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百善孝为先。孝，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唐代统治者深谙孝悌之道的重要性，承继“以孝治天下”。唐神龙元年(705)，太平公主为其母武则天祈福而修建的皇家寺院罔极寺，因“欲报以德，昊天罔极”而得名，以表达子女对父母无限的孝思，曾传为美谈。玄宗皇帝继之又两次御注《孝经》，刊石立碑，彰显了唐代重视和提倡孝道的治国理念。
　　一 御注《孝经》与刊石立碑
　　《石台孝经》碑现珍藏于西安碑林，其所书《孝经》是我国儒家经典中重要的典籍，它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和伦理道德的核心，具有与时俱进的功效，塑造和标榜着不同时期不同的人间楷模。《孝经》有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孝经》是儒家关于孝道的专论，其思想全面完备，把孝之地位与作用推至极致，它是对孔、曾、孟孝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发展和阐发，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1]。
　　唐玄宗身为一国之君，两度亲为《孝经》作注，并敕立太学，《孝经》的历史意义不言自喻。为御注《孝经》作疏的儒臣元行冲在开元初注本序言中说明了玄宗作注的缘由，“以为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夫子谈经，文该旨颐，理霭词繁”。玄宗在天宝重注本序言中也说明了原因，首先孝是教化人性的首要，只要塑造“仁孝”，“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才可以“移于君，施于有政，承上而顺下，令终而善始”[2]，达到官员、民众的“以顺移忠”的社会效果。“孝”在其统治中的作用可谓大矣。
　　孝道观念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到了隋唐时期，关陇贵族出身的唐王室，与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家庭相比，传统的儒家“孝”观念在其家族内部要薄弱的多，玄宗本身也是以非传统立嫡以长的礼法程序取得皇位的，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遵循“以孝劝忠”的理念，大力强调、提倡传统的孝道观念就逐渐成为唐玄宗的一项重要国策了。正因如此，唐玄宗对系统阐述儒家孝道思想的《孝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元七年(719)，他下令质定《尚书》与《孝经》文本[3]，将《孝经》视为与《尚书》同一性质、同等重要的政治理论典籍，故此玄宗御注《孝经》推行天下就成为必然。
　　首先是汲取旧注中有真知灼见之处。唐玄宗对包括郑注在内的前代旧注进行全面甄别，“采摭菁英，芟去烦乱”，“举六家之异同，会五经之旨趣”。御注《孝经》并颁行推广是一件重要的政治措施，所以初注之后，玄宗对其中觉得不甚满意的地方，在20余年后的天宝二年(743)又作重注。正如在重注中所言，作为天下至尊的君王，要效法古昔时期明王的做法，“以孝治天下”，通过孝治教化来培养亲睦友爱的社会风尚。再者，国家需有一部权威的《孝经》经注读本以统驭臣民的思想。而面对魏晋南北朝以来注家众多、歧义迭出的情况，统一《孝经》经义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玄宗不顾政务繁忙，亲自主持《孝经》的整理，并二度为《孝经》作注，这一政治性、时效性、时代性显而易见。
　　《孝经》初注开元十年(722)完成，天宝二年(743)二次重注，体现出玄宗长期思考、期望社会孝行日臻完善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就是在重注完成后的数年中，玄宗仍然没有停止对《孝经》的关注和审视。他首先是陆续发布关于《孝经》及御注诏书，天宝三载，“诏天下家藏《孝经》”，天宝四载，又诏令将经与重注全文刻石立于太学，供天下读书人摹写抄刻，此石为现立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石台孝经》，由国子祭酒李齐吉主持刻勒，此项工程完成于天宝四载九月。当唐玄宗看了李齐吉呈上的新刻御书御注并序《孝经石》拓本及上表后，非常满意，挥笔赞道：“孝者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故亲自训注，垂范将来，今石台毕功，亦卿之善积。览以进本，深嘉其用心。”这39个御笔嘉奖的行书大字，连同李齐吉的楷书上表，一并刻在石台孝经碑之末。
　　二 入藏碑林现址始末
　　历史上为了保护唐《开成石经》、《石台孝经》而才有了西安碑林。千年的朝代更替、风云变幻，没有一部史籍就西安碑林历史有详尽记录，终始它成为一个疑案。好在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爬梳零零散散的碑刻遗存，通过“二重论证法”，终于构建起了它那不同寻常的形成史。可以说《石台孝经》的入藏始末，贯穿于西安碑林的整个建立形成过程中。当时的碑林以《开成石经》、《石台孝经》为主要，故以“唐石经”统而称之。
　　唐玄宗朝“开元十年六月二日，上注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至天宝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上重注，亦颁于天下”[4]，供天下读书人摹写抄刻。唐代国子监，乃为中央直系官学，也称国学，或太学，其所属诸学包括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等六学。玄宗天宝九载(750)增设了广文馆，总称为七学。其名称及所属多有变化，太宗贞观元年(627)又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国子监隶属于尚书礼部。国子监经由太宗改制后，其为全国最高的教育行政机构，从此确定[5]。
　　唐代国子监，位于唐都长安城务本坊。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务本坊为皇城正南朱雀街以东正对皇城安上门的第二街东侧从北数第一坊，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西安城的南关正街与文艺北路之间的北半部。国子监在该坊的西部，占去半坊之地。“监中有孔子庙，贞观四年立”[6]。依此可知，唐时立于太学的《石台孝经》就在这个要地珍藏着。
　　唐代末年，黄巢起义后，唐室衰微，军阀连年混战，长安城遭遇毁灭性破坏。黄巢旧将朱温于天祐元年(904)正月强迫唐昭帝迁都洛阳，“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彻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7]。“长安自此遂丘墟矣”[8]。这场浩劫，使得昔日繁华的周秦汉唐都城和国际化大都市长安，顿时成为一片废墟。颁立太学的《石台孝经》境遇会如何呢?
　　最早记述唐石经命运的是北宋建隆三年(962)所刻的《重修文宣王庙记》碑，此碑现存西安碑林，是北宋之初永兴军节度、京兆尹王彦超重修文庙的记事碑。碑文有云：“昔唐之际也，大盗寻戈，权臣窃命。地维纽绝，八銮迁胁于东周，天邑成墟，三辅悉奔于南雍。天祐甲子岁，太尉许国□公时为居守，才务葺修，遂移太学并石经于此。”昭宗东迁后，时任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的许国公韩建留守长安[9]，为便于防守，对已成废墟的长安城进行缩建重修，并将已处于新城之外的“太学并石经”移入新城文宣王庙内。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记载韩建重建长安城的情况，“新城，唐天祐元年匡国节度使韩建筑。时朱全忠迁昭宗于洛，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庐舍，长安遂废。建遂去宫城，又去外郭城，重建子城(即皇城也)，南闭朱雀门，又闭延喜门、安福门，北开玄武门，是为新城(即今奉元路府治也)”[10]。碑林所藏的又一碑石也记述了石经的迁移，北宋元祐五年(1090)《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云：“旧在务本坊，自天祐中韩建筑新城，六经石本委弃于野。至朱梁时，刘鄩守长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请辇入城。郡方备岐军入侵轶，谓北非急务。玉羽绐之曰：一旦虏兵临城，碎为矢石，亦足以助贼为虐。鄩然之，乃迁置于此，即唐尚书省之西隅也。”这里新移石经的主人公刘鄩，已是几年之后后梁梁太祖朱温朝人物[11]，时任永平军(即长安)节度使。根据史籍得知，唐天祐元年(904)韩建任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天祐三年(906)离开长安改任他地，而刘鄩后梁开平三年(909)平叛后镇守长安。他们俩在长安的任职仅相差3年，所以上述两人的搬迁石经可以理解为此次唐石经的迁置是由韩建、刘鄩一无一后共同完成的，这也是碑林石经的第一次迁置，即从务本坊的国子监到唐尚书省之西隅文宣王庙内。
　　唐石经迁入新城的地址为“唐尚书省之西隅”。唐尚书省在皇城中安上门至长乐门大街以西，朱雀门至承天门大街以东，景风门至顺义门大街以北，皇城自北第三横街以南的一个范围内[12]，大致相当于今天西安市北大街以西，北广济街以东，鼓楼以北，西华门街以南这一带。既然是迁至其西隅，那就应该是靠近北广济街一侧。从北宋建隆三年《重修文宣王庙记》的“遂移太学并石经于此”可知，此时韩建筑新城后移置太学并石经就在唐尚书省之西隅，即当年的文宣王庙内。上碑所言“重修”，亦可明确在此前文宣王庙就已经存在了。文宣王庙就是孔庙，最早的孔庙是鲁哀公(前494——前477年在位)时建于孔子家乡曲阜的，此后历代帝王均予以增修。唐太宗贞观四年(630)诏令州县皆立孔子庙，于是孔庙遍于全国。开元二十七年(749)，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此后孔庙又称文宣王庙，简称“文庙”。
　　北宋时期社会从历史动荡中渐渐复苏，大量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跻身统治阶层，中国社会出现了远比前代更为庞大的“文人”群体。此时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等金石文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而历代碑刻正是他们所关注的。北宋时长安称为京兆府，在崇尚金石的氛围中，从北宋之初起，京兆的守官和地方士绅开始将散落于城郊各处的碑石向城内文宣王庙集中，使它们如原本存藏于此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一般得以应有的保护。碑林的形成与宋代金石学兴起有关，同样清代碑林的发展与当时的金石学大盛亦关系密切[13]。
　　清代以前，保存唐石经的碑林并不独立存在，它一直依附于京兆府学(明代后为西安府学)和文庙。唐代的学校教育曾盛极一时，在国都长安设有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从唐初起地方各州县均设立学校，且学中皆有孔庙。“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唐代的学校教育也开始走向衰落。到了北宋初期，诸帝仍奉行重科举而轻学校的政策，于是各地使出现了有庙无学的现象。当时的京兆府城也是有庙无学，文庙即是由唐末迁入新城的国子监演变而成。北宋朝廷轻视学校的态度直至仁宗即位之后开始发生变化，仁宗景祐元年(1034)由户部侍郎知永兴军范雍创办了京兆府学，碑林存藏的景祐二年二月《牒永兴军》碑和同年十一月《永兴军中书札子》碑有此记录。又根据碑林藏北宋至和元年(1054)《京兆府小学规》碑可以推知，范雍当初创建的京兆府学，地址应该在当时的府城文庙，即原唐尚书省之西隅。也就是说，京兆府学从一开始就和文庙及文庙中的唐石经在一起，所以才有后来府学、文庙及唐石经的两度搬迁[14]。
　　韩建、刘鄩第一次迁置唐石经，是唐末、后梁时由唐务本坊国子监迁至唐尚书省之西隅的。180余年之后的北宋元祐二年(1087)，唐石经在时任陕西转运副使吕大忠主持下又有一次搬迁，仍是《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碑说明此次迁移原因。唐石经所在的唐尚书省之西隅，此时是“地杂民居，其处洼下，霖潦冲注，随立辄仆，埋没腐壤，岁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经而重道”，已今非昔比，不利于唐石经的存藏，于是吕大忠与当时京兆府学主持者黎持商议，决定将唐石经“徙置于府学之北墉”。从此条信息可知，范雍创建的与文庙及唐石经同在一处即原唐尚书省之西隅的京兆府学，此时已与唐石经不在一处了。该碑又云：“厥既视图，则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沟堑而基之，筑其浮虚而实之。凡石刻而偃仆者，悉辇置于其地，洗剔尘土，补锢残缺，分为东西次比而陈列焉，明皇注孝经及建学碑则立之于中央……”。其迁建的具体时间碑文云：“经始于元祐二年初秋，尽孟冬而落成”。迁置工程始于当年农历七月，十月底完成，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迁至“府学之北墉”后，“门序旁启，双亭中峙，廊庑回环，不崇不卑，城故都之壮观，翰墨之渊薮也”。很明显，这是一个由碑亭和碑廊构成的相对独立的建筑群落，其中的“双亭中峙”就是保护“立之于中央”的《石台孝经》和《建学碑》的，它们一前一后立于整个建筑群的中轴线上，而回环之廊庑，是保护“分为东西次比而陈列”的《开成石经》的，这114块碑石按次序排列，从三面环绕双亭；其他诸多唐宋碑刻，则“分布于庭之左右”，即分立于双亭之两旁。元祐二年吕大忠迁置唐石经于当时的府学所在地——“府城之坤维”，并建起了一个由碑亭和碑廊组成的相对独立的院落，且碑石陈列有序，可以说碑林的雏形已经形成。至于“府城之坤维”，不是唐末至宋初文庙所在的“唐尚书省之西隅”，而是另有所指，具体在哪里，目前尚无法考绩，还有待新资料的问世了[15]。
　　碑林现藏的金正隆二年(1157)《京兆府重修府学记》碑有云：“京兆旧学，在府城之坤维，地非亢爽。前宋崇宁二年(1103)，命郡县建学，以宾兴贤能。府帅枢密直学士虞公策承命诣学，谓诸生曰：鲁修泮宫，有思乐泮水，薄采其芹之颂，是知泮水以育人才也。今府城之东南隅，水易就下，地且文明，欲改卜其处可乎?诸生怡然曰：诺。乃范湖州规制，经营建立，庙学之成，总五百楹，宏模廓度，伟寇一时。”从此碑可知京兆府学、文庙又由“府城之坤维”迁至“府城之东南隅”。今日之西安碑林所在的三学街一带，相对于现存的明代西安城，是在南城墙内居中稍稍偏东的位置上。然而在明初扩建西安城之前，及相对于五代至元末的京兆府城而言，这一带恰好是在府城的东南角。北宋崇宁二年(1103)府帅虞策迁建庙学于“府城之东南隅”，无疑就是西安碑林的现址。那么此次的迁建，唐石经是否与府学、文庙一起迁入呢?又一金正隆五年(1160)《重修碑院七贤堂记》碑云：“京兆府学乃唐之太学，暨前宋崇宁岁迁来兹地……宣圣殿后，旧有玄宗序注孝经石台并文宗群碑院一区。”由此可见，崇宁二年，虞策不仅将府学、文庙迁建府城东南隅之新址，还将与府学、文庙同在一处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等已具备雏形的碑林一并迁置新址，并在文庙的宣圣殿后建成一座独立院落加以陈列。虞策崇宁二年的这次迁置是唐石经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迁置。落脚“府城之东南隅”之后，历金、元、明、清诸代，府学、文庙、碑林便一直未予迁动。
　　从唐末天祐年间韩建的第一次迁置唐石经，到北宋崇宁年间虞策迁置唐石经于碑林现址，整整用去了200年时间。期间中国经历了朝代更替、战争频仍、自然灾害侵扰，在历史浩劫中有幸存留的《石台孝经》等唐石经有赖于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终于安置于一个以收藏和保护历代碑刻为目的的特定场所——碑林，并逐渐积累扩大。经过历代维修保护，现已成为一座闻名遐迩的“书法渊薮、经史宝库”的专题性博物馆。
　　三 碑刻修缮与现状
　　《石台孝经》倍受重视，据史料记载，历代对其进行了多次维护修缮。
　　金正隆五年(1160)的《重修碑院七贤堂记》碑记载，此次重修“碑院”是碑林形成之后第一次有正史记载的整修。
　　元至元十三年(1276)《大元国京兆府重修宣圣庙记》碑云：“石台孝经，唐明皇之御书也，为之起楼以贮□。”此次整修中，又重修了碑林的保护性建筑。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由时任陕西布政使兼巡抚的毕沅主持整修碑林，是清代整修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次。重新规划改建了碑林的建筑，对碑林藏石进行了整理，最为重要的是，他还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办法。正如毕沅《关中金石记》卷4“石刻十二经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条下云：“西安府学大成殿后，旧为碑林……余以乾隆壬辰岁，政务稍暇，进访古刻……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者，编排甲乙，周以阑楯……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及垂诸永久。壁经贞石，顿复旧观。”[16]很有可能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中所言的由巡抚衙门直接派员管理的制度[17]就是从毕沅此次整修开始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标志着碑林已经成为一个以收藏和保护古代碑刻为目的、向社会开放、“任人观览”的相对独立的文化机构。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中的《碑林平面图》最南端是《石台孝经》亭，《重修碑亭碑记》称之“孝经楼”，《雍州金石记》称之“孝经台”，毕沅称之“石台孝经”。自有碑林以来，《石台孝经》一直覆有碑亭，并处于碑林建筑的中心位置。
　　近代以来碑林最大的一次整修(即1937-1938年)规格是相当高的，由当时的中央级文物保护机构出面，中央政府拨款，内政部加聘监修委员会委员，邵力子等地方大员参与其事，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实际主持此事，由建筑学家梁思成对整修方案予以具体指导。通过此次整修，碑林的建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今日碑林格局打下了基础。其中的《石台孝经》碑亭照旧翻新，并将地面挖低，使三层台基全部显露(原仪露一层)，柱间改为栏杆，这一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1973年，对台基破裂、碑身倾斜、四石不能合拢的《石台孝经》碑，在未拆除碑亭的情况下进行了整理修复。在石材之间的缝隙中，意外发现了宋金时期木刻版画《东方朔盗桃》[18]和《唐怀仁集王圣教序碑》整幅南宋拓本，以及宋金时期钱币等其他文物。其中的《集王圣教序碑》拓本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些文物是什么人什么时间放进石台孝经的，至今无法知晓，这些发现更增添了这方《石台孝经》碑石的传奇色彩。
　　《石台孝经》在西安碑林广场正中的碑亭内，它处在博物馆一轴两翼陈列格局的最醒目位置上，近千年来，它已成为西安碑林的标志性建筑，成为海内外嘉宾观光游览碑林的首选留影之处。它更是碑林博物馆成千上万藏品中体量最大、最知名的一通碑石。碑身由四块青石合成方柱形，置于三层方形石台之上。石台四周线刻缠枝牡丹、蔓草、瑞兽等雕刻图案。碑额方形，四周浮雕卷云瑞兽图案。碑身高6.2米，四面皆宽1.32米，碑座占地近10平方米，是国内现存最大的碑石之一。碑身前三面每面18行，和尾面的前部7行，满行55字，注为小字双行，文、注均为隶书。尾面的后半部分上下两层，上层表文楷书小字9行，批答行书大字3行39字，下层题名分为四列。碑文隶书及批答大字行书均为唐玄宗李隆基御笔亲书。碑额上篆书“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注孝经台”16字，为太子李亨所题，《世台孝经》是篆、隶、楷、行四体书法集于一碑的艺术杰作。
　　唐大宝四年刊刻于太学的《石台孝经》，经历了三次搬迁才入藏今址。在入驻西安碑林的近千年历史中，它以唐玄宗御注的特殊性昭示着孝道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魅力，其价值弥足珍贵。
　　注释
　　[1]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页。
　　[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8《孝友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917页。
　　[3](宋)王溥：《唐会要》卷77“论经义”条，中华书局1990年，第1405页。
　　[4]《唐会要》卷36“修撰”条，中华书局1990年，第658页。
　　[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8《百官志》“国子监”条云太宗改国子学为国子监，事在贞观二年。中华书局1975年，第1181页。
　　[6]徐晖：《略论唐代国子监学官在中国编辑出版史上的贡献》《中国出版》2010年9月。
　　[7]《旧唐书》卷20上《昭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778页。
　　[8](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64昭宗天祐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626页。
　　[9]路远：《碑林史话》，西安出版社2000年，第9页。
　　[10](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上，第11页。长安县志局印。
　　[11](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卷22《刘鄩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页。
　　[12](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及所附《西京皇城图》，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13]路远：《清代西安碑林、文庙和府县三学整修概述》，《碑林集刊》(四)，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
　　[14]路远：《碑林史话》，西安出版社2000年，第36、39页。
　　[15]路远：《西安碑林初创时期若干问题的再探讨》，《文博》1995年第3期。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西安碑林迁置时间新说》，中华书局1996年，第216页。赵力光：《西安碑林历史述略—兼析西安碑林迁移“三次说”》，《碑林集刊》(八)，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
　　[16](清)毕沅：《关中金石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14)，中华民国68年6月初版，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0681页。
　　[17](日)足立喜六著，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
　　[18]宋镇：《浅析版画<东方朔盗桃>的时代背景与艺术特征》，《碑林集刊》(十四)，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景亚鹂，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原茵，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