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大唐故李夫人墓志铭》(下文简称《墓志》)，唐金部郎中卢杞撰，庐江何嶙书，志主崔秀夫人陇西李氏。《墓志》于2009年入藏大唐西市博物馆，志体高约31.5厘米，宽约33.5厘米，厚约6.5厘米，铭文楷体，共22行，满行22字，志盖盝顶，楷书“大唐故李夫人墓志铭”9字[1]。本文以《墓志》参稽历史文献，对所载卢杞、夫人李氏家族及崔秀诸事进行初步考释，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 墓志录文
　　【志盖】 大唐故李夫人墓志铭
　　【志文】 大唐故卫尉卿京留守赠工部尚书清河崔府君／／故金城郡夫人陇西李氏墓志／／金部郎中卢杞撰／／夫人李氏，陇西成纪人也。其先咎繇、老氏之后，自以刑弼／／教，以道经世。弥纶布护，泽润生人。故子孙似续，明哲相继。／／五代祖凝之，唐广平郡太守。广平生润州延陵今君异，／／延陵生仓部员外郎稚川，仓部生同州长史淳，同州生太／／公庙令光庭，即夫人之称也。皆敦礼以立身，弘义以率□。／／簪裾而世济不殒，阀阅而时论自高。积有令德，蓄为和气。／／垂庆降休，钟美于夫人也。所以贞顺明达，孝慈温裕，不因／／师诲，不资古训，从容动静，自与礼合。崔府君秀，时推著／／姓，门殷大族。将求继室，利用正家。百两迓之，九族宜之。夫／／人晨兴夕戒，任诚祗事，菲薄于衣服，致孝于事先。接娣姒／／以撝谦，抚孤贱以慈惠。举善而劝不能，敦义而矜不逮。遂／／得缉柔懋和，邕门峩峩，儿童年德，家仆知让。生三子七女，／／不幸早世。以大历十年十一月五日，寝疾终于长安善和／／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九。于戏!既仁且淑，宜锡永年。如何彼／／苍，祝降时丧，故中表之烟(姻)、内外之族，皆歔欷流涕，行哭失／／声。宜哉!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权厝于万年县凤栖之原。／／哀子冀哀毁过礼，泣血致诚，恐时久事迁，德称不垂于后。／／请志卒葬，故谨曰之。／／庐江何嶙书。
　　二 撰志人卢杞
　　《墓志》由时任金部郎中的卢杞撰写，卢杞在德宗朝位至宰相。为相期间，卢杞弄权祸国，致民怨鼎沸、叛乱丛生。政治上，他排除异己、迫害忠良、嫉贤妒能、独揽大权，宰相杨炎、宰相崔宁、御史大夫严郢、度支杜佑、太子太师颜真卿、吏部尚书李揆等均被卢杞迫害。经济上，为筹措军费，卢杞任用赵赞、韦都宾，敛财于富商，索重税于民众，不仅没有解决好军费问题，反而引起富商自杀、长安罢市，百姓备受其苦。军事上，因泾原兵变，德宗出走奉天，卢杞担心前来勤王的李怀光面圣后危害到自己，便在德宗面前构陷怀光不使其入朝面圣，怀光受到猜忌恃强反叛，接下来的一系列叛乱几乎导致唐廷覆灭。德宗为平息众怒，贬卢杞为新州司马，后又改为沣州别驾，不久，卢杞死于沣州任上[2]。
　　《墓志》撰写于大历十年(775)，当时卢杞在户部任金部郎中(从五品上)，掌管全国库藏钱帛出纳账籍及有关度量衡的政令[3]。不久，卢杞又任吏部郎中，后又外任虢州刺史，因在虢州任上处理“官猪之患”甚得圣意，不久被召为御史中丞，论奏无不合帝意，又迁为御史大夫[4]。建中二年二月乙巳(781年3月15日)，卢杞被擢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至宰相[5]。卢杞“无文学”[6]，目前可见的卢杞所撰文章仅《置监考使奏》[7]和《墓志》两篇，两文均属应用文体，格式化色彩浓厚，但从《墓志》辞章上看，骈散结合、对仗工整、韵法谐协，虽无多少新意，也应属于合格之作。毕竟卢杞出身官宦世家，虽以门荫入仕，然口才极好、思维敏捷[8]，撰写此类格式化文章应非难事，《资治通鉴》记载其“无文学”亦为相对之言。
　　三 志主谱系考证
　　志主崔秀夫人陇西李氏(707-775)，编纂文献未见记载，但其家族谱系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下简称《新表》)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支[9]。
　　李凝之，《新表》中华本据百衲本作“疑之，字惠坚，光州中从事”[10]，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作“凝之，字惠坚，光州中从事”[11]，凝，有水坚之意[12]，据其表字惠坚，当以“凝之”为正[13]。《北齐书》卷29《李玙传》有“〔李〕瑾六子，产之、倩之、寿之、礼之、行之、凝之，并有器望”[14]的记载。《北史》李凝之本传记载为：
　　〔李〕行之弟凝之，字惠坚。光州中从事，非其所好，僶俛而就，秩满，径还冀州枣强野舍。凝之明本草药性，恒以服饵自持，虽年将耄及，而志力不衰。笃好古文，精心典礼，以之终老，未尝懈倦。隋仁寿中卒。[15]
　　《墓志》记载“五代祖凝之，唐广平郡太守”，而《北史》和《新表》却记载李凝之为“光州中从事”、“隋仁寿中卒”，两者似乎存在冲突。
　　对此，我认为《北史》和《新表》的记载是符合史实的，“唐广平郡太守”应是李凝之死后唐王朝追赠的官职。理由如下：
　　第一，正史记载和出土墓志均证明李凝之死于隋朝。
　　《魏书·李宝传》载李凝之的父亲李瑾“庄帝初(528或529年)，于河阴遇害，年四十九”[16]，而《北史》记载李瑾的寿命为39岁[17]，考虑到《北史》成书较晚，本文暂时采用《魏书》的“49岁说”。那么，隋仁寿中(602或603年)时，李凝之至少已73岁，年过古稀。另外，广平郡隋称武安郡，武德元年(618)改为洺州，天宝元年(742)才改为广平郡[18]。所以，李凝之担任唐广平郡太守是不可能的，正史中“隋仁寿中卒”的记载是合乎常理的。
　　河北涿县出土的“卢文构妻李月相墓志”记载“父产之，齐散骑侍郎。……〔李月相〕春秋八十有四，以大业十四年(618)十月终于东都”[19]，河南伊川县出土的“李义琳及夫人魏氏合葬墓志”载：
　　曾祖蒨之，齐太子洗马、考功郎中、赠光胶二州刺史。……君(李义琳)享年八十有三，以垂拱二年(686)十月三日遘疾，终于怀州河内县之私第。[20]
　　李产之的女儿死于618年，李倩之的曾孙死于686年。由此推算李产之、李倩之主要生活在北齐或隋初，而李凝之作为产之和倩之之弟，生活年代也应在北齐或隋初。
　　通过正史和出土墓志，我们均能推断出，李凝之的确卒于隋朝。
　　第二，唐王朝追赠李凝之为广平郡太守是有可能的。
　　追赠，即朝廷赠予死者官号，以示恩典，或因死者生前之功勋、地位得赠，或因子孙显贵得赠。唐人因功勋卓著其父祖得到封赠的情况很普遍[21]，房玄龄的父亲房彦谦即是一例。《大唐故房府君墓志铭》记载：“曾祖彦谦府君，隋监察御史、鄀州司马、泾阳宰，唐赠徐州刺史。”[22]所以，《墓志》中的唐广平郡太守很可能是唐王朝赠予李凝之的官号。
　　两《唐书》均记载，天宝元年(742)改洺州为广平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洺州。由此可知，李凝之得赠广平郡太守应发生在玄宗后期，得赠应是其子孙显贵所致，究竟是哪一位子孙，目前的史料无法提供准确信息。
　　志主陇西李氏高祖李君异，《墓志》原石有磨损，仅能辨识“君”字，“异”字据《新表》补，《墓志》记载君异为“润州延陵令”，可补《新表》之阙。曾祖李稚川，《墓志》记载其为仓部员外郎，与《新表》和“崔夷甫墓志”[23]所记相合。仓部员外郎，从六品上，为户部之仓部司副长官，协助仓部郎中管理全国仓廪之事[24]。祖李淳，《新表》记载为“李惇”，当以《墓志》为准，《墓志》记载其为同州长史，可补《新表》之阙。父李光庭，《墓志》称“同州生太公庙令光庭，即夫人之祢也”。“祢”是对亡父的一种称谓，《公羊传·隐公元年》有“惠公者何，隐之考也”的记载，汉代何休注曰：“生称父，死称考，入庙称祢”[25]。
　　《墓志》称：“崔府君秀，时推著姓，门殷大族。将求继室，利用正家。百两迓之，九族宜之”，说明陇西李氏非崔秀原配夫人，而是其继室。在唐代家庭生活中，继室婚姻是比较普遍的，妻亡故或离婚的男子均可迎娶继室夫人，且继室夫人享受正室待遇，唐代命妇制度也不排斥继室[26]。《墓志》称“金城郡夫人陇西李氏”，其中“金城郡夫人”即为命妇封号。《新唐书·百官志》记载：
　　凡外命妇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为妃，文武官一品、国公之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27]
　　由此可知，命妇封号是由妇女之夫或子的官品决定的。志主丈夫崔秀为卫尉卿京留守赠工部尚书，属于三品官。所以，封李氏为“金城郡夫人”是符合制度的。
　　至此，志主谱系已基本清晰。为直观起见，现将本文涉及的陇西李氏姑臧大房支谱系整理如下：
　　四 志主丈夫崔秀及其子崔冀
　　志主丈夫崔秀，《墓志》仅提到其出身清河崔氏，由“大唐故卫尉卿京留守赠工部尚书清河崔府君”可知，崔秀先于夫人李氏亡。李氏亡于大历十年(775)，春秋69岁，李氏与崔秀生3子7女，由此可以推算出崔秀大概生活在唐玄宗时期(712—755)，为官主要在开元中后期和天宝年间。志文云：“哀子冀哀毁过礼”，可知崔秀与李氏有一子名崔冀。
　　《新表》卷72下“清河小房”世系有崔秀、崔冀的记载，其中记载崔秀为岐州刺史[28]，与《墓志》不同。然陈郡殷亮撰《颜鲁公行状》有“天宝元年(742)秋，扶风郡太守崔琇举博学文辞秀逸，元(玄)宗御勤政楼策试上第，以其年授(颜真卿)京兆府醴泉县尉”[29]的记载。岐州，天宝元年改称扶风郡[30]，扶风郡太守崔琇有可能即是岐州刺史崔秀[31]。“卢璠妻崔元二墓志”记载有“曾祖秀，皇秘书监赠工部尚书”[32]，其中“赠工部尚书”一职与《墓志》同，“秘书监”一职与“卢璠墓志”[33]及《大唐郊祀录》“〔天宝十载〕秘书监崔秀祭中岳中天王”[34]的记载相符。由此可确认，天宝后期崔秀曾担任秘书监。秘书监，从三品，为秘书省长官，主持国家经籍图书事业[35]，应多以博学多才者任之。由此可证明《颜鲁公行状》中“扶风郡太守崔琇举博学文辞秀逸”的记载不误。另，《册府元龟》卷158《诫励第三》有如下记载：
　　〔开元二十五年〕七月，以宗正少卿崔秀为太子右庶子……课勤也。敕曰：“……宗正少卿崔秀等，名行早著，朝廷所推；各效一官，已经四载，器能有适，久次当迁。……凡今庶寮，宜悉朕意。”[36]
　　《文苑英华》有《授崔秀太子左庶子制》[37]，与《册府元龟》的“太子右庶子”记载不同，或为刻版之讹，惜不知孰对。
　　《墓志》载崔秀为卫尉卿京留守赠工部尚书，其中“卫尉卿”为卫尉寺长官，从三品，掌邦国器械、文物之政令，总理武库、武器、守宫三署之官署[38]。“京留守”一职掌京城军政要务，不常设。《新唐书·百官志》记载：
　　初，太宗伐高丽，置京城留守，其后车架不在京都，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卫大将军为副留守；……〔开元〕十一年，太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为留守，少尹为副留守。谓之三都留守。[39]
　　由此可知，京留守地位之高、权力之大。
　　综上，我们可以把崔秀的仕宦历程大致勾勒如下：
　　崔秀与李氏之子崔冀，《墓志》与《新表》仅记其名。
　　据此，将崔秀一系的家族谱系整理如下：
　　值得一提的是，景龙二年(708)，崔秀之妹与中宗韦后弟韦泂冥婚，陪葬荣先陵[40]。韦泂16岁去世，未及成婚，后中宗复辟，中宗、韦后为其举行葬礼并择妻冥婚，冥婚对象即为崔秀之妹。此事，《韦泂墓志》记载如下：
　　制以王年未及室，灵櫬方孤。求淑魄于高门，代姻无忝；结芳神于厚夜，同穴知安。乃冥婚太子家令清河崔道猷亡第四女为妃而会葬焉，盖古之遗礼也。[41]
　　按《新表》，崔道猷有3子，分别是崔莹、崔秀、崔收，而“韦泂墓志”提到的“亡第四女”应为崔秀等之妹。韦泂为韦皇后之弟，中宗降为庐陵王时，韦泂与其兄弟跟随父韦玄贞流放钦州，韦玄贞及妻崔氏、韦洵、韦浩、韦泂和韦泚均被杀害。后神龙政变，中宗复辟，韦后将其父母灵柩迎回长安，并安葬四个兄弟，且为韦泂、韦洵操办冥婚。《旧唐书》卷92《萧至忠传》记载：“韦庶人又为亡弟赠汝南王洵与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42]冥婚虽是生者为死者操办的婚事，仍讲求门第，且制敕冥婚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清河崔氏为当时的著姓大族，崔道猷之女与韦后弟韦泂的冥婚，是符合当时门第观念的，也反映出了崔道猷当时的政治立场。后来，崔秀在玄宗朝官运亨通，推测其应是采用了类似于萧至忠的变通之举。
　　五 《墓志》反映的家族道教信仰
　　陈寅恪曾指出，“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43]，《墓志》的字里行间反映出了天师道对陇西李氏家族的影响。
　　《墓志》称“其先咎繇、老氏之后，自以刑弼教，以道经世，弥纶布护，泽润生人”。“咎繇”即“皋陶”，传说为舜时的理官(司法官)，后其子孙改“理”为“李”，方有李姓，“老氏”当指道教奉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唐皇室姓李，自称为老子后裔，崇奉道教，唐玄宗曾于天宝二年(743)尊李氏始祖皋陶为“德明皇帝”[44]。“以刑弼教，以道经世”分别对应“咎繇”和“老氏”。《墓志》对祖先的叙述，是道教对当时社会影响的体现。
　　李凝之，有5兄，名为：产之、倩之、寿之、礼之、行之。陈寅恪认为，“盖六朝天师道信徒之以‘之’字为名者颇多，‘之’字在其名中，乃代表其宗教信仰之意，如佛教徒之以‘昙’或‘法’为名者相类。……琅琊王羲之、献之……是最显著之例证也”[45]。李凝之6兄弟的名字，应是其家族道教信仰的体现。此外，《北史》载“凝之明本草药性，恒以服饵自持，虽年将耄及，而志力不衰”，天师道世家通医药之术[46]，在此亦可见一斑。
　　志主曾祖名李稚川，其中“稚川”一词本为道教传说中稚川真君所居之仙都。东晋葛洪字稚川，道教传说中的稚川真君很可能就是葛洪[47]。李稚川之名，也应为其家族道教信仰影响所致。
　　按《新表》记载，崔秀之父名崔道猷，崔道猷的兄弟分别名为崔弘默、崔道默、崔道郁、崔道桢和崔志德，兄弟6人均为崔玄弼之子，崔玄弼的兄弟分别名为崔玄览、崔玄机和崔玄泰。周一良曾指出，带有“道”和“灵”字的人名，都是与天师道有关[48]，实际上带有“玄”字的人名也应包括在内[49]。由此看来，崔家也是家族信奉道教的。
　　由此观之，共同的家族道教信仰是崔秀与李氏婚姻的基础之一。
　　六 小结
　　《唐崔秀夫人陇西李氏墓志》是非常重要的一则材料，可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之处甚多，可补史阙之处亦不少，是研求中古陇西李氏世系不可或缺的资料。《墓志》撰写者卢杞是中唐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且该墓志也是目前所见惟一一则卢杞撰写的墓志。
　　关于志主陇西李氏，《墓志》详载了其家族谱系，从五代祖李凝之到其父李光庭。本文以《墓志》为中心，参考历史文献，重新梳理了李氏一族的谱系，并简要探讨了李凝之赠官和李氏命妇封号等相关问题。而志主丈夫崔秀，其事迹则散于文献，本文依托《墓志》提供的时空背景，将这些零散的记载拾掇成篇，考证出了崔秀的仕宦历程。
　　此外，《墓志》中的一些表述和提到的人名，是崔、李两家道教信仰的体现，而该信仰也构成了崔秀与李氏婚姻的一个基础。
　　注释
　　[1]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34-635页。本文对《墓志》的录文，除“广平生润州延陵令君异”中“异”字外，均与上书同。“异”字处墓志原石有磨损，难以辨识，上书以“□”代之，本文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补。另，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古时期丧葬的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批准号：13JJD780001)成果之一。
　　[2]相关记载见于《旧唐书》卷135《卢杞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713-3718页；《资治通鉴》卷226德宗建中二年(781)至卷231德宗贞元元年(785)，中华书局1956年，第7297-7451页；《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351-6354页。相关文章可参考，马其昶：《卢杞论》，《民彝》1927年第4期“论著”部分，第6-8页；祖大详：《唐代奸相卢杞》，《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第50-52页；泰伯裔：《貌丑心毒的卢杞》，《文史天地》2007年第3期，第44-48页；徐恒：《论唐德宗与卢杞的君臣关系——人皆言卢杞奸邪，德宗为何“殊不觉其然”》，《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8期，第33-34页。
　　[3]《旧唐书》卷135《卢杞传》，第3713页；《旧唐书》卷43《职官二》，第1827-1828页。
　　[4]所谓“官猪之患”是指：卢杞任虢州刺史时上奏德宗，虢州的三千官猪成为虢州百姓的负担，德宗批复将三千官猪迁徙至沙苑(沙苑在今陕西大荔南，唐政府曾在此地置牧监，属同州)，卢杞因担心官猪也给同州百姓增加负担，遂请求将官猪赐给百姓食用，德宗同意了卢杞的请求，并以其心忧天下而有意委以重任。不久，卢杞便被召为御史中丞。参见《新唐书》卷7《德宗本纪》，第185页；《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第6351页。
　　[5][6]《资治通鉴》卷226德宗建中二年(781)御史中丞卢杞条，第7297页。
　　[7](宋)王溥：《唐会要》卷55《省号下》，中华书局1955年，第945页。(清)陆心源：《唐文拾遗》卷23“卢杞”条，《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26页。
　　[8]卢杞之祖卢怀慎，曾担任玄宗初期的宰相，卢杞之父卢奕天宝末年担任东台御史中丞；《旧唐书》卷135《卢杞传》记载“杞以门荫，解褐清道率府兵曹”；《资治通鉴》卷226德宗建中二年(781)“御史中丞卢杞”条记载“〔卢杞〕有口辩”。
　　[9]《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二上》，第2443-2464页。
　　[10]《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二上》，第2455页。
　　[11]《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二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95册，第6页下栏。
　　[12](汉)许慎撰，(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40页下栏。
　　[13]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215页。
　　[14]《北齐书》卷29《李玙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397页。
　　[15]《北史》卷100《序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321-3322页。
　　[16]《魏书》卷39《李宝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888页。
　　[17]《北史》卷100《序传》，第3320页。
　　[18]《旧唐书》卷39《地理二》，第1497-1498页。
　　[19]《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册第4页。
　　[20]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藉出版社2001年，第389页；陈长安：《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七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21]相关研究可参照徐乐帅《中古时期封增制度的形成》，《唐史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89-105页；张琛《唐代赠官流变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吴丽娱《唐代赠官的赠购与赠谥——从<天圣令>看唐代赠官制度》，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3-438页；详细研究见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下编下《唐宋赠官制度溯论》，中华书局2012年，第709-889页。
　　[22]《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第637页。
　　[2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811-1812页。
　　[24]《旧唐书》卷43《职官二》，第1828页。
　　[25](清)阮沅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198页下栏。
　　[26]罗彤华：《唐代继室婚姻研究》，《中原与域外——庆祝张广达教授八十嵩寿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1年，第169—170页。
　　[27]《新唐书》卷46《百官一》，第1188页。
　　[28]《新唐书》卷72下《宰相世系二上》，第2767页。
　　[29]《全唐文》，第5224页上栏。
　　[30]《旧唐书》卷38《地理一》，第1402页。
　　[31]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1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32]《唐代墓志汇编》，第1986页。
　　[33]“卢璠墓志”记载“夫人清河崔氏，曾祖秀，秘书监”，见《唐代墓志汇编》，第2042页。
　　[34](唐)王泾：《大唐郊祀录》卷8，《大唐开元礼·附大唐郊祀录》，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87页上栏；又见《旧唐书》卷24《礼仪》，第934页。
　　[35]《旧唐书》卷43《职官二》，第1854-1855页。
　　[36](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58《诫励第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322页下栏、323页上栏。
　　[37](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404《中书制诰二十五》，中华书局1966年，第2049页上栏。
　　[38]《旧唐书》卷44《职官三》，第1879页。
　　[39]《新唐书》卷49下《百官四下》，第1311页。
　　[4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南里王村韦泂墓发掘记》，《文物》1959年第8期，第8-18页。
　　[41]《唐代墓志汇编》，第1084页。
　　[42]《旧唐书》卷92《萧至忠传》，第2970页。
　　[43]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39页。
　　[44]《资治通鉴》卷215天宝二年(743)三月条，第6857页；《旧唐书》卷9《玄宗下》，第216页。
　　[45]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21页。
　　[46]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6页。
　　[47](唐)张读撰，萧逸校点：《宣室志》卷1《裴铏传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13页。
　　[48]周一良：《中国的梵文研究》，《思想与时代月刊》1944年第35期；后收入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49]黄正建：《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55页。
　　(王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