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其文化的发展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峰巅时代。唐代书法艺术、雕刻艺术作为文化繁荣的一个方面，呈现出绚丽灿烂、深邃精湛的勃发成熟之象。昭陵碑林是初唐书法艺术、雕刻艺术的大观园，这里，艺苑之花，争妍斗艳，竟相开放。
　　唐代盛行在墓前立碑、墓内置石志的风气，即所谓的树碑立传。昭陵从太宗撰文、欧阳询书的《昭陵刻石文》起，很多陪葬者的饰终之典中就有“官为立碑”一项。有唐一代，文风较盛，书法人才辈出。昭陵陪葬者又多系三品以上的贵官、皇亲，大部分人的墓前有碑，差不多每个墓内至少有一合墓志。据前代金石学家著录统计，昭陵陪葬墓前的碑石原有80余通，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昭陵全碑。然而，一千多年来，“江山几换帝王符”，时代变迁， 昭陵陵园繁华消歇，昭陵碑石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有的倒仆后深埋地下，有的因风雨剥蚀、捶拓过多而字迹漫漶，有的被敲击破碎，弃置沟壑，或作它用。破败之象，使拜谒昭陵的文人骚客发出了“玉寝荒凉无识处，石文断蚀不堪收”的喟叹。建国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昭陵文物的保护工作，修建了昭陵博物馆，辟出专题陈列室，陈列保护昭陵的墓碑和墓志。昭陵碑林建于1974年，收集墓碑40多通，墓志20余合，分为两个陈列室。第一碑室陈列的都是过去原树地面的“名碑”，如段志玄、尉迟敬德、温彦博、孔颖达、房玄龄、李靖碑等，碑文在古代一些金石著作中有收录。第二碑室陈列的是一些重新出土的碑石，还有一些未见于历代金石著录而新发现的碑石，如李孟常、周护、李承乾等碑，也有少量跟昭陵有关的唐、宋、明、清各代的碑石。这批碑石，对研究唐史，了解昭陵陪葬墓名位有重要的价值。“冥庐长安寝，扬名见丰碑。”昭陵碑、志文字，都是对葬者歌功颂德，它对葬者的官品职务记载较详，对他们的重要功绩以及立功的年代，记载得比较准确。同时，陪葬者多数是当时封建中央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官职、事迹，紧密联系着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大事件。所以说这些碑志文字，是研究唐史的宝贵资料。李勣碑就记载了李勣创立瓦岗军，隋末起义的事件。而阿史那忠碑则记载其平息西域各国叛乱的一些事迹，这就足以证明，唐时已对西域实行有效的统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或补史书之缺，或证史书之说，或纠史书之谬，都对史学研究有相当重要的价值。昭陵碑刻从书体上讲有隶书、篆书、行草和飞白书。从书者上讲，有大书法家欧阳询书的《温彦博碑》，其书体秀骨清相，恭整俊丽，有褚遂良书的《房玄龄碑》，其书体疏瘦劲练，雍容婉畅，变化多姿，有“美人婵娟”之说，此外还有王知敬、王行满、畅整等人的作品，他们的书体或是秀婉绰约，或是古朴劲遒，或是豪放不羁……各有特点，各具风格，特别是李治书的李勣碑，字迹则有清丽潇洒、秀逸洒脱的风趣，更难能可贵的是孔颖达碑座上那些颇具欧、虞风格的楷、行、草书，虽属孤言只字，但却有很高的书法价值，它绝不亚于碑文刻字，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书作，代表着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书法艺术水平，可谓昭陵碑林中一颗闪烁着奇光异彩的璀璨明珠。
　　昭陵碑石边饰雕刻饰纹繁缛，细腻精湛。艺术家充分运用了浮雕、减底、线刻等多种艺术手法，熟练的技巧，简洁的笔调，浑厚的手法都无不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底蕴。
　　初唐书风极盛，名家辈出，其书苑也呈现出异彩缤纷之象，昭陵碑林汇集初唐书品名作，被誉为中国三大碑林之一，它是我国书法艺术长河中的断代特写，是初唐书法艺术宝库之所在。 

昭陵揽胜/中共礼泉县委宣传部，昭陵博物馆编．—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