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以後，风水模式较唐代更细密繁复，从葬地看，具体化为“龙、穴、砂、水、向”五个标准。即如果是坐北朝南，则要求北面有蜿蜒而来的群山峻岭，南面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整个风水区，构成一个後有靠山，左右有屏障护山，前方略显开敞的相对封闭的小环境。显然，这些具体要求，较“四神地”或“四灵地”要求要高得多，具体得多。
　　唐18陵，正分布在关中平原北部，横亘在黄土高原南侧的北山山脉中，东西一字排开，形成一个较大的皇陵群。北山是陕西和山西交界的吕梁山脉的支脉，从东北向西南，横卧在关中平原北部。地势从东向西，逐渐降低。根据《葬书》对青龙、白虎的要求，青龙蜿蜒深沉、势大脉远，白虎俯伏柔顺，势弱脉隐，那麽，唐陵风水恰恰符合《葬经》的要求。至於“玄武垂头，朱雀翔舞，则前有南边的骊山、华山、终南山、首阳山，由低到高的阶梯直入秦岭之中，後有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以为依托，至於是不是“垂头”或“翔舞”，却不能肯定。但有一点，唐陵建筑、选址，也不完全是按照《葬书》要求，一笔一画，依样进行，毫无变化的。毕竟《葬书》是魏晋时候的著作呢。总之，从宏观上看，唐陵选址没有按照“龙、穴、砂、水、向”那种繁复详细的风水内容来进行，而是大体上按照《葬书》所规定的主要标准要求选择的。
　　关於这一点，在唐代风水先生身上，表现得很明显。武则天死後，有一位叫做严善思的风水师，就是否将武则天和唐高宗合葬的问题发表看法，曾提到《葬法》一书，书中讨论“遗体受荫”时，说，“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後之胤嗣，用託灵根，或有不安，後嗣亦难长享。……然以山川精气，上为星象，若葬得其所，则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则神危後损。所以先哲垂范，具之葬经，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必泰”(参《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严善思传》)。死者葬地，在风水方面，必能藏风得水；一旦下葬俊则尽量使其不受外来干扰，以便神安後益。这些观点，都可以归纳为《葬书》的“遣体受荫”说。从严善思的议论，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葬法》，很可能也就是《葬书》。
　　(1)藏风
　　自从《葬书》提出“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以後，藏风就成为保护生气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後来历代风水著作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风水中的风的作用，主要来看是影响生气的运动和凝聚。《葬书》开始明确提出风对气的这些作用後，就基本上规定了风在风水中的大致地位。但风的具体的作用，以及在风水中具体如何操作如何辨别风的作用，却有赖於对风和生气的进一步分析认识，这一点，要到唐代以後才解决。所以，唐陵中对藏风的要求，或者说唐陵中表现出来的藏风特征，远远不如後来明、清皇陵那样显明彰著，丝丝入扣，完全和风水中藏风论述相符合。具体说来，《葬书》提出，藏风的目的是为了聚气，使生气凝聚。因为“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倘若“行止气蓄”，也只有“行止气蓄”，才可能化生万物。那麽，可以聚生气的地方才可称得上是风水中的“上地”宝地。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葬书》出於“藏风”的目的，对山势龙脉的运动作出了具体的分析和选择。它要求山势运动，要“宛委自复，迥环重复。……欲进而却，欲止而深。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高水深，郁草茂林。”也就是说，藏风、聚气之地要山岭宛转逶迤，或顺或逆，迂迴盘绕，层层拱卫。向前拥簇而不僭逼，能够聚止而不陡急。来山凝结，止而聚集，阴阳调和。土层高厚，聚水深沉，草木茂盛。总之，藏风聚气的环境，是一个群山依依，流水弯弯，山岭迴环，草茂林盛的生气之地。
　　第三点，对於藏风，要求藏哪些风，要求迴环往复的山岭方位，《葬书》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它要求葬地环境，能够“外藏八风”。所谓八风，指东北炎风，东方滔风，东南熏风，南方钜风，西南凄风，西方*(左風，右瑟)风，西北厉风，北方寒风。
　　由於中国大陆处於北半球，一年四季盛行的主导风向，主要的是偏南风和偏北风。偏南风是夏季风，温暖湿润，有和风拂煦、温和滋润之感；偏北风是冬季风，寒冷乾燥，风力钜大，且凛洌刺骨，有主杀伤筋的消极作用。所以，对於居宅来说，选择避开寒冷的偏北风的居住环境就是非常必要的。对南方来的“弱风”，却不必全面挡护，地形反可稍微敞开。这样看来，虽说总的看来要“外藏八风”，但八风之藏，又有重轻的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葬书》对藏风提出的以上三点要求，在唐18陵中均得到了执行。18陵遍布均分在北山丛中，如前已述，北山乃吕梁山支脉，而吕梁山又是北方大龙的支龙，所以，北山是生气运行之集中地。这是用今天的地理眼光看。如果用汉人的地理眼界看，今天的北山一脉中，岍山、岐山、荆山均在其中，恰恰就是北龙的运行地区。汉人的看法，在唐初仍为人们所赞同。所以，将唐陵选址在北山岭中，正是为了可以乘北龙生气。但北山山脉由於受渭河支流的切割，致使山脉多深谷钜壑，表现为蜿蜒逶迤，迴环向前的特征。而不是一条直线，直冲向前。另外，从18陵的方位看，大多面南背北。北边有黄土高原遮挡，东北有吕梁山遮护，西边南边分别有青藏高原和秦岭维护，所谓“外藏八风”，是没有问题的。又由於北山到秦岭之间，有关中平原作为开阔地，这就使唐18陵面向南方。虽有秦岭阻挡但并不封闭，仍能获得偏南弱风，以助生气。
　　(2)得水 
　　《葬书》说，“风水之说，得水为上”。就是说，上佳的葬地，要有水泉拥护环绕。因为像《管子·水地》所说的，水是“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在风水中，水便如人体中的血脉，决定着生气的运行，维护着生气的凝聚。
　　不过，《葬书》对水的论述，不如论述山的“藏风”功能那样详细。而唐以後的风水家却对此有很大发展。比如宋代黄妙应著有《博山篇》，概论相地得水说，“凡看山，到山场先问水。有大水龙来长水会江河，有小水龙来短水会溪涧。……水来处是发龙，水尽处龙亦尽”。在他那里，水流成为生气的直接象微。这一点，在南方中国，大约是可以实行的。在北方、则必须看水与山的关系。
　　《管氏地理指蒙》说，“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聚其气而施耳。水无山则气散而不附，山无水则气寒而不理。……山为实气，水为虚气。土踰高，其气踰厚。水深，其气踰大”。表明生气所在的地方，有山，也必有水。但山与水中，山为主，山势就是生气运行的象徵；水为资助，水只起着维护、保障生气的作用。山主水次的看法，和宋代的水即生气的看法，是显著不同的。
　　从唐18陵来看，它们建於北山山脉上，有山为依托。其次，在“得水”方面，18陵都面对着自西向东，奔流而去的渭河，似乎是得水了。但渭河直往东去，按宋以後的风水看法，是“直流直去，下贱无比”的，不是一个好地方。应该在陵前弯曲环绕，曲折恋恋，梭织不前。所以，还应该具体地看每座皇陵的得水情况。18陵中，惟有处於九嵕山的昭陵和位於武将山的建陵，是在泾河和泔河，迴环护持之中。若泰陵、崇陵、贞陵，也可说有洛水、泾河在陵前环绕维护。但其余十三陵，则找不到这样好的“得水”条件。从这里我们似乎也可看出，唐18陵的“得水”，水在其中起的作用是次要的，“气界水而止”，只要有水——主要是渭河“界之”就可以了，远不如後来对水流要求的那样严格、细密，有大而化之的粗疏风格。便如唐之品评人物，重在大处着墨，有个忠直、才干就行了，而不是如後来的明清，对人物要求大小细节，规定很细，以至於人的个性难以展开。规矩、束缚一多，皇陵的个性也体现不出来，像昭陵那样的里程碑式革新就没有了，中规中矩，亦步亦趋而已。
　　(3)总结
　　唐以後，葬地风水形成了几大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来龙有势，发脉悠远。
　　第二，屏障罗列，远近有致。
　　第三，四局分明，八龙有异。
　　第四，穴场分明，穴形多样。
　　第五，山环水绕，四面拱卫。 
　　除第四条专门讲穴位选择，此点在唐十八陵中体现不很明确外，其余四个原则多讲山论水。18陵体现出一部份，特别是山的部份。但唐陵除完全符合第一条原则—即来龙有势，发脉悠远以外，对山的要求，还没有“屏障罗列”、“四局分明，八龙有异”、“四面拱卫”等那麽细致。由此可以看出，唐18陵主要是根据魏晋时期的葬地风水理论来选址建造的。而魏晋风水理论，在中国风水史上，只是大体确定了轮廓，具体的原则还没有形成。这一点，是我们在观察唐陵风水时所应特别注意的一点。
　　比如，就山而言，唐18陵在宏观上注意了山脉的来势。风水中称远来之山为势，近处之山称形，先论势，然後论形，形由势来决定。唐18陵所选葬地，可谓有形更有势。其势从东北绵延而来，至渭河之北，横亘成为好形。《葬书·内篇》说：“上地之山，若伏若连，其原自天。若水之波，若马之驰，其来若奔，……若龙若鸾，或腾或盘，禽伏兽蹲，若万乘之尊也。”这里的“上地之山”，指的就是上好的葬山，它的特点就是：山峦起伏连绵，如同自天而降，如万马奔腾，从而形成气势庞大的来龙之势。这种婉转迴环的来龙之势，对於形成强人的生气十分有利，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生气凝聚强大的象徵。在这一点上，唐十八陵选址在北山上，是找到了“上地之山”的。因为北山蜿蜒迴环，横亘在关中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界处，从东北向西南，若马驰，若水波，形成强大的来龙之势。
　　不过，具体到每一陵墓选址，如何保证这强大的来龙之势和某一陵墓挂上钩，成为它的生气的来源，《葬书》便叙述得不详细、不具体，当然也不系统。至於後来的风水葬地，要求龙之发脉都在群山交会处，有称“来龙千里”，即指风水穴位往往与龙脉的源头相去遥远，只有高大的山脉才能形成绵远势沉的支龙。这样的龙才有气势，穴也才有生气。更有甚者，後来的风水干脆把山的龙支龙关系用宗族关系表示：即龙脉之起处为太祖；脉行一段距离，又起一座高峰，是谓太宗；脉续行，奔腾逶迤，更起一座高峰，是为少祖，……如此继续向前，以玄武顶後的高峰为父母山，所有这些，在唐十八陵中均没有体现出来。可见，即使仅从山的方面讲，唐十八陵所运用的风水理论也是比较简单的。至於其中某一些陵墓，比如昭陵，似乎连後来的龙、穴、砂、水、向诸原则都符合，却是有些偶然性的。

大唐盛世—风水与唐陵/韩养民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