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早在武德五年之前，秦王世民因军功卓著，使得秦王府远比东宫和齐府神气得多，但此后3年多时间里，李世民既无新战功，又屡遭兄弟明争暗斗的排挤，秦府就逐渐处于劣势了。就军事实力而言，秦王府“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与东宫加上齐府的“多达数于人”相比，逊色不少。甚至从政治上来说，李建成的太子地位自然是呼风唤雨，惟我独尊，势力颇为雄厚。到武德九年六月，在兄弟屡次倾轧的矛盾冲突中，李世民忍耐不住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临难果断抉择，发动宫廷政变，让人不禁为他恐慌捏汗。
　　史书有载“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世民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政变的结果出人意料，处于劣势的秦王李世民怎么可能会击败优势重重的太子李建成呢?仔细挖掘史实，不难看出，秦王李世民拥有出奇制胜的法宝武器。
　　其一，李世民的秦王府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集团，幕下的将佐文士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秦王尽死力，听从他一人指挥。他们团结一致，为秦王出谋划策，有这样的团体投入战斗，当然易于取胜。史称“自隋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像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那样忠心耿耿的良臣谋士；像尉迟敬德、段志玄那样不为重金所动摇的骁雄勇将；像程知节那样敢抗帝敕不离秦府忠良之士，他们集中在秦王周围为他殊死而斗，必然使得战斗力大增。秦王府的机密策略从不外泄东宫，正是此点的大力证明。太子建成手下虽有魏征、王珪等杰出谋士，但出色的文臣武将人数却不能与秦府相提并论。像齐王元吉那样曾在驻守太原时经常游猎，蹂践百姓谷稼，行为放纵亲昵，后来又在刘武周南下时弃城私逃，他的所作所为大概很难博取心腹之人。东宫幕府的太子率更丞王晊为李世民所收买，致使昆明池政变未遂，可见，在东宫效力的有些人并不为太子建成卖命。
　　其次，李世民能够控制玄武门兵力，是他能够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玄武门卫队首领常何早就被秦王收买拉拢，在玄武门政变中，他使秦王府的军队顺利埋伏于玄武门，而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自以为玄武门是自己一方人把守，心无疑虑，结果搞得措手不及，以至于丧命。建成、元吉死后，东宫与齐府精兵20000人结阵猛攻玄武门，张公谨见对方人多势大，遂关闭宫门拒守，东宫兵猛攻不下。掌握北门屯兵的将军敬君弘与吕世衡是秦王世民事先收买的心腹，当太子党羽冯立、谢叔方等攻宫门时，他们挺身出战，英勇无比，双方激战了很长时间，宫门一时难以攻破。其实，就当时兵力而言，东宫与齐府加在一块，恐怕是占尽了优势，所以李世民发动政变前，高士廉竟“释系囚，授以兵甲。”用来补充秦府兵力；双方交战后，建成、元吉的军队“兵锋甚盛”，秦府“将士大惧”、“师不振”，但在秦府僚属的全力抗击下，玄武门始终掌握在秦王世民手里，这才转弱为胜，最终取胜。
　　其三，这与秦王世民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有关。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预先伏兵，首先发难，让建成、元吉没有丝毫的防备，事出仓促，因而授首。东宫与齐府的将士看到自己的主子已死，便无斗志，纷纷溃散。此外，李世民能够主动挟持高祖下敕，这对涣散敌军起了明显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大大弥补了秦府兵力不足的弱点。
　　其四，从当时的社会情形来看，唐王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秦王世民武功盖世，功勋显赫，扫平了大多势力强大的割据者，从而树立了崇高威信，为当时许多朝臣、军民所拥戴。就连东宫集团的魏征、王珪也不无感慨地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显然，这种看法在当时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著名学者王夫之说：“建成以长，世民以功。两俱有可立之道。”正因为当时有这样一种社会舆论，在很多人眼里，李世民属于“真英主”之类的人，认为秦王世民统治天下，是顺理成章的、合理的。这一点是李世民取得成功的一个社会条件。
　　有人评价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的成功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然而，仔细考证，其实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略战争。秦王世民雄心勃勃、积极向上的气概为其兄弟所缺乏，他长期驰骋沙场，深入民间，接触下层，学会了一套老谋深算的本领。而太子建成长期沉浸于宫廷生活，缺少远见与进取精神。他自以为京师“兵备已严”，而恰恰在玄武门守卫问题上出现了漏洞；他自以为皇太子地位坚固，秦王不过是一匹夫，而最终却恰恰死在李世民的弓箭之下。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