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史载：在太子建成与秦王世民长期明争暗斗的矛盾冲突中，两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已如箭在弦，一触即发了。在这紧要关头，秦王府的谋臣骁将都急不可耐，惟恐秦王动作迟缓一步，认为惟一的出路则是先下手为强。房玄龄与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也“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面对身边人的激励与鼓动，秦王世民还是非常慎重，他又去问计于李靖和李世勣，他们也鼓励李世民说：“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请申犬马之力。”
　　然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经过反复考证，却否定了李靖、李世勣对李世民的支持。李世民“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那么在这形势危急时刻，他们二人都表示不愿参与其事。再者，从《新唐书·袁朗传》中可知，李靖与李世勣并没有被列入秦王集团中。
　　怎样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记载呢?细究史料来看，司马光的说法应该值得注意。在“玄武门政变”的武力战斗中，李靖与李世勣虽都是勇猛善战的大将军，却没有像尉迟敬德、侯君集等那样亲自为秦王上阵厮杀，按理说，秦王手下的武将在这时应该有所表现的，但他们却丝毫没有动静，很可能是他们根本没有参加政变。史书上记载他们愿为李世民“请申犬马之力”，显然不大可信。大概又是贞观史臣为让李世民迎得更多人的支持，特别是举足轻重者的支持，而故意歪曲历史的一种虚构手法。李靖、李世勣在唐初历史上是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李靖在统一长江中下游及江南一带战功卓著，颇受朝中注目、又以其对兵法的娴熟和军事指挥才能的高超称誉朝野；李世勣跟随秦王世民征讨窦建德、王世充，追击刘黑闼、徐圆朗，建树了赫赫战功，在朝廷中声誉极高。而且他们两人在抵御突厥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取得辉煌战绩。可见，李世民如果取得了他们的支持，他发动的政变就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了。所以，这正是贞观史臣虚构他们愿为李世民“申犬马之力”的动机所在了。
　　按后一种说法来讲，大概秦王世民在与李靖、李世勣接触后，知道了他们的心态。他们既然不愿参加萧墙之争，当然也就不会去帮助李建成了。因为李靖在高祖攻破长安时几乎被杀，后经李世民求情，高祖才赦免了他；李世勣曾多次跟随秦王世民出征作战，与李世民有一定的交情，所以，他们决不可能出面为太子建成效力。尽管李世民没有争取到李靖、李世勣的援助，但爱惜贤才的李世民却被他们两人的品德所折服，在后来做了皇帝后，仍然重用、信任他们。
　　正因为在此问题上，李世民深刻认识到，李靖与李世勣不能像房玄龄，尉迟敬德那样，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所以，李世民对他们始终不太放心。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李靖以足 疾为由，申请辞官归家，唐太宗立刻批准，并且赞扬他说：“朕观自古以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遇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有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任楷模。”这种鼓励退休的口气，正是充分反映李世民担心他功高震主，以后权大位尊会形成尾大不掉，这和房玄龄正形成鲜明的对比。“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女为韩王妃，男遗爱尚高阳公主，实显贵之极，频表辞位，优诏不许。”可见，唐太宗对李靖和房玄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正好说明李靖没有真正博得李世民的信赖。
　　对于李世勣，李世民更是大动脑筋。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月，唐太宗病重，知不久于人世，便想出一个笼络李世勣的“奇计”，他对太子李治说：“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五月某日，在太宗驾崩前不久，太宗一纸诏书，不讲缘由，撤掉李世勣宰相职务，贬为叠州都督。
　　由此可知，李世民对李靖与李世勣是心怀顾忌的，并不把他们视为亲信之人。如果这都是因为李靖、李世勣在“玄武门政变”中没有坚决站在李世民身边的结果，显然是很合情合理的。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