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风水，是中国古人进行环境选择的学问。轻清之气上升为风，重浊之气下聚为水，风与水和谐而万物顺畅。众所周知，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不同地理环境，会影响到气候、风向、风力、水源、水势的变化，进而对该地区的人们产生利害程度不同的影响。当人类的生产能力低下，劳动效率较低，而且人们的科学文化也不发达的时候，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就特别至关重要。集中探索居住环境——包括阳宅和阴宅环境对人的生产、生活的影响，为人们提供上佳的生产生活环境，正是风水所努力解决的问题。
　　因此，中国古代风水学说中有许多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合理因素。即使在今天，我们在选择生活空间，营造生活环境时也要参考传统风水的说法，决不能简单地以“封建迷信”而鄙弃它，抛弃它。不然，吃亏受害的，只是我们自己。总结研究传统风水中的合理因素，把它们继承下来，而且结合今天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环境，发展当代的风水学问，为现代人服务，正是现代的风水学科的重要使命。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风水学问，不仅保存在许许多多的风水著作中，可以让我们今天潜心阅读、理解、运用，而且也保存在许许多多的风水建筑的实物遗址中，这些都更加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风水的道理，可以供我们今天仔细地观摩、体会。唐代18陵，就是这样的风水建筑。在前文中我们曾说，唐18陵的选址，是因为在唐朝首都长安以北，第一道高原——咸阳原，已经成为秦汉两朝的陵园，秦始皇的骊山、西汉的11陵等，都分布在这里，所以，唐18陵的选址，就不得不向北发展。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全面，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唐代风水理论才是唐陵选址的决定性原因。也只有从风水的角度，才解释得清楚，为甚麽唐陵不选址在长安以南、以东、以西，而一定要在北部，唐18陵一定要选择在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中。这其中有着比避让秦汉皇陵更多的也更深刻的内容。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葬地风水传统，说明唐代葬地风水理论特点，然後结合唐代风水学说，简明地分析一下唐18陵的风水因素。
　　(1)远古时期 不封不树
　　远古时期，中国人丧葬意识淡薄，丧者葬於郊野，无堆无坟，不树不封。即不封土堆，墓与平地齐，也不作甚麽标记。上起黄帝、尧、舜、禹，下迄殷汤、周文王、武王、周公、秦穆公等，地位崇高，但葬地均“无丘垅之处”，都是无土堆，无树木，找不到他们的葬地在哪儿。至於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黄帝陵、炎帝陵、禹陵、舜陵等，都有高大的埂丘，掩映在苍松古柏之下，这些都是後人追修的，并不是当时人的建筑。因此，在远古时候，风水这门学问也无从谈起，最多只能有一些原始宗教中的灵魂观念，但这些观念，还不能说是葬地风水理论。
　　(2)战国时期风水萌芽
　　从春秋战国开始，丧葬习俗发生了较人的变化，坟墓开始有了封土，所以这时我们可以见到“丘墓”、“坟墓”、“冢墓”等词语。东汉大学者郑玄解释说：“土之高起者曰坟”。当时的词典《释名》也解释说，“丘(墓)，像丘形也”。又说：“冢，肿也，像山顶之高肿起也”。他们这些解释，都说明在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坟、丘、冢已经成为坟墓的专有词汇。而君王的坟墓则因其特别高大，所以称为“陵”或“山陵”。既然有了坟墓，那么坟墓的选址就成为人们理所当然要思考的问题了。战国时，一般要求葬地环境能够避免水泉之湿、蝼蚁之害。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坟墓、山陵建筑保存得长久一些。《墨子》讲节葬，但也讲到当时葬地环境要求“下毋及泉，上毋通臭”，让死者居住在一个安宁、静谧、稳固、安全的地方，可以说这是後人对死者葬地选择的第一个基本要求，不足为怪。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曾经指出，“风水之始，避风及水而已”。引用《吕氏春秋·节丧》的话说：“葬浅则狐狸拍之，深则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这就是风水的起源。
　　可见，从风水的要求看，为甚麽要葬在地下?避免飞禽、走兽、虫蛇对死者的伤害而已。为甚麽要既封土又栽树?因为既可为後人祭奠的标志，也可保护死者，避免禽兽如狐狸的伤害；同时也不必埋得太深，以免“水泉之湿，蝼蚁之害”。为甚麽葬地要选择在“高陵之地”，因为高陵之地最能满足上述诸项要求，水泉难及高，蝼蚁难上陵，飞禽走兽难达於深处。因此，所谓风水，在产生的时候，更多的是避飞禽走兽之伤害，避地下水泉之浸湿，比较强调实用的目的，还没有後来丧葬中藏风聚气的追求。可见这时候的风水思想也是朴素的、简单的。直到汉晋时，风水理论才真正成型。
　　(3)汉晋时期 风水成型
　　汉代，关於葬地选择的风水思想，在吸收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学说的基础上，获得了重大的进展。汉代是谶纬学说最为发达的朝代。《周易》学说中的象数派和阴阳五行学说有机结合起来，使人生预测、国运预测等占卜学说风行一时。葬地风水思想也伴随着这一重大历史机遇，迅速地完善。
　　第一，在“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风水吸收了祸福感应观念，使葬地风水成为风水中的重头戏。
　　丧葬中出现的祸福感应说，汉代已经存在。《後汉书·袁安传》说，袁安丧父後，有人指着某处佳地对袁安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而福祸感应说作为风水学说的思想基础，则明白地表现在《葬书》这本著作中。该书认为，“人受体於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就是说，人的身体受之於父母，父母的骸骨是子孙之本，子孙的身体则属於父母的生命遗留下来的(遗体)一部份。父母死後，若骸骨能获得生气，子孙就能获得荫庇保佑，对子孙的身体健康、生产生活都有好处。正所谓生死殊途，但情气相感，又使生死为一，若祖先枯骨得气，则後裔生命享福。
　　从这里也可看出，葬地选择的风水观念，在汉晋以前，还只是出於安葬死者，使死者获得一个安全稳固的居所，从而使生者得以在表达对死者的感情的时候，葬地的“高陵”选择能够满足这一感情需要。但在汉晋时，生者的需要，有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被寄托在对死者的葬地的选择上。可以这麽说，祸福感应思想进入风水中後，人们头脑中对於葬地环境的选择的思考，极大地加强了葬地环境决定着活着的人的命运这一观念。风水到这时才真正形成。由於祸福感应观念加入风水中，则使风水自身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向——即风水先生们从此以後，总是将阴宅的选择放在比阳宅的选择更为重要的地位上，阴宅风水理论，总是领先於阳宅风水理论。 
　　第二，出现了“风水方位之书”，特别是诞生了系统论述葬地风水的《葬书》。风水思想在秦朝时已有较大影响。秦代大将蒙恬曾经奉始皇帝之令大修长城、广开驰道。秦始皇驾崩後，蒙恬被赵高矫诏逼死，当时民间遂流传说，蒙恬之死应归因於他修长城、开驰道时绝了地脉。“地脉”的说法，正是风水的特徵。汉代时候，又出现了“堪舆家”一词，风水师是其中的一个部份。这些人在汉代的谶纬影响下，也努力将自己的思想用著作表达出来，形成了《堪舆金匮》(十四卷)和《宫宅地形》(二十卷)两部书。这两书正是“说风水方位之书”。但葬地风水的专门著作却是在晋代产生的。
　　三国时候，魏国有位著名术士叫做管辂，他特别精通“《周易》，风角和占、相之法”，有自己的一套相地理论。他曾经根据风水中的“四象”判断阴宅墓地的吉凶。一次，他经过一个叫毋丘俭的人的墓边，看过该墓地的风水後，禁不住倚树而叹，说：“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後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史载，他说此话以後，“不过二载，其应至矣”(参《三国志·魏书·管辂传》)，果然应验。
　　据传，管辂著有《管氏地理指蒙》一书，可以说是集相地术之大成。全书以五地说论丧葬，详细讨论阴阳交感、望气寻龙等。和秦汉时相比，这时又引入了“气”的概念，形、气兼有了。而风水思想成为系统，则必以气为中心，以气带形，这一点直到晋代时的郭璞著《葬经》，才算完成。
　　郭璞，字景纯，河东名士。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於言词，善为文，辞赋为晋时冠。好古文奇字，尤妙於阴阳、算历。“有郭公者，精於卜筮，璞从之受业。郭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於是，精通了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晋书》称郭璞相人择地，“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
　　史书记载，郭璞相地活动甚多。他曾经为晋帝司马濬卜建邺城，又曾经为他母亲选择墓地，为其他人相墓等。郭璞还著有葬地风水著作《葬书》。因此，他被後人尊为风水鼻祖。虽然说郭璞著《葬地》後人是有怀疑的，但考虑到魏晋之际葬地风水学说特别发达的情况：如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参《唐书》)、《青乌子相冢书》(南北朝、隋唐皆曾引用)、《青囊中书》(参《晋书》)等专门著作相继被引用，在这种情况下，郭璞对葬地风水作出特别贡献也是可能的。况且《葬书》中的“生气论”，与郭璞的“气论”说也十分接近。可以肯定，今存《葬书》或许不是郭璞独自撰述，後人在郭的著述基础上更有修改、补充和完善。所以，即使《葬书》成於唐宋，但也可以说郭璞对《葬书》有原始著作权。
　　(4)葬地风水
　　魏晋时期，是我国风水理论的形成时期，葬地风水思想也建立起了大体框架。在此基础上，隋朝、唐代风水思想没有大的变化，而风水著作却增加许多。仅《隋书·经籍志》就记载了十三部相地书目的名称。但这些著作，对魏晋时的葬地风水理论并无发展，最多只是消化、理解和实践运用而已。唐代也发生过风水理论的革新变化。黄巢破京师，杨筠松“窃秘府之书，避地江南”，著《撼龙经》、《疑龙经》、《葬法》三书，创形法派。但这一重大变化对唐18陵的建筑影响不大。可见，唐18陵的风水理论，主要还是来源於魏晋时期的葬地理论，是魏晋风水思想的实践运用。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使唐18陵的选址，比较注意龙脉大势，而尚来不及关注龙脉运动细节；而点穴选址，又不如後来的明清皇陵讲究；山环水绕，四面拱卫，要求也不那麽严格。这些特点，我们在下面再具体地论述。 

大唐盛世—风水与唐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