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北宋初，唐两京宗庙废毁殆尽，宋太祖于建隆四年(963)六月丙申，“诏历代帝王二年一飨，立汉光武、唐太宗庙”[1]，于是，北宋政府在唐太宗昭陵所在地醴泉县之治城(今礼泉县骏马乡旧县村)，修建唐太宗庙一区。庙宇修成后，北宋政府又于开宝六年(973)十月十五日在庙前镌立《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一通。绍圣元年(1094)五月，陕西地方官游师雄又主持在《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之阴刊刻了《唐太宗昭陵图》，并正书题记。游师雄在刊刻《唐太宗昭陵图》之前，于元祐四年(1089)在唐太宗庙前镌立《昭陵六骏碑》一通。宋修唐太宗庙在明洪武二年(1369)醴泉县治西迁(迁址即今礼泉县治)后逐渐废毁，所幸上述两通碑石尚存，仍使今人企慕之余，对宋代重视前代帝王陵寝保护之举由衷赞叹。
　　一 宋修唐太宗庙历史背景及修庙时间辩误
　　唐代后期，由于藩镇割据，国运偃蹇，对本朝先帝陵寝的保护已有力不从心之感。五代战乱，使唐帝陵地表建筑频遭损毁，部分陵墓甚至遭受盗掘浩劫。后梁时，梁将温韬为耀州(治华原县，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裕州(治美原县，今陕西富平县东北美原镇)节度使，对关中唐帝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盗掘。《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云：“〔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2]《旧五代史》卷73《温韬传》亦有类似记载。
　　五代后唐以唐之冢胤自居，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保护唐陵的责任，但其国力实在有限，庄宗同光三年(926)正月，“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3]。同年闰四月，庄宗乃于首都太原为“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4]立七庙。同年六月，虽战事频仍，庄宗仍于丙戌日下诏：“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旧例荐飨。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备洒扫。其寿陵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5]诏书下发后，以刑部尚书李琪等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礼仪使，以工部尚书李途为京兆少尹，充修奉诸陵使。后唐立国十余年，期间倾力对唐诸帝陵进行维护，又立庙以正祭祀，其功可表。
　　据《宋史》卷105《礼志》及《宋会要》记载，北宋建立后，太祖赵匡胤决定重修前代帝王陵墓，诏令州县检查历代帝王陵寝存废情况。结果得知有28座帝王陵墓被盗，其中关中唐十八陵中有12座被盗，它们是献陵、昭陵、定陵、元陵、崇陵、丰陵、章陵、端陵、贞陵、简陵和靖陵。于是，北宋政府回填了盗洞，又在陵表做了有限的修葺，还为各陵安置了户数不等的陵户。而当此际，唐两京宗庙经唐末五代兵燹，废毁殆尽，太原又为北汉所据，后唐于此所立唐高祖、唐太宗诸帝七庙，恐怕难享血食。于是，宋太祖便决定先选取部分文治武功堪为楷模的前代英王，予以立庙祭祀，汉光武、唐太宗首选入列。当然，依照封建典章，京庙只为本朝先帝而立，彝伦难越，宋太祖不可能在汴京为前朝帝王修建宗庙，因此，在前代帝王陵墓所在地为之立庙，成为宋太祖唯一选择。宋太祖在昭陵所在地醴泉县之治城为唐太宗修建庙宇，既申敬仰之情，又使后世瞻拜有寄，功莫大焉。
　　宋修唐太宗庙具体时间，前文据《宋史》言为建隆四年，但诸地方史志，对此记载却有出入，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为建隆四年，而宋宋敏求《长安志》、明蒋骐昌《醴泉县志》、民国曹骥观《续修醴泉县志稿》均记为开宝九年(976)。诸史志记载之抵牾，曹骥观已经发现，因于《续修醴泉县志稿》卷4《建置志》里，一方面记述了其书对宋修唐太宗庙时间的认定，一方面以小注的形式把诸史志不同的记载做了罗列，其文云：
　　宋唐太宗庙，在县东三十里，开宝九年(976)敕建。今移。《太平寰宇记》云：醴泉县唐太宗庙，皇朝建隆四年(963)，敕立庙祭祀。《长安志》杂制云：开宝九年(976)，诏建唐太宗庙，去醴泉县三百二十步。县令、主簿勾当洒扫。又云：醴泉县唐太宗庙在县西门外，去县一里。旧志云：庙有笾五、豆五、簠簋各二、牺尊二、酒尊一、爵三，有丹盥洗盆一、铜祝板一，皆唐物也。今无。蒋骐昌云：按庙建于宋时，此则实宋物。旧志云唐物，非。按：此庙在今旧县村。[6]
　　小注所说的“旧志”，指明蒋骐昌《醴泉县志》以前的《醴泉县志》，该书今佚。小注所说的“蒋骐昌云”，是指蒋骐昌于其所修《醴泉县志》所加按语。本文认为，《太平寰宇记》对宋修唐太宗庙时间的记述是准确的，理由之一是宋太祖建隆四年有诏立汉光武、唐太宗庙之事，此点前文已经述及；理由之二是，唐太宗庙修成后，北宋政府在庙前镌立的《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有“开宝六年岁次癸酉十月辛巳朔十五日乙未建”的落款。如果开宝九年才诏建唐太宗庙，不会提前三年就立碑以述其事。那么，《长安志》等史志何以有此之误呢?这是因为《宋史》有开宝九年七月丁亥“命修先代帝王及五岳四渎祠庙”[7]记载所致。先贤修撰史志，所述颇丰，因于此节未遑细审，忽略了建隆四年诏立汉光武、唐太宗二帝庙宇的记载，又未注意《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行文落款。需要说明的是，就唐代帝王陵墓而言，醴泉县境内除唐太宗昭陵外，还有唐肃宗建陵，宋开宝九年命修先代帝王庙时，为建陵修建了庙宇一区，蒋骐昌《醴泉县志》、曹骥观《续修醴泉县志稿》对这一庙宇修建于开宝九年的记载是准确的。
　　二 遗碑述略
　　1．《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图1)
　　该碑身首高292厘米，下宽103厘米，厚31厘米。碑额正题“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碑文题款“大宋新修唐太宗庙铭并序”，李莹奉敕撰，孙崇望奉敕书。碑文正书，共23行，行50字左右。1975年移藏昭陵博物馆。
　　李莹，《宋史》无传，其子李渎于《宋史》卷475有传，略载李莹生平，云：“父莹字正白，善词赋，广顺进士，蒲帅张铎辟为记室，因家河中。乾德初，右补阙苏德祥荐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从善赂遗，责授右赞善大夫，卒。”[8]
　　孙崇望，《宋史》无传，孙氏开宝六年亦书《大宋新修周武王庙碑》。其书法出吴通微，谓之院体。亦有言其颇得《集圣教序》而笔意稍加丰润者。
　　2．《昭陵六骏碑》(图2)
　　该碑身首高277厘米，下宽106厘米，额篆题“昭陵六骏”。碑分上下两段，上段为游师雄题记，正书25行，满行11字，记述刻石缘由。下段为昭陵六骏线刻画及马赞、马名和原型战马立功事迹，刁玠书，蔡安时篆额，武功游宗道刊，醴泉知县吕由圣立石。碑阴右侧镌宋绍圣四年(1097)唐景武公李靖裔孙与唐献公薛收第14代孙薛嗣昌题记。左侧镌金明昌五年(1194)刘仲游《题唐太宗昭陵》七绝一首。1975年移藏昭陵博物馆。
　　游师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人，张载弟子，治平元年(1064)乡举进士第一，为仪州司曹参军。其后二十余年，均在西北边帅幕府，以文武才略闻。元祐七年权陕西转运副使，九年奉诏赴阙任卫尉少卿，卒知陕州任。旧史评价他“慷慨豪迈，有志事功”[9]。《宋史》卷332有传。游氏任职陕西，于关中古迹，多所表章，自周秦及汉唐，无不题识。
　　昭陵六骏是六块浮雕骏马石屏，每块石屏长约200厘米，高约150厘米，厚约30厘米。六匹浮雕骏马的原型是唐太宗在统一战争中骑过的六匹骏马，它们各有名号，各有一段参战立功的事迹。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安厝文德皇后于昭陵后，令大画家阎立本(世传)绘制图形，召石工琢于青石屏上，陈列于昭陵北司马院内，分为东西两列，马头皆朝南。当初镌刻六骏石屏时，在每屏上方马头方向留有一隅，与周边相平，上面刻有唐太宗撰文、欧阳询书丹的马名及马赞。唐高宗时，又诏令殷仲容用八分书在每屏底座上书丹了马名和马赞，镌之入石。
　　宋元祐四年(1089)，游师雄在陕西任运判奉议，因六骏石屏立于昭陵北阙，往来观瞻不便，乃令醴泉县令吕由圣于县城唐太宗庙立《昭陵六骏碑》，把昭陵六骏按比例缩成线描画，刻于石碑上，又将每骏的名字、原型战马毛色、所处位置、马赞及立功简况照录刻于线刻画旁，游氏还亲自写了一篇短文，对其此举进行了说明。据游氏短文，游氏刊刻《昭陵六骏碑》时，昭陵六骏石屏上欧阳询所书的马名及马赞已经泐灭，但高宗诏殷仲容在石屏底座上书丹的马名及马赞还在。宋元以后，连殷仲容所书的马名及马赞都因风雨剥蚀而模糊不清。后来，《全唐文》等书及明、清、民国之际有关昭陵六骏的各种记载，无不以《昭陵六骏碑》为蓝本。要不是该碑保存完好，恐怕有关昭陵六骏的许多问题将会成为悬案。故而，该碑为宋元以后历朝政府所重视，更被金石学家所青睐，早在1956年就被列入《陕西省名胜古迹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名单》，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据《昭陵六骏碑》中游氏短文，游师雄除了刊刻线描六骏图以外，还用泥塑的方式仿制了昭陵六骏，即所谓“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门外太宗庙庭，高庳丰约，洪纤尺寸，毫毛不差”。遗憾的是，这一组作品，未能流传下来。游氏短文对线刻六骏图的表述是：“又别绘图，刻石于庑下，以广其传焉。”
　　3．《唐太宗昭陵图》(图3)
　　北宋绍圣元年(1094)(元祐九年四月癸丑改元绍圣)，游师雄命知醴泉县事符寤刊《唐太宗昭陵图》于《大宋新修唐太宗庙碑》之阴，游氏亲撰题记，杨安书，魏敏刊。该碑1956年被列入《陕西省名胜古迹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名单》，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游氏所题，刊于碑之上段，共42行，满行19字。碑下段刻唐昭陵图。
　　游氏题记云：“陪葬诸臣一百六十五人。诸王：蜀王愔已下七人；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二十一人；妃嫔：越国太妃燕氏已下一十三人；丞郎三品：户部尚书唐俭已下五十三人；功臣大将军：尉迟敬德已下六十四人；内蕃将：阿史那忠等九人。”与《唐会要》卷21《陪陵名位·昭陵陪葬名氏》所录王7人，妃7人，公主18人，宰相12人，丞郎三品50人，功臣大将军57人，共151人相异，与《长安志》、《文献通考》、《关中陵墓志》、《历代陵寝备考》、《陕西通志》、《醴泉县志》等所录亦详略不一。
　　游氏题记所云昭陵十四国酋长石刻像官名凡14人，虽与《唐会要》卷20《陵议》所载人数相合，然与《唐会要》及两《唐书》、《资治通鉴》相校，其讹误较多。如以“突厥突利可汗”作“突厥利可汗”；把“突厥答布可汗阿史那社尔”与“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阿史那思摩”记为一人；把“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麴智勇”之“左”录为“右”等。游氏所刊昭陵图错误亦多。所刊昭陵陵山，有内外二城，已为今之考古所否定；图中所列昭陵陪葬墓66座，有墓主姓名错者，亦有墓葬位置错者。我们不能苛求古贤，对其对古迹的热爱与保护应予热情讴歌。
　　三 结语
　　北宋修成唐太宗庙后，世世以祀。毫无疑问，北宋160余年间，必多所修葺。北宋灭亡后，北方为金朝所据，大金政府同样重视唐太宗庙的保护与祭祀，对北宋所留唐太宗庙进行了重修，并留下《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一通。据该碑记载，北宋末年，由于战乱，宋修唐太宗庙颇有倾颓。金天眷元年(1138年，亦即南宋高宗绍光八年)，“元帅右监军完颜公(疑即完颜希伊)”巡陕，亲谒宋修唐太宗庙，“顾彼垣宇，或倾或颓。究其规模，若存若亡”，因感唐太宗乃“有唐英王，史臣所谓功德兼隆者也”，乃下令重修唐太宗庙。“越月告成”，颇增旧制，“因庳为崇，廓庑为宽。遏乃芜秽，焕以丹漆。殿宇靓深，廓庑宏丽。门阙巍巍，如跂如翬，俨然王者之居也”。于是，命孙九鼎撰写碑文以叙其事。孙氏于碑文中，盛赞唐太宗文治武功“虽汉高文景之主，反出乎其次；而汤武成康，亦可齐驱而并驾焉”。碑文撰就后，于天眷元年三月十五日由权知醴泉县事康庆立石，庙住持镌刻。碑身首高284厘米，下宽106厘米，正书27行，满行54字，额题“大金重修唐太宗庙碑”，是研究金朝保护文物古迹的宝贵碑石，1975年移藏昭陵博物馆。
　　注释
　　[1](元)脱脱：《宋史》卷1《太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18页。
　　[2](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卷40《温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84页。
　　[3](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四册)卷273同光三年正月条，岳麓书社1990年，第663页。
　　[4][5](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32《唐书·庄宗纪》，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55页。
　　[6](民国)曹骥观：《续修醴泉县志稿》卷4《建置志》，礼泉县地方志办公室(内部印刷)，2011年，第134页。
　　[7]《宋史》卷1《太祖纪》，第21页。
　　[8]《宋史》卷457《隐逸传·李渎》，第1520页。
　　[9]《宋史》卷332《游师雄传》，第1206页。
　　(董临渊，昭陵博物馆，文博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