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走进昭陵碑林，置身于其庄重肃穆的氛围中，看着丰姿伟伟的众多碑石，顿感到历史积淀的凝重，同时，我们的思维也不由得穿越时空去追寻历史的折光—碑的渊源。
　　什么是碑呢?《说文》记：“碑，竖石也，”即碑的原始意义只不过是指人为的专门竖立的没有文字的石块，今日的碑字，有狭义和广义二解。从狭义上讲，它不过是许多石刻种类中的一种；从广义上讲，它是泛指各种形制的石刻文字。作为书法欣赏时，人们常常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碑，这是碑字含义引伸和扩展的结果。石刻文字统称为碑，并非始于近代。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指出；碑为石刻文字统称，应是两汉以后的事。它包括刻石、碑、碣、 墓志、塔铭、刻经、造像、石阙、摩崖、题名、桥柱、井栏，食堂(享祠纪事)、界石、画像题字等等，是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除刻贴以外)的总称。古时候的碑有几种，其功用也各不相同。西周时，宗庙和殿堂前的庭院中竖有石头柱，曰碑。用途有二：其一，拴系供祭祀用的牲口，其二，观察日影，推断时间。当时用上部有穿孔的木柱引棺入葬，这种木柱称丰碑。殡葬结束，有的木柱就留在墓地，有的人还在这些木柱上刻上文字，作为墓地的标记。后来，这种丰碑以石代木，或刻字而立于墓道口，故有神道碑之称。但是，真正出现成篇刊刻颂文的碑那才是两汉以后的事。不过有些碑，仍然保留着古代用以悬棺下葬的遗迹。西安碑林现存东汉《仙人唐公房碑》和《苍颉庙碑》上部就均有穿孔，有的汉碑穿孔外还刻了几道阴纹，且通于穿孔。王惕甫《碑版广例》说；这种形式“尚存古制引纤之意”。
　　自东汉顺帝以后，树立墓碑的风气开始盛行，不但达官显贵墓前立碑，就是庶民百姓也常在墓前立碑，从形制上看，远比西汉时期要华美讲究得多，不但碑面精工打磨，碑体上也常常雕刻花饰。到了唐代，墓前立碑的风气极盛。昭陵陪葬墓前多有立碑，单见于记载的就有100余通。其造形的高大，做工的细腻，刊刻的精到，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碑，一般由碑首、碑身、碑座组成。碑首有尖形、圆形、方形之别，碑座又有方座和龟座之分。半圆形碑首称晕首，这种碑也称碣。尖形碑首称圭首，这种碑也称笏头碣。雕刻龙纹的方形碑首称螭首，这种碑只称碑，别无他称。这是一般情况，当然，也有少数纪功颂德的碑，碑首作屋顶形，如乾陵的述圣记碑、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等。 
　　碑面书宇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红色直接写在碑面上，称作书丹，另一种是先写在纸上，再勾勒在碑面上，然后依样镌刻。碑最初是没有文字的，后人为了追述世系，表功颂德或祭祀、纪事等，刻字其上，以期达到“托坚贞之石质，永垂昭于后世”的愿望。至于书法，但求庄重整齐，传垂于后世不是它的主要目的，故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所以，唐以前的碑碣很少有署书者姓名的。到了唐代，人们对书碑十分讲究，渐以名家书碑为誉。昭陵碑林中的书作就多出于名家之手，有欧阳询书的温彦博碑、褚遂良书的房玄龄碑、王知敬书的李靖、尉迟敬德碑、殷仲容书的褚亮、马周碑等。所以，昭陵碑林被誉为初唐书法荟萃之所。当然，皇帝御书更能体现对碑主人特高的荣宠。在昭陵，就有唐太宗书的魏征碑，可惜字迹磨灭，难得一睹李世民书法的风采。所幸的是唐高宗李治以行草书的李勣碑，至今仍在原地，刻字清晰，洒脱飘逸，风流婉约，很有王逸少(羲之)的神韵。
　　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源远流长，从甲骨文历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草、今草诸体不断演进，而成为祖国艺术宝库中的重要财富。甲骨文是锲刻而成，一部分大篆(金文)是镌铸而成，考古发掘中时有出土，这当是我国早期的书法瑰宝。但是，真正使我国书法艺术争妍斗艳广泛发展的，还是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结合使用，然而，纸张的易毁使历代名家的书作实难流传久远。因而，今存世的古代书家墨迹实属凤毛麟角。所幸的是，碑，以其千古难毁的石质，铮铮镌锲的刻字，朝野竖石的广泛，大量保留十历代名家的书法作品而备受珍重。西安碑林以碑石精英荟荟萃而驰名中外，它反映着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轨迹，因而被誉为我国书法艺术的宝库。昭陵碑林更有它独到的地方。树碑时间从贞观十年至开元年间，历一百余年，众多碑石的主人多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文武功臣，书碑者自非泛泛之流，碑文所记又自是联系到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所以说，昭陵碑林不但是我国初唐书法艺术的宝库，而且，有十分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 

昭陵揽胜/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