志文》所言，不过是运用西汉武帝时诸将北伐匈奴、大宛，占募良家子弟、招揽首都恶少从军之典，以状文辞。曹钦此次为葱山道行军总管，诸史不载，是否真有斯授，孤证无佐，不过此时曹钦已有中郎将实职，授为行军总管，似在情理之中，权认作可补史料之阙。《志文》又以“斩楼兰之首，断凶奴之臂。勣茂甘陈，勋逾辛赵”以美曹钦对敌作战之功。程知节此番出讨，与敌亦有恶仗，《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元年八月条即云：“辛丑，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知节击西突厥，与歌逻禄、处月二部战于榆慕谷，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攻突骑施、处木昆于咽城，拔之，斩首三万级。”[112]不过，尽管《志文》文辞铿锵，却不言灭匈奴(突厥)，为后文言程知节无功而返早做了铺垫。至于以西汉对西域用兵的名将甘延寿、陈汤、辛庆忌、赵充国为喻，实隋唐碑版惯用之浮词。
　　接着，《志文》以“是时前军失道，元帅无功。未屠宛马之城，并黩叔鱼之货”22字来述唐军此次伐叛的结果。这里实际用了汉代两个典故，讳言程知节未能直捣贺鲁牙帐及唐军将领杀降取财的丑闻。“前军失道，元帅无功”，用汉元狩四年前将军李广随大将军卫青击匈奴，李广失途愤懑自杀之典。事在《史记》卷109《李将军列传》、《汉书》卷54《李广传》中。“未屠宛马之城”，用汉太初元年至二年，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贰师城(汗血宝马在此城)不克，未能夺得汗血宝马之典。事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汉书》卷96上《西域传·大宛》、卷61《李广利传》中。“并黩叔鱼之货”，未用典故，直书唐将取财事。黩，贪污纳贿。叔鱼，亦作叔鲔，即小鱼。以之言蝇头小利。程知节伐叛无功，诸军杀降取财事，两《唐书》之《程知节传》、《苏定方传》及《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元年十二月条均有载，内容相当，而以《资治通鉴》所述最具条贯，其文云：
　　十二月，程知节引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二万骑，别部鼠尼施等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帅五百骑驰往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奔二十里，杀获千五百令人，获马及器械，绵亘山野，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节曰：“今兹虽云破贼，官军亦有死伤，乘危轻脱，乃成败之法耳，何急而为此!自今当结方阵，置辎重在内，遇贼则战，此万全策也”又矫称得别旨，以知节恃勇轻敌，委文度为之节制，遂收军不许深入。士卒终日跨马，被甲结阵，不胜疲顿，马多瘦死。定方言于知节曰：“出师欲以讨贼，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贼必败；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为大将，岂可更遣军副专其号令，事必不然。请囚文度，飞表以闻。”知节不从。至恒(怛)笃城，有群胡归附，文度曰：“此属伺我旋师，还复为贼，不如尽杀之，取其资财。”定方曰：“如此乃自为贼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杀之，分其财，独定方不受。师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知节亦坐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113]
　　《志文》所谓的“前军失道”，即暗指程知节先锋将追贼不及，致使贺鲁远逃。两《唐书》程知节本传于此点说得更明白，《旧唐书》云：“师次怛笃城，有胡人数千家开门出降，知节屠城而去，贺鲁遂即远遁。”[114]《新唐书》亦有“贺鲁因远遁”[115]语。《资治通鉴》谓“分其财，独定方不受”，苏定方勇武忠直，乃高祖、太宗、高宗三朝第一流名将，加之杀降分财之际，与王文度意见相左，故不受其财，自在情理之中。而《志文》又言曹钦“清直缉誉”，亦未受财。虽是溢美之言，然当信其实，不当信其妄。唯如此，方可彰古今皆以清廉为美之德。
　　顺便交代一下，唐于显庆二年正月，即组织第三次平叛贺鲁战役，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帅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自北道进讨，诸将大展神威，于当年底生擒贺鲁，献俘于太宗昭陵及太庙。唐免贺鲁之罪，“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116]。至此，唐与西突厥争夺西域，以唐完胜而告终。
　　2．晚年晋职、加爵及薨亡本事
　　《志文》在叙述罢曹钦随程知节伐叛贺鲁本事后，写道：“戎章机要，禁掖严华。旌旃之务既殷，勋贤之寄斯重。”这说明两层意思，一是显庆二年曹钦从西域战场回朝后，依旧担任禁军将领职务，二是为其军职将要升迁做铺垫。果不其然，麟德二年(665)，曹钦即升为“左骁卫将军”，实职达到从三品。有唐一代，文武官员，皆以实职至三品为最高荣誉。不过，曹钦此时已72岁高龄，距其薨亡只有两年时间了。
　　《志文》后文再也没有述及曹钦实职有升迁事，其墓志盖题款也只言实职为“左骁卫将军”，但墓志正文题款却书为“左骁卫大将军”。唐代官员薨亡后，依常例，朝廷为示优宠，必然赠官加荣，不过所赠官爵，必于碑版行文中以荣幸口吻尽数铺排，然《志文》行文，对此不曾置喙。因此，曹钦“左骁卫大将军”一职，是薨后所赠还是《志文》作者妄加，难下定论。
　　曹钦此前有勋官上柱国，按理亦应有爵位，然《志文》一直未书。曹钦最终的爵位是“云中县开国公”，从二品。此爵之获得，当在乾封元年。《志文》云：“及礼贲泥金，恩加会玉。既符承家之宠，载光书社之锡。封云中县开国公。”礼贲，礼，礼仪。《志文》指封禅泰山之礼。贲，装饰。泥金，封禅时，崇封天帝，以本朝先王、先后配飨，又为天帝、先王、先后刻玉、金玺印，以金印泥封之。高宗此次封禅泰山，始于麟德二年三月，终于乾封元年正月。《资治通鉴》卷201麟德二年十二月至乾封元年正月条，两《唐书》之《高宗本纪》、《旧唐书》卷23《礼仪志》、《新唐书》卷14《礼乐志》记载颇详。所谓“恩加会玉”，是指高宗封禅大典后，为文武百官赐爵加阶。会玉，封禅时，百官跟随帝王，有封玉牒、藏玉匮、印玉玺、执黄琮之仪，故以之指代参与封禅的文武百官。高宗此次封禅改元后，“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117]据此，亦可知曹钦在受封开国县公之前，爵位为开国县侯的可能性较大。《志文》所谓“既符承家之宠，载光书社之锡”，是对封曹钦开国县公所做的铺垫。战国以前，爵有实际封地。战国以后，时有时无。唐时爵位无实际封地(但有一定数量的食邑)，然文学语言常取其有实际封地意。实际封地，上可承袭，下可传递，故言赐曹钦爵位有“承家之宠”。春秋战国，二十五家为社，把社内人名登录簿册，谓之书社，因以指按社登记入册的人口及土地。封诸侯、大夫时，以社为单位计人口与土地。锡，赐。曹钦得爵位，故言有“书社之锡”。
　　乾封元年(666)，曹钦已73岁高龄。《礼·曲礼》上：“大夫七十而致事。”[118]致事，犹言致仕。春秋以降，官员七十致仕为惯例。虽则如此，唐代对官员致仕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不过，太宗为鼓励官员年迈致仕，出台了一系列优恤政策，如俸禄全给(《旧唐书》卷43《职官志》户部之仓部：“凡致仕之官，五品以上及解官充侍者，各给半禄。”[119]，可数日一参，且列班在同品职事官之上等。从《志文》来看，曹钦直到74岁薨亡，一直没有致仕，不知何故。《志文》云，就在曹钦爵位晋升开国县公之后，“又奉敕于献陵留守”。献陵是唐高祖李渊的陵墓，在今陕西三原县北20千米荆原上。古代皇帝巡幸、出讨时，以亲王或重臣镇守京师，得便宜从事，称京城留守。其他行部、陪都亦有常设或间设留守者，多以地方长官兼任。如《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载汉高祖巡幸关东，吕后“常留守”[120]京师；又如《后汉书》卷74《张禹传》载东汉和帝南巡，“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121]。虽权重而非正式命官。据《魏书》卷14《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载，高祖宏南征，命太尉丕、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使持节”[122]，为正式命官之始。隋唐时，于特殊地域置留守，职与权皆高于主司其政之地方官，行督领地方之责。如两《唐书》之《高祖本纪》载，高祖于大业十三年初为“太原留守”[123]，督领晋北诸郡。唐于诸帝陵设陵令、陵丞，主司陵寝保护管理。《旧唐书》卷42《职官志》从五品上条云“献陵、昭陵、恭陵、桥陵”[124]，等八陵令为从五品上阶，又《注》云：“武德诸陵令从七品下，永徽二年加献昭二陵令为从五品，已后诸陵并相承依献昭二陵也。”[125]《唐会要》卷21《诸陵杂录》亦云：“永徽二年四月，进献昭二陵令为从五品，丞为从七品。”[126]《大唐六典》卷14《太常寺·诸陵署》亦有同样的记载。本来陵令品阶就很显赫，但唐皇帝为表示重视祖先陵寝供奉守卫，特安排几近赋闲的高级官员驻守陵寝，名曰留守。但此职非政体常设之职，间设而已。
　　曹钦风烛残年，供职献陵，以乾封二年四月十日薨于献陵官舍，春秋七十有四。《志文》云：“衣冠已远，空想烟霞之游；园寝无追，更殷泉壤之痛。沉忧贬豫，精感伤神。”言说曹钦之亡是因侍奉先帝，悲戚伤神所致，以突出曹钦忠孝之性。所谓“衣冠已远”，是说高祖驾崩有年。衣冠，指帝王衣冠，以代帝王。已远，唐高祖崩于贞观九年(635)，曹钦任献陵留守在乾封元年(666)，相距31年，故言。“空想”，谓曹钦追思高祖。“烟霞之游”，谓帝王灵魂游于陵园紫气氤氲之处。“沉忧贬豫”，谓因追思先帝而神情沉郁。“精感伤年”，谓追思先帝之情精诚，忧伤成疾而薨亡。
　　《志文》言乾封二年(667)十一月五日，迁祔曹钦于先父曹整之旧茔。人生在世，启手启足之际，能祔显考而葬，不亏孝道。然曹钦作为一个高级将领，实帝王之股肱，国家之爪牙，未陪葬于皇家陵园，似有随珠蒙尘之感。在高宗之前，唐王朝已经建成两座帝王陵园(不含追赠帝王陵园)，一是贞观九年所建的高祖献陵陵园，二是贞观十年始建(该年太宗长孙皇后崩)，贞观二十三年(该年太宗崩)基本建成的太宗昭陵陵园。昭陵位于今陕西礼泉县东北22.5千米的九嵕山上。唐王朝在营建这两座皇家陵园时，还确立了勋臣贵戚陪葬制度。贞观十一年二月，太宗发《九嵕山卜陵诏》，主要包含二层意思：一是制定了旨在俭约的因山为陵制度，二是制定了旨在加强君臣情谊的勋臣贵戚陪陵制度。诏书云：
　　又佐命功臣，义深舟楫，或定谋帷幄，或身摧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无知，咸归寂寞；若营魂有识，还如畴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汉氏使将相陪陵，又给以东园秘器，笃终之义，恩意深厚。古人之志，岂异我哉。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给以秘器，使窀穸时丧事无阀。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127]
　　在太宗下发《九嵕山卜陵诏》八个月后，即贞观十一年十月，太宗又下发诏书，允许一些跟随高祖开创大唐基业的勋臣陪葬献陵。其文云：
　　诸侯列葬，周文创陈其礼；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汉，还奉茂乡之茔；夷吾相齐，终托牛山之墓。斯盖往圣垂范，前贤遗则。存曩者之宿心，笃始终之大义。皇运之初，时逢交泰，谋臣武将等，先朝特蒙顾遇者，自今以后，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墓地，并给东园秘器。[128]
　　献昭二陵陪葬制度确立后，皇亲国戚和文武功臣都以陪葬帝陵为荣。最初对陪葬者身份等级要求极为严格，陪葬者的“死”必须称得上“薨”。唐制，凡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至于平民称死。也就是说，太宗最初的安排，是只允许三品以上的官员及密戚陪葬帝陵。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庚子(二十八日)，即高宗在埋葬父皇后的第十天(太宗葬于八月庚寅，即八月十八日)，下发诏书，把陪葬昭陵者品阶的要求稍微放宽了一些。诏书云：
　　周室姬公，陪于毕陌；汉廷萧相，附彼高园。宠锡坟茔，闻诸前代；从窆陵邑，信有旧章。盖以懿戚宗臣，类同本之枝干；元功上宰，犹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实，取譬拱辰。庶在鸟耘之地，无亏鱼水之道。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厢，封量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129]
　　这道诏书，考虑到了陪葬帝陵高官的宗法思想，照顾到了他们的家属。同时，还提出了可在昭陵陵园为“懿亲宗臣”和“元功上宰”预赐葬所。这是依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的，因为早在贞观中期，一些有资格陪葬昭陵的高官的夫人薨亡，朝廷就已经在昭陵陵园安葬了这些诰命夫人，实质上那时就已为高官预赐了茔地。永徽六年，高宗还“诏其祖、父先陪献陵，子孙欲随葬，亦宜听许”[130]。
　　《唐会要》、《文献通考》、《长安志》、《关中陵墓志》、《历代陵墓备考》等文献，都对唐代帝陵陪葬墓数量有记载，当然，这些文献由于成书年代先后不同，所载陪葬墓数量多寡有异。今人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对唐诸帝陵陪葬墓数量的考证，吸收了近年来唐代帝陵考古新成果，认定献陵有陪葬墓约“93座”[131]，昭陵陪葬墓“已确认有194座”[132]。当时陪葬献昭二陵的人物，绝大多数享受国葬的殊荣。所谓国葬，就是由皇帝下发诏书，赐以茔地、助葬米粟布帛、东园秘器(棺椁明器等)、仪仗鼓吹等。这方面的内容，在《唐大诏令集》、《全唐文》及现存的陪葬者碑版中很容易找到，兹不举例。
　　高宗时，一些贞观时代的元老重臣纷纷薨亡，因此，这一时期也是勋臣陪葬昭陵的高峰时期。曹钦生前职事官至左骁卫将军，从三品，勋官至上柱国，正二品，爵官至开国男，从二品。按照太宗所定陪陵制度，曹钦完全有资格陪葬昭陵。事实上，曹钦的等夷僚辈，多有陪葬昭陵者。像李勣、程知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尉迟敬德、秦琼、段志玄、张士贵、阿史那思摩这些军阶比曹钦稍高的人物自不必说，像安元寿、王君愕等品秩与曹钦难可轩轾者亦都陪葬昭陵。因此，曹钦不曾陪葬昭陵，颇令人为之遗憾。
　　但是，未陪葬帝陵的高官，其丧葬所须，亦由国家负担，朝廷派员吊祭规格与陪陵者无异。关于这一点，《大唐六典》卷18《鸿胪寺》、《旧唐书》卷44《职官志·鸿胪寺》、《新唐书》卷48《百官志·鸿胪寺》均有明确记载。只不过，不能得到朝廷另外追加的助葬赗禭及鼓吹仪仗，葬仪隆重程度逊色于陪陵者。
　　六 结语
　　曹钦一生戎马倥偬，无文职经历，是位典型的职业军人，几乎参加了李唐建国初年至高宗显庆以前绝大多数大型战役，《志文》说他具“蒙轮扛鼎之材(蒙轮，立起车轮，蒙上甲以为盾牌。谓武将英勇。典出《春秋左传·襄公十年》[133])”，并不为过。但是，我们明显感觉到，曹钦职务升迁稍嫌缓慢。究其原因，恐怕与曹钦投唐前职务本来就低有很大关系。初唐诸将，如果不是首倡起义的功臣，或是在旧隋有相当地位的军官，投唐后通常情况下都须从基层干起，然后通过立取战功正常升迁。曹钦的情况就是这样。再者，恐怕还与唐代两位开国之君拔擢武人侧重点不同有关。高祖青睐太原元从，如刘弘基、长孙顺德、窦琮、柴绍等，而太宗在武德时尤重瓦岗旧将，如李勣、秦琼、程知节、张亮等，贞观时又偏爱北方游牧民族控弦降臣，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阿史那忠等。高祖凭太原元从建唐立国，太宗仗瓦岗旧将扫荡群雄，赖控弦降臣羁縻沙塞。上述几类武人，升迁极快，少则一两年，多则七八春，职拜大将军，位至正三品者比比皆是。曹钦不是这几类武人，因此，难承逾制拔擢之幸。死者长已矣，千年之后，曹钦墓志出土，其文固然妃红丽白，为八代之衰，然而所记志主所历战阵，以足以使曹钦傲立将台。毫无疑问，曹钦为国劬劳的一生，远非《志文》2000言所能道尽，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有关曹钦以及好畤曹氏家族的史事，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注释
　　[1]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29页。
　　[2]《中国历史地名词典》，第377页。
　　[3]《中国历史地名词典》，第704页。
　　[4](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附岑仲勉《四校记》)卷5，中华书局1994年，第564页。
　　[5](汉)司马迁：《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1页。
　　[6]《史记》卷40《楚世家》，第1689-1690页。
　　[7]《史记》卷54《曹相国世家》，第2021页。
　　[8](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2页。
　　[9]《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第1页。
　　[10]《三国志》卷1《魏志·武帝纪》之《注》，第1页。
　　[11](唐)李隆基撰、(唐)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2，开府仪同三司，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7页。
　　[1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5《薛举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69页。
　　[1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4隋恭帝义宁元年十二月癸巳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5766页。
　　[14]《资治通鉴》卷185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癸未条，第5795页。
　　[15]《旧唐书》卷42《职官志》，第216页。
　　[16][17][18][19]《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第270页。
　　[20]《资治通鉴》卷187高祖武德二年九月辛巳条，第5864页。
　　[21]《资治通鉴》卷187高祖武德二年十月条，第5868页。
　　[22]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春秋左传·僖公三年》，岳麓书社1991年，第760页。
　　[23]《四书五经·春秋左传·僖公三年》，第761页。
　　[24][25][26][27]《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上，第12页。
　　[28]《旧唐书》卷54《窦建德传》，第268页。
　　[29]《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三月条，第5910页。
　　[30][31]《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五月已未条，第5913-5914页。
　　[32](唐)太宗皇帝：《二名不偏讳令》，《全唐文》卷4，中华书局1982年，第49页。
　　[33]《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三年六月条，第605页。
　　[34](刘宋)范晔：《后汉书》卷102《董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46页。
　　[35]《四书五经·春秋左传·宣公十二年》，第871页。
　　[36][37](汉)班固：《汉书》卷1《高帝本纪》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页。
　　[38][39][40][41][42][43][44]《旧唐书》卷55《刘黑闼传》，第271页。
　　[45]《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三月条，第5949页。
　　[46][47]《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十一月甲申条，第5960页。
　　[48]《史记》卷110《匈奴传》，第2908页。
　　[49][50]《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七年八月条，第5992-5993页。
　　[51]《四书五经·尚书》，第250页。
　　[52]《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七月条，第6203页。
　　[53]《四书五经·春秋左传·文公元年》，第819页。
　　[54]《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上，第12页。
　　[55]《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94页。
　　[56](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05《长孙无忌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10页。
　　[57]《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条，第6010页。
　　[58]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安府君(元寿)墓志铭并序》，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643页。
　　[59]《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条，第6008页。
　　[60]《新唐书》卷50《兵志》，第145页。
　　[61][62]《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三月条，第6073页。
　　[63]《四书五经·春秋左传·哀公七年》，第1213页。
　　[64]《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第637页。
　　[65][66][67]《新唐书》卷221上《吐谷浑传》，第671页；《资治通鉴》(第三册)卷194贞观八年十二月条，第537页。
　　[68]《旧唐书》卷198《高昌传》，第636页。
　　[69][73]《旧唐书》卷198《高昌传》，第637页。
　　[70][71][72]《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三年二月条，第6146页。
　　[74]《新唐书》卷221《高昌传》，第671页。
　　[75]《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96页。
　　[76]《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21页。
　　[77]《旧唐书》卷109《契苾何力传》，第397页。
　　[78]《新唐书》卷110《契苾何力传》，第422页。
　　[79][98]《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壬申条，第6150页。
　　[80]《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十二月条，第6160页。
　　[81]《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第396页；《新唐书》卷110《阿史那社尔传》，第421页。
　　[82][83]《昭陵墓志通释·大唐故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琅邪公(牛秀)墓志》，第101页。
　　[84]《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四年八月条，第6154页。
　　[85]《旧唐书》卷197《高丽传》，第640页。
　　[86][87]《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正月条，第6206-6207页。
　　[88]《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八年二月乙巳条，第6207页。
　　[89][94]《旧唐书》卷3《太宗本纪》下，第15页。
　　[90]《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四月条，第6218-6219页。
　　[91]《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九年五月条，第6220页。
　　[92]《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六月条，第6226页。
　　[93]《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九年九月条，第6230页。
　　[95][96][97][101]《旧唐书》卷199下《铁勒传》，第643页。
　　[99]《资治通鉴》卷196贞观十五年十一月条，第6170页。
　　[100]《资治通鉴》卷197贞观十七年六月条，第6201页。
　　[102]《资治通鉴》卷198贞观二十年六月条，第6237页。
　　[103][104]《旧唐书》卷194下《突厥传·阿史那贺鲁传》，第623页。
　　[105]《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四月条，第6257页。
　　[106]《资治通鉴》卷199贞观二十二年十二月条，第6265页。
　　[107]《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二年正月条，第6273-6274页。
　　[108]《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第17页。
　　[109]《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第14页。
　　[110]《旧唐书》卷68《程知节传》，第301页《新唐书》卷90《程知节传》，第381页。
　　[111]《资治通鉴》卷199永徽六年五月癸未条，第6288页。
　　[112]《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元年八月辛丑条，第6298页。
　　[113]《资治通鉴》卷200显庆元年十二月条，第6299-6300页。
　　[114]《旧唐书》卷68《程知节传》，第301页。
　　[115]《新唐书》卷90《程知节传》，第381页。
　　[116]《资治通鉴》卷200显庆三年十一月条，第6310-6311页。
　　[117]《资治通鉴》卷201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条，第6346页。
　　[118]刘方元、刘松来、唐满先编著：《礼记直解》，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页。
　　[119]《旧唐书》卷43《职官志》，第222页。
　　[120]《史记》卷9《吕后本纪》，第395页。
　　[121]《后汉书》卷74《张禹传》，第175页。
　　[122](北齐)魏收：《魏书》卷14《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44页。
　　[123]《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第9页；《新唐书》卷1《高祖本纪》，第9页。
　　[124][125]《旧唐书》卷42《职官志》，第218页。
　　[126](宋)王溥：《唐会要》卷21《诸陵杂录》，中华书局1955年，第418页。
　　[127](唐)太宗皇帝：《九嵕山卜陵诏》，《全唐文》卷5，第69页。
　　[128]《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第416页。《唐会要》这段文字，是删节唐太宗诏书而成，《册府元龟》卷60、《全唐文》卷6作《赐功臣密戚墓地东园秘器诏》，《唐大诏令集》作《赐功臣陪陵地诏》。
　　[129]《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第416页。
　　[130]《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第417页。
　　[131]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修订本)，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132]《唐代帝王陵墓》(修订本)，第58页。
　　[133]《四书五经·春秋左传·襄公十年》，第960页。鲁襄公十年，晋鲁战于偪阳，鲁将“狄虒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大盾)。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晋军主将“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见《诗·邶风·简兮》)者也。’”
　　(樊英峰，乾陵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馆员；胡元超，昭陵博物馆主任科员、文博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