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李渊是唐代的开国皇帝，即唐高祖，他是唐王朝建立的主谋人物，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处事谨慎老成，“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王夫人在读《资治通鉴》时评价说：“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非秦王之所可及也。”
　　然而，旧史籍里却写进了一些虚构情节，把李渊渲染得荒淫无能，以便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这种掩高祖之长，炫太宗之功的倾向，实在是不可取的，事实上，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李渊是一个有勇有谋的英雄，有很强的政治灵活手段和策略思想。隋炀帝晚期，统治残暴蛮横，疑虑重重。特别是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反隋之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逐渐加剧，隋炀帝对官僚大臣的态度更是“多所猜忌，人怀疑惧”，动辄就猜忌杀戮大臣。大业十三年，李渊被隋炀帝任命为太原留守，两人却都心怀叵测，隋炀帝的如意算盘是派李渊留守太原，既可利用他镇压农民军与抵御突厥，又可防止他走上兵变的道路。李渊却趁此机会掌握五郡的兵权，策划反隋的战略方针，计划着把太原作为起兵的源头地。有一天，隋炀帝召李渊去见他，李渊认为亲自去见炀帝大概凶多吉少，所以托病而未去谒见。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于是炀帝问王氏：“汝舅何迟?”王氏说其舅有病。炀帝却恶恨恨地说：“可得死否?”这件事传到了太原，李渊“闻了益惧”，只得以“纵酒、纳贿以混其迹。”由此可见隋炀帝对李渊已经有所猜忌。李渊生活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时时有一种自危之感，便以酒色韬晦掩盖自己的危机感。但如果以此而不加分析，说李渊是荒淫无能的酒徒之辈，这实在是不公正的，没有看清当时李渊所处的特定环境，也没能体会到李渊的用心良苦。
　　从晋阳起兵来看，《新唐书》记载“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势，计谋，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结，惧不听见。”当时正值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世民劝说父亲起兵，李渊非常害怕，竟要将儿子送往晋阳县衙以治其谋反之罪，……这事说起来可谓荒唐之极，李渊不会无能到让自己心爱的儿子去送死的地步。事实上，李渊的反隋之心早已在酝酿了，又有何畏惧之意呢?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载，武德二年二月(公元617年)，唐朝已经建立，宇文士及前来投唐，当时李渊笑着对裴寂说：“此人(指宇文士及)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据史籍记载，李渊与裴寂等人所指的“言天下事”，都是起兵反隋之事；李渊与士及的“言天下事”，自然也指反隋之事了。当时正值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杨玄感起兵反隋已被镇压，李渊分析局势，认为时机不成熟，只好把反隋的事压在心底。
　　李渊做了太原留守之后，在暗中积聚军事力量，密谋起义。其实早在大业十年初(公元614年)，当获悉隋炀帝的忌杀态度稍有改变时，就指使刘文静假造诏令：“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期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打着皇帝老子的旗号，名为“伐辽东”，实际上是在鼓动人心，结集人马。到了二月，马邑人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三月又引突厥直逼太原。这时，李世民催促父亲快快起兵，李渊却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须会盟律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从李渊的话中可以看出，李渊在军事上还没有部署好，担心过早起兵会落得家破人亡。此时的李渊以讨伐刘武周为辞，召集诸将佐商议，提出自行募兵。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行动的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迫于非常形势，也只好同意。李渊放手叫世民及其亲信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召集新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这支队伍就归属李渊父子私自控制，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等基干队伍筹建以后，又赶紧叫建成、元吉以及女婿柴绍急赴太原。同时派李思行到京城“观觇动静，及还，具论机变，深称旨。”及时掌握情况，以便趁机而动。
　　从以上事实来看，李渊绝非昏庸无能之辈，而是一位有胆有识、善于谋略的英雄人物。李渊不急于起兵，并非因为他怯懦无能，没有足够的勇气，而是因为他所处的环境让他不能轻举妄动。在隋末动乱的年代，隋炀帝能够重用他，让他掌握重镇兵权，也足够证明他不是无能之徒。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