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德九年，在东宫与秦王府为争太子之位明争暗斗正欢时，突厥数万骑兵却入塞围攻乌城，唐高祖一反常态，不让秦王世民督军抵御，只是派齐王元吉统率李艺等军援救乌城。太子建成借此次机会，向高祖建议抽调秦王府的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人随齐王出征，并检阅秦王府幕下的精锐之士以充实齐王统领的军队，这一异常狠毒的举动，无疑是要把秦王府的精兵转到自己手里，使秦王世民在兄弟相残的斗争中束手待毙。高祖清楚地明白这一措施所包含的真正目的，却仍然同意了太子建成的请求。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秦王府的谋臣勇将焦虑不安，纷纷劝诫李世民先发制人，发动政变。尉迟敬德对李世民说：“如果大王再犹豫不决，臣将窜身于草泽，不愿留在大王身边一同受死。”长孙无忌本来就主张武力解决建成、元吉问题，此时更是迫不及待，并威胁李世民说：“如果大王不采纳敬德的意见，不仅敬德要逃走，我也将离开大王而去。”敬德还鼓动李世民说：“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其实，从此段话可以看出李世民早已蓄谋发动政变，并且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就连占卜的张公谨也激动地对李世民说：“占卜是为了问吉凶，事实已到了不管吉凶必须行动的时候了，即便是卜之不吉，大王你也不能罢休!”
　　然而，查阅史书，秦王世民的态度却仍然是“犹未决”，说什么“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李世民不想承担骨肉相残的责任，宁愿后发制人，也不愿首先动手。其实，在这场争夺太子位的斗争中，李世民早已显得咄咄逼人，李建成本来是合法的太子，硬被秦王搞得坐卧不安。在这刻不容缓又对他不利的时刻，李世民却犹豫不决，难道是想束手就擒?这种现象很令人费解了。
　　秦王府的府僚们心急如焚，不知主人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绞尽脑汁以为李世民顾虑力量不足，共同进言说：“以大王之贤，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节，忘社稷之计乎!”李世民仍面有难色，疑虑重重。再次挖掘史籍，从一些风牛马不相及的隐晦语言中，也许能探出一些虚实，才能让后人恍然大悟，疑团尽扫。大约秦王府到底不乏聪明智慧之人，某人问李世民：“大王认为舜是何等样人?”回答说：“圣人也。”于是这个人便向李世民讲述了舜和舜父亲的故事。据说舜的父亲对舜很厌恶，千方百计想要害死他。舜的父亲瞽瞍命舜去浚井，不等舜从井底出来，就把井口封住了；又命舜去修理粮仓，却抽去阶梯并放火，企图烧死他，谁知舜却想方设法活了下来，不愿遵父命而去死。《孔子家语》中评价说：“舜事瞽鼓，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所以舜的行为仍不失孝悌之道，被尊奉为万世帝王之表。这一席话，才使得李世民心中疑虑全消，终于决定发动政变，用武力解决建成、元吉之事。
　　李世民与建成、元吉是兄弟关系，瞽瞍与舜是父子关系，与发动政变根本毫不相干。但秦王世民却如卸重负，顿时毫无顾忌，让人不得不考虑这席话根本就是针对李渊和李世民的父子关系而发表的议论。仔细推敲，李世民发动政变，当然不仅是要解决建成、元吉问题，其矛头也直接指向高祖李渊，最终的目的就是将自己的父亲从皇帝的宝座上拉下去，从而取而代之而已。
　　至此，李世民深受舜的启发，决定效仿舜的行为，大干一场。他命令敬德去召被高祖逐出秦王府的房玄龄和杜如晦，房、杜二人因不知道局势的变化，只是简单地回答：“敕旨不许更事王，今若私谒，必至诛灭，不敢奉命。”李世民对此怒不可遏，取所佩之刀授与敬德并说：“公且往，观其无来心，可并斩其首持来也。”房玄龄、杜如晦看到秦王已经破釜沉舟，自然不敢怠慢。敬德认为此刻“不宜群行在道。”于是，房玄龄、杜如晦穿道士服，跟随长孙无忌暗入秦王府，尉迟敬德从另一条道至秦王府，会集于秦王府共同谋划发动政变之策略。
　　如此说来，秦王世民发动政变前彷徨犹豫，根本不是顾忌承担杀兄诛弟的重大责任，而是考虑发动政变后，对李渊的处理感到棘手。因为李世民发动政变的目的并不仅是简单的夺谋得太子之位，还要不动声色地迫使父亲退位，否则取得的胜利就显得很单薄，不牢固。但要对付自己的父亲，难免会出现闹翻的僵局，在当时十分重视孝道的年代里，弄不好会被骂为大逆不道。李世民是个强调孝道的人物，素重名节，如果自己政变成功，那就是一代帝王，但如果因此而落下个不孝不悌的恶名，那他也将在世难以立足，更难以服众，这大概就是他发动政变前最大的顾忌吧!关于舜和舜父亲的故事，也许给了他某些安慰和启发!但究竟是否合理呢?这就很难说了!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