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陵风水，既然源於《葬书》，那麽，我们考察一下《葬书》的基本思想，比较它和後代的葬地著作，认识它的特点，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结合唐陵建筑实际，这些特点就更加清楚具体了。 
　　(1)《葬书》的主要思想 
　　一是生气说。认为万物都生於气，也可以说万物都蕴含着生气。生气，是阴阳之气、五行之气的精髓，它代表健壮、旺盛。《周易》这部书，凡遇生气，即是大吉。所以，《葬书》说，“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而生乎万物”。根据这个道理，葬地选址，必须在生气运行、汇集的地方，才是宝地。因为，生气运行汇集之处，才有可能形成一种充满生机的葬地环境。生气的说法，是风水理论的精华。
　　二是藏风得水说。认为风和水是保护生气正常运行和汇集的主要因素，风吹气散，水环气聚，如果一个地方能避风且又能得水(有水环维护)，则为佳地。所以，《葬书》说，“气乘风则散，界水为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的本意，就是从寻找辨认有生气的地方，并保持维护那个地方的生气这个角度来说的。
　　但风和水二者中，水较风为正为重。这是因为，水作为五行之一，它的流动，被看成是生气运行的象徵。在平原地区，水路即是气脉，水堂即是气海。在高原、丘陵地区，水则是护持着龙脉走向、生气运行的屏障。而风则是阻碍生气聚集，影响生气运动方向的自然因素。因此，谈对生气的维护，从正面说，水为贵；从反面说，风要防。若要说生气运动汇聚的象徵，水正是象徵之一，而风不是。由此看来，风与水二者中，水是影响葬地环境的更重要的因素。所以，《葬经》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葬地选择，首先看是不是得水，其次才看是不是藏风；如果风与水二者不一致，那麽，应该以水为准。
　　三是地形藏气说。生气除了沿水路运行外，在高原地区，也受地形的影响，垄之势就是生气所依附的场所。《葬经》说，“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垄之骨，岗阜之支，气之所随”。所谓“形”，指百尺高的土岗；所谓“势”，指千尺高的小山。山脉走向，峰峦起伏，蜿蜒向前，这正是生气运行的线路。葬地选址，其中一条就是要看葬地所在地点的周围，是不是有“丘垄之骨，岗阜之支”，是不是在地理形势上显示出生气存聚的迹象，准备了生气保留的地形条件。
　　四是方位说。方位说认为，生气不仅随着水流、地势变化，而且在不同的方位，生气的兴衰强弱也不相同。方位说在地形藏气、藏风得水说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葬地选择的观察范围，是风水理论的补充和发展。
　　方位说在《葬书》中还只是大体轮廓的描绘。它说，“葬者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後为玄武”，以四灵代表四个方位。不过，这时的四灵，还只是以山体形象来象徵，也就是说，虽然讲方位，但也是不同方位的山体形象、脉络走向，决定着生气的生旺衰竭。这种看法，仍然是以地势形法为准。在中国风水历史上，这被称为形法派。专讲方位理气的理气派，在唐初还没有形成，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形法为准的风水看法。
　　五是遗体受荫说：认为人的身体发肤受之於父母，那麽，生气也和父母身体的生气是同贯一体的。父母生气旺，则子孙也生气旺，反之亦然。而祖先和後裔的生气在兴旺或衰竭方面永远保持同步，并不因为形体的生与死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祖先居住地的生气旺盛，那麽，子孙的生气也旺盛，可以同声相应，同情相感，同气相求。子孙们为了扩充自己的生气，当然也可以在阳宅选择上作文章，争取选一个风水宝地，增添自己的生气来源。但自己的努力，终究不如祖先住宅的选择所得生气多少旺衰那麽重要。一句话，祖先的生气，决定了子孙的生气，很大程度上是这样。所以，《葬书》说，“人受体於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祖先所居地点，如果风水很好，生气旺盛，则祖先神灵安宁，从而子孙也生活安康，事业兴盛。 
　　(2)唐代的风水模式
　　从魏晋时候诞生的《葬书》，到唐代继续产生着影响，并陆续有增补完善。
　　唐代著名风水家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等，大约对此都作过努力。详细情况，现在已经不清楚了。我们以《葬书》为主，结合唐代其他风水著作，可以看出，唐代人选择风水宝地，大约是以“藏风得水”为主要的葬地选择标准。把“藏风得水”归纳为一个环境模式，《葬书》称为“四神地”或“四灵地”。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唐代风水的基本模式。
　　《葬书》说，葬地周围形势，应该是“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後为玄武”。而且，对这四种形势，更具体地要求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服”。就是说，玄武方向(後方或坐北朝南的北方)的山峰要垂头，朱雀方向(前方或南方)的山要翩翩起舞，青龙方向(东方或左方)的山要起伏连绵，白虎方向(即右方或西方)的山要俯伏柔顺，这样的山势环境才是好环境。 

大唐盛世—风水与唐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