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玄武门政变发生之后，东宫、齐王府余党纷纷逃亡，分散在长安周围，四处潜伏。太子建成在山东的亲信、幽州都督庐江王李瑗和领天节将军镇泾州的燕郡王罗艺都握有重兵，伺机而动，随时都可能与长安附近的两府残余势力里应外合，发动武力叛乱，严重威胁着秦王的统治。
　　秦王府诸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都建议秦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乘势将建成、元吉部下百余人全部诛杀，并“籍没其家”，许多人甚至到处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及兵将，争相捕杀邀功，使得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矛盾异常尖锐。
　　在玄武门政变中立有大功的尉迟敬德，此时却极力反对滥杀无辜，他劝告李世民说：“罪在二凶，既怵其诛；若及支党，非所以求安也!”李世民深感其言，决定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笼络人心，以消除宫府集团余党的对抗情绪。于是，他一方面下令禁止秦府人员滥捕滥杀，一面以唐高祖的名义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一无所向。其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建成部下曾率宫府卫兵进攻玄武门的将领冯立、谢叔方等人逃匿在外，得知赦文，第二天便来自首。薛万彻逃入南山，隐藏起来，经李世民屡次派人劝服，也到长安投案。在李世民看来，他们都能忠于所事之人，皆为义士，释而未问，并授予军职。太子洗马魏征，曾劝李建成早日除去秦王，此时李世民抓住把柄，斥责他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呢?”魏征镇定自若地答道：“先太子若早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尤是敬重他临危不惧的气概，遂任命他为詹事主薄。此后，李世民又召昔太子谋士王珪、卫挺等人，并任命官职。
　　在李世民安抚政策的感召下，逃散在长安附近的宫府兵将，都自动放下武器，向朝廷投械，有些人则销声匿迹，不再参预谋反活动。但对至死不悔者如李瑗、李艺等人，李世民不再手下留情，则是迅速地消除隐患。
　　李瑗是唐高祖李渊堂兄之子，以宗室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被封为庐江王，任信州总管。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累迁至幽州大都督，与李建成结成死党。玄武门政变中李建成死后，李世民遣通事舍人崔敦礼召瑗入朝，李瑗心虚，害怕进京后难以自保，在心腹王君廓别有用心的支持下，将朝廷派来的使者崔敦礼囚禁起来。这时，兵曹参军王利涉对李瑗说：“大王不奉诏进京，而擅自发兵，此为反矣。诸州刺史都为朝廷命官，未必都肯听从，万一征兵不集，何以保全?”李瑗听了，觉得言之有理，便询问该怎么办。王利涉献计说：“……大王整驾，亲诣洛阳，西入潼关。两军合势，不盈旬月，天下定矣!”李瑗欣然采纳，准备依计而行。王利涉又建议李瑗除掉王君廓，将兵权交给王诜。理由是王君廓曾跟随李世民东征作战，颇受宠信，加上其为人“多反复”，“素险薄”，不可信任。正在李瑗犹豫不决之时，王君廓却探知了这个消息，他当机立断，抢先下手将王诜杀死，并当众宣布说：“李瑗与王诜共反，禁锢来使，擅追兵集。今王诜已斩，独李瑗在，无能为也。汝若从之，终亦族灭；从我，取之立得。富贵祸福如是，意欲何从?”部众听了皆愿跟王君廓讨伐李瑗。李瑗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终被王君廓杀死。
　　李建成另一亲信罗艺，原是隋朝旧臣，是位“勇于攻战，善射”的武将。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归唐，封为燕王，赐姓李氏，为李建成拉拢，结成死党。李世民即位后，为了稳位罗艺，任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可是罗艺仍“惧不自安”，遂诈言检阅武装，会集各路诸军，开入幽州，企图谋反。李世民闻迅即命尉迟敬德等率众讨伐，罗艺大败，抛下妻子儿女，急忙带领数百骑逃往突厥。行至宁州界，过马氏驿，随从的几百人逐渐逃散，罗艺被左右人杀死，传首京师。
　　李瑗、罗艺之流贸然举兵叛乱，最终都因内部互解、部众倒戈而兵败身亡，由此可看出，李世民的安抚政策是很成功的。至此，宫府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全部被消除了。
　　除此之外，李世民为了稳定人心，在即位不久，即武德九年十月，下令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曰“隐”，按照《谥法》：“隐拂不成曰隐。”又封李元吉为海陵王，谥曰“刺”，《谥法》“暴戾无亲曰刺。”从而显示太宗的仁爱之心。并以王礼改葬。埋葬之日，太宗亲自送于宜秋门，哭之甚为哀痛。又遂命原东宫、齐王府全部僚属前去送葬。不久，又以皇子赵王李福为建成后嗣，以示不绝烟火之意。这一做法对于重视家族延续的古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也缓解了本来十分激烈的秦王府与东宫之间的尖锐矛盾。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